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列島與台灣史前關係的再研究：
從古代地理意識之角度
陳 有 貝
摘 要
有關琉球列島與台灣的史前關係論述起步甚早，但後續卻不多見，這除了是因為兩地國家、語言的不同所造成的隔閡外，學術上偏好從事邊緣地區和文明中心的關係研究也是原因。因此長久以來，同樣位居文明邊緣的琉球與台灣之間的史前問題相對被忽視，直到近年才略見成果。
根據現在一般看法，台、琉兩地之間確實少有具體類似的史前遺物，但是為何如此鄰近的地區卻缺乏往來，這反而是一個值得推敲、需要解釋的問題。另一方面，在琉球的史前研究中存在著一些較為特殊的現象，若干問題甚至難以從一般角度理解，而筆者以為這些卻也是解決台、琉史前關係的重要線索。
本文先說明目前琉球考古的重要現象與問題，並提出個人看法。接著根據所知的考古資料，嘗試從不同角度解釋台、琉史前關係的疏離現象。結論認為在古代琉球人的地理觀點中，北方才是文化刺激與來源的方向；而當時的台灣已逐漸形成為一個不同的族群群體，這對於琉球人而言，加深了意識上的距離，故無法形成較深度的接觸與往來。
前 言
台灣位居琉球列島之南，從東亞整體地理位置觀之，台灣和琉球列島兩地的距離相近、形勢相關，尤其其間又有蘊含著豐富海洋資源的黑潮暖流流穿，若是排除一切文化上的既有觀點（例如國界、語言、風俗行為等的不同），很難相信這兩個地理區在史前時代竟然少有人群與文化的互動關係。尤其就整個東亞地區看來，在舊石器或新石器時代，自然的地理條件或是生業條件往往皆是影響人類移動的主要原因，到了鐵器时代以後，才改以社會、文化因素為主因（陳有貝 2008a）。
然而，根據截至目前為止所知的客觀考古資料，台灣與琉球兩地確實缺乏普遍的類似性，顯示這的確是一個特例地區。因此未來學術的努力方向除了是設法再增加考古資料與研究的深度外，也應嘗試該如何解釋這種特殊的現象，而不是一味的再從資料中勉強舉出說服力不足的考古證據。況且，「沒有交流互動關係」不代表著沒有意義，在兩個鄰近的地理區間，缺乏正常往來的背後必定是有著特殊的原因，由此亦可突顯這個研究議題的意義。
要如何尋求上述所謂的特殊現象之答案？或如何利用既有的考古資料解釋其過程？過去使用個別的、單純的器物比較分析方法通常只能呈現表象，在解釋的程度上有所極限（陳有貝 2002）。而以器物種類與形態所構築的考古文化傳統概念，恐怕也難以超出過去的說法。基於如此，本文將在以往一貫的研究成果基礎上，藉由綜合當時各種史前現象為論證，以嘗試進一步層面的解釋。
下文將先談及琉球列島考古研究中的兩大主題，用以說明文化底層 1 的影響力，幾個主題分別是舊石器時代琉球人的來源，及新石器時代南琉球的兩個特殊的陶器現象（下田原陶器的獨特性、無陶時代的形成），此為解決琉球列島與台灣關係時不可欠缺的說明。在重新認識並掌握此兩主題下，第三章將從生業方式、環境資源、貿易、風格流行等四個角度，期望可以超越過去之單純器物比較或考古學文化分類的層次，藉此以理解台灣與琉球的特殊關係。由於很多現象與問題都是彼此環環相扣，因此在解釋上必須注意到各環節的適用性，這也是這類研究中較為複雜的一部分。
史前琉球基本問題的再檢視
琉球列島由大小共約 200 餘座島嶼所組成，北接日本本土的九州南部，南連台灣東北部，全長約 1200 公里，雖然目前在行政上分屬日本的鹿兒島縣與沖繩縣，但是從地質或地理上而言，皆是屬於東亞大陸東緣的一連串島弧，是一個具有類似地理特徵的區域。在族群與文化上，現今琉球人和日本人的外貌特徵明顯具有差異，但是否表示兩者的由來即無關聯？或古代祖先的關係為何？仍是一個須要深入探討的議題。至於歷史時期以後，琉球受到不少來自日本、韓國、中國等鄰國的文化影響，並於結合獨自傳統後，成為今日琉球的文化特色。
關於琉球列島地區的進一步分類，無論是從地理、生物或人文方面的觀點，皆大致可劃分出北琉球、中琉球與南琉球等三區。國分直一（1972）曾從多方面論述與強調各區在古文化上的不同表現，以致這種三分法也成為不少考古研究者的共識。所謂北琉球指的是以薩南諸島為中心之區域；中琉球指以奄美大島和沖繩諸島為中心之區域；南琉球指以宮古和八重山（包括石垣島、西表島等）為中心之區域，這三個地區在地理上分別由吐噶喇海峽和宮古凹地所明顯隔開。近年來另又有所謂的兩分法，大致是保留三分法中的南琉球，而將中、北琉球合併稱北琉球（嵩元、安里 1993）。上述兩種分法各有根據的概念與優點，不過可以確認的是，無論是三分法或二分法，兩者都將南琉球地區獨自分隔為一類，從此點顯示了南琉球的特殊性。
台灣的地質結構特徵雖然和琉球列島不同，但從整個東亞島弧的觀點而言，台灣是其間的重要島嶼，也是琉球列島連結至菲律賓與東南亞的要衝。如琉球列島中的與那國島和台灣之最近距離僅有 110 公里，而琉球列島中最南端的有人島－波照間島之緯度已與花蓮市相當接近。
關於琉球列島與台灣的史前關係課題，早期曾經同時踏足南琉球與台灣從事田野調查的鳥居龍藏 （2)(1905）很早便注意到南琉球的特殊性，並提出其人種來源應和台灣、東南亞有關。但要注意的是，從學史過程看來，當時的鳥居可能未對史前台灣有足夠的證據認識，3 其說法只是築基於南琉球與中、北琉球的不同所做的假設推論，後來也證明鳥居當年對遺址出土資料確有若干誤認，而且單純以器物的差異來論人種異同也非妥當（安里 2004）。
