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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东亚共荣圈与中国政治的纠葛

2016-9-7 17:08| 发布者: 台灣獵戶人| 查看: 2381| 评论: 5|原作者: 台灣獵戶人

摘要: 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亚洲,自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於1938年11月发表了《大东亚新秩序》之后,这个概念於1940年8月得到了强化。日本政府明确的指出,「大东亚共荣圈」将包括中国、朝鲜、日本、满洲国、法属中南半岛、荷属 ...
1943年,日本《大东亚共荣圈》
文:sam


日本人「大东亚共荣圈」在明治维新期间,曾有一批以东京学士会院院长福泽諭吉為主的日本知识份子,曾经提倡过的「脱亚入欧论」,主张日本应该全面追随欧洲国家的脚步,进行西化,而远离中国清朝与朝鲜这些落后守旧的东亚国家,不过随著时间的慢慢推移,这套思想也在日本国内逐渐產生改变。  



从《大亚洲主义》到《大东亚新秩序》

        事实上,大日本帝国从来就没有完全的「西化」过。在实施一系列近代化建设的同时,日本人并没有放弃过传统东亚文明「尊王攘夷」的思维,认為自己迟早有一天要效仿蒙古人与满州人一样的入主中国“”复兴汉室“”,成為亚洲的霸主。但随著西方列强对东亚的威胁逐渐增强,日本也开始有一批学者,开始主张建立亚洲人的亚洲,来抗衡欧美国家对黄种人的侵略与殖民统治。也因此在日俄战争期间(1904-1905),以冈仓觉三与大川周明等人為首的日本思想家,就提倡了大亚洲主义的思维,主张联合中国与印度,一同抵御西方霸权的入侵。

        这一套思想,广泛获得了中国的革命志士孙文以及印度的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等人的支持。出於这样的思维,日本曾经对中国推翻满清的事业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好比说当年同盟会的成立,就是在日本友人阪本金弥的住宅中成立的。此外还有梅屋庄吉、山田良政、犬塚信太郎与宫崎滔天等日本各阶层菁英,都对中华民国的成立,付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当中甚至有人牺牲了自己宝贵的性命。这些日本人之所以投入那麼多的心力在中国的身上,无非是希望能够在未来,领导一个以日本為中心的亚细亚,以来自东方的王道,抵御来自西方的王道,而这个概念日后也被石原莞尔等军人人所接受。

        对於日本的崛起,孙文始终是抱持乐观其成的态度,甲午战争中满清政府的惨败,给予了当年孙文推翻满清的动力与希望,而当日俄战争中日军一举击败俄国之后,他更认為那是亚洲人有能力击败欧洲人的一大象徵。也因此当袁世凯当选总统之后,孙文也是选择逃往日本,并且再度由日本友人帮助下,改组了中华革命党,继续其二次革命的事业。1924年12月28日,孙文在日本神户的高等女子学校发表了《大亚洲主义》的演讲内容,提倡中国、日本与苏联三国结成同盟,一同对抗西方的华盛顿公约体制与帝国主义侵略的构想。很多人都以孙文聘请苏联顾问建立黄埔军校的歷史,来证明孙文晚年思想开始左顷,不过实际上,孙文与日本的密切关係也是到死都没有断掉的。

        在主张「联俄容共」的同时,孙文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大亚洲主义》理念,这个概念基本上也对汪兆铭等人日后选择与日本的合作,产生了相当重大的影响。所以儘管当蒋介石执政之后,苏联与日本都成為了中华民国最大的两个境外敌国,但是以汪兆铭还有宋庆龄为主的国民党左派人士,甚至是在搞革命的中国共產党,都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声称自己继承了孙文的理念。实际上从这点来看,枪桿子出政权的蒋介石是最没有继承孙文主义的人,因為两个孙文生前视為最友好的国家,都跟蒋介石槓上了,从这些反对者的角度来看,蒋介石也只不过是继承了孙文的名号,然后实际上走法西斯主义道路的右翼军事独裁者而已。

