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代妈祖档案史料》述评 来源：《妈祖研究文集》，发布时间：2014-03-05 文:蒋维锬 通过对《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影印本的综合评述，揭示这批宫廷档案文件对研究妈祖信仰的文化内涵，乃至对研究清史，都具有权威性的史料价值。 2003年，蒙澳门镜海学园校长刘月莲博士引荐，笔者有幸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杨永占女史合作主编《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该书共收编馆藏各类档案149件，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影印出版。这批档案主要记录清廷在经略台湾、册封琉球、绥靖海疆、运输漕粮和其它一些重要施政中仰赖妈祖庇护，并报以褒封、赐匾、谕祭及敕建庙宇的事实，对研究妈祖信仰的文化内涵，乃至研究清史，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独到的权威性。现将笔者研读的初步领会试作评述。 一、经略台湾 清朝官方褒崇妈祖起因于经略台湾。康熙十九年(1680)清廷在削平 “三藩”之后，决心解决台湾郑氏割据政权问题，其第一步行动是由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率部克服厦门，把郑经所部赶出漳厦沿海，实现中国大陆的完全统一。万是福建晋江人，他和部属们都信奉妈祖。故在攻克厦门时即有意传播妈祖助北汛上风的神话，并以之为由奏请褒封。但当时朝廷对妈祖信仰所知甚少，礼部奉旨议题时，仅查得前明自永乐年间褒封后并未再封，遂议题按永乐之封号重新宣封。这便是清廷褒崇妈祖之伊始。但遗憾的是中国一史馆所藏康熙前的档案多为满文老档，故有关万氏奏折和礼部题本的汉文原档迄未发现。不过，我们从汪楫《使琉球杂录》中可以查到礼部这件题本的摘录：“查得康熙十九年福建提督万正色奏请封祀天妃，臣部题覆按永乐年间封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遣官献香帛、读文致祭在案。”[1] 郑经从厦门退回台湾后，于次年正月即病逝，随之郑氏小朝廷内部又经历一场废长立幼的宫廷政变。台湾郑氏政局的变故无疑对清朝最后完成国家统一大业极为有利。于是，经福建总督姚启圣疏荐，清廷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挂将军印，负责专征台湾。施琅也是晋江人，他自然深知水师官兵崇拜妈祖之实情。先是，康熙二十一年冬，施琅奉命驻师莆田平海卫澳，时适秋冬连续大旱，军中饮水奇缺，当他领部属寻找水源时，发现“缘迁界圮毁”的天妃庙前有一口废井，即把庙宇“稍为整扫以妥神”，复“遣人淘浚”，果然“泉忽大涌”，“昼夜用汲不竭，供四万众裕如也”。[2]继之，次年六月，清军进攻澎湖时，军中又传出天妃助战的神话。施琅因此在底定台湾后，即疏请加封。施之奏折原件亦未找到，但《康熙起居注册》记有：“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八月二十二日乙卯早，福建水师提督施琅请封天妃之神，礼部议不准行，但令致祭。上曰：此神显有默佑之处，着遣官致祭。此本着还该部另议。”(《汇编》P1)故施琅请封一事可以坐实。至于康熙令礼部另议结果如何，史料记载颇不一致。《天妃显圣录》仅记：“康熙二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钦差礼部郎中雅虎等赍御书、香帛到湄诣庙致祭。”而档案史料则有雍正三年巡台御史禅济布等之奏折：“经臣施琅恭疏具题，圣祖仁皇帝敕建天妃神祠于其原籍兴化府莆田县湄洲，勒有敕文以纪功德，遂又加封天后。”(P3)这件档案不仅为康熙二十三年晋封天妃为天后提供新证，还增添敕建湄洲祖庙的新史料。 清政府底定台湾后，虽在领土主权上实现了中国的完全统一，但对台湾的治理却不能不经历一个颇长的震荡期和磨合期，尤其是在乾隆以前，台湾民暴事变频频发生，俗有“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乱”之说。而官方在平定叛乱中则大力宣扬妈祖“显神赞顺”的功绩，以引导台湾民心归向朝廷。档案记载妈祖在台湾平暴抚民上受到朝廷褒嘉的事例主要有以下几次： 第一次是康熙六十年(1721)朱一贵领导的武装暴民攻陷府城，知府以下官员纷纷逃避澎湖。朝廷急令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率师赴台平暴。