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题:一幅新近发现的明朝中叶彩绘航海图 原刊:2011年《海交史研究》第一期。 文:钱江。二次编修:关天培 在海外研究中国古代史和航海史的少数学者中，最近在悄悄地流传著一个惊人的喜讯：世界著名的英国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近来突然发现了一幅被人们忽略了长达350余年之久的、绘制于中国明朝中叶的彩色航海地图。 2011年初，笔者辗转获得了这幅明代航海图的电子版本，仔细观察、研读之后，喜出望外，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现存的第一幅手工绘制的彩色航海图，而且或许是一幅出自明朝福建海商之手的地图，弥足珍贵。兹将该航海图的有关情况简介如下，以饗国内学术界同仁。  航海图的由来 这幅明代中期的航海图来自于16世纪末、17世纪中叶，由英国一位著名的律师约翰•雪尔登（John Selden，1584-1654）的私人收藏，正因为如此，西方学术界和图书馆学界现在一般将之称为《雪尔登地图》（The Selden Map）。 1654年，雪尔登去世后，他的大部分私人收藏品于1659年，捐献给了英国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在鲍德林图书馆接收的雪尔登私人收藏品中，除了这幅「中国明朝中叶的航海地图」外，还包括一大批用「东方汉字语言书写的手稿」、古希腊的大理石雕刻、一只「中国罗盘」﹐以及一部描述墨西哥印第安部族阿兹特克人（Aztec）历史的名著《孟多萨法典》（Codex Mendoza）。 英国的学者们认为，这幅地图很有可能是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驻「万丹/Banten」商馆人员从前来市易的福建商人手中购取的。 《万丹/Banten》 万丹是我国明代中后期载籍称之为《下港》，位于今 印度尼西亚 爪哇岛西端 ，16世纪初从爪哇岛Demak逃出的一批穆斯林教徒在此聚居成村。在Hasanuddin 及其子Molana Yusof统治时期，万丹逐渐地崛起，并在1570年左右成为东南亚群岛地区的重要商埠。 时值 明朝 隆庆 年间（1566-1572），明 穆宗隆庆元年（1567）同意 福建巡抚「涂泽民」之请，《解除海禁》，准许福建漳、泉之民商贩东、西二洋。 于是，每年有大批福建闽南海商向官府申请船引前往中国南洋各地包括”万丹”在内的各商埠贸易。 降至1600年，万丹已成为东南亚最重要的胡椒生产、销售的商品集散地，当地常年聚居著大批来自欧洲、西亚阿拉伯、中国华南、马来半岛和香料群岛的商贾，其中以福建海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人最为活跃，双方经常携手合作经营胡椒收购和出口生意。[1] 1998年夏天，笔者曾从香港前往早已废弃的万丹古港实地考察，并雇用了一名能说印尼巽他语的爪哇人当嚮导。在当地村民的引导下，笔者在荒芜的一人多高的茅草丛中见到了一大片17世纪初至18世纪初的墓地，其中有不少是福建漳泉商人、土著穆斯林、葡萄牙人的坟塋，附近散佈著葡萄牙人与荷兰人留下的古堡残垣。考虑到这些史实，拙以为，英国学者对此航海图来源的推测和解读是有一定历史根据的，可以接受。  航海图简介 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收藏的这幅中国明代中叶航海地图与以往所见的古航海图不太一样，颇有特色。 (甲)首先，这是一幅完整的航海地图，而且相当大，大约长1.5米，宽1米。 该图绘制的区域: 北起:中国明皇朝直属奴儿干都司、藩属朝鲜。 南至:中国南洋各藩属马六甲、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爪哇岛、马鲁古群岛（香料群岛）。 东达北部:日本列岛（本州岛、四国）、九州岛、中国藩属琉球（大琉球、小琉球:台湾)、吕宋岛、苏禄群岛 西抵:中国明皇朝直属沿海各省府州县、藩属安南与缅甸、南印度。 (乙)其次，这幅航海地图是手工彩绘的，而且绘制得相当精细，就绘图技巧和地理方位的準确性而言，远在明朝绘制的其他航海图之上。