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9年，邓小平 与 戈尔巴乔夫 会见追忆 文:李景贤 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对我国进行了正式访问。 5月16日上午，邓小平同志与 戈尔巴乔夫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会见(下图)，宣告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最终实现，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  外长互访为高级会见做准备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苏联解体，中苏关系这段历程相对比较短，只有42年零86天。 其中，有过不长的美好年代，但更多的是不堪回首的岁月。1988年秋天，随着牵制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逐步得到消除，特别是《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开始有了眉目，作为这一“正常化”标志的中苏高级会见，自然就被双方摆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中苏双方商定，两国外长于1988年12月初、1989年2月初先行互访，为中苏高级会见做准备。 中苏两国外长已经有30多年没有来往了。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只是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曾见过几次面。因此，”钱其琛”外长把这次出访苏联看得很重，称之为“破冰之旅”。对于姗姗来迟竟达几十年之久的这次中苏外长互访，两国高层自然寄以厚望。 1988年12月1日，钱其琛外长到达莫斯科，开始对苏联进行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这是30多年来中国外交部长首次踏上苏联的领土。中苏两国外长着重就早日彻底解决柬埔寨问题交换意见，并达成了一些共识。 钱其琛在回忆录《外交十记》中说，访问期间，他同谢瓦尔德纳泽三次会谈，共约6个半小时，会谈重点是柬埔寨问题，达成了协议。双方还讨论了关于苏联在蒙古国驻军、中苏两国边境地区驻军裁减、边界谈判等问题，同样取得一些进展。 12月2日，”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钱其琛外长。这是他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继1985年春、冬两次在莫斯科会见”李鹏”副总理以后，第三次会见重要的中国官方人士。此时的戈尔巴乔夫才不过五十七八岁，但入主克里姆林宫已快四年。当时，他正在大力推行旨在使苏联摆脱“停滞”困局的“新思维”。中苏关系正常化即将实现；苏美关系没有太大的波折；东欧“改制”的苗头虽已显露，但戈尔巴乔夫自信仍可维系“华约”集团于不散。他见到钱外长时，在轻松的气氛中，滔滔不绝地讲，国内改革、苏中关系、国际大势，都谈到了，给人一种“春风得意”的感觉。 在交谈中，戈尔巴乔夫主动说：对于苏中之间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苏方“也有过错”。这是在长达1小时40分钟的会见中，戈尔巴乔夫所说的最有分量的一句话。听得出来，此话不是随便说说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有备而讲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正式向我方承认有过错，这在中苏关系史上是比较少见的。 谈及中苏高级会见时，戈尔巴乔夫还主动表示，出于种种考虑，他准备前往北京。鉴于在这次会见前，双方已就《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时间表》这一关键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钱外长便顺势转达了中国领导人欢迎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访华的邀请。 参照他的表述，苏方与我方还达成了以下共识：中苏高级会见，是指邓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就这样，戈尔巴乔夫1989年正式访华，与邓小平举行高级会见一事便正式定了下来。 1989年2月2日至4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对中国进行了回访。这是新中国成立40年以来，到我国进行正式访问的第一位苏联外交部长。他是苏联最高层第三四号人物。 中苏两国外长，就早日彻底解决柬埔寨问题继续交换意见，又达成了一些新的共识。 由于小平同志2月4日，将在上海会见谢瓦尔德纳泽，中苏两国外长便于3日一起飞抵沪。 在会见中，老人家(邓小平)说出了已成为“世纪经典”的八个大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他(邓小平)还扼要点明了：与戈尔巴乔夫见面时，大体上讲些什么，怎么讲。 