嗣因施病逝于军中，改由南澳总兵蓝廷珍接替指挥。这场民暴闹到康熙六十一年甫平。在平暴中，蓝廷珍(福建漳浦人)亦效法施琅在军中传播妈祖助师神话：“康熙辛丑夏五月，余统师平台，舟至鹿耳门时，海潮盈添数尺，舟师得被勇前进，先克安平，皆神明显应之力。”[3]而档案所存雍正三年(1725)禅济布等奏折亦称：“康熙六十年，台匪窃发，其时水师蓝廷珍、林亮等率师至鹿耳门，水亦骤长五尺，久而不退，舟师扬帆并进，七日克复全台。”奏折最后说：“臣等窃见复台以来，凡大小臣工片绩微劳，俱蒙宠赉，况天后之灵感昭昭，在人耳目，臣等仰恳圣恩亲洒宸翰，制成匾额。臣等请恭摹为三，一奉于天后原籍圣祖敕建祠，一悬于厦门镇祠中，一悬于台湾府祠中。”(P3-5)这就是现在我们所见各地天后宫大殿正中神龛所挂“神昭海表”御匾的来历。 第二次是雍正十一年(1733)台湾中部大甲番社及南部凤山县局部地区发生民暴。这次小规模的暴动其实很快即为台湾清驻军所平息，但福建总督郑玉麟为了给省城福州天后宫请匾，亦将此次平暴与妈祖灵应联系上：“上年土番不法，玉麟钦遵谕旨，征调官兵安抵台湾，克期奏捷。是皆圣主敬礼神明，得邀天后弘施庇护，感应之理昭然不爽。查福建省城南台地方，襟江带海，商船云集，旧有神祠，为万民瞻礼之所，恳求圣恩依照湄洲等处并颁御书匾额，敕令春秋祭祀。”郝氏还更进而请旨：“伏惟天后，凡在江海处所，灵应如响，其各省会地方如曾建有祠宇而未经设立祀典之处，并请降旨一例举行。”而奏折经礼部奉旨议题，除照准郝氏所奏外，还补充：“但各省天后祠宇不皆在省城之内，如省城旧有天后祠宇应照例令督抚主祭，如省城未曾建有天后祠宇，应令查明所属府、州、县原建天后祠宇择其规模弘敞之处，令地方官修葺，照例春秋致祭。其祭祀动用正项钱粮，造册报明户部核销。”(P46-47) 第三次是乾隆五十一年(1786)冬，台湾发生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暴，即由林爽文领导的天地会武装攻占彰化县城，杀死知府、知县等数十名官员，复将府城团团围困。朝廷初调福建水陆两路提督入台，部署从南北夹攻民军，不料因两军信息不通，难以协调，造成互相观望，久剿无功。乾隆复令已卸任福建总督的常青入台督师，而常亦因老气横秋，指挥不力，被撤换。最后乾隆下决心调陕甘总督福康安以钦差协办大学士衔办理将军事务，统领各路平暴大军。福氏果不负帝望，在战略上改保守防御为积极进攻，终于乾隆五十三年一月擒获林爽文等。在这次平暴中，乾隆十分重视仰赖妈祖神灵庇佑。据《平定台湾纪略》等书记载，相关的上谕及奏折多达十几件。今从馆藏档案已查证6件(P94-110)，如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十五日《着闽浙总督李侍尧查明天妃庙需修缮处及匾额联对尺寸上谕》： 现在剿埔台湾逆匪，一切军粮、火药等项皆由海洋运送，其派往之将军大臣及随征将弁人等远涉重洋，均须风色顺利，方可扬帆径度。因思该省向来崇祀天妃最为灵应，此次剿除逆匪，官军配渡尤必仰藉神庥，恬波效顺，自应将隆昭报，以祈助佑而达歆禋。着交李侍郎查明附近海口向于何处建有庙宇最称灵应之处，如稍有倾圮即行修葺完整，以肃观瞻，并将该处应用匾额联对开明尺寸奏闻，候朕亲书，颁发悬挂，用昭虔敬。(P96) 待李侍尧奉旨查明覆奏后，乾隆即“御书天后庙匾对各二分”，“送福建交与徐嗣曾，将一分送天后本籍兴化庙内安奉，其一分于厦门海口天后宫内敬谨悬挂。”(P100)李侍尧还将整修厦门天后宫的施工图样呈报朝廷审核。(P113)。暴动平定后，乾隆更是对妈祖又加封，又再御书匾额：“据福康安等奏，海洋三四月间风力平和，四月前尽可全数撤竣。仰荷灵祇默佑，官兵安稳遄归，允宜增益鸿称，褒崇封号。着于天后旧有封号上加增‘显神赞顺’四字，用答神庥而隆妥侑，并再书匾额一面，交福康安等于沿海口岸庙宇应悬处所敬谨悬挂。”(P108-109) 二、册封琉球 琉球国原为中国之藩属，明初起其历代国王均由中国皇帝遣使册封，直至清光绪五年(1879)被日本并吞为止。清朝对琉球册封共八次，其中前三次均在康熙朝，档案阙如。但好在这三次册封使者皆有专著传世，如康熙二年(1663)张学礼的《使琉球记》，二十二年汪楫的《使琉球杂录》，五十九年徐葆光的《中山传信录》等，可略补档案之缺憾。[4]册封使舟往返时间一般是利用夏季西南风汛从福建闽江口放洋赴琉，待到冬季再乘东北风汛回国。但因天有莫测风云，海上风汛尤其变化无常，使舟在远洋航行中仍难免不时遭遇风险。因此，自朝廷到出使人员心理上都寄望于妈祖的庇护，并在册封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套特有的祭俗。即皇帝在选派正副使的同时，要命翰林院撰拟祈、报祭文二道，交册使到福州代表皇帝诣天后宫举行祈祝祭祀，然后请神像登舟护航;使舟回来时，又如前仪举行报答祭祀。