这幅地图的绘制者不仅细心地大致勾勒出了明皇朝的疆界，还以绿色的粗线条在米黄色的底色上画出明朝各行政区之间的边界。 依照明朝地图绘制时的惯例，绘图者在明朝各省、府、州、县的名称上画圈标识，惟各省或重要的城镇名称以红线粗笔画大圈，下属州、县名称则冠以褐色小圈。 此规则不仅应用于绘制明朝版图，在绘制东亚和南洋的各商埠、古国时亦同样採用。 此图略有不同者，明朝《武备志》卷240所附之《自 宝船厂 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 外国诸番图》（即《郑和航海图》）、《筹海图编》所附多幅中国沿海地图等明朝手绘地图均以”方框”来标识相关地名，而此图则代之以”圆圈”。 (丙)再者，地图的绘制者在地图的上方正中画上了一道「比例尺」，以及一幅中国民间传统的「航海罗盘，方点阵图」，能够準确无误地标识出「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之八个方位。 在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史上，地图绘制者本身具有如此鲜明、强烈的方向感、距离感，并将「尺规」和「航海罗盘」绘制在图上，殆为首例。 (丁)此外，就绘图技巧和特色而言，绘图者以中国传统「山水画的白描技法」在地图上勾勒出了重迭的山峦、树林、宝塔和楼阁，然后施以淡彩，或以红、黄等色加以点缀，用以表示不同地区的地貌。 最为有趣者，绘图者在中国明朝版图内画的树木和在东南亚热带地区画的树木是不同的。用放大镜仔细地观察之后，人们可以看到绘图者在南洋的马来半岛上绘制了一颗巨大的棕櫚树和一些热带雨林，这说明当时这幅地图的绘制者已相当瞭解中国南洋的风物和特产情况。 为了重点说明该图的某些部分，同时为在大洋中操纵帆船的「舵工（手）」提供具体的「航海针路」指引，绘图者在图上做了一些文字说明，并加以方框予以强调。 《崑崙山》，一名「雪山」。 《古里》往《阿丹国》，去西北，计用一百八十五更； 《古里》往《法儿国》，去西北，计用一百□□（此处脱落二字，难以辨识）更； 《古里》往《忽鲁謨斯》，用乾针五更，用乾亥四十五更，用戌一百更，用辛戌一十五更，用子癸二十更，用辛酉五更，用亥十更，用乾亥三十，用单子五更”。 换言之，这幅明代中期的航海图相当準确地标识出了中国帆船从南印度西海岸《古里》（Calicut，今印度Kerala邦）启碇前往位于波斯湾口之《忽鲁謨斯》（Hormuz）的航行针路。 笔者用「向达」先生早年从英国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抄录回来并刊佈的《顺风相送》海道针经中的有关航路记载加以核对，发现二者如出一辙，惟此航海图的文字说明更为简略而已。 考虑到这是一幅《航海图》，不是一本民间流传的《航海针路簿》，绘图者不可能在地图上有限的空间内以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写上详细的航海针路说明，如此简要的说明情有可原。 (戊)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明朝中期的这幅彩绘航海图显然是一幅庞大的掛在墙上或铺陈在大桌子上使用的航海地图，而不是像明初《郑和航海图》、或已故復旦大学历史系「章巽」先生从旧书摊上收购、然后注释出版的《古航海图考释》（北京海洋出版社，1980年版）那样，由多幅简单勾勒出的山形水势图连接起来的一幅呈长条形状的海图。 这幅地图的绘制者没有沿袭历史上绘制航海图的传统方法，根据中国帆船行驶的针路来绘制航路，在简陋的草图上标识出航路附近的岛屿、城寨、港埠、王国等，而是在一幅绘制精细的彩色地图上，以黑线準确地画出从中国明皇朝直属东南福建沿海延伸而出的东、西洋航路。 这样，使用者便可一目了然地看到中国在亚洲海洋世界中的位置，进而瞭解明朝中叶中国帆船在东亚、南洋地区经营海外贸易的活动范围及主要航线。与此同时，或许是为了强调中国福建海商活动的区域，也可能因为绘图者对于中国北方沿海地理情况的不熟悉，这幅地图的绘制者有意识地将中国明皇朝疆域的华北、华中部分变形、压缩，而将整幅地图描绘的重点放在了华南，以中国沿海各直属省府州县、日本列岛（本州岛、四国岛）、九州岛、藩属 朝鲜半岛、藩属 琉球列岛（大琉球:冲绳岛、小琉球:台湾岛)、吕宋岛、巴拉旺岛、苏禄岛、中国南半岛（安南、缅甸）、《中国南洋》（马六甲、爪瓦、南亚次大陆）等福建商船贸易活动的海域。 