后来，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会见时所发表的那篇运筹帷幄达三年多、成竹在胸的“5·16谈话”，便是他与苏联外长这次谈话的深化与扩展。 谢瓦尔德纳泽在交谈中说，戈尔巴乔夫建议5月15日至18日访华，两国外长已经谈了这个问题。他显然是想打个马虎眼，让小平同志先确认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日期，使之成为既成事实，然后避开苏方依然感到有点棘手的《柬埔寨》问题。 小平同志，当即识破了苏联外长的这个小计谋，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两位外长的谈话还未结束，希望你们继续工作。老人家(邓小平)还幽默了一句：访问日期由两位来定，“我听你们指挥”。 2月6日，双方发表了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声明，同时宣布戈尔巴乔夫将于1989年5月15日至18日正式访问中国。  上图:1989年2月4日，中国国家主席邓小平 与 苏联外长 谢瓦尔德纳泽，在上海会议上聊天（图源：AFP/VCG） 有位智者曾精辟地指出，中苏外长互访标志着两国关系实现了“半正常化”。 将近20年过后回想起来，在这一去一来的两国外长互访中，我方与苏方就柬埔寨问题谈得很艰苦。在这里，我想举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钱外长访苏期间，在戈尔巴乔夫将要会见他的头一天晚上，双方就柬埔寨问题长时间进行磋商，但总是谈不拢，卡在一个关键问题上。第二天清晨4点来钟，钱外长因国外的环境特殊，“无法运筹于帷幄”，只好顶着莫斯科严冬零下20多摄氏度刺骨的寒风，同两位主要顾问，在那堆满着雪的宾馆院子里“遛弯”，“决策于穹庐”。此时，其他随行人员还在梦乡。我跟随钱其琛同志在莫斯科谈判多年，记得很清楚，以“遛弯”这种独特方式进行内部沟通，乃“家常便饭”。 在苏联外长访华之初，双方本来就已商定，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声明和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日期同时发表和宣布。但是，商定戈访华日期后，苏联外长却突然变卦，不愿发表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声明。为此，钱外长与他在北京谈，在上海也谈，在从沪返京的包机上亦谈，在首都机场贵宾室还在谈，坚决要求苏方信守诺言。 钱外长后来忆及这次外长互访时曾说过，那三四天在莫斯科和北京，“几乎夜夜无眠”。 两个具有政治含义的礼仪安排 在中苏高级会见的准备工作中，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两个具有政治含义的礼仪安排： 其一，对苏联人仍以“同志”相称 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前，中共与苏共无论在口头上，还是在书面上，均以“同志”相称。在新中国成立后很短一段时间内，中苏双方在书面上曾互称“先生”。 毛泽东主席1949年底至1950年初第一次访问苏联时，苏方在公开报道中就称他为“先生”。听说，国内有些人当时对苏方这一做法感到不可理解。对此，我求教过长期主管对苏工作的”余湛”副外长。他解释说：这只是一种策略考虑，以免西方怀疑我国是苏联的“附庸”。为此，双方事先有专门约定。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之后，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双方在书面上就改以“同志”相称。 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双方以“同志”相称。赫1964年下台后，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对苏联人是否仍以“同志”相称，便成了一个比较敏感的政治问题，但我们也没有称其为 “先生”。1969年春夏在两国边境地区发生严重的流血冲突后，当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在首都机场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时，第一句话就是：“你好吗，柯西金同志？”戈尔巴乔夫1985年入主克里姆林宫之后，双方都希望使中苏关系由冷转暖，而且，两国实际上依然承认彼此的社会主义性质。于是，对苏联人是否称“同志”，问题就不像过去那样敏感了。在小平同志请人给戈尔巴乔夫所带的口信中，对他就以“同志”相称。尽管这样，鉴于中苏关系长期严重恶化，在戈尔巴乔夫来访及此前的两国外长互访时，对苏联人究竟以何种敬语相称，还是作为一个问题提了出来。有些人认为，对苏联人可以称“同志”，因为苏联仍然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在那里执政的依然是共产党。但有些人则指出，中苏对立、对抗了20多年，甚至还兵戎相见过，党际关系早已中断，彼此间毫无“同志” 情感可言。 