        当然,随著日本与中国的冲突越演越烈,再加上许多日本少壮派军人的蛮干,最终中日两国不宣而战。在蒋介石于武汉颁布了《抗战建国大纲》之后,日本正式成为了国府的头号敌人,所谓日本领导下的的《大亚洲主义》概念,自然也就不会再為蒋介石等人所接受。对於在延安的共產党而言,《大亚洲主义》这个思想也是属于他们在阶级上必须打倒的对象。毕竟裡面所探讨的一系列“东方王道思想”,是与共产国际的概念所不符合的。留学过日本的蒋介石自然知道,所谓的《大亚洲主义》发展至今,早已成为了日本侵略中国的藉口而已,要是接受了这样的《大亚洲主义》,中国无疑会成為日本征服世界的魁儡,所以他是绝对不会去接受这类的主张。

        不过同样以孙文继承者自居的汪兆铭,却显然有不同的看法。他首先对於抗战持悲观的态度,认为继续如此蛮干下去,那中华民国必然会走向亡族亡种的地步。倒不如藉着日本政府也想早日由中国战场的泥沼中抽手的机会,利用某些依旧主张《大亚洲主义》的日本政治人士,来与日本政府进行条件交换,好為中国取得更多的利益,虽然中国可能永远的失去满洲,但是却能够阻止共產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同时也有机会从西方列强手中收回许多租界,这无疑给了中国政府与日本讨价还价的机会。因此出於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心态,汪兆铭当上了汉奸。此刻,日本正好在张谷峰与诺蒙汉事变遭到苏联红军的挫败,因此「南进」的政策正式取代了「北进」。英国、美国与荷兰等盘据东南亚的殖民势力,成為了日本帝国的首要敌人,也因此《大亚洲主义》就被延升成為了《大东亚新秩序》的概念。


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亚洲

        自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於1938年11月发表了《大东亚新秩序》之后,这个概念於1940年8月得到了强化。日本政府明确的指出,「大东亚共荣圈」将包括中国、朝鲜、日本、满洲国、法属中南半岛、荷属印尼、新几内亚等大洋洲,及澳洲、纽西兰、印度及西伯利亚东部等大东亚范围内。同时还指出,日本将与满洲国还有中国建立紧密的经济共同体,為此特地将拓务省、兴亚院、对满事务局、外务省东亚局与南洋局等政府机构合併,设立了大东亚省。这个号称以建立日本与亚洲国家「共存共荣」的新秩序,受到了广大亚洲人民的欢迎,认為自己终於等到了摆脱英美荷等殖民统治的一天。

        也因此当日军於1941年12月7日进攻了珍珠港之后,广大的亚洲人民响应了日军的号召,拿起武器与英美荷殖民政权对抗。首先,当麦克阿瑟被逐出了菲律宾之后,日军很快的就协助劳威尔总统建立了菲律宾第二共和国,虽然美国政府早已与菲律宾方面达成了协议,让菲律宾在1946年独立,但是日军的入侵行动,显然让这天提早来临。在缅甸,总理巴莫与翁山将军(翁山苏姬之父)积极的协助日军抵抗缅甸境内的英国军队还有中国远征军士兵。此外,為了自英国人手中解放印度,钱德拉.巴斯等人也在日本军队的协助下,建立了印度国民军,这个组织一度获得了广大印度人的支持,也曾让东南亚战区最高统帅蒙巴顿感到相当头痛。在荷属东印度,后来也成為亚洲强人的苏卡诺,也是日本军队驱逐荷兰人的得力助手之一。

        没有这些亚洲政治与军事领袖的支持,日本军队不可能在东南亚推进的那麼顺利。在法属印度支那,日本军也在维琪法国政府的眼皮下,建立了由保大皇帝為首的越南帝国、施亚努亲王为首的柬埔寨王国还有西萨旺·冯为首的寮王国。在泰国方面,为了维护自己国家主权的独立性,泰国总理鑾披汶·颂堪,也在目睹日军进入泰国之后,宣布泰王国倒向了轴心国的阵营。此刻整个远东地区,似乎真的形成了一个类似今天欧盟的局面,就是一个以日本为首的大亚细亚联盟,与由英美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还有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进行对抗。然而,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毕竟还指示日本侵略的藉口而已。因为这个大东亚共荣圈,是不折不扣以日本利益為中心的。这些主张与日本合作的亚洲领袖,很快的就发现了日本人的真面目,是如此的丑恶。

