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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误判形势的投敌~失之一厘差之千里

2017-8-26 19:19| 发布者: 台灣獵戶人| 查看: 308| 评论: 5|原作者: 关天培

摘要: 1月11日是「司法节」,其由来是因為1943年1月11日,中国与美国、英国签订了平等新约,废除治外法权,让百年来的不平等条约从此完全废除。不过,很少人知道,当时在沦陷区另有一批人也致力於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个人就 ...
汪精卫误判形势的投敌~失之一厘差之千里
转载自:观察杂志,第17(2015年1月),文:伍豪(文史工作者)


原题:你不知道司法节由来
很多人知道1月11日是「司法节」,其由来是因為1943年1月11日,中国与美国、英国签订了平等新约,废除治外法权,让百年来的不平等条约从此完全废除。不过,很少人知道,当时在沦陷区另有一批人也致力於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个人就是汪精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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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42年,前中华民国伪南京政府主席汪精卫访问日本政府

汪精卫转向「和平运动」
汪精卫,两岸绝大多数人一听到这个名字,必定大吐口水,各种难堪的话语纷纷出笼。像汪精卫这样的「汉奸」、「卖国贼」,怎麼会跟废除不平等条约有任何关係呢?
要了解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就必须把当时的相关事件重新排列清楚,才能推敲出汪精卫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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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前中华民国伪南京政府主席汪精卫与日本军国政府东条英机会晤闲谈甚欢。


朱子家在《汪政府的开场与收场》里面提到,南京保卫战失败后,中日两军在中国各地打得不可开交,德国驻中大使陶德曼奉命调停,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第54次常务委员会议中,连蒋介石都表示可以接受陶德曼所提的调停条件。但日方野心太大,在未立即得到中方答覆的情况下,日本近卫文麿内阁於1938年1月16日发表第一次近卫声明,表示「尔后不以国民政府為交涉对象」。该声明发表后,中日双方都没有退后的立场,使得陶德曼调停失败,鎩羽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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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备注:1942年12月,在东京参加“大东亚战争一周年纪念会”汪精卫(右三)访问期间会见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左三)

随著战事的持续扩大蔓延,骑虎难下的近卫被迫在同年12月12日再次发表「近卫三原则」,承诺和谈成功后,会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并归还租界,只是之前的调子拉得太高,重庆国民政府难以与日本展开谈判。


汪精卫看到中日战争的惨况,对於持久抗战感到忧心,他认為,既然有和谈的机会理当试试,因此以「精卫」自居的汪精卫,就成了这麼一个牺牲者的角色(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发表著名的「艳电」,表明他的和平立场。

汪精卫在「艳电」第一点,就强调交还租借与废除治外法权,「郑重声明日本对於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於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復,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

只不过,汪精卫的和平主张因近卫内阁突然倒台,以及在国内得不到任何支持,甚至遭到国民党开除党籍和公职的情况下,以失败收场。

本来汪精卫的想法是,失败就出国而去,对於出面组织偽政府的态度并不积极,没想到国府却派人暗杀他,导致其重要幕僚曾仲鸣遭到误杀,在国府赶尽杀绝的刺激下,汪精卫选择前往沦陷区,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以下简称汪政府)。自此汪精卫的一生将以悲剧收场,也就无可挽回了。




汪精卫不忘(孙)中山先生遗教
汪政府与日方的谈判折冲过程,邵铭煌教授在〈汪偽政权与日本的一场政治秀〉一文中有相当详细的介绍。

1942年国庆日,美英为了拉拢重庆国民政府,宣布决定放弃在中国享有的治外法权等特权。不过,中英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僵持不下,拖延了整个谈判签约的时间。与此同时,汪精卫在成為为伪国民政府的主席后,并未忘记过去追随孙中山先生的初衷,对於废除不平等条约不遗餘力。


日本获悉美英二国正与重庆谈判废除不平等条约,担心对方谈判成功,造成对汪政府的打击,因此加速与汪政府之间的谈判。

1942年12月21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对华新政策」,宣布交还在华租界、撤销治外法权,让汪政府处理在华敌產(英美等同盟国)。

就在汪伪南京政府用”对美英宣战”的与日本军国政府同轴心国交换条件下。
1943年1月9日,日本与汪政府间签订〈中日共同宣言〉,同时签订〈交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协定〉,正式废除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同年,两天后的1月11日,美国才拉著英国,与重庆国民政府签定新约,废除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汪伪南京政府在2月9日,设立「接收租界」及「撤销治外法权」两委员会,3月30日在杭州、苏州、汉口、沙市、天津、福州、厦门及北平等地,举行交还接收仪式,汪政府就此自日本手中正式收回专管租界及北京使馆区。
为呼应日本交还租界的举动,法国维琪政府、德国和义大利也宣布採取同样措施,交还租界与北京公使馆区的行政权。

1943年2月23日,维琪法国政府宣布放弃治外法权并交还租界,并於7月22日与汪政府签订「法还沪租界协定」,交出上海法租界。
在汪政府正式接管上海的那一天,汪精卫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怎样建设新上海〉演说,汪说「今日是上海整个的、完全无缺的、属於中国的纪念日子」,中国领土内「国中有国」的现象一扫而空。

戴高乐的法国政府直到1946年2月28日,才与前国民政府签订中法新约,比起汪政府慢了许多。因此,从废除不平等条约来看,虽然汪精卫是在特殊时空背景下达成目标,但能逼日本军国主义猛虎吐出嘴上肉,仍然不是件容易的事。美英虽然声言放弃在华的不平等权利,其实他们的权利早因日本的侵略而丧失殆尽,因此美英所谓「放弃在华特权」,根本全是空话。反观日本,却是必须吐出自己到手的利益,无怪乎重光葵在向东京的报告中说「日本的措置,与英、美的空话不同,站在可以成為现实的措置之立场,我方略胜一筹。」





汪精卫是爱国的失败者
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我们势不可能因汪政府在废除不平等条约上有所斩获,就将司法节改到与日本侵略者签约的1月9日,但当我们在纪念司法节的同时,是否应承认在日寇侵略的铁蹄下,庆幸有人自愿背负「汉奸」的罪名,為沦陷区的百姓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呢?