对苏联人究竟如何称呼，最后是这样定的： 在访问日程表、宴会请帖上，称戈尔巴乔夫及其他苏联人为“同志”； 在会见、会谈中，不妨也称一两次“同志”，但不可过于频繁；在新闻报道中，对苏联人一般以职务相称。 写到这里还应提一下，小平同志1989年5月16日，会见 戈尔巴乔夫 时，在讲完“结束过去”后说： “目的是让苏联同志们（着重号为笔者所加）理解我们是怎么认识‘过去’的”。 1991年8月25日，戈尔巴乔夫 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他便成了我们称为“同志”的最后一位苏联最高领导人。 其二，与苏联人见面时“不拥抱” 谈及与戈尔巴乔夫访华有关的问题时，小平同志曾特别交代：与苏联人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礼仪问题，它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小平同志是我党对外关系的决策人之一，与苏共及其他共产党的领导人多次举行过谈判。他对国际共运的历史十分了解。见苏联人时“不拥抱”，这是老人家针对20世纪下半叶那段曲折的国际共运史和中苏关系史有感而发。“不拥抱”这三个字形象地勾勒出中苏关系未来的定位：睦邻友好合作，而不是20世纪50年代的那种结盟“抱团”。 后来我听一位苏联朋友说，中方礼宾人员曾把这一提醒特意透露给苏联驻华大使馆，特罗扬诺夫斯基 大使又立即将其报告了 戈尔巴乔夫 本人。1989年5月16日10时，戈尔巴乔夫见到邓小平同志时，确实没有忘记这一“提醒”，只与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握手。不过两人握手的时间相当长，有位朋友看电视直播时掐着手表算了算，整整35秒钟。 口译工作的特殊安排 对于小平同志与苏方客人会见时的口译工作，外交部领导做了周密安排。记得1989年元旦一过，钱其琛外长就对我说，谢瓦尔德纳泽外长来访时，小平同志要见他，可考虑安排一位精通俄语、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当翻译，同时也让一位年轻有为的翻译在场“见习、见习”。过后不久，他指定了这两位高翻的人选。 大约在3月下旬，钱外长又特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交代了一项不太寻常的任务。他说：小平同志2月初与谢瓦尔德纳泽外长交谈时，听苏方译员百订林讲的汉语感到比较费劲。老人家很快就要会见戈尔巴乔夫了，要想个办法，让他所说的每句话都能够清清楚楚地传译给小平同志，以便老人家听起来不再感到费劲。我听后提出了两种方案： 一种方案是：小平同志说的话由苏方译员翻，戈尔巴乔夫说的话则由我方译员翻。这种口译方法在20世纪50年代比较常见，但后来很少用了。况且，我担心苏方译员译小平同志的话时，翻得不够全面和准确。 另一种方案是：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所说的话，由我方译员一个人翻译。但苏方未必会接受这种办法，因为在国际上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大国领导人相互交谈时，如遇语言不通，则“各翻各的”（由本国的译员翻译本国领导人所说的话）。在近20年中苏会见、会谈的口译实践中，都是这样做的，无一例外。 钱外长赞成后一种方案。他说，要努力与苏方人员沟通好，讲清楚这是“一次性的特殊安排”。我与苏方人员几经沟通后，对方终于对这种“一次性”安排的“特殊性”表示理解和尊重。于是，钱外长便指定外交部俄语界的后起之秀宫建伟作为邓戈会见的唯一翻译。 写到这里，顺便说一个小插曲：5月16日10时一过，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入座前的两三分钟，我与苏方主翻百订林作为双方的主要记录人，在两位领导人所坐的沙发后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百订林故作“怒”状，操着一口并不太生硬的“京腔”，用手轻轻捂着嘴冲着我说：“我早就猜到，肯定是你这小子给我使的坏，剥夺了我今天在头儿面前显摆（指给戈尔巴乔夫当翻译）的机会！”我跟“老百”很熟，即使在中苏关系最为艰难的日子里，我们两人也保持着一种不错的个人关系。于是，我立即挑了几个挺“油”的俄文词，给他回敬了过去，汉语的意思是：“您也忒会‘抬举’人啦！您的忠实仆人（俄语的自谦词，常用于熟人间开玩笑）哪儿来的这份能耐！？” 历史性的握手 邓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定于5月16日10时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始举行。 8时20分，我与两名高翻宫建伟和张喜云，因为怕堵车，早早就离开了钓鱼台国宾馆前往人民大会堂。当时因为情况特殊，我有一次乘车在这不到8公里的路段上，走了足足一个半小时。可是，怎么也没想到，才过了一刻钟，我们一行就来到了人民大会堂东大厅。5月16日是个特殊的日子，我们今天走得这么顺，也许是“天助”吧！ 9时10分至20分，李先念、姚依林、吴学谦、阎明复等领导同志和钱其琛外长陆续来到了东大厅。他们握手寒暄后，都默默地坐下，等候即将举行的历史性会见的主角——邓小平同志的到来。 往事并不一定都如烟，重要的历史“镜头”会永久留在人们的脑海里。中苏间整整40年的风风雨雨、恩恩怨怨，此刻，一幕幕似乎在我眼前“回放”： ——从十年友好，到十年对立，再到十年对抗，直至兵戎相见，双方的伤亡都很惨重。