册使还京复命时，则必奏请为神褒封或赐匾等等。以上大同小异的俗套毋须赘述，下面主要对档案所记第四次至第八次册封中的一些个案略作评述。 第四次册封是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正副册封使为翰林院侍讲全魁、周煌。这次册事因风汛耽误而全程延长达一整年。现馆藏档案仅存乾隆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全、周返抵福州时所上《为册封事竣敬陈渡海情形折》。按：此件奏折为周煌《琉球国志略》所未收，而《志略》所载同年四月二十一日《请加封谕祭疏》又是档案所未发现，故这两件正可互相补充。前者是两位册使为“上慰圣怀”，船刚抵福州即将渡海情形先作简要奏报。这次封舟赴琉途中可谓一路顺风：“六月初二日登舟，初十日由福建之五虎门乘风放洋，十四日抵琉球之姑米山。”但正要靠岸时，却经历一场意外惊险：“讵意风势旋转东北，不得已下碇。候至二十四日夜，台飓大作，碇索十余，一时顿断，舟身触礁致损。仰赖皇上洪福，天妃效灵，神光现于桅顶，臣等得从惊涛之中赍奉节诏倚山登岸，随封二百余人皆庆生全。”至于回国时间拖延至翌年二月，则是因为：“原船损坏，该国王命工造船，及其报竣，臣等即以十月二十六日登舟候风，至十一月初七日出海，值风暴又起，仍回停泊。至十二月十二日护送之二号船始报入港，臣以正月三十日同由琉球国放洋，于二月十三日入福建五虎门。”(P66-68)两位册使回京后疏请褒封谕祭之折，则对封舟在姑米山前的那场风险，写得更具体而扣人心弦：“二十四日夜，台飓大作，碇索十余，一时皆断。舟走触礁，龙骨中折，底穿入水。时既皆黑，兼值雷雨，距岸约六七百步，自分此时百无一生。呼吁之顷，忽神火现于桅顶，又海面灯光浮来，若烟雾笼罩状，举舟之人，皆所共见。乃胥呼曰：‘天妃救至矣!’须臾，舟稍靠岸，赖一礁石透入舟腹，得不沉溺，复不漂流，以故解放本舟小船，次第救免。”由于这次历险获救，极显神奇，全、周二使乃建议琉球国王在姑米山建一座妈祖庙，并为撰书碑记。由于琉球首府那霸的上下两座天妃宫及天使馆等历史文物在二战中均毁于兵燹，故姑米山这座天后宫和石碑已成为中琉关系史的仅存实物见证(彩页P捌)。 第五次册封是在嘉庆五年(1820)，以翰林院修撰赵文楷、内阁中书李鼎元为正副册封使。馆藏有关此次册封之档案多达14件，形成一组比较完整的系列档案。嘉庆帝对这次册事格外地重视，其原因是当时海氛不靖，所以他不仅一般地关心封舟在海上的气象安全，而更担心其军事安全，若封舟遭遇海盗武装劫掠，那岂不丢尽天朝的脸面!因而他把双重的安全保障都寄望在虔祀妈祖上，便决定把事后褒封的成例改为事前褒封，在嘉庆五年一月二十九日一天连下二道上谕：其一是谕内阁拟定封号：“沿海地方崇奉天后，仰承灵佑昭垂，历征显应，溯查乾隆二年加增神号四字，嗣于二十二年、五十三年两次各加增四字。现在各洋面巡缉兵船及商船往来，均赖神力庇佑，着该衙门再拟加增四字，并着翰林院衙门撰拟祭文，即交此次册封琉球国正使赵文楷赍往福建敬谨致祭。”(P124-125)另一道是谕闽浙总督玉德派兵护送封舟：“现在洋面尚未能一律安静，着传谕玉德转该地方官将赵文楷等所需船只预备稳妥，并酌拨弁兵小心护送，俾得遄行无阻。”(P126)赵文楷等抵达福州领福建文武官员诣天后宫致祭宣封后，即于五月一日登舟前具疏奏明。(P128-132)，五月四日，玉德亦将遵旨办妥应办事具折上奏：“臣玉德先已照例选派闽安协左营都司陈瑞芳，南澳镇标左营守备王得禄挑选水师兵丁二百名，随带军械，分配两船，一切应用匠役对象均已预备齐全，并檄饬沿海各镇将带领舟师小心护送。”(P135-136)，据赵文楷等《为册封琉球事竣内渡回闽事奏折》，这次涉洋册封行程非常顺利，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大事故。嘉庆帝看到玉德报告“册封正副使船只平安回闽”的奏折，即提起朱笔批曰：“欣尉览之，敬发香枝致谢天后。”(P156)这次册事结束后还留下一个尾声，即嘉庆六年正月李鼎元上表《吁请加封天后父母》：“窃念天后以孝女成神，志或未尽，似应追封崇祀，以迓神庥。”(P165)按：妈祖父母自宋、元两次追封之后，明、清以来确未再加追封。此件奏折之后续档案虽未发现。但据《清会典》、《清朝续文献通考》等记载：“嘉庆六年，议准崇祀天后父母，请照雍正三年追封关帝先代之例，敕封天后父为积庆公，母为积庆公夫人。内部行文福建巡抚、江南河道总督，于莆田湄洲及清口惠济祠二处天后宫后殿制造牌位，春秋致祭。”[5] 第六次册封是在嘉庆十三年(1808)，以翰林院编修齐鲲、工科给事中费锡章为正副史。从档案所存齐鲲等《恭报回闽奏折》看，这次封舟往返亦颇为顺利。但齐鲲等回京复命时仍奏请赐匾。据嘉庆十四年二月十五日上谕：“前日册封琉球使臣齐鲲等回京复命，奏称封舟过海迎请天后既陈尚书、挐公行像于舟中供奉，甚着灵应……据该处耆民人等吁求御书匾额等语。