根据不少生活在汪政府统辖下的民眾回忆,当时虽為亡国奴,但整体生活尚属小康之局,人民还能有基本安居乐业的生活。

李敖在闻少华的《汪精卫传》序言中提到「现在人们骂冯道,但历史却有异说。


唐质肃问王安石,说冯道:『為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士十主,此得為纯臣乎?』
王安石说:『伊尹五就汤、五就桀,正在安人而已。』『其能屈身以安人,如诸佛菩萨之行。』


汪精卫能「屈身以安人」,对沦陷区的人民来说,难道不正是地涌菩萨吗?
周佛海於汪精卫下葬后,在他的日记中说:「今日目视汪先生灵櫬入土,觉是非恩怨到此已烟消云散,吾辈何必认真以自寻烦恼?至汪先生,今虽盖棺,尚不能论定是非功罪,当以今后时局转移為依归也。」


如今时局已转移70多年,汪精卫的女儿在谈到父亲时说:
「蒋介石是爱国的成功者,我父亲是爱国的失败者」。
或许爱国的失败者,是对汪精卫最正确、也最公道的评价。









注:

前中华民国的重庆国民政府,蒋介石特别在1943年1月12日,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宣告废除了自清政府以来签定的一切外国不平等条约—史称“”43年条约“”。





百年外交反常事:1943年"废约"及其歷史回响
文:金春明,来源:《百年潮》2005年第3期
2010年09月01日


1943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期,也是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关键阶段。在这一年之初,发生了一件在中国近百年外交史上颇不寻常的事件——侵略中国百年、强迫中国签订多个不平等条约的英国和美国,主动宣布放弃在中国的租界、治外法权和各项特权,并与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了新的中英条约和中美条约(以下简称新约)。

  “废约”的经过和新约的内容

  中英新约和中美新约是1943年1月11日在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和美国首都华盛顿两地分别签署,并由中、英、美三国政府同时向全球公告的。

  关於签约的经过,中央社隻有很简单的报道:1942年10月9日下午,“美副国务卿威尔斯与英外相艾登,分别正式通告我驻美大使和驻英代办,英美两国政府决定迅即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他有关权益,并表示将於最近期内向中国政府提出草约,以备中国政府之考虑等语。嗣至10月24日,我外交部接驻美大使馆来电,报告美方所提中美条约草案。10月30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爵士,亦向我外交部递送中英条约草案。外交部当即遵照中央方针,先后向美英提出修正案,继续谈判。约稿商定后,经由中美英三方决定於昨(11日)签订。”

  新约的主要内容,就是废除由於1900年八国联军进佔北京而强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按照中英新约的说法:“英王陛下认為1901年9月7日中国政府与他国政府包括英王陛下联合王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之协定书,实行取消。并同意该决定书及其附件所给予英王陛下联合王国政府之一切权利,应予以终止。”(中英条约第三条)具体主要是:一、“将北平使馆界之行政与管理,连同使馆界一切官有资產与官有义务移交中华民国政府”。不过在使馆界内之土地与房屋,“联合王国政府為公务之目的,有继续使用之权”。二、“上海及厦门公共租界之行政与管理,应归还中华民国政府”。三、“将天津英租界(包括英方工部局所管全部区域)、广州英租界之行政与管理,应归还中华民国政府”。请注意,这裡所说的北京、上海、厦门、天津、广州等地,当时均处於日军的佔领之下,这种“归还”在当时并没有实际意义。尽管如此,条约中还是专门列出一条,就是“英国陛下之人民及公司”,在中国境内的一切“动產和不动產”的权利,“不得取销作废,并不得以任何理由加以追究”。这还不够,还规定一条,“在抵抗共同敌国之战事停止后至迟六个月内,进行谈判,签订现代广泛之友好通商航海设领条约”。(这种所谓的“现代广泛之友好通商航海设领条约”到底是什麼货色?1946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和美国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就是最好的实証。毛泽东曾称之為“空前的卖国条约”。)

  中美条约的基本内容同中英条约是相同的。不过按照美国的司法程序,签字后还要经过参议院的批准。所以中美条约的全文稍晚才公布。

  国内各方当时对“废约”的评价

  宣布废除《辛丑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虽然在当时还难以实际实施,但终是一件好事,自然会受到中国各族人民普遍的一致的欢迎。但也无庸讳言,对这一事件的评价和意义,国内各党派阶层当时的看法就是不完全一致的。

  国民党兴高採烈,大肆吹捧新约,并自我夸耀。国民政府於1943年1月12日发布為签订新约昭告全国的专令。国民党中央决定在全国举行宣传新约的扩大宣传周,要求各地举行庆祝集会,化装讲演,提灯游行及各种艺术宣传。机关学校“放假三天,以资庆祝”。国民党的党政军要人纷纷出面,或发表广播讲话,或出席庆祝集会,或接受专访。蒋介石在1月12日发表《告全国军民书》说:“美国与英国自动声明放弃他们在华不平等条约的特权……这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在歷史上為起死回生最重要的一页,而亦是英美各友邦,对世界对人类的平等自由,建立了一座最光明的灯塔。……这实在是英美的政府和人民最光明最正大的举动。……其对侵略各国在精神上给予了他们最重大的打击。”外长宋子文在记者招待会上,“就中美中英签订新约事,对美国务卿赫尔及其外相艾登备致推崇。”出面参加此项活动的还有立法院长孙科、考试院长戴传贤、司法院长居正、监察院长於右任、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宣传部长张道藩、组织部长朱家驊等。

  当时孙夫人宋庆龄也发表了讲话。她在对新约予以适度肯定的同时强调:“废除不平等条约,原是总理毕生致力的一大目标,到了现在,这个目标开始实现了。”為什麼只是“开始实现”?因為平等不能隻靠外人给予。“要使经济与文化臻於平等地位,非外交谈判所得為功,必须国人从多方面奋发猛晋始得实现。”她还特别指出:“美英歷来享受的不平等权利,虽从此废除,但在实际上这种权利尚沦陷在日寇之手,故非将敌人驱出国境,则不惟特权无法收回,而沦陷区同胞呻吟於敌偽双重压迫之下,仍将不获享受此等新约所予我们平等解放的保証。”应该说,孙夫人的讲话是客观而清醒的。

  大后方方面的民间舆论的看法,较之国民党官方论调是比较客观冷静的。以重庆《大公报》為例,1943年1月12日和14日发表两篇社评。第一篇题為:《贺中美中英平等新约,中外关系史上光明的新页》,另篇题為:《充实平等的内容》。社评对中美和中英新约,“使中国结束了百年的耻辱”,在中外关系上“展开了光明的新页”,“致无限兴奋的庆贺”。“而同时也甚珍贵这划时代的平等地位得来之不易。……实际是我全军全民奋斗五年余付巨大牺牲流大量血才博得友邦的尊敬而来,绝非倖致。”社评认為:“这无疑是国人快慰的一件大事,但不宜作太过轻率的乐观。美国英国虽把平等交还了中国,惟交还的精神重於物质,形式多於内容。”而且“美英所交还我们的,大部还劫持在敌人和汉奸的手裡”。社评还特别提出:“如九龙租借地则纯属不平等特权的性质,而竟未曾解决,不能不说是美中不足。”(据宋子文外长在1月12日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说:“中国在谈判中曾提出九龙租借地问题,但英国政府未准备加以讨论,我方已保留再度提出此问题之权。”)可见,在肯定和赞扬之下是有所保留和并不满足的。这似可作為中间阶层舆论的代表。

