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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九一八历史:曲线救国攘外应先安内的教训

2017-9-18 23:22| 发布者: 台灣獵戶人| 查看: 881| 评论: 10|原作者: 关天培

摘要: 一九三一年,没有多少中国人意识到国家已经大难临头。这一年,军国主义在日本已经形成强大势力,主张占领中国东北地区的叫嚣已经完全公开化。来自关东军的声音是:“要建设大日本超级大国,很显然,必须取得相应的领 ...
驳杨天石:九·一八的“不抵抗主义”跟蒋介石没有关系吗?
文:王树增
2015-09-18 ,来源:破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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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九一八纪念日,除了各地鸣响警笛、提醒国人勿忘国耻之外,总还会有一部分不甘寂寞的人跳出来,引用“日记强国、地图开疆”的蒋公日记,来为胜利转进台湾的常凯申翻案。今天,澎湃新闻刊发了一篇多年研究蒋介石日记的杨天石的文章《“九一八”之夜,“不抵抗主义”到底是谁提出来的?》,声称蒋介石19日晚上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才从上海知道了“九一八”的事情,所以18日当晚的“不抵抗”之令,不可能是蒋介石发出的,而只能是张学良下达的。这么重大的一个事情,各大报纸在19日早上就已经开始报道,而一个国家的最高军政长官,整整一天之后才知晓,可能吗?麻烦各位翻案史学家在下次接业务的时候,多长点脑子,别这么容易就被忽悠了!

九·一八的“不抵抗主义”跟蒋介石没有关系吗?
一九三一年,没有多少中国人意识到国家已经大难临头。这一年,军国主义在日本已经形成强大势力,主张占领中国东北地区的叫嚣已经完全公开化。来自关东军的声音是:“要建设大日本超级大国,很显然,必须取得相应的领土或具有同等价值的东西……这就需要把满洲置于我国绝对权力的统治之下。”在主张武力扩张的日本军人中,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作战主任“”石原莞尔“”中佐最为激烈而强硬,他们提出了以“占领满蒙”来“转变日本国运”的侵华建议。

“”石原莞尔“”认为:
以日本为中心的“东洋文明”和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洋文明”必然开战,而下一次世界大战将是“人类最后的大战”。为了备战,同时也为解决日本国内危机,必须入侵中国——“武力解决满洲问题已成为陆军省部主要课长等幕僚的坚定信念。”因此,关东军的首要任务是占领满蒙地区。板垣征四郎强调:“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重要的关系。”石原莞尔的建议本不新鲜,但在日本深陷经济危机而不能自拔的时刻,这一建议立即受到日本政界的热烈追捧。
随后,日本军界和政界在以武力扩张摆脱国内危机上达成了高度一致。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猝然爆发。

日本关东军偷袭北大营的时候,中国东北的军政大员们正安闲自在:
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长“”期驻留北平,那天晚上他正在前门外中和剧院观看梅兰芳表演的京剧《宇宙锋》;
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正忙着给他父亲做寿;
黑龙江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万福麟“”也在北平,他将黑龙江的军政大权交给了他的儿子;
吉林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张作相“”为其父奔丧回了锦州,军政大权由他的参谋长“”熙洽“”代理。
于是,沈阳城内的东北地区以及辽宁省的军政要员们大半不在岗位上,就连东北军重要的北大营军营驻军、东北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也不在军营里。

在关东军开始攻击后,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命令部队进入阵地,同时用电话向王旅长和荣参谋长报告。
荣臻给赵镇藩下达的命令是:“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这种军事命令,恐怕前所未有。