此次册封琉球使臣海舟往返平安迅速，实昭灵贶，兹发去御书匾额三分，着张师诚接奉后，即于各处悬挂。”(P194)齐鲲的原奏折中还对请陈尚书和挐公协从护海之例加以说明：“按尚书陈姓，名文龙，福建兴化人。宋咸淳四年殿对第一，官参知政事，知兴化年军，为贼所执，不屈死。明时显灵，救护封舟，封水部尚书，立庙闽省南关外。国朝册封琉球，向例请天后、挐公神像供奉头号船，请尚书神像供奉二号船。”[6] 第七次册封是在道光十八年(1838)，以翰林院修撰林鸿年为正使、翰林院编修高人鉴为副使。关于这次册封的相关档案仅存二件，其一为林鸿年等《为抵闽候风放洋日期事奏折》：“兹据船户禀报，节交夏至，西南风顺，正可开行。谨择于闰四月二十七日恭赍诏敕，自南关登舟，并敬奉谕祭天后、海神祈文各一道，诣闽安镇怡山院虔诚致祭毕，即便放舟。”至于海上情况，则无以得知。但《天后圣母圣迹图志》录有林鸿年回京请求褒封赐匾之片奏及礼部题本等件：“此次琉球内渡途中，两次猝遇风暴，正在汪洋万顷之中，人力莫施，举舟惶悚，臣等虔诚祈祷，皆获化险为平，舟人咸谓神助圣朝宣显赞顺，……复查天后之神在我朝夙昭灵贶，迭荷加封，此次转危就安，显应彰着，合无仰恳皇上天恩，再晋锡加封号，并求御书匾额，颁发福建地方官恭摹悬挂。”事经礼部奉旨议题，并将公文“移会内阁典籍厅撰拟加封字样去后”，再由“内阁交出奉朱批‘泽覃海宇’四字”。[7]另一件档案为闽浙总督钟祥的奏折，重点是密折报告检查出使人员有否挟带走私物品之事：“钟祥钦遵谕旨密饬所属文武查察点验，除各船户自带海参、鲍鱼、鱼翅各土物压载外，该使臣家丁及护送弁兵等尚无私带物件及包揽商货等，并据委员等密向该国通事等查询，此次册使家丁及弁兵人等前往琉球国时亦无私带货物，包揽勒捐等情。”(P256)，可见当时出使人员的纪律检查颇严。 第八次册封是在同治五年(1866)，以翰林院检讨赵新、翰林院编修于光甲为正副使。馆藏相关档案有七件，包括赵新等关于《抵闽登舟候风放洋》的奏折，闽浙总督英桂等报告“使臣平安回闽”的奏折，赵新等为封舟化险为平而恳请加封、赐匾的片奏，同治帝《着南书房恭书匾额发闽省于天后等庙悬挂》的上谕，及宫中御书匾字录档和造办处发送匾额的呈稿等。据赵新奏报海上化险为平的事实经过是：“六月十九日舟抵球界之姑米外洋，连日因风信未顺，水深不能下碇，是日值暴期，断虹现于东北，午后黑云陡起，海色如墨，一船皆惊。臣等谨焚香默祷于天后……各神前。入夜黑云四散，仰见星光，阖舟额庆。又于十一月初十日自球返棹放洋，是夕复遇暴风，巨浪山立，越过船头，船身几没，复触礁砂，势极危险，臣等复于神前虔祷，化险为平。”(P341-342)但因此时妈祖封号已达60字，故部议不再加封，只予赐匾。 三、绥靖海疆 清嘉庆间，中国东南沿海出现多股海上武装势力，如浙江的凤尾，福建的蔡牵，广东的朱濆。其中尤以蔡牵集团的武装实力最为强大，先后聚众数万人，船只数百艘，横行闽、浙、粤三省海域达十几年之久，直至嘉庆十四年九月才被清水师歼灭。而朝廷为绥靖海疆，则付出了远比乾隆末镇压台湾天地会暴动更加沉重的代价。但《汇编》所收仅为与祭祀妈祖有关的两组档案。第一组是嘉庆五年两件：一件是浙江巡抚阮元奏称“艇匪土盗猝遇飓风打坏船只，余者亦漂出外洋，未知存否”。嘉庆帝览奏认为“此皆仰赖神明默佑海疆，欣慰之余，益深钦感”，遂“发去大小藏香二十枝，着该抚即敬诣天后宫、龙王堂供奉祀谢，并将两处庙宇匾额查明尺寸具奏，俟御书发往悬挂。”(P137-138)，此事在清代著名学者孙星衍的《重修台州府松门山天后宫龙王堂碑记》中，亦被大书特书：“嘉庆五年太岁庚申，为今抚部阮公莅浙之明年，察海巡之鸱张日久，将大创，预绝其赍粮、侦伺之路，先请捐制大战船，又奏请闽粤水师会剿。……六月二十二日合师，海风大作，一日漂没盗船数百，歼戮沉溺无算。设伏岛屿，擒获其窜匿者又数百人。海疆之民鼓噪相庆曰：‘抚部之功。’抚部曰：‘此天子之德。’天子曰：‘系神之功。’乃俞抚臣所请，发藏香，葺神庙，御书匾额悬于天后宫、龙王堂，以答神庥。”[8]但嘉庆帝心中有数，一阵飓风不可能给海盗武装构成毁灭性的打击：“朕闻浙洋盗匪凤尾等船在洋游奕者不下百余帮，为数甚多，此次即遇飓风，岂能尽行漂溺，或岛屿内尚有藏匪盗船亦未可定，仍当督饬镇将实力搜捕。”(P140)另一件是附于《着玉德派员往厦门虔谢天后助册使平安使琉》的上谕中：“蔡牵帮船沉没至四十余只之多，盗尸漂流五百余具，蔡牵是否在其中?即蔡牵未经淹毙，其船只漕风漂至何处。是否能在洋行劫，玉德等仍应饬属留心巡缉。(P144)可见飓风亦给闽海的蔡牵盗船造成严重损失。但嘉庆帝同样不相信飓风能彻底摧毁蔡牵集团的海上武装。 第二组是嘉庆十一年的三件档案。按：蔡牵集团经过一段休整后，实力即迅速扩张，其武装船只在台湾海峡“游奕洋面，倏东倏西，希图牵制官兵，乘间窥伺滋扰。”[9]至嘉庆十年冬，竟一度攻入台湾凤山县城，竖旗散札，自称“镇海王”，并勾结嘉义洪四老等团伙乘机滋事。