由于“冷战”转入“热战”，盟国成了敌国，“本是同根生”，却“相煎”一二十年，双边关系几乎陷入“山穷水尽”的绝境。 ——20世纪70年代末，小平同志复出后，着手实行强国富民、缓和世界局势、与各国友好合作的务实政策。调整对苏关系这一影响战略全局的大事，自然也就进入到他的视野中。差不多与此同时，苏联与美国争霸已经力不从心，逐步从对外扩张的顶峰往下跌，从而被迫实行战略调整，也开始思考如何缓和对华关系。这两大因素客观上使得双方“相向而行”，中苏关系“绝处逢生”因而也就露出了一些曙光。 ——勃列日涅夫传来“绝唱”（去世前发出改善中苏关系的信号），小平同志通过多种渠道作出回应，并采取高屋建瓴、坚持原则、稳健灵活、锲而不舍的对策。 ——在小平同志的不懈推动下，经过长达六年异常艰难的中苏政治磋商，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威胁中国安全这一关键问题上的态度，终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下决心卸掉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这个历史大包袱，从而消除了牵制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最大障碍。 经过异常艰辛的十年对话，“山重水复”已达一二十年之久的中苏关系，终于迎来了“柳暗花明”…… 9时35分，小平同志在女儿萧榕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了东大厅。李先念等领导同志纷纷上前与老人家握手问候。小平同志频频举手、点头向在场的人员致意。他老人家都快85岁了，可精神还是那么矍铄。小平同志十分安详。曾听人讲过，每次在大战前夕，胸中自有雄师百万的邓政委，总是那样“心静如止水”。还听人说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当被迫害致重残的爱子来到江西小平同志的身边时，老人心里虽滴着血，可神态却显得异常沉静。 小平同志安详地坐着，话不多，但有一句我一直记得。老人家告诉大家：请人给戈尔巴乔夫带口信以来，在这三年多时间里，“就想着今天怎么样跟他谈”。遵钱外长之嘱，我除了要记录小平同志会见戈尔巴乔夫时的谈话外，还要记下老人家在会见前的内部谈话内容。我这是第一次“零距离”站在这位伟人的身旁，感到无比兴奋与自豪。望着他那安详的面容，我心里想，老人家也许在这最后一刻，还在思考着过一会儿“怎么样跟他谈”。 9时45分，贵宾车队离开国宾馆18号楼。礼宾司司长江康根据通过步话机传来的信息，不断地向站在会见大厅正门内侧的小平同志，报告着贵宾车队来人民大会堂的“行踪”。我站在小平同志的身边，只听得老人家频频地说：“噢，出钓鱼台啦，好！”“噢，过西单啦，好！”萧榕同志和小平同志的助手先后对老人家说：与戈尔巴乔夫握手的时间最好长一些，好让记者们拍电视、照相。 9时55分，车队过了六部口。我们在东大厅的人员被告知：从此刻起，中央电视台开始向全世界直播邓戈会见的实况，要大家注意举止仪容。听一位“老礼宾”说，这种电视直播在我国外交史上尚属首次。 10时差一两分钟，小平同志破例到东大厅正门外迎客。此时，已在那里等候多时的中外记者，黑压压地一大片站在又宽又高的大梯子上，有些人的脑门儿几乎顶到离地面十几米的天花板。 10时整，戈尔巴乔夫来到小平同志跟前，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的手握在了一起。一二百盏镁光灯顿时闪成一大片“银色火海”。 结束过去 开辟未来 10时过了三四分钟，宾主入座。小平同志一开始就表示，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他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两国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接着，小平同志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他说：现在结束过去，过去的事情完全不讲恐怕也不好，“总得有个交代”。对于中方的看法，“不要求回答，也不要辩论”，“可以各讲各的。” 小平同志扼要地回顾了列强侵华的历史之后，花了四五十分钟时间，着重谈中俄、中苏关系，回顾了近一二百年来两国关系的演变。 小平同志指出：沙俄“侵占”了150多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从中国“得利最大”，“以后延续到苏联”。“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小平同志谈及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论战时，说自己是“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他指出，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对于这场大论战的是非，我国从未作出过正式表态。在会见中，小平同志代表我们国家首次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我当时听到后顿时为之一震，亲身感受到老人家的实事求是和光明磊落。 