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拉密：“中美国”，民族矛盾的背后…
实际上，在中国工业建设过程中，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贡献是一种投资，换来的是农民对工业的“平均持股人”身份和可企望的工业红利、以及工业成果对农业生产的支持。把这种具有很高价值的积累和投资定义为“剥夺”，是常识性的谬误。 因此，我们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国有化”切断了农民农业与工业之间的产权联系，剥夺了农民的“平均持股人”身份和已经唾手可得的工业红利。如果要说有“剪刀”，那还真是“剪”得干净利落—— 就是“国有化”这“卡擦”一剪子！ 始于80年代的“国有化”，奠定了中国当前分配单一、“‘国’富‘民’穷”、内需低迷的所有制基础。 第二章 分配的倾斜 “国有化”还只是开始。 如果仅仅是将产权集中到国家，国家如果在支付了雇佣工人工资、政府管理开支、产业再建设投入后，把剩余红利用于社会公共保障（失业保障、居住保障、教育保障、医疗保障…）的话；并不会造成严重的分配不公和社会分化，工业的生产能力和社会的需求能力也不会因为产权的转移而缩小。 然而，客观的历史事实是：国家对集中到手的产权进行了再分割，这就是产权的 “私有化”、“集团化”、“股份化”运动：从承包租赁、廉价出售到“零资产转让”；从全员承包到“管理层持股”…… ；既然是“国有”，国家当然有权处置自己的资产，处置自己的资产当然不用和任何人商量，你下岗不下岗本来管我屁事，我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还给你搞点“买断”和“低保”；…… 就这样，经30年来不停顿的“经营机制改革”、“产权体制改革”，造成了当前中国社会财富占有和产品分配的极度失衡。 特权和资本家集团无疑占据着财富和分配链的顶端；国家公务员、国家职员靠着皇粮国税成为体制的“分肥”集团；国有垄断企业“体制职工”靠着集团经营成为国有资产的利润瓜分集团，国有一般企业“体制职工”以 “零租赁”（指经营集团无需向国家交纳资产租用费）成为国有资产使用权的把持集团。以上4种人成为全民所有制“国有化”和“再分割”的利益获得或部分利益保持群体。 第4种人属于第3种的边缘化。他们能否成为实际受益者要看“人品”——即行业景气、企业经营、企业领导集团等复杂因素。一部分企业会破产、职工下岗；但至少他们比“体制外”劳动者保持了国有资产的免费使用权或者这种权利的补偿——买断、低保。这个阶层和“毕业即失业”的高等院校左翼学生构成了左派主张“回归社会主义主人公地位”的主要受众。这部分人梦还在，这是他们用“穿长衫站着喝酒”的方式区别于外来民工的理由。 那么，被排除在以上4种人之外的其他普通劳动者呢？ 普通劳动者的构成： 破产农民（包括城郊失地农民），私有、外资企业雇佣工人、国有企业“体制外”雇佣工人，城市“体制外”就业劳动者、自由劳动者，中等学校（包括技校）毕业生——他们以及家属构成了中国广大的无产阶级人群，约占中国人口的70%左右。这些无产阶级劳动者没有任何劳动、就业、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保障，国家极少的社会保障投入也往往被前面论及的4种和体制有关的人群占用。他们唯一获得社会分配的渠道就是廉价出卖劳动力——低工资。对于这些无产阶级劳动者来说失业就意味着饥饿。——我们将这种现象定义为：“分配的极度单一和低下”。 （注：1995年以来，中国的社会保障投入占GDP比例长期徘徊在1-2%之间，只是在2008年才刚刚突破了2%。于此同时，包括了一些不具有工业体系国家在内的“经合组织（OECD）”34个国家平均为：20.7%） |
环保志愿 发表于 2014-3-10 19:06
现在的这些乌龟王八蛋怎么能与毛泽东时代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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