  中国共產党对这一事件是重视的,中共中央专门作出《关於庆祝中美中英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决定》(1943年1月25日)。《决定》在“我们应当庆祝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庆祝中美中英间新的关系与新的团结”前提下,向全国人民强调说明:(1)中国近百年的歷史是中国逐步丧失独立沦為半殖民地殖民地的歷史,同时又是中国人民為民族独立而英勇奋斗的歷史。(2)这个斗争到“七七”抗战后,已进入决定胜负与决定中国最后命运的阶段。正是由於抗战,“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使中英美间不平等条约得到废除。”(3)中国今后的命运是要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得到决定。没有抗战的胜利,“中国的独立解放便无法实现,中美中英间不平等条约之废除也还是一纸空文。”(4)中国要变成独立的国家,不仅有赖於对日战争的胜利,而且有赖於战后国家之建设。(5)中国共產党自诞生后,便投入了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前线。按《解放日报》2月4日社论的说法,中国共產党“是中华民族的急先锋”,“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首创者”,“站在最前线的英勇战士”。

  从上述《决定》内容可以看出,虽然对废除不平等条约和签订新约表示庆祝这一点是共同的之外,共產党对於这一事件的理解和评价以及採取的态度,同国民党是有很大差异的。

  关於“废约”的历史回响

  费正清(1907-1991)是当代西方最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美国哈佛大学名誉歷史教授,也是《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的双主编之一。他撰写了该书的第一章“中国的再统一”,带有该书总序论的意思。在这一章中提到1943年的废除不平等条约。他对此事是充分肯定的,只是感到时间迟了,因而损害了国民党的统治。他说:“帝国主义也促使国民党虚弱下去。在1943年才废除的不平等条约通过阻止南京政府对突出的经济中心上海的控制,以特别阴险的方式损害它的主权。”而1943年废约当时,费正清正在美国驻重庆的大使馆任外交官,可以说是事件的当事人。他的看法就更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可是,对1943年废约事件的这种评价正确吗?应该如何确定它的歷史地位才符合歷史的真实呢?经过研究和思考,特别是联系到战后中国的实际歷史发展,笔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1943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确实曾同一些国家签订过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协议,美英法(当时没有法国,此说法不准确)等国放弃在中国的各种特权,但那实际上是一种為了產生宣传效果而由美国导演的一幕喜剧。……但是,它对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因為要废除的外国租界都在沿海大城市,而这些城市当时都在日本侵略军的佔领之下,是宣布放弃这些特权的英、法、美等国所管辖不到的。德、日、意三国当时败局已定,作為战败国将来自然是要交出这些特权的。至於沙俄的特权,早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列寧的苏联政府就已经宣告自动放弃了。所以,这场喜剧的实际作用,只是给蒋介石扮装的‘四大领袖’涂上一层油彩,增添了一条华丽的佩带。联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企图独佔中国,并同蒋介石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甚至美国兵强奸中国女大学生引起群眾强烈抗议,这样影响重大的事件,号称已经取消治外法权的中国当局竟不敢审判美国兵(这个美国兵回国后竟被宣判无罪)等事实,更使人们看透了这件事的实际价值。”我至今仍坚持认為,真正废除帝国主义强加於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在世界上取得独立平等地位的,是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其标志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不是1943年的废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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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台灣獵戶人 2015-7-21 22:43
摘自:《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1年03期,
作者:骆正林,
原题:抗战时期汪精卫伪政权的舆论传播策略


汪精卫宣传:和平救国当汉奸是继承孙中山遗志

在追求权力的道路上,汪精卫放弃了最基本的政治原则。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汪精卫的“权势欲”急剧膨胀,他不惜以“做汉奸”为代价,接受日本人的政治诱降,甘当日本人的傀儡。一失足成千古恨,汪精卫为自己选择的道路,彻底毁掉了他的政治生涯。汪精卫集团公然投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连蒋介石都曾派特务到河内去暗杀汪精卫。已经是惊弓之鸟的汪精卫,为了逃脱舆论的审判,为了掩饰汉奸面目,将媒体作为重要的政治工具,充分利用报刊、广播、通讯社为自己辩护,开脱自己的罪行。

  


一、编织传播网,抢夺话语权
黑格尔认为无论在哪个时代,舆论都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卢梭认为舆论是正规法律之外的法律。奥地利心理学家赖希认为,“希特勒把握了群众,以十足的蔑视态度想靠群众的帮助来实行他的帝国主义。”对舆论的重要性,汪精卫体会在心,因为他的政治生涯是和舆论宣传密切联系的。汪精卫一生风雨沉浮,但在权力斗争中却始终是蒋介石手下的“败将”。于是,当全民族抗战打到最艰苦的时候,他利欲熏心走上了叛国之路。荀子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舆论曾让汪精卫成为“革命斗士”,但是当他丧失良知时,舆论也将他钉在了“汉奸”的耻辱柱上。面对扑面而来的舆论压力,汪精卫早有准备,他通过精心谋划,编织起庞大的传播网,期望用权力的力量控制传播渠道,抢夺公共话语权。

1。以香港为核心组织叛国舆论
控制传播渠道是控制舆论的重要手段。汪精卫深知传播渠道的重要性,因此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亲自、或通过亲信创办各种报刊,以组织有利于自己的舆论。如1911年他获释后,当选为同盟会京津分会会长不久,就创办了《民意报》;1928年他为了和蒋介石较量,通过亲信陈公博、顾孟余创办《革命评论》和《前进》周刊,大造舆论要改组国民党。而香港是汪精卫集团的一个宣传中心,在香港他们设立了御用宣传机构《南华日报》和蔚兰书店,并由他的亲信林柏生把持。《南华日报》创刊于1930年2月,林柏生任社长。蔚兰书店是国民党在抗战期间建立的“艺文研究会”的香港分支机构“国际编译社”的对外名称,由林柏生主持,出有《国际周报》、《国际通讯》、“国际丛书”等。
武汉、广州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此时,日本人明显感到战线延长,兵力不足,资源匮乏,财政困顿。于是日本人调整了对华政策,“由过去对国民党政府实行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改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1938年7月12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伴随时局的对华策略》中说:“在使敌之抗战能力崩溃的同时,为使中国现中央政府倒台和蒋介石失势,进一步强化现在实行之计划。”其中策略的第一条是:“启用中国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及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并酿成建立巩固的新兴政权之气势。”在日本人的政治诱降下,汪精卫从重庆出逃至河内,公开叛国。

汪精卫一伙叛国后,首先开动香港的御用宣传机器,兜售他们的反动言论。
1938年12月22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要求:
(1)中国放弃抗日“愚见”,“与满洲完全修复邦交”;
(2)“在东亚之天地,不许国际共产党势力存在”,故需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在该协定继续有效期间,要求承认日本军在特定地点之防共驻屯;
(3)中日提携合作,在经济利益和资源开发利用上,“向日本积极地提供方便”。