小平同志指出：从60年代中期起，中苏关系恶化了。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中国“很自然地”“得出了结论”。 小平同志强调：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就“一风吹”，“把重点放在未来”。 中苏关系正常化包括两国、两党关系的正常化。两国当时依然承认彼此的社会主义性质。在会见中，小平同志花了将近20分钟时间专门谈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两大问题。他指出：马克思去世以后100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他还说：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在苏联正面临着复杂局面的紧要当口，小平同志特意与戈尔巴乔夫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我领会，这是有很深用意的。这表明老人家热切期盼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不断发展，“十月革命”这面旗帜能在十月革命故乡的上空继续飘扬下去。 两个半小时的“超长”会见 12时整，会见已进行了整整两个小时。小平同志此时谈兴还正浓。过了大约四五分钟，萧榕同志递上了一张纸条。我坐在老人家后面的椅子上，纸条上写的五六个字看得一清二楚。女儿这是在提醒父亲：会见的时间已过。但小平同志连看也没有看一眼，就把条子推到了茶几的一边，继续兴奋地谈着。可以感觉得出来，萧榕等同志在那里干着急，紧接着还有四场大活动呢，而且还是一环紧扣着一环：下午1时小平同志午宴，2时、5时戈尔巴乔夫分别与中国总理、中共中央总书记会谈，7时总书记晚宴。 12时20分，萧榕同志又递上了一张纸条，提出午宴时再边吃边谈。老人家还是没有理会，继续在谈着。只是大约过了10分钟之后，小平同志才拿起一张条子看了看，略带歉意地说：“哦，时间过了，人家在催我呢！好吧，现在就吃饭去，好在等一下子还可以边吃边谈。” 12时30分，中苏高级会见结束，历时2小时又30分钟，比原定的“超长”会见时间还超出了半个小时。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上辞去了党中央和中顾委的领导职务，这次是以“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的身份会见戈尔巴乔夫的。1989年9月4日，与戈尔巴乔夫会见后不久，小平同志就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恳切希望中央批准”他辞去“现任职务”。老人家保留了上述两个职务到与戈尔巴乔夫会见，这表明他对与这位苏联最高领导人举行会见，共同宣布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的热切期盼与高度重视。 下午将近1时，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设宴款待戈尔巴乔夫。双方参加宴请的官员很少，气氛十分庄重。这次午宴与此前的会见一样，显得特别不同寻常。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继续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交谈。 邓戈会见后不久，萧榕同志有一次宴请苏联客人时让我去作陪。她将我介绍给苏方客人时说，她与我都是邓戈会见的“见证人”。席间，萧榕同志回忆起邓戈会见的情景时对我说，她父亲为了这次会见准备了好几年时间，那天见到戈尔巴乔夫特别高兴。中苏关系最终实现了正常化，老人家感到十分欣慰，与他谈了两个多小时还不愿打住，随后，午宴时也在谈，一直兴致勃勃的。 三年准备的一篇大“文章” 钱外长预见到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将是我党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事先便专门交代我和两位俄语高翻，要聚精会神地把老人家的谈话“全部”、“如实”地记录下来。 我把小平同志的谈话逐字逐句地记了下来，连个语气词都不落下。会见后，我立即又逐字逐句地将其还原成会谈记录。记录整理出来后回过头一读，感到这是一篇绝妙的文章。它立意高远，大气磅礴，论证充分，结论中肯，逻辑性强。每个字、每句话，宛如照片上扫描出来的每一点、每条线，都早已“照相制版”，“刻印”在老人家脑海里（借用季羡林赞姜椿芳语）。谈话中所提到的大量中外史实，时间、地点、人物、国别、事情经过，样样都极为准确。这篇“文章”不是写出来的，也不是照稿读出来的，而是“即兴”讲出来的，小平同志当时手头连一张小纸片都没有。 事后的这十八九年来，每每忆及此次谈话，自己对这位伟人的崇拜之情便油然而生：这篇滴水不漏的大“文章”，小平同志似乎是一字一句地“背” 出来的，那时老人家已经是八十有五的高龄！我想，这不仅是由于小平同志的记忆力惊人，而且是因为他为了这次会见，足足准备了三年多时间。正如老人家所说的，这三年多以来，“就想着今天怎么样跟他谈”。为了一次谈话，花上了上千天时间进行那么认真、充分的准备，这在古今中外恐怕是不多见的。 