凌晨时分,“”本庄繁“”命令关东军所能调动的部队全部向沈阳开进。
四时,驻扎铁岭的部队抵达,配合独立守备大队占领北大营;
五时三十分,赵镇藩带领退出北大营的第七旅到达沈阳东山嘴子;
六时三十分,驻扎海城和辽阳等地日军赶到,占领沈阳内城后,联合向东大营发起攻击,东北军和讲武堂官兵不战而退;八时,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省政府、兵工厂、机场以及所有的军政机关和金融机构均被日军占领,军警全部被日军缴械。日军犹如进入无人之境,仅在沈阳兵工厂就缴获步枪十五万支,手枪六万支,重炮和野战炮二百五十门,各种子弹三百余万发,炮弹十万发。张学良多年购买的三百余架飞机也全部落入日军之手。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这一事件中的两个史实甚为重要:
一是,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自一九三一年事变时起,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中日两国置于战争状态长达十四年之久。
二是,关东军发动事变时,双方的兵力异常悬殊:日本关东军正规部队和非正规部队各一万人,满铁沿线的警察约三千人,总计约两万三千四百多人;而中国东北边防军总兵力约三十万人,除因军阀之战十一万人被调入关内,留在东北地区的部队尚有二十万人。
特别是,事变爆发时,攻击北大营的日军仅有六百五十人,而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有一万两千多人,但是,这座坚固的军营竟很快就被日军占领了。

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众多相关历史陈述都言是国民政府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
关于这一点,一九九〇年,耄耋之年的张学良对采访他的记者说:
“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当时,因为奉天与日本的关系很紧张,发生了中村事件等好几个事情。那么我就有了关于日本方面的情报,说日本要来挑衅,想借着挑衅来扩大双方的矛盾……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和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政府给的回答不外乎是两句话,就是你妥善办理,相应处置。”
按照张学良的说法,那时候日本关东军经常寻隙挑衅,走在街上看见东北军官兵的刺刀,上来就在刺刀上划火柴,如果碰上脾气大的东北军很可能一刀捅过去,因此张学良曾下令“绝对不许抵抗”,他的初衷是“老子就是不让你有借口”。
然而事实上,这是一种令人困惑的选择:如果说拥有飞机大炮的数十万中国军队驻扎在东北地区的目的不是对付日本人,那么,用百姓的血汗供养的中国军队存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老子就是不让你有借口”之说,将那一段的中国历史弄得荒诞不经。


尽管日后张学良的抗战信念逐渐坚定。但是,“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他给东北边防军下达的第一个命令确实是“不抵抗”……
东三省“易帜”后,张作霖家族不再是独立于国民政府之外的地方军阀,东三省已经有了名副其实的“中央”。因此,关于“不抵抗”问题,作为国民政府首脑的蒋介石难脱干系。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关东军图谋制造事端的迹象愈加明显。
蒋介石曾在给张学良的电报中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为此,张学良电令他的参谋长荣臻:“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张学良,至少在一九三一年的时候,面对日本关东军发动的侵略,他们的抉择是忍让避战保存实力。

蒋介石和张学良都认为:
日本过于强大,中国过于贫弱,中国尚没有力量与日本全面开战,一旦全面战争爆发,中国将在极短的时间内全部沦陷。近代以来,中国曾有过“天朝上国”的自豪,但自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这种自豪在列强的不断入侵中逐渐消蚀乃至消失,最终形成了“中国无力有效地抵抗外来入侵”宿命论的集体性共识。这一民族心理上的无奈,令中国的仁人志士在忧患时肝肠寸断,令中国的军人们在抵抗入侵时颜面尽失,也令中国的政客们在外交上如履薄冰。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甚至想到,如果与日本全面开战,不出三天,日军将占领中国的长江流域,切断整个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命脉:
“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内侵占之范围及于辽吉两省,
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我国海陆空军备之不能咄嗟充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之脉络悉断,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
再者,那时的国民政府始终对“国际调停”抱有幻想。

