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记忆与遗忘的政治

是多数派），必然会同一部分群众和某些基层组织发生许多难以处理的矛盾。加以江青、康生一伙

有意煽动和挑拨，以致发生越来越多的轰赶工作组的事件，结果工作组不仅未能扭转越来越严重的

混乱局面，反而将自己置于矛盾交点的困难地位。……为了坚持工作，一部分工作组曾经不适当地

采取了所谓'排除干扰'的某些措施。有些单位批斗了一些带头'造反'，轰赶工作组的人，并加以'反党

分子'、'假左派'、'右派学生'等罪名。当时，对于这一类措施，党内党外都有赞成和不赞成的不同看

法。江青、康生一伙确对此大加渲染，诬之为'镇压群众'、'白色恐怖'、'反对革命'，力图给工作组加

上弥天的罪名。"这是官方史著所能给予的尽量含蓄、尽量客观的说法了。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是在中国公开出版的另一部比较权威的文革史著作。[4]这部著作记载

五十天的篇幅相对较长，从这里我们才隐约看见一些事件真相的端倪，比如，提到工作组进校后人

们对1957年"反右"、"引蛇出洞"的联想，简要提到六月初上海发生"围攻少数派"的事件，较详

细地提到西安交大"六．六"事件，包括这样的情节："把学生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子游校。9日中

午，李世英自杀，未遂。后来，毛泽东称李世英为'学生领袖'。"王著分析到："不少工作组也有错误

的方面，就是在不同程度上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一些工作组按照自己对'右派'的理解，过分严

重地打击了向党委、向工作组发难者。"这些记述和分析的可贵之处在于有很大程度的独立判断，

然而遗憾的是，学生和工作组、少数派和多数派在头五十天内冲突的线索，在王著里并没有和后来

文革的矛盾发展联系起来，最终王著的叙事基调要和官方结论保持一致，理解"五十天"的意义也就

成为不可能了：因为对"五十天"内的矛盾冲突深入追究、分析下去，就会触及文革运动初期复杂曲

折的发展过程，就可能破坏官方文革史的自圆其说。
　　本文下面将通过笔者现有的一些材料对这个历史时刻的有关事件作一番追究，比较各种说法，

以图尽量完整地复原出一个被主流话语所刻意"遗忘"的一九六六年五十天的历史。
　　刘少奇、邓小平与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
　　从六十年代初到文革前夕，刘少奇领导中央一线工作，毛泽东退居二线。许多回忆录都记载了

文革前夕政治气氛越来越"左"、各种政治运动越来越严峻的情况。而多数的分析认为，这是毛泽东

对"阶级斗争"越来越强调的结果。然而，难以解释的是，恰恰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对当时政治运

动的领导工作表现出很大不满，并感到自己被排除在决策权之外，因此才有毛泽东、刘少奇在"四清"

问题上发生公开的分歧，以及毛泽东手拿宪法、党章抗议被剥夺发言权的事情发生。[5]
　　毛泽东的不满之一，是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实行残酷打击一大片干部群众的粗暴作法，这就

是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所说的"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事实上，刘少奇领导一线工

作期间展开的政治运动，无不打上刘少奇的个人印记。[6]由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在四清运动中所实

践和整理出来的"桃园经验"（《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就是渗透着刘少

奇的群众观、反映了刘少奇风格的政治运动的一部经典。它的影响普遍渗透到各级干部的工作方

法和作风当中，因而"桃园经验"注定要在文革中发挥它的作用，它的执笔人王光美也注定要在文

革初期积极运用她的经验，从而导致她后来巨大的个人不幸。。　　毛刘之间的分歧又要归结于

他们对党、对群众看法上、对党群关系、对精英与群众关系看法上的深刻差别。对于尊重群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