也就是说，正因为这是一幅反映明朝中叶福建海上贸易活动的航海图，而非一幅普通的明皇朝官府疆域地图，绘图者希望让图中的中国帆船泛舟之东西洋航路成为焦点，所以，这幅地图的中心及描绘细节被置于中国华南沿海、东亚、南洋间的贸易港埠和岛屿。 航海图上绘制的东西洋航路 这幅明朝中叶的航海图上共绘制了中国帆船经常使用的「6条东洋航路」与「12条西洋航路」，详情如下： 《东洋航路》 1） 漳泉 往 琉球 航路 2） 漳泉 往 长崎 航路 3） 漳泉 往 吕宋 航路 4） 潮州 往 吕宋 航路 5） 吕宋 往 苏禄 航路 6） 吕宋 往 汶莱 航路 《西洋航路》 1） 漳泉 经 占城、柬埔寨 往 咬留吧 航路 2） 漳泉 经 占城、柬埔寨 往 满喇咖 航路 3） 漳泉 经 占城、柬埔寨 往 暹罗 航路 4） 漳泉 经 占城、柬埔寨 往 大泥、吉兰丹 航路 5） 漳泉 经 占城、柬埔寨 往 旧港 及 万丹 航路 6） 满喇咖 往 池汶 航路 7） 满喇咖 往 马神 航路 8） 满喇咖 沿 马来半岛西岸北上缅甸南部 航路 9） 万丹 绕行 苏门答腊岛南岸 航路 10） 咬留吧 经 马六甲海峡 往 阿齐航路 11） 咬留吧 往 万丹 航路 12） 阿齐 出 印度洋 往 傍伽喇、古里 航路 由于2011年尚未见到航海图的原件，仅根据电子版观察，所以此处归纳的东西洋航路或有遗漏。 在上述这几条东西洋航路中，除了: 自《福建沿海》，前往「九州岛长崎、 自《福建沿海》，前往「吕宋岛马尼拉」、 自《福建沿海》，经「中国南半岛柬埔寨南部」往「中国南洋爪哇岛北岸”咬留吧”（巴达维亚）」、 这三条航线是穿越大洋直航之外， 其余的航路基本上都是顺着中国沿岸航行。 之所以如此，固然因为沿岸航行便于中国海商人随时停靠各大小贸易港埠与当地土著交易，同时应该也考虑到海途险恶、需不时就近躲避颱风等安全方面的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航海图上，无论是《东洋航路》，还是《西洋航路》，其自中国明皇朝直属沿海出发的起点都是以福建东南沿海「市舶司」的《泉州港》、或《漳州港》，这充分说明了明朝中叶时执中国民间海外贸易之牛耳者非闽南海商莫属。 由于地图上泉州、漳州二地画得很近，所以很难确认绘图者究竟想将东西洋航路的起点置于泉州？还是放在漳州？ 但是，从福建沿海港埠的兴衰沿革历史来看，明朝中叶时期的泉州港早已经走向衰微，代之而起的是民间海外贸易兴盛之《漳州「海澄」月港》。所以，笔者以为，当时中国民间海外贸易商人川走海外的东西洋航路之起点应该是画在「漳州」。这一点，「张燮」《东西洋考-卷九-舟师考》记载的「东西洋针路」及其他相关史料可为佐证。 不过，这不排除当时仍有相当数量的中国商船是从「泉州港」启碇放洋的，所以笔者在臚列东西洋航路时採用了《漳、泉》这一共用名称。 航海图的作者与创作时期 既然这幅航海地图是以明朝中叶福建海商在海外的活动范围和主要港埠为基础而绘制的，反映的是以闽南漳泉地区为中心的中国民间远洋贸易网路。那么，所有看到这幅航海地图的人很自然地便会推断出该图的绘制者应该就是闽南人。而且，该绘制者肯定经常接触经营海外贸易的华人民间海商，熟悉闽南海商在各地市易、寓居的情况，以及中国沿海省府、南洋、琉球、朝鲜、九州、印度洋等地的风土人情和物产。 笔者甚至大胆推测，认为该海图的作者本人或许就是一位常年附随商舶在海外各贸易港埠奔波经商的乡间秀才或民间画工，也可能是一位转而经商的早年落第举子，因为一般的民间中小商贾没有什么文化，不太可能具有如此精湛的绘画技巧。 无独有偶，英国牛津大学的学者亦认为，这幅航海图应该是在福建泉州创作的。但是，这幅地图显示出许多不同於传统中国地图的绘图技巧和方法，而与中东阿拉伯人的地图绘制法相近。因此，英国学者判断，该图的作者或许是一位定居在泉州的早已汉化了的阿拉伯人。 笔者颇为赞同英国学术界同仁的推断。倘若英国学者的推断是真实的话，那么，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地图绘制者要在这幅海图上将东西洋的起点画在较为靠近泉州的海面处。 