嘉庆帝因之大为震憾，认为这是由于闽浙总督玉德“在闽有年，营伍废弛，巡哨缉捕，视为具文，以致如此，是玉德养痈贻患之罪，已无可辞”。[10]于是便学乃父乾隆起用福康安入台平暴的做法，把玉德降级惩办，复以五百里加急调命所谓“久历行阵，夙着勤能，于剿捕事宜素为谙练”的广州将军赛冲阿入闽，以钦差大臣的头衔统一节制闽浙水陆两师。嘉庆帝除“发去钦差大臣关防一颗”，并许以“一俟办竣之日，该将军及在事出力之员，均照剿平教匪之例，一体懋赏酬庸”之外，还特谕：“台湾远隔重洋，风涛靡定，特发去大藏香五枝，着赛冲阿敬诣天后宫代朕虔诚祈祷，以祈仰叩神庥。”(P174-177)赛冲阿刚行至途中，嘉庆帝又发去加急上谕，要他一面“饬玉德派调兵丁及一切军火预备齐全，再行统领出洋，庶以壮军威而寒贼胆”;一面“到厦门后应立即祗奉所领藏香亲诣天后宫虔诚代朕祭祷。再将带兵若干，何时放洋，并即由四百里奏闻”。(P178-180)然而，赛氏的对手与当年的天地会完全不同。因为蔡牵是海盗武装集团，其实力在海上而不在岛上，故其时岛上并无战事。而游弋在海上的蔡牵武装主力，主要还得靠李长庚所统率的水师力量追缉。嘉庆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嘉庆帝接到福建巡抚温承惠与水师提督李长庚同时拜发五百里奏折称蔡牵之船“于五月二十八日在鹿耳门内先经副将王得禄等配载兵船冲入贼阵，攻获盗船三只，歼毙贼匪甚多。贼匪窜出鹿耳门，适风狂浪大，复又击破十余只，淹毙贼匪无数，续被官兵擒获二百余名。复经李长庚在大岞等洋面瞭见贼船溃逃，击沉一只，又拿获贼船三只，歼擒贼匪一百七十余名”。当即发谕：“此次溃逊之际，适台飓大作，将贼船击毙多只，而兵船无一损失，官军声势倍增。此皆仰赖天神佑助、曷胜钦感。着发去大小藏香各五炷，着温承惠亲诣沿海各处天后宫敬谨代朕祀谢，并默祈速净贼氛。”此后，因未发现有祭祀妈祖之档案文件，故亦未备编。但从《仁宗实录》上看，清剿蔡牵之事尚颇曲折。其原因主要是当时福建水师的装备实力不如蔡牵，官船比贼船少而小。李长庚曾奏称：“提督所坐之船，为通帮最大，及并拢蔡逆之船，尚低至五六尺，是以不能上船擒捕，致被免脱。”[11]至嘉庆十三年正月，李长庚在一次追击贼船时，竟“被贼船炮子中伤咽喉、额角”而阵亡。朝廷只好调王得禄接替指挥水师。王果不负所望，嗣经艰苦征战，终于嘉庆十四年九月把蔡牵击毙。朝廷晋封王为子爵，赏戴双眼花翎，使他成为清代爵位最高的台湾籍军人。 四、运输漕粮 元、明、清三朝均定都北京，其京师军储民生所需之粮食，须从江南调运，史称漕运。历史上的漕运有河、海两条路线。元朝是由河运改海运，明朝又由海还归河运。而清朝则是先河后海，即道光以前是效法前明，利用京杭大运河为漕运干线，并在江苏淮安府设漕运总督。淮安位于运河中心点，其地“北达河泗，南通大江，西接汝蔡，东近沧溟，乃江淮之要津，漕渠之喉吻”。[12]早在南宋，郡城内即建有顺济圣妃庙，元代列为漕运谕祭之庙。明永乐间陈瑄开清江浦，通运入淮，又新建一座天妃庙。后因河道改变，至明正德间，复在清河入淮口(俗名清口)再建一座惠济祠，祀天妃。此祠以后成为清朝官方在漕运上最主要的致祭之庙。乾隆六次南巡均曾驻跸于庙，并为撰书碑记、匾额、楹联。乾隆五十三年平定台湾天地会暴动后，复将惠济祠同湄洲祖庙一起列为春秋谕祭之庙。(P111-112)嘉庆帝更是异想天开，干脆在大内御园仿建惠济祠和河神庙各一座，专供皇家祭祀。即于嘉庆十七年六月降旨着两江总督百龄亲赴清江浦查明惠济祠的格式规制：“目下大河为东南利赖，民命攸关，朕宵旰勤思，刻求贶佑，以冀安澜顺轨，永庇民生。今拟于御园内添建祠宇，着百龄亲赴清江浦，于崇祀各神如天后惠济、龙神素昭灵应，载在祀典者，将神牌封号字样敬谨详缮，遇便陈奏，俟庙宇落成，照式虔造供奉，以迓神庥。”复谕：“着百龄至清江时，将惠济、龙神神庙殿宇层数，基址丈尺详细查开，绘图贴说，附报呈览，以便仿照建盖，以妥神灵。庙内如系书写神牌，即遵前旨将封号字样敬录陈奏;若神位或系塑像，该督并即遴选工绘事者敬谨摹绘，装裱进呈，将来庙宇落成，庶可虔诚供奉也。”(P206-210)嘉庆二十年，又谕由礼部每年春秋派员致祭：“江南清口建有惠济祠，供奉天后神像，素彰灵应，于乾隆五十三年钦奉谕旨，颁发祭文，令地方官于春秋二季虔诚致祭，列入祀典，朕前因廑念河防，不能亲诣神祠吁祝，特于御园内仿照江南规制建立惠济祠，河神庙二所，岁时升香展礼。自兹以后，连岁普庆安澜，仰庇灵庥，实深虔感……着于每岁春秋二季一体致祭，届期派管理圆明园大臣一员肃恭将事。”从此以后，每年春秋二季皆由礼部题本委派大臣一员诣园行礼致祭，直至咸丰十年(1860)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毁为止。 