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位于中国西北的黄土高原上，包括陕北、陇东和宁夏东南。北起长城从陕北的府谷到宁夏的盐池，南至陕西宜川富县，东接黄河，西至甘肃固原，南北约900华里，东西长800华里。1937年，边区面积为12?9680万平方公里，1944年为9?896万平方公里，边区人口1941年不过134万人①。气候干旱、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发、人口稀少是边区的区情特点。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陕北根据地的红十五军团会合，红军人数有1万余人，1935年2月，陕北红军经过东征，扩充8000人，1936年又经过西征和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红军总数达到7万余人②。陕甘宁边区贫瘠而人口稀少，支撑如此规模的军队，堪称“鱼大水小”。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开赴山西等抗日前线，边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此时军政人员并没有减少，因为全国各地的青年来到边区，加上留守边区的军队和各种军政人员，边区群众的负担非常沉重。在这种背景下，边区内部的政府工作人员贪污腐败又呈现蔓延之势。贪污腐败严重影响着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抗战期间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危亡的考验。开创陕甘宁边区廉洁政府是团结民心、共御外辱、推进抗战取得胜利的重要政治保证。在国民党军和日寇双重围困的陕甘宁边区，为了树民风、正民心、立正气，在反腐倡廉的过程中惩治了一批贪污腐败分子，即便是对红军英雄和历史功臣也一视同仁。1940年惩治贪污犯肖玉璧案，就是当时的典型案例之一。

一、毛泽东把“取奶证”让与战士肖玉璧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时期，一方面，日本侵略者在战略相持阶段对国民政府的分化诱降取得进展，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国民政府；另一方面，日军将大量兵力用来对付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对八路军、新四军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施蚕食和封锁。同时，边区与国民党控制区毗邻的县政府设置呈现国共两党政府并立局面，地主民团和匪患势力在国民党顽固派的支持下不时骚扰边区政府，杀害八路军战士和民主政府人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由此进入最困难的历史时期。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脱产人员的供给几乎都来自于当地群众的公粮，随着抗战时期边区脱产人员数量的上升，边区的供给也日益紧张。陕甘宁边区人口100多万，脱产人员从1938年的1?6万余人上升到1941年的7?3万余人，公粮1938年为1?5万石，1939年增至6万石，1940年增至10万石，1941年增至20万石，以致引发了群众的不满③。为此，边区开展“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军民生产自救运动。但是，生产运动期间，八路军开发的荒地肥力不足，资金缺乏，农具不够，部分地区加上天灾，边区留守部队不能完成自给任务。以1940年为例，边区要求留守部队解决全年中一个半月的粮食，总计需要3400担，然而只收了2400多担，最后通过经营副业和商业、运输业等辅助生产，才勉强完成任务④。可见当时边区粮食等物资筹集的难度之大。

实际上，自从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甘宁边区后，在供给方面一直处于困难时期。为了开源节流、节约物资消费，边区军政人员的供给在1937—1940年已经降低到几乎连温饱都不能维系的水平。1937年5月，中共中央西北办事处颁布的《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规定了各级军政人员的供给水平：边区正副主席、边区参议会正副议长及厅处负责人，每人每月津贴5元，正副专员和正副县长津贴每人2?5元，区长1?5元，而一般工作人员的津贴则为l元至1?5元；勤务员和炊事员为1元，1940年因为边区经济困难取消了津贴；伙食上伤病员略有照顾，公务人员同样标准，1937年至1940年，每人每天小米1?4斤，菜金3—4分；边区各级干部的被服统一发放，每人每年单棉衣各一套，其他像挎包、毛巾等物品看经济状况发放⑤。按照当时边区的物价，一元钱能买蔬菜三四十斤，或清油二斤，或柴火100斤，没有肉吃；边区政府工作人员分为三种伙食标准，差别极小：小灶每月2—3斤肉，每餐有一个白面馒头，中大灶没有白面馒头，每月2—3斤肉；边区厅长以上干部吃小灶；科长以及老同志吃中灶，其他人吃大灶⑥。当时的边区军民就是在这样极其困难的生活环境下，为了民族解放的事业而拼命苦干的。

1937年，毛泽东来到边区医院看望八路军伤病员，见到了躺在医院病床上的肖玉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