对日本人的诱降书,汪精卫很快做出了反应,迫不及待地发表声明回应日本政府。由于顾孟余的反对,该声明推迟了一天发表,刊登在12月31日的《南华日报》上,但日期用的是“29”日,并作代论发出,该日代电韵目为“艳”,故汪精卫此次声明简称“艳电”。31日,《南华日报》还配合“艳电”发表社长林柏生撰写的社论《汪先生之重要建议》。此后汪精卫集团以《南华日报》为中心,以《天演日报》、《自由日报》等为补充,围绕“和平运动”与抗战派进行了激烈论战。汪精卫的投敌言论不仅激起了民众的愤怒,也遭到了他们所控制的报社员工的唾弃。1939年1月2日,香港民众捣毁了《南华日报》社;1月17日,林柏生被刺受伤;8月13日,三报全部工人82名,以个别辞工的方式离开报社,致使三报被迫停刊2个多月。

2。以上海为重点抢夺舆论阵地
1939年4月25日,汪精卫在日本的保护下从河内到达上海,不久亲赴日本会谈,双方确定:“汪精卫同意华北、内蒙、长江下游、华南等地都由日本直接控制,日本则同意由汪精卫组织一个形式上‘统一’的汉奸中央政府。”

香港偏居一隅,在香港进行卖国宣传,其产生的效果远不及内地,于是汪精卫一伙将上海作为散布卖国舆论的第二站,开始抢占上海的舆论阵地。1939年4月,林柏生等从香港来到上海,与先期抵达的周佛海一伙汇合,在上海开始了办报活动。5月汪精卫本人在日本人的保护下登陆上海。卖国主力军到达上海后,一面筹办自己的报馆与印刷所,一面收买其他报馆与文化机构的人员,迅速在上海建立起汪派控制的宣传阵营。

汪精卫控制的宣传机器中,《中华日报》和中华通讯社是“司令部”。《中华日报》是汪精卫担任国民党行政院长期间,挪用铁道部公款于1932年4月创办的御用喉舌,社长是林柏生。上海沦陷后该报停刊。
1939年7月10日,汪伪集团复刊了《中华日报》,并作为他们的中央机关报。该报后来成为汪精卫集团及其本人的重要舆论阵地,他们的大量活动和言论是通过《中华日报》传播出来的。但《中华日报》也遭到上海人民的反对,多次受投弹袭击。
1939年11月3日,汪伪集团又以林柏生为社长创建了中华通讯社。

3。以南京为中心编织汉奸传播网
1940年3月30日,以汪精卫为首的一小撮民族败类终于粉墨登场,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并被日本侵略者指定为全国性政权。伪政权在侵略者的扶持下,在华中、华南沦陷地区建起了一个庞大的传播网络。他们一边以“中央政府”的名义,接收、改组其他伪组织报纸;一边动手新办了一批报纸。“据《申报年鉴》统计,汪伪政权建立之后,华中沦陷区计有报纸68种,华南7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南京的《中报》、《中央导报》、《民国日报》,上海《平报》和广州的《中山日报》等。

1940年5月11日,伪宣传部将中华通讯社与原“维新政府”所属的中华联合通讯社合并,成立了“中央电讯社”,隶属宣传部。由宣传部长林柏生兼任理事长,总社在南京。其后在东京、香港、上海、广州、武汉等地陆续建立了分社,到1941年6月建成了20多处。该社名义上是全国新闻通讯的最高统制机构,而实质上是日本同盟社的一个分支,受日本侵略者的直接控制。1940年12月,中央通讯社第二次理事会遵循日方旨意,特聘日本同盟社古野氏为名誉理事。

1941年下半年后,由于战争的旷日持久与日伪经济的日益拮据,汪伪政权调整直属报纸,收缩规模,强化政治统治。其具体做法是将报纸分甲、乙、丙三级,然后根据报纸级别的不同,规定各报的编辑方针,控制对各报新闻纸的供应。

日本人在占领南京后,于1938年开播伪“南京广播电台”,进行“中日亲善”、建立“东亚新秩序”的欺骗性宣传。汪精卫投敌后,伪“南京台”成了日汪鼓吹“和平运动”的工具。汪伪政权建立后,于1941年2月成立了“中国广播事业建设协会”,负责接收了各地的日军电台。3月26日,他们导演了一出日本军方将广播事业交还给汪伪政权的丑剧。该会在接收日军电台后,混淆视听,蒙蔽舆论,将伪“南京广播电台”改称“中央广播电台”,呼号也定为“XGOA”,与重庆国民党中央台的台名和呼号一样。其后,汪伪政权还在上海、汉口、杭州、苏州和蚌埠等地建起了地方电台。

  

二、汪精卫亲自挂帅,笔和嘴并用
传播学告诉我们,对于相同的内容,地位越高的传播者,其传播效果大于地位低的传播者。尤其当众,而且一直以国民党的“领袖”自居。因此,当国内舆论唾骂他“卖国”时,他坐不住了,亲自披挂上阵,想用自己的传播技巧来化解舆论对他的围剿。汪精卫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利用的最主要的两种传播载体就是文字和语言。

1。笔耕不辍,伪作连篇
如果抛掉政治因素的话,汪精卫是个有才华的诗人和出色的演说家。早年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他以自己的写作才华而得到革命者的认同。
1905年11月26日,在《民报》创刊号上,他发表了重稿件《民族的国民》,影响很大。其后跟随孙中山下南洋,从事报刊活动一直是他的重要工作。1908年他还在新加坡任过《中兴日报》主笔。只是到1926年后,他才逐渐蜕变成一个追逐权势、玩弄权术的政客。在抗日战争开始后,他萌生投降思想,后来做了汉奸。在这个过程中,他拿起自己的笔,“辛勤耕耘”,炮制出大量文章。蔡德金、王升编著的《汪精卫生平纪事》按日记录了汪精卫一生的活动,根据这本书的记载,从1938年到1941年,汪精卫在报刊上发表的主要文章如下: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1939年、1940年,汪精卫本人的写作达到了一个高峰。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汪精卫做汉奸后,他的人生进入了一个最艰难的时期,因此他要跳出来,以说服民众认为他是清白的;同时,他也要向国人宣传他的政治主张,向日本人温言献媚。在这一阶段,汪精卫东奔西走,也可谓“颠沛流离”,但是他还是写了大量文章,和发表了大量演说,因此可以说汪精卫是“勤奋”的,可惜他的“勤奋”用错了地方。汪精卫投敌后,他所把持的舆论阵地,最主要的是《中华日报》,他的大部分文章和几乎全部的演讲稿、广播稿都是由《中华日报》刊登的。

2。游说不断,谎言成堆
除了利用文字传播以外,汪精卫还充分发挥自己的语言天赋,通过与记者见面、举行记者招待会和发表广播讲话,直接出面阐述自己的观点。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用自己的嘴四处游说,“呕心沥血”地为自己洗刷罪名。