大运河对清代漕运虽然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亦有其局限性，主要是运河水源来自所经地区的河流湖泊，而各处流水在不同季节水位落差不定，特别是借用黄河水的路段，每年伏秋大汛，上游黄水泛滥，势必给下游的运河构成严重威胁，一旦漫堤决口，黄河所挟带的泥沙淤积于运河，就会造成河道堵塞，故清朝设有专门负责治河的河道总督一职。《档案汇编》中关于因黄河水涨威胁漕运而祈祀于妈祖等神明的记载就有多件。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八月的两道上谕略谓：“前因李奉翰等奏报河南长水情形，势颇旺盛，虽未免张大其词，但豫省既经长水，江南地属下游，究竟河水曾否加长，及修防情形若何，未据书麟等奏报，甚为廑念，因降旨询问，并发去藏香三百枝，交该督等敬谨收贮，以备随时拈香叩谢。今据该督等奏称水势已渐消落，工程悉臻平稳，此皆仰赖河神佑护，得庆安澜，披览之余，倍深敬感，该督等即当遵照前旨，于天后宫、清黄交汇处龙神庙、陶庄引河龙神庙三处虔诚致祭，用答神庥。”(P117-118)嘉庆十年(1805)九月的一道上谕：“铁保等奏：霜降已过，秋汛安澜。此皆仰赖河神默佑，获庆安恬，……着发去大小藏香各十炷，交徐端敬诣各处河神庙代朕致谢，以答灵贶。并虔祈清水畅位，浮送回空帮船及早归次。”(P167-168)嘉庆二十四年二月一道上谕更有意思，说的是嘉庆十七年在大内御园建造惠济祠之后，次年九月竟发生“黄河南岸睢州下汛忽有漫口之事”，而正当皇帝自疑“岂因诚意未孚，不能上邀鉴佑，当谕在工各员赶紧堵截”之际，却又因“滑县教匪滋事密迩睢州，不能不暂停工作”。工程因此被延误了一年。又没想到在“此一年内黄河因漫口经行数百里澄清后，灌入洪泽湖，畅出清口，直达尾闾，将一路河身海口全行刷涤深通”。从此以后，竟然“数载轨顺澜安，民生永奠，此实转祸为福。神力斡旋有不可思议者”。(P218-219)嘉庆二十四年八月一道上谕，也是说黄河漫堤之事，即“祥符上下汛六堡均漫水过堤，先后蛰塌三十余丈”。幸而“大溜并未掣动，现在抢办以期克日蒇事”。嘉庆帝认为“河水漫溢并未掣动大溜，此皆仰赖天、神默佑，护保无虞”。即着军机大臣“传知二阿哥恭诣御园内天后宫、河神庙敬谨拈香，代朕祀谢”。(P220-221) 清朝漕运由单靠河运改为河海并举，其原因还是由于黄河水灾。即道光四年(1824)秋汛，黄河爆发特大洪流，殃及洪泽湖决口，苏北饱受涝灾。水退之后，“运河底高一丈数尺。两滩积淤宽厚，中泓如线”。河道最狭处只有五六尺，最浅处只有四五寸，“船只往往胶浅，进退俱难”。[13]为此，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上疏建言：“河道既阻、重运中停，河漕不能兼顾，惟有暂停河运以治河、雇募海船以利用，虽一时之权宜，实目前之急务。”英和指出，当时上海有三千艘商船从海上往返于沪津之间，而商船北上往往放空，故“以商运代官运，则舟不待选，丁不待募，价不待筹”。于是，朝中经过一番辩论，道光帝终于同意先从江苏省的苏、松、常、镇、太仓四府一州试行海运，“上命设海运总局于上海，并设局天津。”事经将近一年的筹备，于道光六年二月首试海运。总共“雇沙船千艘，三不像船数十”，运米“为五六十万石”。[14]开航前，主运事的江苏巡抚陶澍亲诣黄浦江天后宫“虔诚斋祷，祈得平安”。海运途中，“船正抵黑水大洋，迭漕风暴，危急时若有神助，并未损失一人。即有遭风断桅，各船米石毫无漂失”。道光帝“览奏实深钦感，着发去大藏香十炷，交陶澍祗领，遣员诣各处神庙敬谨祀谢”。并特谕：“天后之神迭彰灵应，我朝屡加封号，本年海运化险为平，显应尤着，着礼部察例拟加封号，候朕酌定，以昭灵贶。”(P229-230)封号经礼臣议进后，奉朱笔圈出“安澜利运”四字(P231-233)。初次海运显示高效率、低成本、安全系数高的优点，促使朝廷终将海运列为长久之策。至咸丰三年，(1853)又将海运省分扩大到浙江和福建。如咸丰三年八月浙江巡抚黄宗汉《为请赐御书匾额事奏折》：“浙省漕粮本年举行海运，事属创始，一切事宜均参酌苏省旧章办理。”(P288-289)，咸丰七年闽浙总督王懿德《请颁御书匾额事奏折》：“咸丰三年钦奉谕旨采办米石运赴天津，惟自闽至津，逆流而上，必须南风司令，方可扬帆北驶，此次各帮米船放洋之日，均已将交秋令，风汛早已逾时，经该官等虔诣闽县南台冯巷天后宫及泗洲铺水部尚书陈文龙庙竭诚斋祷，以期早应京需，果于米舡放洋之后，即陡转南风，俾各船一律抵津，倍形迅捷，往返极为稳度，人舡均获平安。”(P310-311)清代的海上漕运扩及福建，于此仅见。 五、其它事件 除以上四端外，其它值得特别一说的档案史料，尚有以下几件： (一)敕建浙江海宁县海神庙。海宁地处钱塘江出海口，其海塘堤防“为杭、嘉、湖、苏、松、常等郡之保障”，朝廷每年要动用大量钱粮对工程进行维修加固。当地民间则有奉祀江神、潮神以祈保海塘平安度汛的习俗。雍正七年秋汛，“海塘险而获安”，“上谕发帑金十万两建海神庙”。