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三十年的农业低谷不在大跃进而是“三自一包” 和下马风的1961和1962年

凡是亲身经历过来的人都知道，总的来说国庆十周年全国一片喜庆景象。反共右派说1959年人人饿着肚子，全国哀鸿遍野完全是一片谎言。

以上说的是普遍情况不是特殊情况。特殊情况如1960年春天出现了信阳、遵义等地的严重问题只能特殊对待，不能夸大为全国都如此。

信阳事件和长期干旱有关，如果路宪文等人如实上报困难还不止于造成悲剧。可是这伙刘少奇、吴芝圃一路下来的走资派，遇到干旱减产还要浮夸产量，还大肆反瞒产。金辉等反共右派说全国按浮夸的数字征购粮食是他们的瞎说，但是在信阳等地确实是按浮夸的数字来征购粮食。但另一方面粮食收购多了固然给信阳的百姓带来了灾难，也缓解了其它地方的困难。反过来，如果一个好的体恤人民的干部向上如实汇报当地的灾情，向国家要粮食，固然当地的人民不因受灾发生严重事件，但国家不得不拿出粮食给他们，这也必须从其它地方征来。

应该承认，在全国凡是出现这类问题的地方都有它的共通性，但在全国又不可能很普遍的。

还有由于1959年粮食产量的浮夸风没有纠正，造成用粮缺乏计划。这将使得1959年下半年没有注意约束用粮，从而在1960年上半年给某些地方带来困难，但这也正说明1959年下半年生活好得多，总起来说对人口的增长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现在来看1960年下半年到1961年上半年。

尽管改革开放当局篡改了数字，但是没人否定1960年大减产。

1960年秋收前就发现农作物长势不好，国家必须为粮食能够维持到明年夏收以前作打算，开始约束粮食供应，这和历史事实是符合的。于是有“瓜菜代、低标准”的提出和一九六〇年九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的指示》、十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以及十一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立即抓紧粮食调运的通知》等等。这正是中央在做全年性的打算。1960年收获的粮食不该毫无计划地吃完，必须为1961年夏收以前打算。所以1960年下半年人民生活将下降，但这是为了保证人民群众能够渡过1961年。可是反共右派居然用仓库里有粮食作为中央存心饿死老百姓的“根据”。他们连什么叫做储备粮、什么叫做库存粮、什么叫做周转粮也分不清呢！实在没有任何资格谈论粮食问题。

这个年度人民生活当然很困难，饥荒也很严重。现在我们来看一下1960年的人口，反正决不是邓捏造的66207万人。

我曾经依据在邓刚上台时提供的数字，我国1960年的人口以及粮食产量2800亿斤数字，计算出该年人均粮食407斤，这个数字当然低，但比1949年的402斤还是略高。当时的人口数据及来源都记不清了，但人平407斤绝对没记错。现在只能据此反推，那么1960年人口应该是68796万（三位有效数字），跟后来改革开放的统计数字相差2589万人。加上1957年夸大的500万人，正好有3000多万人“非正常死亡”。

为了尽量贬低1960年的粮食产量邓连零头也要抹，后来知道他们的数字是2870亿斤，这样推算的人均粮食产量也提高到了417斤。但按改革开放后统计的66207万人来计算，就是433.5斤。这样的拥有量无论如何不至于大量饿死人。印度人均430斤就算农业丰收度过饥荒了，还出口粮食。

对改革开放当局来说公布数字历来是个难事。按下了葫芦浮起了瓢。老老实实公布1960年的人口数字，人平粮食产量确实降了下去，但1960年的人口就不是负增长了。如果缩小人口数据，又把人均粮食产量提了上来，又不应该大量饿死人了。就这样，邓的手，一次又一次地狠狠打了邓自己的耳光。可金辉居然说奉命做假可以“天衣无缝”？！

何况1960年产粮2870亿斤也是缩小了的。在《我亲历的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及其原因》说过，应该在3000亿斤以上。据某反共右派的数据仅河南、甘肃、四川、安徽、吉林、江苏、山东、浙江、云南、河北、贵州十一省就缩小了123.7亿斤，也印证了这一数字。如果用薛暮桥和李成瑞的人口数据计算，1960年人平粮食就应该在453斤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