鳥居龍藏（1925）後來又徹底改變他對南琉球文化來源的看法，只是仍未在實質資料上提出有力根據。另值得一提的倒是對台灣與東南亞考古有深入經驗的鹿野忠雄，他亦曾在琉球進行調查，並於伊江島發掘中發現石器等（岡田 1939；小田 2007），然而在鹿野談及台灣史前文化的七個來源方向，或是對台灣與週邊關係的眾多論述中，皆未著墨於台、琉的關係，此是否已暗示他對本議題的想法，可說在學史中留下若干想像的空間。4
另一方面，同樣對台灣與其週邊有著廣博研究的國分直一卻倡導不同看法，國分受柳田國男之「海上的道」的思想影響，從歷史、民族、語言、考古等各層面提出學術論據，欲說明琉球與南方世界的關係，在資料與論證上堪稱最為豐富。
過去肇因於考古資料太少，因此對於琉球與南方的關係看法，一向是理論上的假設或推測多於考古實物的證明，例如以地理上的鄰近關係或黑潮海流的連結概念，理所當然地認同南琉球與台灣的文化相關性。日後，隨著資料的多量出土，才逐漸面臨實證上的問題。尤其經過若干具體考古遺物的實質比較（如陳有貝 2002），部分考古學者亦認同台灣與琉球史前差異的存在（參見後藤 2004）。
藉由研究者的努力，近年來琉球考古研究又累積了不少成果，並逐漸歸納、呈現出琉球史前文化的特質，這些都讓上述問題的認識跨前一步。本文以下將配合若干新資料與看法，說明琉球人的來源（文化底層）及新石器時代的相關問題，以做為後論的基礎。
從琉球人起源論談起
儘管現代琉球人在政治上不被日本官方視為少數民族，但在外顯的體質特徵上，琉球人與本土日本人的差異是相當清楚的。所以現代琉球人的來源為何？在學術上始終是一個備受關注的問題。
對日本人的來源主張「二重構造論」的埴原和郎（1995）雖然認為：現代日本人的祖先是繩紋人和後來移入的彌生人所混血的結果，但是對於琉球人的祖先，則主張：港川人在日本各地延續發展成繩紋人，並於各個區域進化 5 成略有差異的現代日本人，其中之琉球地區則演化成為現代琉球人。換言之，現代琉球人的祖先來自早期當地的「原住民」，琉球各地的考古遺址即是琉球人祖先所遺留。
以港川人化石研究著名的鈴木尚（1983：215-226）認為：於沖繩本島所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港川人和中國大陸柳江人、台灣左鎮人相近，故推測港川人應來自東亞大陸南方，但現代琉球人乃延續自港川人及本土南下繩紋人，看法大致仍和埴原一致。不過同樣研究港川人的馬場悠男（2000）對琉球人的來源卻有不同看法，他認為港川人最後可能走向滅絕，而琉球人是由日本本土南下的繩紋人所演化而來。這個看法可以說也是承繼了高宮廣土（1994）從適應角度所做的推論。6
近年來，如從 DNA 等分子生物學的研究結果，亦認為現代的琉球人屬北方系的蒙古人種，即是受大量日本本土的南下移民所形成的結果。而且從歷史文獻上也可推估出這種潮流，影響甚至可及最遙遠的南琉球地區（安里等 2004：19-25）。
2010 年，在南琉球石垣島白保竿根田原遺址中發現的 2～1.5 萬年前人骨（石垣市立八重山博物館 2010），可說是琉球古人類考古研究近來最重大的事件，至於這個新發現是否會影響上述看法，目前並無具體說法。如仍屬過去所認識的琉球人界定範圍內，則應不致造成原理論的變動。無論如何，仍應密切注意這個新發現的未來發展。
總之，最近這些研究淡化了琉球人的南方色彩，加強了琉球人與北方人群的相關性。縱然現代的琉球人與日本人的外表特徵差異明顯，或史前時代的琉球與日本本土有著不同的文化發展，但這不代表兩者在來源上的不同，新的研究傾向支持琉球人和日本本土人的共同來源關係。
在台灣的舊石器來源問題方面，傳統上台灣學者的看法多傾向其可能與大陸東南沿海有關；日本學者加藤晉平（2000）則根據出土的石器，認為其來源應屬東南亞海域的漁民。不過若屬如此，則應有舟船的製造技術與工具，惟目前在台灣舊石器時代的遺物中並未有對應的發現，因此這類說法尚有待補強。7 所以傳統上所主張台灣舊石器時代人來自東亞大陸東南沿海的看法仍占優勢。不過，台灣 2萬多年前以來的舊石器時代人一直孤立生存至 5千多年前，多數也沒有發展成新石器時代文化，此點顯示當時台灣與週邊區域的疏遠關係。
到了新石器時代，台灣與東亞大陸東南沿海的關係或正如琉球人與日本本土人的關係一般，呈現某種具體的類似。這種情形在資料上可舉流行於新石器時代早期的繩紋陶現象最具說服力，簡言之，台灣與東亞大陸東南沿海都流行拍印式的繩紋陶；琉球則與日本流行直接滾壓的繩紋陶，各自代表兩個區域的早期文化互動圈。日後，亦如琉球史前人延續成為現代琉球人一般，台灣的新石器時代人成為今日原住民的祖先。
綜言之，近年來普遍認為，琉球新石器時代以來的人類乃是港川人至日本演化成繩紋人後，再廣泛南下，結合當地族群所形成。現代所見琉球人和日本本土人的差異之原因並非在族群來源性，而是地域差異所造成，即因地理環境差異，長期造成兩地人類外貌的差別。另方面，台灣新石器時代以來的人類則是源於東亞南方沿海南島語族祖先的移入，8 才發展成今日之原住民。所以前者（琉球）是來自北方日本四大島地地區人群；後者（台灣）是來自東亞南方沿海。故據此又可言，兩地在較遠的史前時代之族群屬性有相當的差別，這種生物性的基本差異對於文化行為（包含語言）上的影響將不可忽視，也是當重新思考台、琉史前關係時必須加以強調。9
琉球列島的文化區域論