汪精卫的语言天赋年轻时就早已表现出来。1907年,同盟会领导的萍浏醴起义失败后,清政府与日本政府交涉,要求逮捕并引渡孙中山回国。3月4日,孙中山偕胡汉民、汪精卫等离开东京前往南洋。在南洋,他们在华侨中宣传革命道理,阐述同盟会宗旨,鼓动更多的群众支持反清革命。汪精卫在这新天地里,第一次发挥了他的演说天才。在各种演讲中,他能把革命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形象生动,富有煽动性,能使人信服。并且他善于控制会场,使演讲高潮迭出,为革命获得了不少的掌声,也为革命筹措了大量的活动经费。在槟榔屿的一次演说中,他的演讲甚至吸引了当时还是中学生的富商小姐陈壁君。对于汪精卫的口才,“连胡汉民都这样赞叹:‘余前此未尝闻精卫演说,在星洲始知其有演说天才,出词气动容貌,听者任其擒纵。余二十年未见有工演说过于精卫者。’”在叛国前后,汪精卫利用各种机会与新闻界接触,有意识地通过自己的演说才能,来蒙骗新闻界。尤其在叛国后,他为了摆脱在舆论上的不利地位,发表了大量的广播讲话,并不失时机地和记者见面,接受新闻界的采访。但是,再华丽崇高的辞藻也掩盖不了他在政治上的野心和贪婪,汪精卫再“口若悬河”也改变不了国人对他的看法,更挽救不了他失败的命运。

汪精卫从1937年到1942年期间,接见记者、发表演讲、做广播讲话,已经成了他的自觉行为。每到重大事件的时候,他都会出来发表一通看法。瓦尔特·蒙代尔指出:“总统左右宣传工具的权力方面最重要和最危险的变化是总统控制了电子宣传工具”在抗日战争时期,广播电台已经有所发展,汪精卫抓住这个“现代化”的媒体,不断搞广播政治。但是,汪精卫虽然有些风度和号召力,但他缺乏当领袖应有的气质,他感情易于冲动,缺乏果断的魄力,当进不能进,当退不能退,结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甘当日本人的走狗。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当伪政权建立后,汪精卫招待国内记者的机会减少了,而接见外国媒体、尤其是日本媒体的机会却在不断增多。因为汪精卫要通过媒体向他的日本主子表示自己的忠心。




三、宣传内容:兜售“和平运动”
早年的汪精卫曾思想清高,“耻于为官”。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曾电请汪精卫入京当高等顾问,但汪辞不就任。为了表示轻视名位、淡泊明志,他在接受了袁世凯赠送的一大笔程仪之后,带着新婚妻子及随从到欧洲去潇洒走一回。

1912年1月,他还与吴稚晖、张继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进德会”,“鼓吹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的‘六不主义’。”然而,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汪精卫却权心不死,利欲熏心。为了获得最高权力的位置,他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当广州、武汉沦陷后,他认为中国必然亡国,于是他开始了政治投机,以“和平建国”领袖自居,开始了汉奸之旅。他开动自己控制的宣传机器,围绕“和平运动”大肆叫嚣。真实性是达到传播效果的基础和前提,汪精卫无视日本侵略者的残忍、邪恶和狡诈,却站在“和平”的角度去包装日本侵华罪行,当然会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可以说,汪伪的传播是没有说服力的传播,是缺乏内核的传播,是“空心化”传播。从总体上看起来,汪伪宣传围绕“和平运动”进行了以下一些传播。

1。以“国家利益”为幌子
“有时候,无所顾忌的政治野心家们会厚颜无耻地宣称他们是在追求正义,”汪精卫也不例外。他以“国家利益”为借口,制造歪理邪说,证明其行为是正当的。在这里“国家利益”成了他践踏人间正义、扩大权势的借口。

1939年7月9日,汪精卫在上海发表了广播讲话,题目是《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这次讲话被日、汪视为“开始实际和运工作之宣言”。在这篇文章中,汪精卫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厚着脸皮说自己的行为是为了“国家利益”,将自己邪恶的行为说成是正义的、合法的。他甚至在文章中这样问道,“试问以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国,来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战的结果会怎么样?这不是以国家及民族为儿戏吗?”他认为战必亡国,只有跟着他投降才有出路。他无耻地说:“甲午战败,是一件极不幸的事,然而当时的满洲政府,还算是有爱国心的,战败了,就承认战败,讲和的结果,虽然割地赔款,却还保住大部分未失的土地人民主权。如今呢,战败不承认战败,和一个赌鬼似的,越赌越输,越输越赌,宁可输个精光,断断乎不肯收手。这不是比起当时的满洲政府还没有爱国心吗?”把“卖国行为”当作“有爱国心”,把“全民族抗战”比喻成“赌鬼赌博”,亏汪精卫能想得出来。在这里,“民族利益”、“爱国心”这些词汇被汪精卫糟蹋了。不仅如此,他还荒唐地说,“我时时刻刻准备着以我生命,换取同胞的生命;以我的自由,换取同胞的自由”。

2。散布悲观、投降论调
汪精卫叛国源于他的悲观论调,他认为中国在日本人面前,无力抵抗,只有俯首称臣,才能苟延残喘。早在1936年初,他从欧洲回来就赞同周佛海低调俱乐部观点,大谈“安内为攘外的先着”的反共论调,并逐渐取代周佛海,成了低调论的领唱。
1938年,他在对英国记者谈话中公开宣称:“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碍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基础。”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第二次近卫声明),希望中日合作共同分担“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声称:“如果国民党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日本人想分离抗日阵营的图谋,终于让汪精卫动了心思。

12月22日,日本政府发出第三次《近卫政府对华声明》,提出所谓“
善邻友好、
共同防共、
经济提携”三原则。

此时汪精卫已迫不及待了,他发表了“艳电”,“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从而公开走上了投降的道路。汪精卫投敌后,仍然不断散布悲观论调,打击中国军民的抗日士气。他认为“蒋现有的兵力,不但不足以抵抗日本,并且不足以控制共产党”,抗战只会带来“许多痛苦”、“许多牺牲”。他主张“不如学刘坤一、张之洞之保障东南,李鸿章之挺身入京,在八国联军枪杆之下,成立和议,或者还可以补救一些。”

3。鼓吹和平运动
汪精卫投降论调的中心话语就是“和平建国”、“和平运动”理论。伪政权建立后,他继续鼓吹“和建运动”,认为“中国现在除了和平,没有出路”,并特别强调要“对国民心理进行根本改造”,并将加强心理建设确立为文化宣传的基本方针。他高呼:“我们相信,我们热烈相信,和平运动的理论,已经成熟,和平运动的成功,必然到来。”

其实,汪精卫反复唠叨的“和平运动”没有什么新东西,就是要中国人民放下武器,甘受日本人的蹂躏。他说抵抗只会“把民众赶上了死绝的路上去”。而对和平道路,他是这样策划的:“只要……接受日本关于和平的声明,那么全国停战,立即可以实现,跟着和平谈判,就可以开始。”并进而“全国所渴望的撤兵,必可以做到。”“如果在前方后方的行政当局,以及带着军队的人,能有赞成和平的表示,反共的表示,则日本军队必不会进攻。”汪精卫仅仅根据日本人的声明,就想让中国人民天真地相信,日本人是中国的救星,“和平的条件,无害于国家之独立自由”。然而,饱受日本屠杀的中国人,已经看清了日本人的嘴脸,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只会让他在汉奸的路上越陷越深。

