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聆毛主席讲“五七指示”——敬以此文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陈伯达首先发言。陈伯达在政治上确实是比较敏锐的。他说,文件刚拿到,虽然是初看,但感到主席的这个批示非常重要。他说,我们在大跃进时,探索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模式,这又是一次探索,主席这次的指示非常明确,而且可行性很大。他说,我们不久前提倡的“半工半读”也是一种探索,不过做起来像是勤工俭学,没有提到共产主义理想的高度。还有河南嵖岈山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过渡,搞得太杂,不大可行。陈伯达的话,让我想起1958年主席曾让他和张春桥去看过嵖岈山公社的共产主义过渡,他们回来后对嵖岈山也没有怎么肯定,只是说那个公社的书记挺能吹的,态度明显有保留。要不是他们当时这态度,恐怕早就宣传推广嵖岈山了。陈伯达接着说,嵖岈山的设想没有主席这个指示好。主席的指示指出了在现在的生产条件下,怎样做到人的全面发展,完全符合马克思讲的在新制度下,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平心而论,陈伯达虽然早年思想庞杂,入党后在严峻的斗争中,经不起考验,但他的理论水平,尤其是哲学水平要比一般人高很多。 陈伯达讲完以后,杨成武讲。杨成武对理论的东西讲得不多,只是说了些具体的问题。他说,部队搞生产意义很大,照这样下去,我们都可以不领军粮了,这对战备是很有意义的。这时主席插话说,我历来主张军队粮食自给。杨成武接着说,战士学文化好,这样军队的文化水平可以得到提高。部队就是缺文化,又能打粮食又能学文化。这个好。他还说,东北有个部队搞得比总后报告中说的还要好。主席听了就让他把材料拿来看看。他回答说,已经送上去了,可能还没有送到主席这里。 接下来就是我讲了。我读过一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且,这之前对主席《张鲁传》的批语就抄过、并看了很多遍,一些词句已能背诵。因而就从引述主席《张鲁传》的批语开始说,张鲁搞了五斗米教,设置“义舍”,穷苦老百姓到他那吃饭不要钱,而且都能吃饱;他用草药和符咒治病,也不要钱。草药能治病,符咒是迷信,但有时也能治病,因为它是一种心理疗法,至少可使病人增强抗病的信心。当我说到张鲁统治的地区“不置常吏”时,主席插话说:就是不要当官的,“皆以祭酒为治”。“祭酒为治”就是由群众公推出的人来管理地方的各种事物。接着,我说起在长辛店二七机车厂劳动的时候,看到工厂边上就有很多土地,如果也能用来搞农业,工人生活就会大大改善。我听杨成武讲战士学文化时,心里就在想,主席的指示不光是说要战士学文化,还说要批判资产阶级。所以又着重谈了对批判资产阶级的看法,我说前些天刚去“南京路上好八连”体验生活,没想到,我们的战士也会批判《海瑞罢官》。原来以为那些古代的事情,战士可能不清楚,哪知道战士都很清楚。主席很注意地听了我复述的战士的话,然后问,会不会是知道你要去,他们指导员事先请人来跟他们讲课,做了些准备?我说,这我倒不清楚,但战士们有些问题说得很好,比我写的文章还要好。比如战士们说,那个“清官”也是压迫人民的,而且有些“清官”压迫人民更厉害。因为“清官”有民望,受老百姓拥护,所以他们镇压农民起义往往更没顾虑,也更残酷,来了就杀,比贪官更凶狠,曾国藩就是如此。主席听了说,对!曾国藩杀人厉害,范老(文澜)说老百姓叫他“曾剃头”。主席还说,《老残游记》上也讲“清官”杀人厉害,说“清官”的红顶子是用血染的。 陈伯达又说,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康有为的《大同书》,都没主席的批示提得好。主席就说,太平天国起初也是有理想的,但在定都南京后,它的上层很快就腐败了,领导人自己成了新王朝的统治者,他们还会认真去搞什么天朝田亩制吗?我们让大家都来批判资产阶级,就是要防止再搞出新的资产阶级来。共产党虽然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部队,要是脱离群众,不继续革命,甚至腐化变质,转过来压迫人民,那么人民也会起来反抗的,也会出陈胜、吴广、瓦岗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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