当然，并不是所有西方的专家学者都接受这种推测。2011年4月，笔者在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参加一个有关亚洲历史的闭门学术会议上，遇到正在对该航海图进行研究的加拿大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卜正民”（Timothy Brook）。卜正民教授是北美著名的”明史”专家，我们两人在会议休息期间对著手提电脑上的电子版古地图，不断地进行讨论，交换彼此的看法。 ”卜正民”教授，不同意我提出的此图创作于「福建漳泉」地区的看法，坚持认为，这幅航海图的作者一定是当时定居在中国南洋「巴达维亚」（雅加达）的福建海商。卜教授的理由是，这幅航海图和「向达」先生早年从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抄录回国的两本「航海针路簿」一样，属于同一时期的作品。 既然那两本海道针经是由「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从「巴达维亚」带回阿姆斯特丹，后又辗转流入英国牛津大学，那么，这幅航海地图也可能是经由荷兰东印度公司、而不是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之手而流入英国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的。 至于这幅航海图的创作年代，综合上述的历史背景和地图上所绘制的东西洋航路来分析，笔者认为，应该是绘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因为当时是福建民间海商贸易最为兴盛的时期，闽南商人的足跡遍佈东亚和南洋的各大小贸易港埠，位于中国南洋爪哇岛西端的「万丹」恰好也是在此时一跃而为南洋的贸易重镇。 至于后来才开始逐渐兴起的「巴达维亚」港埠，荷兰人以先租借后圈地武装割据，约1619年后才将其佔据为己有，而处于草创时期的「巴达维亚」根本无法与当时东西方商贾辐輳之「万丹」竞争。 结语 倘若上述推断无误，有关这幅航海地图的故事发展梗概大致是这样的。 在17世纪初，的某一年，经由航赴中国南洋爪哇岛「万丹」贸易胡椒的福建闽南海商之手，这幅绘制于「泉州」的彩色航海图被驻守「万丹」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收购，然后被带回伦敦，之后又辗转在1654年之前被英国著名律师兼牛津大学第一位东方学家”约翰•雪尔登”私人收藏，并于1659年，成为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的正式藏品。 此后的350余年间，这幅地图就一直静静地躺在鲍德林图书馆的仓库里，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直到2008年，「美国学者Robert Bachelor」、「加拿大学者卜正民」到访英国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而突然发现这不是一幅普通的中国古地图时，该图已因为年代久远而遭到严重损坏。幸好经过英国几家图书馆工作人员和地图修復专业人员的共同努力，这幅地图终於被成功地抢救修復，功德无量。 现在，这幅明代中期的彩绘航海图已成为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的镇馆之宝。2011年9月，该图书馆为此专门在牛津大学召开一个小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与此同时，据「香港海事博物馆馆长Richard Wesley」博士最近函告，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正在与香港海事博物馆商谈，準备在2012年将此航海图的原件运到香港海事博物馆来展览，和公众见面。笔者以为，这并不是故事最好的结局，明朝航海图不应该走到香港就止步了。