“九一八”事变的第五天,张学良派他的副司令长官万福麟面见蒋介石,蒋介石在他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告以外交形势,尚有公理,东省版图,必须完整,切勿单独交涉,而妄签丧土辱国之约。倭人狡横,速了非易,不如委诸国联(国际联合会)仲裁,尚或有根本收回之望。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虽败犹荣也。”
——无论是“九一八”事变前的中国历史,还是战争全面爆发后的中国历史,都证明了一个真理: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绝不能将捍卫主权与领土的希望寄托于“国际道义”。最后,对于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国民党来讲,消灭国内的共产党力量与抵抗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两者权衡前者更为重要。“九一八”事变前的七月,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发布作战命令,率三十万大军对共产党的瑞金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

蒋介石在《告全国将士书》中表示:“赤祸是中国最大的祸患。”
张学良随即致电蒋介石,愿率东北军“唯钧座之命是从”。

之后,蒋介石又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首次提出“攘外应先安内”的国策:
“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故不先消灭‘共匪’……则不能御侮。”蒋介石担心全国的排日情绪被共产党利用,要求无论官民要“抑制”排日情绪:“发生全国的排日运动时,恐被其利用共产党,呈共匪之跋扈,同时对于中日纷争,更有导入一层纷乱之虞。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



无论后人如何评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在历史上的政治博弈和武装斗争,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日本的政客和军人始终把“反共”作为入侵中国的一个重要借口,而国民党军队对共产党军队的“围剿”,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给日本侵略中国造成了一种有利的局面。这一点,连中国的普通民众都看得清楚。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各地相继爆发大规模的抗日游行,民众,要求政府停止内战,收复东北,对日宣战。事变发生十天后,南京中央大学学生赴外交部请愿,学生们冲入部长室,打伤了王正廷部长。接着,全国各地的请愿学生涌入南京,总数达到七万之多。无奈之下,蒋介石接见请愿代表,并发表了一番讲话,这番讲话绕来绕去,令请愿代表无从捕捉到任何确切答案:
关于抗日情事,假如本人想要全国国民拥戴我,是最容易做到的。只要对日本宣战,全国国民一定称赞我。我为什么不这样做,反给一般人疑我不抵抗呢?不是我怕死,而是我不能把国家的命脉断送,不能使民族的生命危殆,我要为国家的前途打算,要为民族的前途着想,不能为个人名誉而使中国灭亡!纵令不致永久灭亡,或者灭亡不过是几十年或几百年,还是可以复兴的话;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有办法可以使中国不亡,使中国不致受几十年或百年亡国痛苦,我们为什么不采用?为什么反而愿意冒几十年或几百年的痛苦?

作为一国政府的首脑,这番话表达了一个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的中国人都难以解读的逻辑:面对日本的侵略,他不是不抵抗,而是为了国家前途着想不能抵抗,因为抵抗就会亡国。为什么抵抗了反而亡国,难道不抵抗就不会亡国吗?——蒋介石没有解释。




之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国学生书》发布:

“”……自日本帝国主义军队侵占辽沈以来,风声所播,全国民气如汤之沸。青年学生有尽质其衣履以赈灾,只身请求入伍者;有热血奔涌,无可遏抑,自杀以殉国难者。此种舍身为国之精神,已足为国必不亡之征象……宣战问题,决不能以学生之罢课与否为衡者。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备战未毕,而轻于一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备战完妥,而不敢战以亡国,政府之罪也。政府在此时,负全国存亡之责,全民生死之寄,所愿以与国与民,同生共死者,惟有以公忠之决心,受人民之信托,秉唯一之权能,以定唯一之大计耳……“”。



在中国举国民情激愤之时,日本也同样举国民情鼎沸。“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入侵中国的行为不但得到日本国民的广泛支持,而且日本国民就此沉浸在了军国主义的集体狂热中。土肥原贤二在致东京参谋本部参谋次长的电报中说,事件的起因,是“暴戾之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袭击了日军守备部队。由此,日本官民共同认为,这无异于给了日本以“建立满蒙独立国家”的“最良机会”,声称必须“以此事件为契机求得满蒙问题的解决”。——一九三一年秋天的日本,已经成为一个集体性狂热尚武的国家,武士道精神和极端民族主义相结合,致使日本的少壮派军人更加肆无忌惮。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日本军人冲入首相官邸,乱枪打死了首相犬养毅。十天之后,以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的内阁成立。
日本政党内阁终结的结果是:军国主义者开始控制整个国家的政权运行。




