「自古以来的固有领土」中西方的文化差异

2015-12-17 12:26| 发布者: admin| 查看: 4358| 评论: 1|原作者: 台灣獵戶人

摘要: 我们也必须理解中国「自古以来」对领土、主权的概念，也确实和西方不一样。

《何为中国》：定义中国「边疆」与「边界」的学术尝试

文:沈旭暉，信报财经新闻
2015年7月20日
二次编辑：猎户人

习近平上台后，中国对国家主权、国家安全等议题比从前更敏感，不少外国学者担心中国的边境问题，终会引发大规模军事冲突。而中国官方不时出现「自古以来的固有领土」一类辞汇，但在国际关係、国际法概念中，这种带着含糊笼统的不严谨说法，极为容易招致别有用心敌对阵营批判。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理解中国「自古以来」对领土、主权的概念，也确实和西方不一样。

就此中国学者「葛兆光」出版了《何为「中国」？－彊域、民族、文化与历史》一书，企图从历史角度出发，探讨「中国」这概念如何形成，以及对比中国与西方近代对「民族国家」的定义，就很值得参考。

「葛兆光」是历史学者，曾任上海復旦大学文学研究院院长、历史系教授，研究范围主要是古代中国思想史、宗教史，也曾在清华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任教，虽然来自祖国内地、研究刻板历史，但观点十分国际化，也强调对现世的应用价值。例如：他曾出版《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谈的是宋朝，焦点却是以此为「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何为中国》最值得重视的是，他认为西方近代对「民族国家」的定义并不适用于中国，尝试以「边疆」和「边界」的划分，来分析今天中国面对的问题。

历史上的「中国」或「大中华地区」，曾在不同时期指涉不同内容，全盛期包括今天的大陆与西伯利亚、朝鲜半岛、琉球列岛、台湾岛、南洋群岛、中南半岛等众多区域。然而自我国清朝晚期遭遇到来自东、西方强权列国纷纷而至强占土地与资源、同以船坚炮利军事行动鲸吞蚕食手段入侵中国疆域藩属，导致中华民族遭遇到千百年之未有变革，由于中国是在积贫积弱后所剩的领土，是经由无数次外敌逼迫下不得不自我战列内缩以求政体的自保，于是最终形成近代中国国土区域的形状。

但是，如果将昔日中国强盛时期的这种定义直接套在今天由二次大战结后由美苏英法日等国所垄断并刮分世界的国际政治格局，自然会大有问题。

因为正如：「葛兆光」强调，「中国」是以汉族为中心向外扩展的。他认为自秦朝统一战国时代的文字、单位和货币，加上汉朝「独尊儒术」，「中国帝国」的宏观概念基本形成。虽然其后中国政权与土地经历数次分裂和统一，但都以汉族包容、坚韧不拔为中心，进行各族群迁徙与再融合，以至于如：古代的匈奴、鲜卑、突厥、吐蕃等外夷都未能以对等政体的地位成为中国的「敌国」。

以唐太宗贞观之治为例，当时的西域和东洋多个属国纷纷称臣纳贡于中国，并按期赴京朝贡述职报告，整个东亚的政治和经济活动都以中国皇权朝廷为政体中心，汉族与各外夷族群进行紧密的政治、军事、经贸、文化、族群迁徙、异族通婚的交流。

「葛兆光」则认为，宋朝是中国民族主义的真正起源。这是因为当时宋朝中、晚期后，重文经而轻军武政策前提下，导致其周边形成多个实力相对均等的族群，至此中国才开始自觉自身与外族的差异，建构出「中国」的身份意识，并全面进入与其他国家对等的「古代国际关係」。与此同时，进入由蒙古族统治下中国元朝后，那些「原为唐、宋两代属地的倭国（日本）、安南、琉球、朝鲜等」疆域，却先后击退了元朝军队，衍生了前所未有的民族自豪感之余，也各自建构出别于「中国」的《小中华》身份认同，这也是中国不得不接受存在「国际关係」的开端。到了明朝，大量欧洲商人、传教士来华，献上世界地图，中国皇帝知悉中国并非世界中心，而是一个「亚洲国家」，完全改变了过去二千年的世界观。鸦片战争后，中国更是不得不回应现代世界的挑战了。

