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三十年的农业低谷不在大跃进而是“三自一包” 和下马风的1961和1962年

刘少奇嫁祸于人把邓小平抛出来提出“书记处要负主要责任”[注意！]，他的最得力干将彭真也说：“小平带头”[注意！]，在另一场合又说：“书记处最大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注意！]陈云也对邓小平落井下石，抱怨：“有些人到书记处找干劲[注意！]，到总理那儿讲困难。”邓小平没有办法，只好做检讨，大会的反应是“不深刻”！[注意！]甚至连他最铁杆的亲信陶铸也不知出于什么心态说：“不深刻”。彭真自然不失时机地帮刘少奇指责邓小平“不深刻”！他忘了自己也是书记处的。

毛主席始终把握着大会的方向，把大会推进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高潮，他的每一个决定都为绝大多数干部所拥护。“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迎来了欢声雷同，让广大的干部来向中央提意见。从某种方式说，七千人大会有点像文化大革命，只是这次不是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而是七千个干部大出气。这次会议成绩确实很大，当然不是没有缺点。

刘少奇煽动浮夸风和共产风铁证堆积如山，人所共知。但大会上刘少奇没作任何自我批评，大家也没把气出到他的身上。他说中央首先要负责任，中央政治局要负责任，指责了书记处、指责了中央各部、指责了国务院也指责了国务院各部。但就是没有一句自我批评，没有一个字说我这个国家主席该负什么样的责任，也没提他这个具体主持中央工作的第一号副主席的责任。不过尽管如此，大家还是觉得他已经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了。谁都知道毛主席早准备退了，并设立了书记处把日常工作交给了邓小平，所有的朝廷奏折都是邓小平批的，所以大家很自然地把气出在邓小平的身上。大家也知道毛主席把国内事务除了台湾以外都交给了刘少奇，如果不是刘少奇搞五风，毛主席早就当名誉主席了，不会再出来干涉中央工作。所以现在刘少奇在报告中说中央要负责，大家自然地认为这是他的自我批评。对中央的责任他说得越是严厉，大家就认为他的检讨越是深刻。毛主席倒是帮邓小平说了话的。刘少奇批评书记处和国务院时，毛主席插话说：“包括中央一些不恰当的东西”刘不得不补充说：“包括中央本身发出的一些不恰当的指示、文件和口号。”刘少奇提出必须清理过去的一些错误口号，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时，毛主席说：“中央书记处已经清理了一次，但是还没有清理完毕。”这不是说邓小平已经在改了，不能要求他马上改完。但现在刘少奇说的中央首先要负责任，竟然被解释成刘少奇批判毛主席了。这也正是刘少奇的险恶之处，模棱两可，以后可以逃脱自己的责任嫁祸于人。虽然当时他给大家一个自我批评的印象，也具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好像他是一个敢于为下级承担责任的上级，主动把下级犯下的错误揽到自己身上，其口气又完全像一个局外人在批评别人。而改革开放当局在公布刘少奇讲话时，不但把彭德怀的两段话全部删去了，还把有关书记处的话全部删去了，甚至除了毛主席的插话以外，根本找不到“书记处”三个字。于是这次大会被他们恶意地曲解。

本文不是全面地评介和研究七千人大会的，说到此地为止。经过这次大会虽没追究刘邓集团的罪责，“五风”得到了清算，另一个问题，对“三自一包”的清算却在安徽组自发开始了。历史喜欢捉弄人，竟然是刘少奇主持了这个大会，并未经中央讨论当场撤了曾希圣的职，事后又准备枪毙他。可不久以后刘邓集团终于露出了由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的真面目，公开地全面地推行“三自一包”、刮“黑暗风”和“翻案风”，真正被他们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好人他们又不准备平反。下马风则到了落荒而逃，企图把大跃进的所有成就全部毁弃的地步，如不是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及时制止，大跃进真的将一败涂地。

这样，中国的农业和工业就更进一步地下降。1962年元旦社论《新年献辞》里正确地宣布：

我国人民有着完成1962年任务的有利条件。我们在大跃进中建立了比较强大的物质基础：基本工业的生产设备能力成倍增加；农田水利工程大规模兴建；绝大部分设备和重要材料能够自己制造；技术力量有很大增加，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有很大发展，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已经建立起来，工业的布局有了改进。

但尽管有这些有利条件，提出的任务除了秋粮，其他都根本没有完成，轻重工业也受到牵累和破坏直线下降。这一任务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