备注:

本文引自王树增《抗日战争》,王树增战争系列登顶之作——《抗日战争》已于6月下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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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小菜刀 2015-9-18 19:34
日本军事政策在70年后发生了最为根本的变化,也引发数十年来在东京所没有见过的大规模抗议。修改后的宪法允许日本自卫队到海外作战和协防盟军。包括美国高官在内的支持者说,日本需要扩大自卫队的作用以抗衡一些潜在威胁,比如中国和朝鲜。

引用 兰色凡尘 2015-9-18 20:22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猝然爆发。

引用 兰色凡尘 2015-9-18 20:23
牢记九一八,勿忘国耻】
引用 三星天洋旗 2015-9-30 20:45
前国民政府的不作为于东北不抵抗,
但是请看看中国东北人民及共产党在那14年里都干了啥
2015年09月18日

责任编辑:代睿
资料来源:人民网、民政部网站、辽沈晚报



日军在沈阳外攘门上向中国军队进攻

84年前的今天,日本关东军在沈阳蓄意制造事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张学良面对日军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国土沦陷。然后不抵抗的是国民政府,不愿做亡国奴的东北人民在沦陷的14年时间里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威武不屈的抵抗。在远离正面战场的白山黑水之间,他们的抵抗缺乏支援,堪称悲壮。





江桥抗战纪念馆

江桥抗战:打响中国抗日第一枪
时间:1931年10月
指挥将领:马占山
战果:歼敌1000余人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日军很快占领了沈阳、长春、吉林等大城市。当时黑龙江省省会在齐齐哈尔,日军要占领齐市,必须经过洮昂铁路上的嫩江桥。刚刚受任的黑龙江省代理省主席兼军事指挥马占山以约3个旅的兵力布防于嫩江北岸,扼守嫩江桥。1931年11月3日,日军以修理江桥为名,派兵到江桥,并派飞机轰炸我阵地,同时渡过江桥向我方猛烈射击。马占山部英勇反击,把敌人打退到江桥以西。举世瞩目的江桥抗战,是在中国抗日战争中首次给日军沉重打击的战役,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意愿。




哈尔滨保卫战

时间:1932年1月
指挥将领:李杜、冯占海等
战果:击落敌机一架、全歼日本一个中队

1932年1月28日,关东军出兵进攻哈尔滨。驻守哈尔滨的东北军滨江镇守使、中东路护路司令丁超,联络依兰镇守使李杜和冯占海等的部队,共同保卫哈尔滨。哈尔滨保卫战斗异常激烈,双方伤亡均众。2月3日,日军主力部队抵达哈尔滨郊外,以飞机、重炮、坦克为掩护,气势汹汹向市区进犯。自卫军广大官兵在强敌面前英勇抵御,激战竟日,以血的代价顶住敌人的猖狂进攻,并击落日机1架。2月4日,日军集中优势火力、兵分两路向市区发起总攻。李杜等将领亲临前线指挥,官兵们在敌人的飞机、重炮和坦克面前决死奋战,当天击毙日军大尉山本良次,几乎全歼日军一个中队。






东北抗日义勇军
辽西义勇军收复锦西县城
时间:1932年1月
指挥将领:刘存起、刘存山
战果:收复锦西县城

1932年1月16日,在义勇军将领刘存起、刘存山、李树祯等带领下,数千民众积极响应,包围了锦西县城,他们用低劣的武器,凭着不怕死的精神,全歼日寇。锦西县城成为自“九一八”事变后,第一个被抗日义勇军从日本侵略者铁蹄下收复的失地,并且建起抗日政权,刘存起任县长。日寇和汉奸被迫将伪政府迁至连山镇。