如前所述，琉球列島一般被劃分為三個文化地理區，高宮廣衛（1994）曾以 2、30種陶器為例，提供了一個極佳的說明模式。他將中、北琉球的新石器分出前、後期，前期又分 5 期，並對應於日本本土的繩紋時代；後期又分 4 期，前 3 期對應於日本本土的彌生時代，最後 1期對應於古墳到平安時代。在這個架構中，可以清楚看到各區域間陶器發展的連動關係。但其中對於史前南琉球最具代表性的下田原陶器，因為幾乎找不到可以與之對應的陶器類型，因此視為有著不同於中、北琉球的性質，進而主張南琉球應屬不同的文化與族群。
上述這種對於文化擴張的解釋模式不僅表現在陶器，在其他的考古證據上亦有類似的傾向，甚至反向從南九州的遺址出土物也可以得到印證（上村 1994）。簡單歸納，即是北琉球的特色是和九州地區有著不少共同的文化特徵；中琉球是一方面接受九州南下的文化影響，同時也發展自有的要素，或者予以融合形成新特徵；而南琉球則是和北方關係最淺，獨立特徵最強。10
因此之故，研究者對於這三個區域的史前觀點常常是從各區域與日本本土的關係來加以突顯，這雖然是一種選擇性的觀點，但藉此也顯現出在琉球列島內部存在著由北而南源源貫穿的文化力量。
獨特的下田原式陶器
瞭解上述觀點有助於我們更客觀的看待南琉球之問題。在不少研究例子中，南琉球被強調有著獨特的陶容器形態，並使用一個單獨的文化編年方式。11 然而僅根據這種陶器現象，是否便足以解釋南琉球是異於中、北琉球之族群或異文化所形成？還是只是因距離偏遠，缺乏研究者所關心與注意的顯著傳播特徵所致。
故欲解決上述問題，前提乃是應先考慮此地陶容器的意義，到底陶容器的差異所代表的含意為何？以史前台灣所曾流行之幾何印紋陶為例，至少在鐵器時代以來，台灣的北部（台北週邊）、東北部（蘭陽平原）及中北部（桃竹苗一帶）都是流行幾何印紋陶，即使無法驗證當時這整個大區域是否同屬一類族群，但是在鐵器時代晚期到歷史時期，已有充分資料可以瞭解「凱達格蘭及噶瑪蘭都是以幾何印紋陶為主要陶器形態」。顯而易見，陶容器的形態與族群屬性之間並不必然存在著一對一的對應關係。同樣道理，向來常以陶器形態為文化與族群判別基準的思考方式在某些地區勢必要有所調整。而在方法上，若能了解南琉球陶器在生活中的意義，接著才能更客觀地看待各種現象。
考古研究中為何將陶器視為與文化或族群最相關的器物？原因不外乎陶器和日常生活有最緊密的關聯，如可以有效地處理各種植物性食糧的烹煮取食。另方面，農業社會的定居形態也促成了陶器可以大量製作的條件，因此陶器和新石器以來的農業社會可說具有相互依存的關係，陶器也成為和日常生活連動性最高的器物。然而，現在的關鍵是：在已知的南琉球史前社會中並無農業行為，且植物糧食的採集所占的生業比重有限，所以陶器在這裡反而不適宜當成一種具生活指標性的器物。以這個觀點再來檢視南琉球最具代表性的下田原式陶器，不難發現確有一些較為獨特之處。最典型如其器壁非常之厚，一般約有 2 公分左右，底部甚至常超過 3 公分（岸本 2004），這種陶器是否被當成一般性的煮食用具，還是有其他特殊功能，顯然應該對其本質再探討。相對上，琉球列島史前有不少「石堆結構」，根據各種相關資料都相當程度地證實這和石煮法有關（安座間 2005）。如果石煮法才是日常所使用的煮食方法，那麼陶器在生活煮食上的意義恐怕不高。12
一旦把陶容器（下田原式陶器）除外考慮，那麼南琉球其他常見的器物如石斧、石錘 13、石皿，或是各種貝器、骨角器等也多見於中、北琉球，區域間或有的差異不過僅是出現時代不同。如此看來南琉球的特殊性並非是本質的獨特，而是和它所處的偏南地理區位有關。
南琉球的無陶時代問題
傳統的觀點多將南琉球地區再分為東側的宮古群島與西側的八重山群島等兩區域，但因為宮古群島的資料較少，所以學界通常多以八重山群島的討論為主。
關於八重山地區的考古文化層序，一般將之劃分為下田原期、無陶器期、新里村期、中森期、パナリ（Panari）等五期，其中前二期屬於新石器時代，內容和後三期有較清楚的差別。在八重山的考古學史上，考古文化的建構過程常被特別提起，原因是本來以為最早期的文化是無陶器時代，此後才接續有陶器的下田原期，但結果在 1970 年代的發掘中，卻發現地層中的無陶時代文化層反而位於下田原期文化層之上，即下田原期的年代較早，無陶器時代較晚。現在這個結果大致已成為研究者間的一般共識，不過因為很難想像原已具有陶器的社會，後來竟會突然放棄陶器，過著沒有陶器的生活。此種現象可以說違背了一般社會演化的趨勢，因此如何對之解釋成為南琉球考古學的一大課題。
於是針對上述，高宮廣衛（1994）曾提出一個解題的方向，他認為原因不外乎以下三點：
1. 早期本來是使用陶器的某族群，後來不知為何理由，突然不再使用陶器了，這
種例子在太平洋島嶼的民族誌中亦有，所以應該也有可能發生在八重山。
2. 有陶器的遺址與無陶器的遺址其實是並存的，它們的功能是互補的。簡言之，
沒有陶器的遺址是有陶器遺址的臨時性營地。
3. 早期有陶器的族群離開後，移入了沒有陶器的族群。
上述即所謂的一元論（第 1 與 2 點，只有一個族群）與二元論（第 3 點，兩個族群），此外後來還加入所謂的多元論（大濱 1999）。
事實上，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失去某些技術或器物並非罕見，台灣史前社會也可以找到類似的例證，如台灣新石器時代社會幾乎都有陶器的製造與使用，但到了近代，很多族群已忘記了陶器的製作。又如 1000 多年前的舊香蘭遺址本有金屬器與玻璃器的製造技術（李坤修 2005），但近代的原住民卻多已遺失這些技術。若據上述的台灣現象看來，技術與物質的消逝原因多不在族群的轉移，而是外來的代用品，即外來的同類用品取代了本地所製作的器物。所以八重山下田原期的陶器若在生活上非屬絕對必要（如前節所言，石煮法才是重要的煮食方式），那麼便極易被其他所取代。陶器在八重山的消逝也並非難以理解。