        「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喊得满天响,可是在1943年11月5日的大东亚会议中,中华民国行政院长汪兆铭、满洲国总理张景惠、泰国王子汪歪搭雅昆·瓦拉汪、菲律宾总统劳威尔、缅甸总理巴莫、自由印度政府首席代表钱德拉.鲍斯等人所看到的景象,却是东条英机高高在上,然后整片东亚地图上的国家,都被漆成与日本国土一样的红色的情况。对於这些选择与日本合作者而言,那显然是一种相当大的打击,相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一定也出现了在打败白人之后,必定会与日本决一死斗的想法。在这一点上,日本帝国把自己的路给活活走死了。也因此,当日本即将走向战败之际,许多上述的对日合作者,也拿起了枪支,将枪口对準了行为比英美更為兇残的日军,参与了同盟国的阵线。

        随著日本在1945年的战败,冈仓觉三的大亚洲梦破碎了。大川周明甚至成為了甲级战犯,被送上了远东军事法庭的被告席上(后来因装疯卖傻逃过一劫)。不过笔者认為,在整场战争中,战败的只是做为侵略者的大日本帝国,而并非甚至连孙文与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等人都接受的《大亚洲主义》。为什么这样说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英美荷等国的殖民地,最终还是在二战结束之后宣告独立了。印度(还有巴基斯坦)在1947年脱离英国控制,缅甸联邦则于1948年诞生,印尼领袖苏卡诺也在旧日本军人的帮助下,於1949年取得了独立。而在越南,胡志明所领导的越盟在奠边府击败了法军之后,跟著寮国与柬埔寨在1954年脱离了法国的掌控。从这个观点来看,日本军队入侵东南亚,削弱了欧美殖民国家的势力,也确实为这些国家在战后的独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而在东北亚的朝鲜半岛,则在苏联与美国占领军的安排之下,分裂成了大韩民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大陆,趁抗日战争期间壮大了自己力量的中国共产党,终于在1949年把蒋介石政权赶到了台湾去,自此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长达14年的战争中,日本的侵略也为共产主义的力量提供了发展的温床。毛泽东、金日成与胡志明,都是靠著抗日(实际上到抵抗了多少日?应该用坐山观虎斗来形容更贴切)的口号,一跃而从小小的游击队领导者,成了战后的亚洲强人。事实上,在这些过程中,也有许多战前打著反共口号的旧日本军人,加入了这些共产党的部队作战。无论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是越盟的军队中,都并不缺乏日本军人的身影,这也难怪毛泽东会在战后说出“感谢日本侵华”的话来。



下图注:
1943年日本侵列者所绘制「大东亚共荣圈要图」。图中下方有一用红色围起区域,即为二次战后,民国三十六(1947)年4月2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21号决议》,决定将原日本依据1920年12月17日,国际联合会行政院的《国际联盟,盟约第二十二条》,受委任统治之太平洋各岛屿为战略防区,而这原属德国的「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并将置至于联合国宪章所制定之托管制度之下,并指定美国为托管领土之管理当局。

http://www.liuqiu-china.com/portal.php?mod=view&aid=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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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日本人提倡的大东亚共荣圈,在心态上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与藉口,更是一个藉由亚洲人民反殖民的心态,来行侵略之实的幌子,不过整个大东亚共荣圈的架构,还是在战后由美国所继承,而且玩得比日本青出於蓝而胜於蓝。大家如果仔细看看冷战时代的南韩、日本、冲绳、台湾、南越与菲律宾的巨大反共包围圈,是否有点早年美国围堵日本的ABCD包围圈,但是又有些大东亚共荣圈的影子呢?深知自己在文化与价值观念与亚洲人有巨大差异的美国人,很清楚派遣大规模的军队在亚洲大陆作战的不利,因此从罗斯福时代,就开始有了「亚洲人的战争亚洲人自己解决」的想法,只派遣海空军与少数的军事顾问协助盟友。以这个手段出发,这些美国的远东盟友出於自己的安全与反共的利益,不会做出违背美国利益的举动出来,而派遣少数部队在幕后控制这些政权,当个称职的导演,而不像日军一样一天到晚冲到台上去的当演员,也显然是聪明得多。最后的结果就是,美国人来玩亚洲人的游戏,反而比亚洲人自己玩得还好。与其说麦克阿瑟是日本的凯萨,倒不如说他是新一代的汉武大帝倒更為贴切。