海满抗战

时间:1932年11月
指挥将领:苏炳文
战果:歼敌2000余人

1932年9月,东北军将领苏炳文命令驻扎在满洲里、扎赉诺尔、海拉尔、伊列克得、博克图、扎兰屯、富拉尔基等地的驻军戴上“铁血救国”的红袖章,采取行动,占领各地车站,控制了富拉尔基以西直至满洲里的铁路沿线地区,切断了通往省会齐齐哈尔的电线,断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扯下伪满洲国旗,升起中华民国旗。10月1日,“东北民众救国军”成立誓师大会在海拉尔举行,苏炳文担任“东北民众救国军”总司令,张殿九任副司令,原马占山的参谋长谢珂为总参谋长,并通电全国誓师抗日,史称“海满抗战”。11月中旬,日伪军集中8000余兵力,附以装甲车、坦克、飞机作战,向富拉尔基发起总攻。东北民众救国军终因寡不敌众,伤亡惨重,在歼灭敌军2000余人以后,一步步撤退到大兴安岭博克图隧道以西,后博克图失守,苏炳文率部退走苏联。






东北抗日联军骑兵部队
抗日联军在东北坚持抗战
时间:1935年——1945年
指挥将领: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等
战果:歼敌18万

东北抗日联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英雄部队。“九一八”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以后,由部分原东北军、中共抗日游击队、农民暴动武装、义勇军等组成。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十四年的艰苦斗争。东北抗日联军对日作战次数约10余万次,牵制76万日军,消灭日本关东军18万,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英勇不屈的精神,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1936年以后,因中央红军长征,东北抗联失去了与党中央的联系,孤悬敌后,杨靖宇、赵尚志等将领先后牺牲。1940年11月至1941年12月,因抗联部队损失严重,抗联第1路军、第2路军和第3路军大部,相继越界到苏联境内进行休整,东北战场上只留下了少数小股抗联部队同敌人作战,进行游击活动。1945年,抗联部队配合苏军作战,打击日本关东军,终于迎来抗战的最终胜利和东北的光复。




不应该被遗忘的在东北抗战的将领们


杨靖宇(1905—1940),
河南确山人,中共党员,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1932年,受命党中央委托到东北组织抗日联军,历任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指挥兼政委等职。率领东北军民与日寇血战于白山黑水之间,他在冰天雪地,弹尽粮绝的紧急情况下,最后孤身一人与大量日寇周旋战斗几昼夜后壮烈牺牲。杨靖宇牺牲时年35岁,日军将杨靖宇遗体解剖后发现其胃肠里一粒粮食也没有,见到的只是未能消化的草根、树皮和棉絮。

赵尚志(1908—1942),
辽宁朝阳人,中共党员,东北抗日联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赵尚志被任命为中共满洲省委常委、军委书记。后历任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司令,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北满抗联总司令,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东北抗联第二路军副总指挥。与李兆麟等创建了珠河、汤原抗日游击根据地。1942年,赵尚志被日本特务诱捕。日本特务在行进途中向赵尚志开枪,赵尚志将日本特务击毙,终因腹部中弹,被预先埋伏的人押回伪警署。赵尚志英勇不屈,坚强就义,时年34岁。


周保中(1902—1964),
云南大理人,中共党员,东北抗日联军创建人和杰出领导人。“九一八”事变后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历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军长、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军长,领导创建绥宁抗日游击根据地,亲率部队多次挫败日伪军的“讨伐”。在抗联部队遭受严重挫折、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继续组织开展小分队游击活动。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人民自卫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东满军区司令员、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吉林军区司令员,参与领导东北解放战争。1964年2月21日病逝。