此外，一般而言，若族群本身擁有陶器技術，則隨時都可能再製，除非陶器並非自製，而是經由某種途徑而獲得。過去曾被指出這種陶器的出現是肇因於歷史因素，並且因為無適應上的功能而消逝（陳有貝 2004）。前述的歷史因素也包含貿易上的觀點，即透過交易、交換途徑而來，尤其南琉球本來即是一個多島嶼環境，各島之間的交易是可能的，少量具有牛角特徵者或只是某些少數地區的特有產物。從太平洋著名的 kula 圈，或是台灣某些族群存在製陶中心等現象，皆不能排除史前的八重山也可能存在類似交換機制；而且如本地區在石材供應與石器製作上也被指出存有交易機制（岸本、神谷 2013）。一旦這個機制受到影響與破壞，陶器－這個生活中的非必要品即也11可能出現中斷。這是在一元論之基礎上，更加深入認識南琉球下田原式陶器的一種方式。14
試將上述做一歸納：4000 年以來南琉球出現的陶器顯然不是對應於農業所產生，在這種背景下，陶器與生活的關聯性低，在文化上難有指標上的意義。而陶器的出現與消逝所代表的意義乃是這個區域與外界關係的存在與變動，而不一定是族群或文化傳統的根本轉換。研究者如果能屏除陶器的特異性，正視空間上南琉球與中、北琉球的關聯性，或是時間序列上，下田原期與無陶器時代的延續性，南琉球毫無疑問還是這個文化傳統中的一環。
總之，八重山諸島呈現某些獨特的考古文化特色，內容包括：理論上的難以解釋、特殊的史前陶器資料、有陶文化與無陶文化的年代逆轉問題等，故欲解釋其與南方或北方的關係前，必先理解該文化本身的諸多疑問。
從各種角度再看琉球與台灣史前文化
生業觀點
琉球與台灣在史前時代的生業形態可說有相當大的落差。根據已知的考古資料，史前琉球從距今 6000 餘年前到十世紀以前，在長達 5000 年的歷程中卻無農業的證據，15與生業有關的器物多為箭簇等獵具，及網墜等漁具。若從出土的生態遺留觀之，尤以海洋魚、貝的取食最為盛行。
在台灣方面，已有眾多的資料如農作植物種子的遺存、農具（如石刀、石鐮、石杵）等證據顯示，台灣的新石器時代已有相當規模的農業行為，除了可能存有的根莖作物的利用外，如稻米、小米等穀類作物亦頗早發生。由於穀類作物之農作無論在種植栽培、取用調理等過程皆較為複雜，因之可推測當時台灣的農業已較為盛行。雖也有相當的資料說明山林狩獵與河、海漁業的行為，但這些並未改變以農業為主的事實（陳有貝 2008b）。然而一水之隔的琉球，卻未受台灣影響，發生這種有效的生業方式，反而是在較晚的時代才從北方的九州導入農業。16
其次，因為兩地同屬四週環海的島嶼，海洋資源的利用必然成為重要生業活動的一環，所關聯的漁業行為應亦具文化代表性，值得加以注意。據考古資料，琉球地區遺址所出土的魚骨數量多，且一般體積大，包含如海牛等大型生物都是整個琉球列島的重要漁獲（盛本 2004），而一般貝塚所出土的貝殼約有 150 種貝類，較多者可達 300種（安里 2006：114）。琉球的漁法中最普遍且具代表特色的技術便是使用貝製網墜的漁網捕撈。這種網墜以雙殼貝打製穿孔後製成，製法相當簡單，當網墜沉入水中時，會因貝殼撞擊產生聲響，導致魚群慌張入網。琉球居民到近代仍持續使用，顯示是一種極有效的捕魚方式。從相關資料看來，琉球對於海洋漁業無疑有相當程度的利用與發展，而這種現象可能也和其所處之具有豐富資源的珊瑚礁環境有關。
在台灣的史前漁業方面，因較缺乏詳細的出土魚類報告，僅能就現有少數資料研判。其中如龍門舊社遺址出土不少貝類，亦有較完整的種屬鑑定，合計約近 100 種（胡雅琦 2007），即使如東海岸近海遺址所出土的魚類遺留亦不顯著。17 在技術方面，台灣史前遺址所出土的魚鉤相對極少量；漁具資料多以網墜為主，即以漁網捕魚為主流方法。再就網墜的形態而言，多是以石製的短軸砝碼型和兩縊型的石質網墜為主，和琉球的雙殼貝網墜不同。即使如墾丁、鵝鑾鼻等與琉球類似的珊瑚礁生態地區亦是使用一般所常見的石網墜，而不使用可常見的雙殼貝製作網墜。所以這不是缺乏貝殼材料或無簡單的貝殼穿孔技術，純粹是因為漁網的技術系統不同所呈現的結果。
值得再一提的是，無論是琉球的貝網墜，或是台灣的砝碼型與兩縊型網墜，在各自的區域間都有廣泛與長時間的分布，顯示各別技術都有普遍性，也清楚劃分出兩個彼此缺乏互動影響的不同漁業技術圈。
琉球漁業的盛行當然和它所處的海洋環境有關，此外也不能忽視可能和其他資源不足的壓力有關，根據遺址的生態遺留資料，琉球的陸地狩獵多以琉球山豬為主，但所佔食物來源的比例並不高（石丸、荒田 2011；蛯原 2011）。而且參考一般民族誌，18 也鮮少僅靠著漁業即能維持村落生計所需，多數仍需有充分的植物性食糧補充。但琉球各小島可採集的植物性食糧有限，因此若干看法以為當時可能從日本九州進行貿易交換，以換取植物性食糧，這對於維持某些較大的琉球史前村落而言是不可欠缺的。
在台灣的情形是：新石器時代的漁業並不盛行，漁業可能僅只是農民為了補充食糧，於農閒期間所從事的副業。原因是因為新石器時代已有盛行的農業，故相對減少了漁業的必要性（陳有貝 2007）。