这一空前绝后的举措，既反映了雍正帝的信仰观，也从一侧面显示当时国库之充盈。但海宁海神庙原祀并非海神妈祖，而是以吴越历史人物伍员、钱镠等为原型的江神、潮神。迨雍正七年冬，由于新任浙江总督兼巡抚李卫笃信妈祖，他认为海神庙最应奉祀的是海神妈祖，故即疏请在海神庙东轴线，特安排一组天妃阁建筑：“南省所称海洋灵神惟天妃为最，历朝俱有褒崇，……闽浙土人称为妈祖，在洋遇险，祈求随声而应，故海船只出入之口岸莫不建庙奉祀;而闽、广、苏州等处庙貌辉煌，且内有楼阁台池，山石花木，极其华藻。今奉旨启建大工，钱粮又多，自必更加壮丽，以肃观瞻，拟于正殿之东另建天妃阁。”(P31)北京一史馆尚存李卫进呈御览的《庙工图式》一轴，图长3.10米，宽1.46米，工笔彩绘，黄绫装裱，画面建筑布局并列三条轴线，每一座建筑物旁均贴一小纸片，标注该建筑的名称、开间、面宽、进深和脊高。(彩页P贰) (二)改建杭州天主堂为天后宫。此事也是李卫的主意，但他事前奏明朝廷，并得到雍正帝的首肯。其事渊源于康雍两朝的禁教，即1704年罗马教廷下令不许中国教徒参与崇祀孔子和祖先的活动，康熙帝因而亦诏令全面禁教。迨雍正执位，实行更严厉的禁教措施，下旨把外籍传教士全部驱遂出境，各地教堂建筑亦随之被拆改或废弃。惟杭州天主堂因标榜系康熙所敕建而未被拆改。事情胶着至李卫到任，调查其所谓敕建的事实真相是，康熙三十八年该堂创建时，适康熙南巡，德着玛诺神甫曾在杭州接驾，康熙帝一高兴即赏银一百两，“玛诺即称以此项添造，其实并未有谕旨敕建。因藉以为名，故未拆改”。李卫把史实查清后，即一面派人将病中的玛诺护送去澳门，一面上折奏请把天主堂改为天后宫。其奏折云：“伏思海洋中，惟天后最显灵应，即外彝西洋各种之人无不敬畏，本朝屡奉敕封褒崇，……臣意将天主堂改为天后宫字样，诸凡合适，不用更造，只须装塑神像，择德行羽流供奉香火……则祀典既清，异端亦得靖其萌孽矣。是否有当，相应请旨钦遵。”雍正朱批：“甚好。”(P35-38) (三)沈葆桢办理台湾海防与奏封海神。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借琉球船只在台触礁船员登岸被原住民牡丹社所杀事件，派兵侵略台湾，攻占琅乔。清廷为彰显中国主权，派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率兵入台勘办琅乔事件。由于中国态度强硬，日军战事不利和英美出面干涉，事经外交谈判，签订《中日台湾事务专约》，以中国赔偿受害人员50万两换取日本撤军而告终。琅乔事件后，清廷更加警惕日本染指台湾，推行更为积极的治台政策，尤其对台湾东部海防，通过“开山抚番措施，在后山(台东)屯兵驻防，并成立卑南厅行政机构，使有效统治真正扩大到东海岸山地的原住民聚居区。沈氏在台还顺应民意，奏请追封郑成功为延平邵王，建祠奉祀，追谥“忠节”。复连折奏建苏澳、安平两处海神庙，并求赐封。(P360-367)其前一折是“光绪元年四月十三日军机大臣奉旨着照所请，礼部知道。”查《清德宗实录》当年果有“四月十三日，以神灵显应，敕加福建台湾海神封号曰敷仁”的记录。但经笔者查证，此次褒封的海神并非妈祖。按：清官方文件中常将妈祖与海神混称，时或合二而一，时又一分为二。据档案史料记载，清代妈祖封号至咸丰朝时已达60字，即：“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福佑群生，诚感咸孚，显神赞顺、垂慈笃祜、安澜利运、泽覃海宇、恬波宣惠、导流衍庆、靖洋锡祉、恩周德溥、卫漕保泰、振武馁疆。”[15]至同治十一年又以海运绅董郁熙绳表请而加封号“嘉佑“二字，同时礼部议题：“封号过多，转不足昭郑重，自此次敕封后应于各该处神牌一体缮入，即以此为限。”[16]《清史稿•礼志》亦载：“封号至六十字不复加……天后加至六十字，复锡‘嘉佑’。”沈葆桢在台湾只奏请加封海神而未奏请加封天后，或许即由于同治十一年的议限。但是后人仍是把“嘉佑”和“敷仁”合成“嘉佑敷仁”，凑成所谓清代妈祖封号达64字的说法。 (四)华侨捐资赈灾。晚清时期，由于国运衰微，朝政腐败，连年战败陪款，弄得国库虚空，每遇重大自然灾害，朝廷赈灾无力，除求祷于神明外，还派遣有号召能力的绅董到南洋各埠向华侨劝捐助赈。《档案汇编》中即有两件以华侨助赈之功奏请朝廷为会馆天后宫赐匾的折子。一件是前福建巡抚丁日昌《为南洋华商捐赈请颁匾额折》，略谓：因晋、豫奇荒，广筹赈款，曾派富绅陈占鳌等到南洋各埠募得赈款三万零九百三十三两之鉅，而在前往劝捐时曾祷于潮州会馆关帝、天后，幸邀神贶，往返顺利，因恳颁给该会馆关帝、天后御书匾额各一方。”五月十五日，军机处奉旨：“潮州会馆崇祀关帝、天后，仰邀灵贶，着南书房翰林恭书匾额一方，交丁日昌抵领，转发该绅商等敬谨悬挂。至该处绅商捐资助赈，实属好义急公，着丁日昌传旨嘉奖。钦此。”