拜见长辈 毕恭毕敬 在此次中苏高级会见中，据我观察，戈尔巴乔夫对小平同志是很尊敬的。 5月15日中午12时，戈尔巴乔夫飞抵北京。这是继赫鲁晓夫1959年9月30日到北京参加中国国庆十周年活动后，苏联最高领导人30年来首次踏上中国的领土。他在首都机场发表了一篇颇有亲和力的谈话。他说：苏中两国有个一模一样的民谚：“百闻不如一见”。对于中国的改革，真可谓已经是“百闻”了。今天，我与拉伊萨·马克西莫芙娜（戈尔巴乔夫夫人）正是为这个“一见”而来的。我将同中国的领导人谈谈，与老百姓聊聊，尽可能多看看。 16日上午10时刚过，戈尔巴乔夫在小平同志的陪同下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时，表情显得有点紧张。他一边落座，一边打开随身带的手提箱。一支笔突然从箱内掉落在地，发出小小的响声，我坐在他的后面却听得一清二楚。戈尔巴乔夫当场对这个小“闪失”显得有些尴尬，连忙弯下腰去捡起那支笔，定了定神后庄重地说：“我们政治局全体都赞同您那句著名的话”（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坐在这位曾震撼过世界的“传奇人物”身旁，戈尔巴乔夫的崇敬之情显而易见。他一直聚精会神地听老人家在讲，不时边听、边记、边点头，连连说：“对”，“是的”，“同意”，“完全赞同”。他偶尔也插插话，比如，当小平同志忆及三年前请人给他带口信时，他“幽默”了这么一句：“三大障碍”——三年时间，正好一年解决一个。当小平同志谈及对中俄、中苏关系一些问题的看法时，戈尔巴乔夫或者声称，苏方对此有不同意见，但今天不准备争论；或者表示，这些年没有白过，弄清楚了不少问题。看着坐在前面只有半米远的戈尔巴乔夫，我脑子里突然闪出了这么一句：在一位85岁高龄的长者跟前，一个58岁的“后生”毕恭毕敬！ 面对俄中关系三四百年的风风雨雨和苏中关系三四十年的恩恩怨怨，戈尔巴乔夫讲了三层意思，对小平同志有关中俄、中苏关系的谈话做出了回应：一、对俄中、苏中关系中某些问题的成因，苏方有自己的看法；二、对两国间在不太久远的过去所产生的某些问题，苏方“也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三、同意过去的问题就讲到此为止。 应该说，戈尔巴乔夫这番话说得还是比较得体的。谈到中俄、中苏关系的历史时，小平同志虽然从负面角度点了“沙俄”、“苏联”的名，有些话说得还相当重，但戈尔巴乔夫没有进行争论。如前所述，他于1988年底曾向往访的钱其琛外长承担了苏方对苏中关系恶化的责任。但是，他这次当着小平同志的面说出了苏方“也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我觉得，这显示出对改善两国关系的某种真诚愿望。 对于中国当时在政治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困难，戈尔巴乔夫在公开场合采取了一种高姿态。他曾对记者说，对于中国内部的事情，他“不能充当裁判”。还说，中国有关各方正在进行对话，希望他们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大约两年过后，一位曾经跟随戈尔巴乔夫到中国访问的苏联朋友在莫斯科对我说：戈尔巴乔夫到北京是去“朝见”邓小平的。他在内部曾说过，邓小平传奇的一生充满着智慧，在邓小平面前，无论从哪方面看，他都是个“小字辈”。 向李鹏总理汇报邓戈会见情况 邓戈会见一结束，我遵钱外长之嘱，去钓鱼台国宾馆向下午2时就要与戈尔巴乔夫举行会谈的李鹏总理汇报。李鹏总理一见面就告诉我，他已经知道，小平同志今天兴致很高，同戈尔巴乔夫谈了很长时间。他还说，老人家为了这次谈话，准备了好几年时间。 李鹏总理让我先扼要汇报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谈话的主要内容，之后再“细细地”讲小平同志是怎么说的，戈尔巴乔夫用俄语又是怎么讲的，还说：“最好采取对话的形式讲”。当我汇报到小平同志谈及俄、苏侵占中国领土，历史账讲完后一风吹，并对中苏大论战作出评价时，李鹏总理把小平同志所用的一些词、所说的一些话复述了几遍，有时还让我再重复一下。 当我汇报到戈尔巴乔夫说，对苏中关系过去的一些事情，苏方“也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时，李鹏总理用俄语重复了好几遍，并问我ВИНА（过错）这个词，俄语说得是否很重？我答道：“这个词与汉语的‘咎’字差不多，‘过’、‘错’两层轻重意思都有。我觉得，戈尔巴乔夫刚才对小平同志这样说，话讲得还是比较重的。” 戈尔巴乔夫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其功过是非自有后人去评说。不过，他的中国之行顺应时代的潮流和中苏两国人民的愿望，完成了一项重大的历史使命，这在中苏关系史上“应当被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钱其琛同志语）。但是，中苏关系正常化之所以能够得以实现，两国间新型关系之所以能够得以确立，主要应该归功于邓小平同志的英明决策和多年的不懈推动。这位伟人的这一历史功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图:戈尔巴乔夫与普京交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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