綜合以上各方面資料看來，新石器時代的台灣對琉球而言，在生業資源上本來應是具有相當的吸引力。以台灣島上所發現各種大量石鋤、石刀、石鐮、石杵等農具遺物推測，農業盛行的時間堪稱頗早，其程度乃遠勝於日本九州，然而琉球居民似乎忽視了這種優點的存在。有著優良捕魚技術的琉球人縱使對鄰近的台灣有所認識，然而也未從台灣換取必需的農業資源或學習基本農業行為。這種特殊現象難以使用客觀的自然條件做解釋，主觀與人文因素上的障礙才更具有決定性。
環境資源的利用
琉球列島的某些島嶼因缺乏製作石器的材料，故這些島嶼的史前居民曾至其他島嶼取得石材以供應石器製造（岸本、神谷 2013），這是海島居民有效利用陸地自然資源的行為模式，而類似的模式也見於海洋資源的利用。
大部分琉球列島的島嶼皆位於珊瑚礁海域，這類海域有豐富的魚、貝資源，以及易於捕獲的穩定淺海環境；台灣的珊瑚礁海域主要集中於南端之墾丁、鵝鑾鼻，以及台東南部一帶。兩地域現在的珊瑚礁生態或許不盡相同，19 但根據考古出土的生態遺留，兩個地區皆有大量的夜光螺、嶸螺、硨磲貝等大型貝殼，這些資源不但是重要的食物來源，而且也是各種器物的製作材料。
在琉球方面，出土貝器之遺址相當普遍，各種貝殼被加工做成箭頭、網墜、碗、匙、杓、斧、墜、符、珠、環、魚鉤、尖器、打擊器等，器物種類相當多樣（安里2006）；在台灣方面，根據連照美（2002）於 2002 年所發表的資料，20台灣（含外島）出土貝器的遺址僅有 49 處，而且大部分都是只出土 1 種貝器，或僅是貝刮器，出土兩種以上者只有 10 處，多集中在台灣南端地區，尤以墾丁遺址與鵝鑾鼻遺址才有稍多的貝器。整體上，貝器數量極少，種類以貝刮器最多，分布較普遍，其次是貝珠、貝環及貝核等，其他極少，種類亦不多。
試比較台灣與琉球的各種貝器，其中如貝刮器乃是最常被提到的代表性器物。然而根據實際的實驗分析，卻證明琉球的貝刮器是當成打擊器使用（岸本 1986），和台灣認為是「刮器」的見解不同。而且此類器物的分布從整個琉球列島到台灣、東南亞、南太平洋等（伊藤 2000：122-132），似乎是和夜光螺的生態區域較有關，單純從傳播的角度解釋亦不盡洽當。
在貝珠方面，張光直（1958）曾提出相當具有啟示性的看法。他所討論的視野包含亞洲與太平洋等地，主要從加工技術探討各地貝珠的傳播。因為加工技術是一種具基礎性的知識與技能，不易因單純的接觸、貿易過程即能獲得，所以對於傳播的解釋有相當說服力。後來木下尚子（1999）則進一步對東亞各地的貝珠進行比較，在她的分類中，北方多以雙殼貝加工造貝珠，南方如九州中南部、琉球與台灣則主要以芋螺的螺塔頂部製成，此類尤其見於珊瑚礁地區。木下認為，因為南琉球與中、北琉球在新石器早期無往來，所以主張貝珠應是個別發生，中、北琉球的貝珠來自大陸長江下游一帶的傳播，至於台灣的貝珠則是來自大陸東南沿海。問題是南琉球的貝珠究竟從何而來？此點便具討論空間。若從技術面看來，上述文章亦皆指出台灣貝珠有著和大陸相關之較複雜的製作技術，也就是在技術面上，南琉球的貝珠反而近於九州中南部、北琉球、中琉球等系統，而台灣自成另個系統。
至於貝環，台灣多見於墾丁與鵝鑾鼻，尤其在鵝鑾鼻遺址有較詳細的資料與說明（宋文薰等 1967；連照美 2002）。琉球的貝環則被認為是貝殼工業中有著最高水準的複雜加工技術，其和九州的關係亦相當清晰（木下 1996：434），和台灣之簡單加工技術當然分屬不同系統。
整體相較之下，史前台灣貝器的數量和種類皆相當少，這似乎不是缺乏貝殼材料的問題（台灣不少遺址出土數量龐大的貝殼），而是缺乏琉球人所謂的複雜貝殼工業與文化。在琉球列島上已發現不少貝殼加工作坊，21 由貝殼利用所衍伸的文化叢可說是史前以來琉球人生活中的重心之一，可以設想對於缺乏器物材料的史前琉球居民而言，貝殼資源有著重要的意義。而台灣豐富的陸地石材與海洋貝類卻始終沒有吸引琉球人的興趣，由此點看來，亦是不得不考慮是否有其他因素所造成的阻礙大於客觀環境資源的吸引力。
貿易交換
自史前時代開始，琉球即是一個盛行與外地進行貿易交換的地區。琉球新石器時代遺址所出土的外來品包括鐵器、青銅器、錢幣、玻璃、黑曜石 22 等，其中相當多數都來自日本的九州地區。尤其到了有農業的城時代，外來的物品更是大幅增加，甚至最重要的農業亦是在此時被引進。
針對外來品的輸入方式，有些當然不能排除是偶然傳入的，但不少較常見的物品應該屬有意甚至是某種固定的模式所輸入。在此類的貿易行為中，最為著名的即是所謂的「貝貿易」。
如前述所言，利用貝殼製造貝器是史前琉球生活中的重要活動。而且不僅如此，史前琉球人尚積極採集當地特有的貝殼，加工製成各種美麗的貝殼器物，再藉由固定的貿易路線與模式輸入至日本本土，而日本本土的各種器物、資源也藉由這條路徑南下至琉球列島，這種交易活動可稱是當時琉球與外界交往、接觸島嶼以外文化的最重要模式（木下 1996）。
根據貝貿易的研究，製造此類貝器的材料不少來自南海的大型貝類，早期多見闊唇鳳凰螺和芋螺等，晚期又增加了夜光螺一類。在生態上，這些都是台灣週邊海域可見的貝類，但即便這種貿易對琉球有很大的經濟性，仍不見琉球人到台採集。相關現象與問題已如前文所記，不再贅述。於此所欲進一步探討的焦點在於貝貿易中所輸入的對價物品問題。
貿易交換一般是雙向互惠，所以必須同時考慮雙方在物資輸入的必要性與輸出的可能性等問題，尤其是對於如此倚重海外貿易的琉球而言。目前就此議題，筆者將可掌握的資訊歸納如下：