4。污蔑中国共产党
为了欺骗人民,汪精卫疯狂攻击坚决抗日的中国共产党,污蔑游击战是流寇的别名。他说共产党“受了第三国际的秘密命令,将阶级斗争的招牌收起,将抗日的招牌挂起,利用中国几年来的民族意识,挑动中日战争,这种大当断断乎上不得的……。”他说共产党“只知道接受了第三国际的命令,要把中国来牺牲,牺牲的地方越大越好,牺牲的人数越多越好,牺牲的时间越长越好。中国固然牺牲个精光,日本也不免要受多少创伤,这在第三国际看来,真个是一举两得。”日本侵华是要“建设东亚新秩序”,其着眼点是“排除侵略主义、共产主义,使不得为祸于东亚也。”

5。以“孙先生的遗志”为招牌
由于利欲熏心,汪精卫放弃了最基本的道德规范,用卑鄙、龌龊的方式来欺骗民众,甚至还厚颜无耻地想捞取正直诚实的好名声。为了给自己的丑恶嘴脸抹一点油彩,他抓住“孙先生的遗志”不放,造谣自己是孙中山先生事业的继承人。
他说“十四年间,孙先生逝世,我继承遗志,主持国民政府,……兢兢业业,不敢少变。”
他甚至说日本提出的“建立东亚新秩序”就是孙中山提出的“大亚洲主义”,
日本提出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都是三民主义的根本精神。

6。讨好日本侵略者
汪伪报刊在伪国民政府建立前,以鼓吹“和平建国运动”为主调。但是建立傀儡政权后,汪伪政权又增加了一个宣传任务,那就是认敌为友,鼓吹与贩卖“大亚洲主义”,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为日本侵略活动张目。为此汪精卫反复声称对日冤仇“宜解不宜结”,鼓吹“新国民运动”、“东亚联盟运动”,加强亲日教育,为日本主子效犬马之劳。

在《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一文开篇,汪精卫就盗用孙中山的名义说:
“总理孙先生告诉我们:‘中国革命的成功,有待于日本之谅解’,这句话意义重大。”
在第二段开头“中国革命若要成功,必须使日本知道,中国革命之成功,于日本有利,这不是权谋策略的,而是诚意的。”
他把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竟然说成“因为一个国家对于另一个国家,因为利害相同而相结合,绝对不是有损主权。”“日本既然声明,对于中国没有侵略野心,而且伸出手来,要求在共同目的之下亲密合作,中国为什么不也伸出手来,正如兄弟两个厮打一场之后,抱头大哭,重归于好?这是何等又悲壮又欢喜的事?”要求中国人民“先责备自己然后再责备他人”




四、汪伪政权对媒体的迫害与管制
汪伪集团一方面加强自己的舆论宣传,另一方面对其他媒体进行管制。

1。残酷迫害报刊和报人
1939年5月,汪精卫汉奸集团到达上海,为了推行“和平运动”,组织伪政府,他们首先控制舆论,打击抗战言论,压制民众的爱国意识。汪伪集团将敢于和他们对抗的报刊视为“眼中钉”,经常雇佣流氓、打手迫害手无寸铁的报人,其中迫害新闻界的最主要力量是76号特工总部。76号指使大批特务冲击《中美日报》和《大美晚报》:特务们捣毁了《大美晚报》的排字房,打死打伤各一人;抢去7000余份《中美日报》,向报社投掷两枚手榴弹(未爆)。但《中美日报》并没有被吓倒,坚持出版到1941年冬,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英法租界,《中美日报》才被汪伪封闭。《大美晚报》被76号捣乱后,仍然坚持抗日,尤其是副刊编辑朱惺光(亦称朱惺公),坚强不屈,在副刊上连出四期《菊花专辑》,以菊花比喻抗日战士的气节。接着他又编发了《民族正气———中华民族英雄专辑》和《汉奸史话》,歌颂文天祥等民族英雄,鞭挞秦桧等历代汉奸。76号在寄恐吓信没有效果的情况下,于1939年8月30日将其杀害。朱惺光的死并没有动摇《大美晚报》抗日的立场,于是1940年7月19日特务们又暗杀了《大美晚报》的总编辑张似旭。几天后,总经理李骏英又被暗杀。但《大美晚报》没有被压垮,他同样坚持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时才关闭。

2。建立报刊管理制度
汪精卫伪政权建立后,立即建立和颁布一系列新闻法规来管理报刊(如下表),使他们对报刊的统制披上“合法”的色彩。“值得注意的是,凡是与迁至重庆的国民政府颁行的新闻法律法规同名的,均名之为‘修正公布’,以图掩盖其伪法统的实质。”

和蒋介石不同的是,汪伪政权有两个宣传部,即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伪国民政府宣传部,伪政府宣传部设在行政院内。不过两个宣传部是合署办公的。而在蒋介石政权中,政府宣传部的职能是由内政部承担的。汪伪政权规定,创办报刊必须要向伪政府宣传部申请,同时,相关法规中对报刊创办条件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尽管汪伪建立了一整套管理报刊的法规,但是他们仍然会根据自己的好恶,随时禁止或限制报刊刊载内容。汪伪势力的“苦心经营”,终于使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所谓的“代表国家的计划新闻制度”。不过,无论他们怎样建设,伪政权的法律、法规都摆脱不了垄断性和傀儡性的特点。

1941年2月,日本侵略者宣布向汪伪“交还”广播事业管理权,随后,汪伪政权建立了伪中国广播事业建设协会、伪宣传部广播无线电台管理处等有关广播事业的管理机构,颁布了《改组广播无线电台计划草案》、《广播无线电台条例草案》、《广播无线电台登记注册规则草案》、《广播无线电台播音节目审查办法草案》等一系列法规。这样,汪伪集团在沦陷区内实现了对新闻事业的全面管理和钳制。
引用 关天培 2015-7-21 23:23
致媒体书
(抗敌?资敌?请媒体业者自律还给琉球列岛正本清源的名称)
http://bbs.liuqiu-china.com/foru ... hread&tid=43158



1879年,中国官府"照译"横滨西字报论琉球事
http://bbs.liuqiu-china.com/foru ... hread&tid=18632

清季 申报 台湾纪事 辑录  一十七

光绪五年八月二十日(公历十月初五日——礼拜日)/1879年,
照译 横滨西字报 论 琉球 事

公历一千八百七十四年,日本兴兵至台代球民复仇;中国过问,几动干戈。

日兵至台时,统领"西乡从道"照会"闽浙总督"李内称:『日前台湾生番劫杀备后民四人,后又惨害琉球难民五十二人;特此兴兵复仇』云云。


闽浙总督覆文内称:『琉球,中山故国也;臣事中国巳数百年,极其恭顺。而中国待之,不分畛域。是以本大臣札饬台湾地方官严拿凶犯,秉公办理』云云。


闽浙总督二次照会,更属了然;内称:『球人是我属民,其被生番惨害一事,自应由本大臣饬令地方官查办,不必贵国费心。况贵国之备后四人未遭惨戮,不过被劫』云云。

吾读此文吾,已知"巴君"之谬,然尚未知成立之约何如;