既然中国自宋代开始，就有了近代民族国家的雏形，比西方的同类政体发展早得多，葛兆光因此质疑，把西方学者”霍布斯邦”（Eric Hobsbawn）等的「民族国家」定义强加於中国是不合适的。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把欧洲分成「传统帝国」与「现代国家」两个时代，版图、主权的概念出现根本变化，但葛氏族认为中国由「帝国」过渡到「国家」的过程截然不同，因为宋代以后，中国作为一个「近现代国家」，亦保留了对无边「帝国」的想像。

那什么是「帝国的现象」？葛兆光在书中引述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观点，指出在讨论中国边疆时，必须清楚界定「边疆」和「边界」。「边疆」指的是中国在帝国时代，那些汉族管辖范围以外的含糊土地；「边界」则是现代中国作为国家时代，地图上标示的明确国界。潜台词是「自古以来」云云，乃模糊了两个概念。

既然中国的民族国家意识源自宋代，葛兆光认为中国的「边界」，自然也同样始於宋代。这是因为当时「中国」要认真面对周边外族「国家」的威胁，皇帝下令严格管制边境人员出入（其实唐代也一度闭关。例如，曾谈及唐三藏取西经就是偷盗出国的），结果加速了国家意识、「我者Vs(对上)他者」的身分认同，过程不单在划分边彊，亦讲求国内民族的融合。自此，「边界」外的外族国家，就明显不属於「中国」；而内部的其他民族，则被融化为广义的「中国人」。

然而，从当代国际关係的概念，我们不难发现这里出现了一个大问题：那宋代以后中国版图再扩张，特别是大清帝国一度也成为世界霸权之一，那宋后新加入中国「边界」的「边疆」地方，内部的民族意识应如何处理？明显地，他们并未完全融入中华文化体制。於是葛兆光提及，到了满清晚期，中国有学者认为满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等四个主要少数民族，都不能算是「中国人」，但照此理论，随后成立的中华民国，就不能包括汉族地区以外的新疆、西藏等地。由於没人敢担当「分裂国土」的罪名，中华民国成立后，也大力提倡「五族共和」作为建国方针。而「中华民族」这概念，也被其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继承。

从葛氏的研究会有什么启发？
由於「中华民族」只是民国之后的产物，比新疆、西藏等地各自的民族历史短得多，后者不断出现分离主义活动，而未能建立对「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也就容易理解。类似冲突在世界上不时发生，例如，俄罗斯的车臣问题，也是源於政治「边界」和文化「边疆」划分的重迭。假如，政府只强调政治概念的「边界」，是不可能解决境内民族问题的；而解决不了境内民族问题，却也会反过来为「边界」带来不稳定性，让其他邻国找到挑战中国「边界观」的理据。今天中国崛起之际，却面对四週边界或大或小的潜藏危机，归根究底，正在於此。

注:
(1)霍布斯邦（Eric Hobsbawn，1917－2012）:
20世纪最伟大左翼歷史学家之一，犹太人出身，希特勒上台后移居英国，一直是英国共產党员。他重点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起源，追溯至法国大革命、英国工业革命，并认为现代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也是在这些革命后才成型，相信「不是民族衍生出民族主义和国家，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建构了民族」。

(21954年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将国家属性确定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多民族”国家属性的确立。如今的“中华民族”只是中国56个,各民族的总称，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不提“民族自决”并不是对自治的否定。自决和自治，是两个根本有区别的理论范式，不能进行简单类比。简单地说，如果说自决正日益变成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自治则作为对自决和民族国家的否定。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
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
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胸襟、
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也无不与传统史学弘扬的统一意识、忧患意识对他们的熏陶有关。
在他们行为的背后，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有着肩负着一个民族的神圣责任，有着深深的忧患意识。

实际上，维护国家统一的价值观和心系天下的忧患意识，并不仅仅停留在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名人身上，而是像浓浓的血液流淌在每个普通华夏儿女的血管里。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既是平凡的人们对国家兴衰、民族存亡高度责任感的生动体现，也表明中国优秀史学遗产在现实社会中确实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正是这种世代相传且不断强化的民族凝聚力，使我们国家始终保持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形态，历经沧桑，长盛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