李兆麟(1910—1946),
辽宁灯塔人,中共党员,东北抗日联军创建人。曾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负责人,珠河反日游击队副队长、哈东支队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代理政治部主任、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北满抗日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和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等职。“九一八”事变后,李兆麟戎马驰骋在“辽、吉、黑”,率领抗日健儿历尽千险、排除万难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配合苏联红军消灭日本关东军,解放了全东北。1946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王德泰(1907—1936),
辽宁大石桥人,中共党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的创始人。他为东南满抗日武装力量的联合,坚持和发展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在指挥作战时不仅足智多谋,而且军事技术好,步枪、手枪、机枪都打得很准,一向身先士卒,勇猛顽强。1936年11月7日在抚松、临江边界的小汤河村遭到600余敌人的袭击,他带领四师与六师的部分战士与敌激战。下午3时,在追歼逃敌时,不幸中弹牺牲。


陈荣久(1904—1937),
黑龙江宁安人,中共党员。1931年参加抗日救国军,1934年去苏联东方大学学习。1936年回国后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1937年3月,率150余名战士在饶河大顶子山后天津班屏岭山下阻击300余人的日伪军讨伐队,他沉着冷静指挥部队突围,并亲率部分指战员掩护大部队转移。激战中,中弹牺牲。


赵一曼(1905—1936),
四川宜宾人,中共党员。1935年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二团政委,1935年11月,在与日军作战中,赵一曼为掩护部队腿部负伤后在昏迷中被俘。在狱中,日本人动用酷刑,她没有吐露任何信息。赵一曼忍着伤痛怒斥日军侵略中国以来的各种的罪行。1936年8月英勇就义。


马占山(1885—1950),
吉林怀德人,著名抗日爱国将领。1931年“九·一八”事变,马占山在齐齐哈尔就任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率领爱国官兵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江桥抗战打响了抗日第一枪。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任东北挺进军司令,兼理东北四省招抚事宜。配合傅作义抗日,积极参加了绥远保卫战、阴山血战。1945年抗战胜利后寓居北平,曾参与和平解放北平的活动。1950年病逝于北京寓所,终年65岁。


苏炳文(1892-1975),
辽宁新民人,国民革命军中将,抗日名将。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1925年进入东北军。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坚决抗日,至1932年12月弹尽源绝撤出至苏联,1933年回国,抗战后任上将军事参议官。新中国成立后,出任政协委员,1975年去世。


冯占海(1899—1963),
辽宁锦县人,原东北军军官。“九一八”事变后举兵抗日,被称为“吉林抗日第一人”。曾任吉林自卫军副总令兼左路总指挥,哈尔滨失守后,曾组织队伍反攻,歼敌数千人。后任吉林救国军总司令,向伪吉林省城吉林市发起了反攻。因孤军作战,反援不济,攻城不果转入热河参加热河保卫战。“七七事变”后曾参加武汉会战,全国解放后任吉林省体委主任,1963年病逝。


李杜(1880—1956),
辽宁义县人,原东北军将领。九一八事变后联络部分爱国将领组织吉林自卫军,发表抗日讨逆通电和告民众书,率部在哈尔滨,方正,依兰密山等地抗击日本侵略者,曾亲临前线指挥哈尔滨保卫战,自卫军失败后他率余部退入苏联。抗战期间参加由宋庆龄组织的抗日救亡运动,抗战胜利后,在重庆投身于反对蒋介石独裁内战的和平民主运动。解放后被推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1956年在重庆逝世。


邓铁梅(1893—1934),
辽宁本溪人。1931年10月,邓铁梅成立“东北民众自卫军”,在丹东、凤城、岫岩、庄河一带活动。1932年3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委任邓铁梅为东北民众义勇军第28路军司令。1934年5月30日晚,邓铁梅被沈廷辅带领的伪便衣暗杀队捕获。1934年9月28日夜,邓铁梅在日军百般劝降无效下被杀害。1935年共产党发表的《八一宣言》中,称他是“为救国而捐躯的民族英雄”。