1. 在琉球與日本的貿易中，琉球的輸出品以大型貝殼材料與貝器為主，要強調的是此類貝殼不少採自南方較深較危險的海域，琉球人甘冒著生命代價前往採集，必定是欲交換取得生活中必要之物。換言之，不少外銷貝殼的採取是具危險性，或需要大量勞力的，所以交換輸入的物資必是具有等價的重要性或必要性。
2. 就目前所知的史前琉球考古證據而言，並未見絕對重要或特定的外來品。而且實際上所發現的外來物都較為簡單，或是僅具單純意義之裝飾品類器物，顯然不具有上述行為之對價關係。23
3. 當時的琉球社會主要仍以採集、漁獵為主要生業來源，這種生業方式在糧食來源上有其不足。所以，藉著貝殼外銷以獲得植物食糧的確是目前較具可能性的推測。24
然而，當時的台灣並沒有成為琉球進行此類貿易的對象。新石器時期以來的台灣已有農業活動，又從社會的複雜狀態 26 推知糧食的生產亦有一定的穩定性。從各方面看來，似乎都比當時的九州有較多的食糧生產，更存有外銷的潛力。此外，根據較晚的文獻資料顯示，台灣仍有相當多的鹿肉糧食外銷，這對於缺乏植物性與陸生動物食糧的琉球而言，無疑是個具有貿易潛力的對象。
當然反向也要考慮在台灣的輸入需求中，琉球有無可提供輸出的對價物資。目前此點似乎較少有資料可供探討，台灣的新石器時代遺址所出土的島外器物亦不多見，無法知道當時台灣所需的外來品。若參考鐵器時代的外來品，其種類常見裝飾品或具象徵意義之器物（如琉璃珠），及功能上之實用器物（如陶瓷），顯示大量的進口需求。
當然，新石器時代的背景不同，琉球是否有足以提供台灣所需的資源？都值得進一步研究。
不過站在琉球的立場，和琉球列島所鄰近的地區尚有韓國與中國等，幾千年間這些區域也未見與琉球建立起固定的貿易模式，琉球人在選擇貿易對象時似乎並非以客觀、理智或利益為絕對考量。換言之，琉球自古與日本本土的貿易活動乃根植於主觀意識選擇的結果。
風格與流行
繩紋可說是台灣新石器時代早期在陶器上最顯著的表現，無論是大坌坑文化的粗繩紋陶或後來的紅色細繩紋陶皆然。縱使在前後時代的繩紋紋飾上有粗、細之別，但飾有繩紋的陶器皆佔有一定的比例，而且有著類同的施紋方式，這乃是台灣考古學多數的共同認識。環視台灣島週邊的類似表現，以中國大陸南方尤其是東南沿海一帶的繩紋最具相關性，有不少的遺址資料顯示這個地區的陶器飾有相當高比例的繩紋紋飾，且較早年代至少在距今 6000 年前以上（如咸頭嶺、大黃沙等遺址）。所以，無論從空間地緣、時間年代、內容要素等諸方面分析，史前台灣的繩紋風格和大陸東南沿海地域最為有關。
對於上述現象的解釋，張光直（1987）曾主張把兩地的粗繩紋陶文化歸納成一個大坌坑文化，甚至提示兩地有同屬南島語族的可能性。縱使後來有不少研究者認為兩地仍具相當差異，不宜納入同一個範疇（楊式挺 1998）。若純粹就物質特徵而言，確實有若干要素如大坌坑文化陶器中的口部帶脊、平行劃紋等非屬大陸東南所常見，然無可否認繩紋為共同的特徵，至少可視為一種風格與流行的結果。
若台灣與琉球保持著一般的接觸往來，則依常理，當時流行態勢頗盛的繩紋風格多少應該出現於琉球列島，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琉球的陶器也出現在距今 6000 多年前，除了隱含功能含意的器形 27 和台灣的陶器形相異外，展現流行風格的紋飾亦不同。琉球史前陶器的最初階段以指甲紋為典型，後來則以條紋為主，這個趨向和日本九州相同，所以被認為是融合日本本土的影響與琉球本地的特色（伊藤 2000）。至於後來的流行的繩紋，在技術上乃以繩索直接滾壓製成，亦是偏向日本本土的技術傳統，和台灣的拍印式繩紋不同。
到了史前晚期，台灣中北部多數地區出現幾何印紋陶，研究者認為和大陸東南沿海 3000 多年前以來的陶器紋飾相近（黃士強 1985）；史前晚期的琉球則是隨著時代發展，北方的影響愈顯清晰，即使是一向較孤立的南琉球亦是如此，新里村跡遺址所出土的八重山式陶器與九州滑石石鍋的極度相似性是最有力的證明。國分直一（1973：44-45）雖曾提及在南琉球的波照間島發現幾何印紋陶，一度引起研究者的重視，惜後來並沒有被進一步的說明。
上述陶器紋飾的風格現象把台灣與琉球劃入兩個不同的流行區域，前者和其西側的大陸東南沿海一致；後者則傾向同於其北方區域。
另一組更能說明流行傾向的資料為貝與玉。貝器裝飾品對於琉球的意義已於前述，而對於新石器時代的台灣而言，玉才是本地裝飾品的主要質材。目前所知玉器的流行不僅只在出產玉礦之花蓮一帶，連西海岸等其他地區也尋常可見，如此廣泛的傳播流通，顯示台灣共同追求的流行價值。玉器對於台灣，有如貝器之於琉球。
一個歷史人文觀點的解釋
台灣與琉球列島的史前關係課題從過去的假設推測，經歷器物的比較分析，到近來的解釋探求階段。如筆者曾從台灣立場試圖找尋兩地文化阻絕的原因，主要認為琉球缺乏實施農業的自然環境條件，故對於當時已盛行農業的台灣史前族群缺乏足夠的吸引力，即將兩地少往來互動的現象歸因於與生業活動相關的生態環境差異所造成（陳有貝 2004）。近年，盧柔君（2012）另提出「動態的環境適應」概念，以解釋兩地的異同現象。簡言之，雖然台、琉兩地器物不同，但兩地基本人群有直接相關性或類似性，只因所居為不同環境，故有不同的文化或器物表現。她認為器物外形雖有不同，但基本上都是出自類似族群所製，故也主張從事本題研究，不能只重器物外形比較，必須再注意整體及器物背後的功能與意義層次。