地处航海图故乡的福建泉州海交馆及中国政府有关当局应当尽快地和牛津大学进行协商，设法让这幅珍贵的明朝中叶航海图荣归故里与家乡父老见面，至少也应该请英国方面帮忙制作一幅精美的复制品，陈列在泉州海交馆内，以裨益学林，推动中国海外交通贸易史的研究。 至於该地图的名称，尽管西方学术界现已按照惯例以捐赠者的名字来命名，称之为《雪尔登地图》，笔者却觉得十分不妥，建议中国学术界还地图的本来面目，让其落叶归根，改称《明中叶航海图》。 对于研究中国航海贸易史、明史、福建地方史、中国地理学史的学者来说，《明朝中叶彩绘航海地图》在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的重见天日，不啻是学术界的一大喜事。随著该地图修復后的正式面世和刊印，相信会促使更多的相关研究成果问世。 備註: [1] Edmund Scott, An exact discourse of the subtilties, fashishions[sic], pollicies, religion, and ceremonies of the East Indians, as well Chyneses as Javans, there abyding and dweling together with those people, as well by us English as by the Hollanders; as also what hath happened to the English Nation at Bantam in the East Indies since the 2 of February 1602 untill the 6 of October 1605. See Sir William Foster ed., The Voyage of Sir Henry Middleton to the Moluccas, 1604-1606 ( London, The Hakluyt Society, 1943); G. P. Rouffaer and J. W. Yzerman (eds.), De eerste Schipvaart der Nederlanders naar Oost-Indië onder Cornelis de Houtman 1595-97: Journalen, documenten en ander bescheiden (The First Voyage of the Dutch to the East Indies under Cornelis de Houtman, 1595-97: Journals, Documents, and Other Papers, ‘s Gravenhage 1915), Deel 1; William Foster ed., The Journal of John Jourdain 1608-1617 (Cambridge, The Hakluyt Society, 1905)。 备注: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 中国前国民政府时期由”上海商务印书馆版”《中国疆域变迁图》特大型地图一张，附有原封套。图中清晰地标示了我国琉球列岛与日本传统分界线在九州岛近海的《大隅海峡中间线》、台湾、南中国海的南洋区域特别是《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今称为:中沙群岛）、团沙群均属（今称为:南沙群岛）》，并指明南海诸岛归广东省管辖。在地图左下角则附带有《元代全盛时期之中国疆域图》。 中国疆域变迁图，内包含清朝《皇朝直省地舆全图》与清朝宗主权领土等历史范围图。 (一)直接治理地区，各省道府厅州县市。 (二)间接治理地区，各羁糜、藩属国、租借地等区域《虽然其区域为地方自治，但中国拥有其宗主权领土》。 1936年，中国疆域变迁图 http://www.liuqiu-china.com/portal.php?mod=view&aid=159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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