黄显声(1896—1949),
辽宁岫岩人,东北义勇军的缔造者之一。“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率领沈阳公安局各分局、队,对日军进行了顽强抗击,直到确实无力继续抵抗,才下令退出沈阳。其后,他以全省的警察队伍为骨干,组织义勇军,对日抗战:转战于辽南、辽西一带,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黄显声于1936年8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安事变后被国民政府扣押,1949年11月27日被杀害于重庆白公馆监狱。



引用 台灣獵戶人 2015-11-24 13:20
1934年积极抗日名将"吉鸿昌"沦为叛国叛党罪?
http://bbs.liuqiu-china.com/foru ... hread&tid=19627


常说对日“八年抗战”,其实自“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人已经在英勇抗击日本的侵略了。可是在西安事变之前,作为当时中国的执政党——国民党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于日军的态度极为暧昧。
当时作为反对党的共产党面对日军的得寸进尺,在全国积极组织抗日,获得了许多社会贤达的支持。抗不抗日,成为国共党争的主要争锋点,因此引发了一系列政治斗争,有不少人成为斗争的牺牲品。

吉鸿昌,旧军人出身,后想联合红军抗日,9·18事变后第3天,被蒋排挤出国“考察”;民国外交官劝他自称日本人,才有了“我是中国人”的自制胸卡!12·8后回国散发家财组织义军与日血战,收复康保、多伦。

1933年,吉鸿昌率领的抗日同盟军是在日军、蒋中央军何应钦部、晋军的合围下失败。
引用 台灣獵戶人 2016-1-18 18:20
揭秘:“九一八事变”幕后的真相
文:学习小组海外版
2016-01-06

真相一,日本蓄谋已久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召开“东方会议”,制定《对华政策纲要》,确立先占领中国东北、内蒙古进而侵占全中国的侵略扩张政策。
  日本对中国东北垂涎已久,把侵占东北作为其吞并中国、称霸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首要战略目标。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侵占朝鲜、中国的台湾、澎湖、辽东半岛,并攫取在中国设厂、开矿等特权。1904年到1905年间,日俄在中国东北交战,日本在东北亚取得军事优势,非法获得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的驻军权利,并攫取了中国辽东半岛、旅顺、大连及长春到旅顺铁路的权益。
  1927年夏,日本政府强化对华侵略政策。田中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图谋侵占“满蒙”的“根本政策”,抛出了臭名昭着的“田中奏折”,露骨地声称中国东北对日本的生存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公然宣称“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是日本侵占中国野心的大暴露。在此前后的中国国内形势,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四分五裂。国民党把消灭共产党作为首要任务,连续发动对江西中央苏区和各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军事“围剿”。九一八事变爆发两个月前,蒋介石在告全国同胞书中,说什么“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作安内攘外之奋斗”。由于国民党实行“惟攘外必先安内”基本政策,使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更加狂妄,终于酿成战争的大祸。




真相二,不抵抗终酿恶果
  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举国震惊、各界愤慨。当时,日本关东军不到2万人,东北军有20万。除有小部分进行军事抵抗外,东北军奉行“不抵抗政策”。事变发生后,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传达张学良的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由于奉行不抵抗政策,日军300人就击溃了北大营的8000守军,9月18日当夜很快攻占北大营,第二天占领了整个沈阳城。短短4个多月的时间里,东三省大好河山沦入敌手,3000万父老成了亡国奴。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内一片慌乱与无能。党政军要员发表的谈话、讲演,语调语气多灰色阴沉,或有慷慨激昂之词,也多是空话。当时,蒋介石坐镇南昌,忙于红军的第三次军事“围剿”。9月21日,蒋介石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对日方略:以日本侵占东北的事实,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发布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
  不抵抗政策造成的恶果,使日本的侵略欲望更加膨胀,肆无忌惮地扩大侵略战争,明目张胆地为其侵略行为诡辩。



真相三,美日曾有“秘密谅解”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不仅是对中国主权领土的严重侵犯,也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公开挑战。