日本考古學者木下尚子（2012）則綜合人文與地理的角度，認為琉球列島是一個北方開口，南方密閉的文化區域，並在過去所強調的自然環境、生態條件的基礎下加入了人文的觀點，將本領域的研究又向前推進一步。此類研究將自然環境與其所衍生的生態條件視為是造成兩地人文現象的重要因素，近年來考古學中頗受重視的「地景考古學」（landscape archaeology）亦是強調古代人與環境間的關係，研究者也成功將之運用於太平洋島嶼的環境認識與族群遷徙研究的解釋（Kirch 1989）。
而本文的觀點則認為，客觀性的自然環境與主觀性的人文社會現象必然有著密切的互動，但是後者並不必然是基於前者所形成，以客觀性的自然條件為因，或許可以解釋史前台灣缺乏接觸琉球的動力；但在反向說明史前琉球的立場時，純粹以自然條件的解釋便稍嫌說服的強度不足。
傳統地理學為研究人與地之空間關係的學科，至 1970 年代則有所謂之“行為革命”，轉而重視主觀的人文意識也是造成人類地理觀的重要因素，促成「行為地理學」的發展。此傾向雖然使研究者遠離了自然科學，但卻也擴大對人類地理現象解釋的適用性（王洪文 1988）。在這種架構下，自然環境只是提供條件上的可能性，人類的「地理意識」才是決定選擇的關鍵，如以現代世界的觀點，「國家」的意識便是造成地理觀、地理行為的重要影響因素。
關於近代琉球社會的地理意識，已可見於若干相關研究，毋庸於本文贅舉。然而這些主要皆為論述近代國家形成後之影響。遠在史前時代，具體國家概念尚未形成之前，琉球人是否也存在特定的地理意識？這將是一個值得注意的觀點，也是影響台灣與琉球史前往來關係不可忽視的變因。
至於在研究方法上，「族群主觀的地理意識影響區域人類行為」在今日無疑是一個清楚可見的現象。而若是在有文獻的歷史時代，則可根據文字瞭解主觀意識的影響。惟若是無文字的史前時期，僅根據殘缺的考古物質資料，確實是較難以完整說明主觀意識的形貌。不過無論如何，這種現象既存在於人類社會，所以在解釋人類區域行為時，亦不能忽略之。
族群的深層文化歷史相對上是研究史前地理意識的一個較佳方法。考古研究不易對個別事件有完整論述，但卻具有較大的時間深度，故藉之掌握長期的歷史（史前史）發展脈絡與傾向將是理解相關行為的可行方法。
在本文的研究中認為，近年來的生物人類學研究多指出港川人等琉球舊石器時代人類乃和日本本土的繩紋人頗近，其後經由兩方長期混血成琉球人，即現代琉球人和日本本土人可說有共同的來源，這一認識改變了過去主張琉球人來自南方的看法，而這種生物上或文化底層上的類似性加強了該區域間人類來往接觸的條件，史前初期，基於此所形成的地理意識極可能是超越客觀環境的資訊。又自新石器時代以來，琉球列島持續接受來自其北側日本本土文化的訊息，這種現象清楚的呈現在考古資料，琉球列島之愈北方區域，即可見較多較早的日本本土要素，愈往南則相反，甚至南琉球之所以被視為不同文化之區域，其原因之一亦在於此，相當有必要予以澄清。此外，還應注意南琉球在陶器上的種種特殊表現，所反映的背後並非是族群的改變，反而是持續發展的地方文化與外界互動關係的結果。
在共有的深層文化與持續互動發展的過程下，來自北方文化的影響遠及南琉球，隨著時代愈晚，南琉球人所接受的北方要素愈多，且各時代、各要素層層堆疊，最終形成和整個琉球列島相似的文化面貌。
琉球和日本的接觸方式表現在多個面向，本文試著從生業方式、環境資源利用、貿易交換、風格與流行等四個面向分別探討，實際上各個現象則是多處彼此相關。以下試再舉其中頗具代表性的貝類為主題，縱向整合上述四個面向，加強說明之。
貝類是位於珊瑚礁區域之琉球所相當倚重的生業資源，如此對海洋資源重視當然也和其發展緩慢的史前農業有關，而農業的遲緩現象顯然又是對應於日本較晚發展的農業狀態而來，故採食貝類成為史前琉球列島普遍存在的生業行為。在這個長久的過程中，琉球人發現貝類除可食用外，堅硬的外殼亦可以做為各種器物的材質，於是在缺乏石材的琉球地區，貝殼被廣泛地加工做為各種貝器，成為可多方利用的重要環境資源。再進一步，琉球人在與日本九州人的接觸中，發現外表光潔美麗的貝器為九州等本土人所喜愛，於是史前琉球人為此至海中採集貝殼，集中加工，製成各種本土人所愛好的裝飾品與威望物，在某些特定的時期與地點和本土人接觸、進行交易，並換回生活中所需，其中也包括琉球所欠缺的食糧。這種關係愈來愈趨緊密，例如本來質地較為脆弱的夜光螺並不在交易的名單中，但後來隨著新製品的認識與流行，也成為重要的交易物資，28 影響所及甚至包括後來的琉球王國。在這個接觸模式中，琉球人必定對北方的文化有較多的認識，也受到文化上的影響，不僅有著共通的流行意識，甚至形成實際的依存關係。如此長期以來的歷史經驗逐將累積成地理上的意識，影響史前琉球人的行為。
琉球文化之所以多止於南琉球，未及台灣，原因除了從琉球觀點解釋外，台灣本身的史前社會狀態亦有關聯。若如一般所認識，台灣新石器時代初期的大坌坑文化為南島語族祖先，則族群形成（包括語言或意識）可能不會晚於距今 5-6000 年前。即使新石器初期以後，台灣各地被劃分出多個不同的史前考古文化，出現族群的區域分化現象，但是從整體觀之，有不少器物不僅是普遍分布於台灣各地，而且還多僅限見於台灣島內，不見於島外。例如石製巴圖形器、石杵、兩縊形網墜、某些特定形制的有槽打棒，或是特殊的人獸形玦等，此現象闡明台灣乃存在有異於島外的基本普同性，甚至反映著具有某種相似或共識之族群的存在，而不同的族群、文化與領域的隔閡，將是琉球人難以再南下的主觀原因。29