结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人称之為“大东亚战争”)是一个影响远东战后发展歷史的关键里程碑。1931年日军进入中国东北的行动,是开始雕刻战后亚洲发展蓝图的美工刀。自此,亚洲人走上了脱离殖民主义的道路,但是也成為了共產主义与资本主义对决的激烈战场之一。对於採取「重欧轻亚」政策的美国人而言,冷战中两场最激烈的热战都是在亚洲爆发的。日本人的出现,為苏卡诺、翁山将军与施亚努亲王等战后的亚洲强人提供了相当庞大的协助,但是也让许多以反日作為号召的毛泽东、金日成与胡志明等人走上了国际舞台。菲律宾与马来亚的共產党抗日游击队,在日后更是為东南亚带了巨大的麻烦,直到今天这些国家都还无法完全走出战争的阴影。

        不可否认的,从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迪的一番言论中,可以看出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在很多程度上帮助了亚洲人民争取独立。然而,我还是要再次指出,日本人从头到尾都把这个游戏给玩坏了,可以说是相当的愚蠢。以次等公民的态度对待东南亚与中国人民,甚至随心所欲的大开杀戒,外加不尊重这些亲日政府的国家尊严与主权,是日本会战败的重要原因。所以本质上来说,大东亚共荣圈是失败的政策,甚至在战后很大程度上加深了亚洲国家间彼此的误会,对於建立一个所谓的“团结”的亚洲,毫无任何意义可言。对於亚洲人民的歧视,还有完全无法拋弃的王道思想,都是当时日本高层所犯下的致命错误。

        然而,如今在这个以欧美价值观掌控的世界当中,我认為李光耀先生所提倡的「亚洲价值观」,还是极為重要的一股思想。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考古题上,也有一题是问我们,為何东亚难以如同欧盟一样的进行真正的整合,甚至必须要有像美国这样的警察国家介入,亚洲国家才能相安无事。这问题是很复杂且难以解决的,不过如果身為亚洲人的我们,真的能够抓到当年《大亚洲主义》的重点,将格局由大中华经济圈跳出来,建立一个新的大亚洲经济圈,来与欧美国家进行和平的抗衡,那也是一个维持地区性均势的好方法。如今的东盟加六还有东亚峰会,似乎都有将亚洲国家带向团结的目标走去。做為龙的传人的中国人,如果能够在未来的亚洲国家整合运动中,担任领导的作用,那势必也是我们全体华人之福。希望海峡两岸的领导人,能够将《大亚洲主义》的这个观点,拿出来改良,并加以重新审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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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

引用 台灣獵戶人 2015-3-27 16:57
下图:
(1),1896年苏格兰地理学会做的Formosa英文地图。

图,2

图,2




(2),1900年到1945年期间,日本推广中国东北满洲、朝鲜办半岛、台湾岛殖民地旅游地图。

图,3

图,3
引用 晓宝 2015-3-27 19:23
拜读,谢谢转载!
引用 台灣獵戶人 2015-3-28 15:39
晓宝 发表于 2015-3-27 19:23
拜读,谢谢转载!

由于此篇文章论日本大东亚共荣圈有所美化,且为日本侵列责任寻求开脱罪责。
总之,本文应该是以台湾观点?亦或是海外华人观点?以不同的角度来看待。
引用 台灣獵戶人 2017-9-18 23:41
《铭记九一八历史:曲线救国攘外应先安内的教训》

关于“不抵抗”问题,作为国民政府首脑的蒋介石难脱干系。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关东军图谋制造事端的迹象愈加明显。
蒋介石曾在给张学良的电报中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为此,张学良电令他的参谋长荣臻:“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张学良,至少在一九三一年的时候,面对日本关东军发动的侵略,他们的抉择是忍让避战保存实力。

蒋介石和张学良都认为:
日本过于强大,中国过于贫弱,中国尚没有力量与日本全面开战,一旦全面战争爆发,中国将在极短的时间内全部沦陷。近代以来,中国曾有过“天朝上国”的自豪,但自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这种自豪在列强的不断入侵中逐渐消蚀乃至消失,最终形成了“中国无力有效地抵抗外来入侵”宿命论的集体性共识。这一民族心理上的无奈,令中国的仁人志士在忧患时肝肠寸断,令中国的军人们在抵抗入侵时颜面尽失,也令中国的政客们在外交上如履薄冰。

民国二十一(1932)年9月16日,日本军队在抚顺的平顶山及附近村落屠杀3000多居民,史称平顶山惨案。

http://www.liuqiu-china.com/portal.php?mod=view&aid=2074
引用 加长打狗棍儿 2017-9-19 20:19
李光耀先生所提倡的「亚洲价值观」???


文章的问题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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