及取阅之,乃知"太久保"与"总理衙门"所定者,曾无一「琉」字、一「球」字,第言「有国当保护己民」而已。

此一役也,中国自始至终皆不直日本所为,谓其"藉端滋扰"。
引用 兰色凡尘 2015-7-22 12:29
蒋介石汪精卫都是卖国大汉奸
引用 环保志愿 2015-7-22 21:40
汪精卫有投降当汉奸的念头,不是汪精卫想不想投降的问题,是因为他的胚子就是汉奸的料,蒋介石也是!
如果汪精卫不先投降了日本,蒋介石铁定会投降!
引用 台灣獵戶人 2016-4-18 21:28
蒋介石两次差点让内蒙古成为第二个东北

图:1942年,前中华民国伪南京政府主席汪精卫访问日本政府。

1934年10月间,蒋介石偕宋美龄在察哈尔省主席、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陪同下,自张家口乘火车来到绥远省的归绥,由后来名震华北的国军抗日名将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到车站迎接。

蒋在此逗留了两天,这是他人生唯一 一次踏上内蒙古的土地。

在这的前一年又三个月,即1933年7月,他曾亲自命令10个师进入察哈尔,与日伪军一起“围剿”由方振武、吉鸿昌率领的“察绥抗日同盟军”,该军前不久才刚刚收复康保、宝昌、沽源、多伦4县,把日伪军完全驱逐出了察哈尔省,成为“九一八”后首个收复失地的抗日力量,同时,同盟军还在张家口成立了收复东北4省计划委员会,准备进一步对日作战,听说有人要收复失地,一时间各路英豪及绿林好汉纷纷提军前来,计有西北军、东北义勇军和原热河军阀汤玉麟的散军共7万多人加入,形势一片大好,东4省的民众听到后都激动涕泣,日夜期盼着同盟军尽快帮他们结束“亡国奴”的黑暗日子。
然而,这支实力颇为雄厚的英雄部队,最后在蒋介石的军队与日伪军的夹击下,在昌平一带被蒋军3个师包围住,将当时同盟军仅剩的6000余人杀到还有500号人,同盟军领袖方振武与吉鸿昌悲恸与无奈之下,为”留得青山在“只得选择亡命天涯,自此,同盟军彻底失败且被收编。

东4省的3000多万人民陷入了彻底绝望的境地,又是一片哀鸿阵阵……..而为配合日本关东军“内蒙古工作”的特务机构和汉奸李守信伪军与内蒙古分裂势力此时重获新生,又在察省猖獗了起来,随后也因利益的冲突与南京政府当地的机构和军队造成了一定的摩擦。

这也就是为什么蒋介石此次要亲到归绥的根本目的,他希望通过作为调停人的角色,缓和以傅作义为首的绥远省政府与内蒙古王公贵族上层的云王、德王为代表的百灵庙蒙政会的紧张关系,以此来维持南京政府对内蒙古盟旗地方微弱的影响力。然而讽刺的是,仅仅8个月后,即1935年的6月,蒋介石又改变了想法,慷慨地“奉献”了整个内蒙古的主权给日本——《秦土协订》签订,以下是事情的发生与经过:


这等于放弃中国在察哈尔的主权,在日军一枪未放的情况下,仅仅凭语言恫吓,蒋介石就一口气答应了日本的3项要求和6项追加要求,比“九一八”还更不堪,真是不可想象!
这6项追加的要求是:见图
第(一)和第(二):同意日本支持内蒙古进行独立运动,可见蒋介石对日本的“满蒙利益”看得比自己的名誉还要重要绝非虚言!同时,在苏联(侵占了外蒙古)与日本争夺分裂我国土之时,蒋依然果断地选择了后者,其思维与“中东路事件”中如出一辙。

如果你还觉得不够说服力,那么请来看看4年后,日本全面侵华的第2个年头,即1939年,在中日秘谈的“桐工作”里中国方面向日本提交的《和平意见5条》,蒋介石再度确认日本在内蒙古的特权:

(史料:《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今日武夫回忆录》)

第(二)条明白无误地表明,蒋介石允许日本在内蒙古有驻兵权。同时他还允许日本的“殖民开拓团”进入长江下游,当然,此是后话,总之,当时如果不是日本军国主义太猖狂,不愿意接受蒋“恢复七七事变前”(退回长城以北)的要求,内蒙古已经成为第二个东北。
《秦土协订》赋予日本特务机关可以公开在察哈尔省进行分裂活动的官方权利,而有着强烈的“大元帝国”情结的蒙古王公德王与他的百灵庙政务委员会在一年多以后,也就是1936年,在关东军的帮助下成立了“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内蒙古从此正式踏上分裂的进程,如果不是因为以下4件事,那么占当今新中国1/10面积的内蒙古可能很快就要独立:
1、       关东军策划的伪满洲国未能得到国际的公认
2、       使关东军再度策划内蒙古的“大元国”投鼠忌器
3、       东4省内有盟旗,如让内蒙独立则难以调和伪满与伪元的民族结构
4、       1936年底傅作义在百灵庙击败伪蒙军,使内蒙分裂从此受制。



(三)蒋介石利用汪精卫对日求和并酿成大错(汪伪)
有的人可能会受不了啦!这事怎么又蒋公又躺枪了??
嘿嘿,还真得有关,请看下文。

1938年初3月,徐州会战打响,人在美国的五四运动领袖、国学大师胡适收到一封信,上面写着:见图
然后,大约是3月底或4月间,香港出现了一家叫“蔚蓝书店”的书店,这也就是上面说到的“日本问题研究所”,表面上它只是一家翻译机构,“书店”开业期间曾出版过汉字版的《日本史》《世界的资源》《日本战时经济》等日语书籍。但实际上是它是隶属于国民党中央文化部,是蒋介石亲自下令文化部成立、交由汪精卫打理的“中日和谈联络站”,其作用有二:
1、       利用香港这个国际情报站,搜集情况并为《中日和约》造势。
2、       利用香港这个国际空间,为蒋介石利用汪精卫与日接洽提供渠道。