人類行為不宜完全以自然區域的對應來理解，而是可能因為人的主觀認知，形成另一種具有文化、歷史深度的地理觀，史前的台灣與琉球世界的關係正可做此說明。
結 語
相較於「台灣－大陸」或「琉球－日本」之議題，台灣與琉球間的史前關係研究顯然較未受到關注，造成此現象之原因大致與過去的社會民情或國家政策（強調國家中央與領域邊境的關係）、學術上的傾向（偏好文明中心與邊緣地區的比較）有關。除此，實際上的資料狀態也是重要的因素，即兩地向來缺乏客觀相似的實質考古證據，以更深入探索兩地關係。即使兩地於數十年來累積了大量的考古資料之後，在學術研究結果上仍少有改變，故本文試圖對此尋求一個合理的解釋。
本文認為族群主觀的地理意識是影響本區域人類行為的重要因素，其遠自史前時代即基本存在，並在各層面累積作用，導致琉球人持續偏向北方進行活動。然而，這並非否定過去以來研究者對本議題的各項研究成果，地理、生態、環境亦是客觀要因，唯有綜合各種因素才能更接近合理的解釋，本文僅是就人文意識方面提出一種看法。
附 註
1. 日文或稱為「文化基盤」，指的是人類文化的深層基礎，一般很難解釋最原始的機制如何開始，但它的確在人類行為上有較決定性的影響與作用，例如某族群的傳統行為等。
2. 鳥居除了在 1896 年來台灣外，1894 年即初次發表琉球考古文章，1896 年參與成立沖繩人類學會，1904 年田野調查南琉球各島，並發掘石垣島上的川平貝塚，此可說是南琉球最早進行的考古工作。
3. 鳥居事實上在台灣的時間有限，且當時的台灣尚未有太多考古資料。
4. 類似者尚有金關丈夫，金關很有名的主張之一便是強調琉球人與日本的相異性，然而他亦未提及琉球與台灣的任何史前關係。
5. 日文稱小進化，指的是在某個區域內所進行的個別演化。
6. 對於新石器時代琉球人與日本繩文人的體質關係，當然亦存在不同的說法，正如土肥直美（1994）所指出，琉球古人骨出土少，導致研究仍有困難。不過從各方面的研究皆能發現，當討論主題之琉球人的年代愈晚，愈傾向贊同琉球人帶有更多北方人特徵。（詳細可參見安里進、土肥直美 1999）。
7. 日本本土發現有超過 1 萬年以上之斷面較為厚實的磨製石錛，被稱為「圓鑿石斧」，而琉球也有類似石錛或貝斧出土，一般被推測為造船工具（小田靜夫 2000：179-217）。惟台灣極少這類器物。
8. 關於台灣島和東南沿海區域之問題，多數的研究者應會同意在史前時期，這些地區
都是南島語族的居住地（可參見張光直 1987）。如果這個說法成立，那麼這些地區在同類族群活動的前提下，自然有較密切的來往關係。不過，筆者並非強調當時即存在一個沒有歧異的南島語族，而僅是藉此以比較「東亞南方沿海-台灣」及「琉球-日本」在族群基礎上的組成差異。
9. 不過只是族群不同並不足以解釋兩地為何缺乏來往，必須就其後來的文化發展再加以解釋。
10. 如本章前面所述，亦有考古學者對史前琉球使用二分法，以凸顯南琉球的獨特性。
11. 最明顯的例子便是用日本本土的時代編年套用在中、北琉球的史前時代編年，而南琉球卻使用另一種編年方式。
12. 陶容器除了作為飲食用具外，尚有儲存或儀式等其他功能，而且所謂具有牛角特徵的下田原陶器事實上存在不多，只因其特徵鮮明才被視為重要標誌。故不能排除下田原陶器乃是一種特殊用途容器的可能性。
13. 實際上尚包含日文所稱的“磨石”一類，但所指並非台灣所稱的砥石或礪石，而是用在石皿上擊打或研磨食物的圓形石頭，本文暫歸入石錘類別。
14. 本文強調一元論之陶器消逝說的可能性。至於，一元論之臨時性營地說法，主要因為缺乏證據，例如未從不同地點的遺址中發現有季節性質的特別遺物，所以未受到進一步的重視。
15. 雖有不少石斧出土，但在日本考古學中石斧僅被視為掘地的工具，有可能是挖掘植物根莖的採集工具。
16. 九州的農業大概始於距今 2400 年前，已經晚台灣約有 4000 年。
17. 如卑南遺址、花岡山遺址等有較大規模發掘的遺址，出土魚類標本亦不多。
18. 尤其如太平洋小島之民族誌記錄。
19. 雖然墾丁地區的史前遺址常出土大量與大型的夜光螺，但是漁民表示（2007 年，實地漁民訪問），近年在這個地區已極少再有撈獲。
20. 近來在南部科學園區的遺址搶救發掘中出土了不少貝器，所以這個資料可再補充。
21. 貝殼常在產地被初步加工，或製造成器物，故可見相關的作坊遺留。
22. 此所謂之玻璃尤指一種稱為「勾玉」的燒製品，是日本本土所常見；黑曜石則是據質地研究，已知產地來自九州。
23. 如當時的九州已走向複雜化社會，便可見較多具有象徵或深度社會意義的輸入裝飾品。
24. 此點亦被若干考古學者所提及（如高宮廣土 2005），但外來植物食糧的遺存頗難於遺址中被發現，即因實物證據的缺乏，較少被深入探究。
25. 如農具、糧食作物的遺存。
26. 如卑南等大型聚落的存在，或陪葬風俗等象徵性的行為活動。
27. 琉球早期的陶器多為具有尖底的深缽形。
28. 木下尚子（2000）曾提到夜光螺的交易是在 7～8 世紀和 9～13 世紀等兩個時期，前者的交易對象應為中國；高梨修（2005）則從多方提出批評，主張交易對象仍是日本九州。
29. 類似的初步想法亦可見於木下尚子的研究中，如曾提到台灣的族群獵頭風俗可能也
是琉球人來台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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