  苏联政府致电中国表示同情,对日本侵犯苏联在中东铁路拥有的权益提出强烈抗议。但与此同时,出于自身利益和在中国东北的权益,为避免与日本直接冲突,九一八事变后,苏联政府两次向日本致函表示,对于中日冲突将采取不干涉主义的中立立场。
  九一八事变前一天,美国国务卿与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达成一项秘密谅解:美国保证不干涉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动,日本则保证其在中国东北的行动应限于锦州以北。直到日本侵占锦州,并向锦州以南进犯时,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才照会中国和日本,宣布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干涉,违反了凡尔赛和约,美国政府对此不予承认。由于没有采取遏制日本侵略的具体行动,美国的这一政策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效果。
  1931年12月10日,在中国代表一再要求下,国际联盟通过决议,决定由英国人李顿爵士率英美法德意等五国代表组成调查团,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情况。
  1932年2月,调查团从法国出发,一路上迈着蹒跚的步子,历时两个多月才抵达沈阳。国联调查团在东北进行了总共6周的所谓实地调查,起草了共14万多字的调查报告书。总体上看,调查报告书模糊是非、混淆黑白,暴露了西方列强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绥靖政策。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一出笼,全国人民表示强烈反对。1932年10月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通电,指出这个报告书“公开地最无耻地宣布了瓜分中国的新计划”,号召全国民众武装起来,“以革命的民族战争,来撕碎李顿的报告书”。



真相四,打响抗日第一枪的是谁
  日寇曾经认为中华民族是一盘散沙,却没想到有人违抗“不抵抗”的命令打响了抗日第一枪。这个人就是来自辽宁盘山的王铁汉。据史料记载,“九一八”时北大营是王以哲第7旅驻地,王铁汉时任620团团长。

  王铁汉曾说起,当时旅长王以哲因参加水灾赈济,不住在营房。日本人进攻北大营时,上面不断传来“不许抵抗”的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对进入营房的日军,任何人不准开枪还击,谁惹事,谁负责。”
  于是,一场没有抵抗的屠杀开始了。据史料记载,日本兵一开始都是用刺刀扎,东北军士兵赤手空拳,被扎死的很多,钻到床下的士兵都被机关枪扫射而死。为了带领兄弟们突围,王铁汉冒着违抗军令的风险,命620团士兵待日军一走近就开火。



相五,东北抗联牵制日军76万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于1931年9月20日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宣言》。
  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号召东北人民开展游击战争,打击侵略者。在此后的14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抗联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英勇战斗,前仆后继,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为光复东北、取得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据统计,东北抗日联军对日作战次数10余万次,牵制76万日军,消灭侵略者18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31年9月18日,中国人民永远难忘的一天。我们会永远记住这段历史,缅怀那些牺牲的“战士”。
  这就是“九一八事变”背后隐藏的一些秘密,我们只是看到了表面的战争,却没有看到这些幕后的真相。历史虽然已经过去、无法改变,但是其中还是有很多经验需要我们学习借鉴。

引用 台灣獵戶人 2017-9-18 23:31
民国二十一(1932)年9月16日,日本军队在抚顺的平顶山及附近村落屠杀3000多居民,史称平顶山惨案。
引用 加长打狗棍儿 2017-9-19 20:12
仅在沈阳兵工厂就缴获步枪十五万支,手枪六万支,重炮和野战炮二百五十门,各种子弹三百余万发,炮弹十万发。张学良多年购买的三百余架飞机也全部落入日军之手。

引用 加长打狗棍儿 2017-9-19 20:12
仅在沈阳兵工厂就缴获步枪十五万支,手枪六万支,重炮和野战炮二百五十门,各种子弹三百余万发,炮弹十万发。张学良多年购买的三百余架飞机也全部落入日军之手。

引用 加长打狗棍儿 2017-9-19 20:14
真相三,美日曾有“秘密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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