众所周知,1938年起,日本在对待侵华问题上,分裂成了“主战派”与“主和派”两派力量,主和的是日本内阁中的政客,主战的自然是嚣张无比的军部,在这样的前提下,蒋介石早已开始蠢蠢欲动谋求与日本讲和,一者由于德国派出的”陶德曼调停“毫无进展,而且每欲牺牲中国利益以求全。二者则因正面战场的国军连连败北,没有夺得一场胜利(当时台儿庄还没开打),因此也自然没有有分量的筹码去与日军谈条件,于是他便不得不继续选择“强硬”,但他又不想放弃与日本讲和的任何机会,于是,在他自己亲自掌控与日本的开启秘密谈判的同时(兰工作与桐工作,大概于5月间才开始),他就推出一直都对抗战抱有极大消极思想、且赞成中日和谈的党内2号人物汪精卫去走另一条投降路线。

也就是说,蒋的投降是“暗线”,而使汪的投降则是“明线”(可知其投降的欲望是多么强烈,绝不是神马“研究《蒋介石日记》30年的某老专家说的那样”:“蒋介石只是为了缓和压力(正面战场)”)。

但是,蒋断断没有想像到,他这样做不是高明,而是在玩火,他亲手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将本已经雪上加霜的抗战救国大业推上更深的深渊。

写信者是高宗武,是汪系的心腹之一,也是国民党内的“第一日本通”,与高宗武一起在蔚蓝书店鼓噪投降主义的、还有后来的大汉奸梅思平”及“未遂汉奸“陶希圣等人,这些人本身就是“七七事变”前著名的投降组织“低调俱乐部‘的骨干,是一贯的媚日投降派,因此,”书店“的工作进展得很顺利,很快就与日本军部核心人物搭上了线,6月23晚,高宗武与另一名”低调骨干“周隆痒化装成日本人,一起来到日本驻香港领事馆并登上了一艘日本轮船,一天后,高周二人在东京秘密谒见了陆军军务课课长影佐祯昭、参谋次长多田骏、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及陆军省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等人。
写信者是高宗武,是汪系的心腹之一,也是国民党内的“第一日本通”,与高宗武一起在蔚蓝书店鼓噪投降主义的、还有后来的大汉奸梅思平”及“未遂汉奸“陶希圣等人,这些人本身就是“七七事变”前著名的投降组织“低调俱乐部‘的骨干,是一贯的媚日投降派,因此,”书店“的工作进展得很顺利,很快就与日本军部核心人物搭上了线,6月23晚,高宗武与另一名”低调骨干“周隆痒化装成日本人,一起来到日本驻香港领事馆并登上了一艘日本轮船,一天后,高周二人在东京秘密谒见了陆军军务课课长影佐祯昭、参谋次长多田骏、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及陆军省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等人。

根据高的《回忆录》,此次他携周隆痒东渡日本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同意,是时任他上司、代理宣传部长周佛海让他先去的,蒋介石对这些人的动向把握得倒很准确,22日的《日记》中他对高破口大骂“此人荒唐“并立即停了高的活动经费,然而却没有要处罚高擅自赴日,仍令其返港(仍做情报与舆论造势)。

但是“彻悟”的蒋介石此时已经没有后悔药吃了。

7月,日本内阁五相会议根据大本营陆军部的建议,通过《适应时局的对中国谋略》,决定采取“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的方针,“启用中国第一流人物”,“酝酿建立坚强的新政权”。目标瞄准了汪精卫、唐绍仪、吴佩孚等人,其中前两者均是蒋使其与日本秘谈者。

大错已经酿成!

深知难逃罪责的高宗武不敢去武汉,遂使同伙周隆庠7月22日下午拿着高宗武与影佐祯昭及今井武夫等人鼓捣出来的《报告》(此份报告就是后来全面出卖全中国利益的臭名昭著的《日汪和约》的初稿),到达汉口并交给了周佛海,周佛海按下不表,但迅速交给了汪精卫。

后来就是世人皆知的汪精卫叛逃云南,在“云南王”龙云的默许下潜逃越南河内,与自上海土肥原贤二公馆“重光堂”携《重光堂密约》前来的高宗武、梅思平等人会合,躲过蒋介石的刺杀后到达南京并紧锣密鼓地开始筹建伪政府。

从此华中、华东地带一下子沦为日寇之手,加之前的东4省与内蒙及河北、冀东在内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为日寇侵略中华创造了无比优越的地理条件和以及支撑着日军攫取资源的以养活侵华日军和支援日本国内战争机器。让全世界触目惊心的“第一伪军大国”(50万余人,比早期在华日军还多)就是这样产生的。
蒋介石本意是想借汪精卫之手帮他促成与日和谈的,未料偷鸡不成蚀把米,不仅使得20位国民党中央委员、60多位中、高级将领叛逃敌国造成党的分裂,还使得他失去了“招安”的价值。

是不是觉得很讽刺?

依蒋介石《日记》里透露的“和约底线”,即“恢复七七事变前”的标准来看,如果汪精卫没有先与他与日本缔结和约,而日本军国主义真的同意了回到长城以北,那么,我想问问天下诸公:我们今天还有“960万平方公里的新中国”吗?是不是早就已经变成了“大和民族”的一分子?还是大日本帝国的“附属国”?与印度一样的三流亚洲国家,脏、乱、差、穷?

历史可真是吊诡得让人不寒而栗!一个软骨头的领导人最终竟然是自己把自己玩成“有骨气”的人!这真是实在太TM不可思议!无语!!
1945年:蒋介石耸人听闻的“拯救日本”计划
1939年12月2日,蒋介石当天在《日记》写下这样一句话:
见图

这一条日记,可以说是道出了蒋一辈子的心声,即回应本文开篇讲到的,蒋对日本由始至终都是惺惺”单“惜,为什么说是”单“惜呢?

显然,不管是从最早期他在日本当兵时,还是后来加入孙中山辛亥革命,还是到后来成为北伐军总司令,再到统一全国的政府首脑、”济南事变“、”九一八事变“、”长城抗战“…….. 一直到全面抗战,他都没有认识到,以“脱亚入欧“这种以结束亚洲朝贡体系(即打败中国)为目标并从此加入欧洲的狂热国家主义,其本质就是侵略与征服,他绝不仅仅只是孙中山、蒋介石等人口中的”同文同种“的兄弟之国,他绝不愿意与中国这个”千年师尊“共主亚洲,正如“脱亚入欧“的理论发明者福田谕吉和推动”明治维新“的日本明治天皇说的那样——”失之于美俄,则取之于朝鲜与中国“,日本由始至终的根本目标就是要灭亡中国,灭亡中国后统治亚洲,也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崇尚的”大东亚共荣主义“。

日本侵略者,就是要来置中国人于死地的!但是孙中山与蒋介石一直都自我感觉良好,认为日本会竭诚和他们合作共同反共,都不知道哪来的自信。一心帮国民党推翻满清皇朝、帮助中国人对抗穷凶极恶的沙俄的大日本帝国,显然不是中国的”回纥“,因为你国民党、孙中山、蒋介石等人都不是”天可汗“!民国不是大唐帝国!

然而,蒋介石显然不这样认为,于是,耸人听闻的”拯救日本“在1945年抗战胜利曙光已经很耀眼的时候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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