(P377-383)另一件是两广总督谭钟麟奏《为商民助赈请颁匾额》的折子，称旅居新嘉坡的潮州籍侨民“凑集捐银六千两，请转解山东助赈，为薄资不敢仰邀奖叙，惟往来海上，恒赖天后默佑，风波无惊，敬恳奏请恩颁匾额于新嘉坡天后庙，以酬神贶。”同年四月二十九日朱批：“着南书房翰林缮写匾额一方，交谭钟麟等转行给领悬挂。钦此。”(P407-409) (五)重建上海天后宫的波折。上海天后宫原在小东门外的黄浦江畔，清末因其址被划入法租界而改建为金利源码头，官民祭祀只好改借商船会馆天后宫举行。光绪五年，出使俄国大臣崇厚鉴于当时出国使臣多从上海乘轮出发，疏请重建上海天后宫，以便于出使大臣祭祀，并将其附属建筑作为出使行馆。当时恰好苏州河畔有一片由招商局购回的宅基地，可作建庙之用。至于资金问题，崇厚建议“于出使经费项下酌拨。”经御批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题认为：“重建天后宫，并以余屋作为出使大臣行馆，诚为一举两得，惟出使经费一款于各关六成洋税内酌拨，进项并无定额，现在出使各国，事属创始，每年各处用项亦无确数，此项拨款有无盈绌，当难预定，该大臣所请由出使经费项下拨款之处，事属碍难匀拨，应请饬下南洋大臣另行筹款兴修。”(P372-376)朝廷既没有钱，海关税收提成又靠不住，旨意只好依总理衙门所议了。后来经崇厚等多方斡旋，终于由出使各国大臣和北洋大臣李鸿章、上海道刘瑞芬等带头捐款，再向各船帮募捐，共得5万余两，于光绪十年建成新庙和行馆。同年十二月内阁奉上谕：“天后素着灵应，江苏上海县重建天后宫于本年闰五月一律工竣，着南书房翰林恭书匾额一方交曾国荃祗领，敬谨悬挂，以答神庥。”(P401)这座与我国外交史有密切关系的天后宫历经沧桑，仅剩正殿，于1977年将原构落架移建松江区方塔园内。 注释： [1]《国家档案馆藏琉球资料汇编》上册881-882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 [2]施琅《师泉井记》原碑存莆田平海天后宫。 [3]台南大天宫存蓝廷珍“神潮征异”匾额款文。 [4]三部《使录》均载《国家图书馆藏琉球数据汇编》。 [5][13]刘绵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一八五《群祀二》、卷十七《海运》。 [6]齐鲲《续琉球国志略》卷三，《妈祖文献资料》287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 [7]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清同治刊本《天后圣母圣迹图志全集》(封面题签改为《妈祖图志》)第二册。 [8]孙星衍《瀛洲笔谈》卷一，《妈祖文献资料》281页。 [9][10][11]《清仁宗实录》卷一四六、一五七、一六五。 [12]《漕船志》卷一，《中国古船图谱》188页，三联书店，2000年。 [14]《清史稿》卷一二二《食货志三》。 [15]《同治五年谕祭天后文》载赵新《续琉球国志略》，《国家图书馆藏琉球数据汇编》第三册143-146页。 [16]《上海县续志》卷十二，民国七年刻本。 图注:  平海天后宫，俗称“娘妈宫”，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平海镇海滨路。始建于北宋咸平二年（999年），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靖海侯施琅奉敕重建，乾隆十五年(1750年)闽浙总督的喀尔吉善重修，并亲撰碑记。现存主要建筑有大门、内庭、大殿及两庑。大殿为重檐歇山顶，抬梁穿斗式木构架，面阔五间，进深五间。整个庙宇拥有明暗立柱共108根，故也被称为“百柱宫”。宫内存有《师泉井记》和《平海天后庙重修碑记》等古碑刻。开台首尊妈祖金身（现供于台南大天后宫）就是来自于平海天后宫。平海天后宫迄今已有1015年历史，是全世界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宋代宫殿式原构妈祖行宫，也是世界第一座妈祖分灵宫庙，为福建省第三座“国保”妈祖庙。    上图: (1)施琅所题“师泉”。 (2)涌泉济师，清初平海天后宫曾是施琅将军攻打台湾驻军之地，据说当时因干旱缺水，水师将士士气低落，军心不振。之后，施琅诚心祈求妈祖显灵庇佑，掘枯井得水。这就是有名“涌泉济师”。因此施琅将军亲书立于井边的“师泉”石碑也成了清政府收复台湾的历史见证。 (3)《师泉井记》碑，此碑为康熙二十二年，施琅回朝奏请清政府，重修平海天后宫，重塑妈祖金身，并撰写此碑，内容有传颂妈祖显灵赐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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