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留痕》又是一部对“谎言文革史”很有份量的证伪著作

　　第三个时期：是军队支左并且镇压占优势的造反派力量

　　一九六七年一月下旬，军队支左之后情况大变：“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经过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线的拼搏后，形势一片大好。但在武汉军区介入后，形势急转直下。”“从一九六七年二月中旬开始，到一九六七年的‘七二〇’事件，漫长的五个月中，他们取缔工人总部，大肆抓人，压迫钢二司、钢九一三，分化造反派队伍，拉一派打一派;扶持百万雄师，对造反派实行武力清剿，实行白色恐怖;公然抗拒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发动‘七二〇’兵变，扣押殴打中央代表……。”一份官方编撰的党史，晒出了“百万雄师”百万雄师部分的杀人成绩单：“据不完全统计，6月份仅武汉市就在武斗中打死108人，打伤2774人。”(中共湖北省委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在湖北80年》，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345頁)水院较为幸运，在百万雄师的武力围剿中间，有七人被长矛刺伤，总部勤务组成员严菊明、动态组钟光超老师都被百万雄师用长矛刺伤。

　　如果说一九六六年文革早期是省市委和各单位党委的表演时间——在公众面前表演他们放肆地践踏政策和法律的话，显然一九六七年元月底“军队支左”之后，就成了军队当权派的表演时间了，这一次的表演除了践踏政策和法律之外，还要加上残暴的镇压场景和野蛮的杀人情节。文革到了这个阶段之后，所有的当权派群体都获得了表演机会，反过来，民众也获得深度观察和识别当权派的机会。

　　第四个时期：是革委会成立和派性分裂

　　经过各个组织的协商，水院革委会由37人组成，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水院革委会成立大会。在革委会成员协商过程中间，已经有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和标准：“在委员条件上，井冈山兵团主张看贡献，提出防止有人摘桃子;以红旗兵团为首则提出革命不分先后，主要看他的思想品德、工作能力，是否得到群众的拥护，提出革委会是全院师生员工的，不是哪个兵团、哪一家的。双方的说法其实都有所指，没有捅穿而已。这些提法、指责都成为日后派性斗争的内容。”两种不同的标准，意味着不同的革委会席位分配方法，为了最大化本派别的席位数：“文化革命中，各派死抱住自己的山头不放，为自己的山头多争些利益，以文革功臣自居，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别的组织，要以自己为核心实现大联合，所以总联合不起来，即使表面联合了，心里不服气，所以争论不休，战斗不断。”

　　在革委会成立之前两派就有分歧，成立之后不久就开始了派性斗争，结果，派性斗争的分量太大，成为压倒其他事务的重头戏：“红水院两派的斗争，从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一九六七年九月算起整整一年，从一九六八年三月两派正式分裂，到工宣队进院也有半年时间。造反派组织是一九六六年九十月间形成的，这样算起来，派性斗争的时间占了一半。”

　　无原则的派性斗争，后果是“革委会已名存实亡，无法开会，更不能统一领导，两派各行其道。上级发到革委会的会议通知、各种票证都是两套，由支左办公室安排，两边都照顾到。这些方面没有产生冲突，但整天的高音喇叭声吵得人不能安生，群众敢怒不敢言，越到后来，逍遥派越多。”

　　革委会内部分成互不兼容的两个山头，导致新的无政府状态，“从毛主席召见‘五大领袖’的谈话来看，我认为毛主席派工宣队进学校，目的是制止武斗，消除资产阶级的派性，进行斗、批、改，完成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时间大概在一年左右。”“但事与愿违，从工宣队进院到军宣队撤离学校(一九七四年五月)，五年八个月;再到工宣队撤离学校(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九年多，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斗是斗，主要是斗造反派;批是批，主要是批造反派所谓的派性;改是改，主要是改掉文革中毛主席提倡的东西，如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四大的民主精神、依靠群众来监督干部和教育干部等等，这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意愿。”

　　第五个时期：是军宣队、工宣队掌权时期

　　革委会内部的派性引导了群众组织中间的派性，结果导致革委会无法工作。工宣队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进驻，军工宣队的第一任指挥长是宋国英，他在学院期间的工作，主要是消除派性，清理阶级队伍，整顿纪律、秩序。

　　“工宣队进院，革委会靠边站，不说取消，但也不起作用。”“说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实际上是军队干部控制一切，决定一切，院、系及行政部门和处、室一把手都是军人。”

　　“工宣队进驻学校后，最大的变化之一，是在组织上及领导系统上的改革，实行军事化编制，进行军事化管理，以实现迅速改变学校面貌的目的。”“学院下面面成立四个大队，原一、二、三系分别改为一、二、三大队，行政管理部门成立四大队，大队下面面设连、排、班。机关设四个组：办事组、政工组、教育革命组、后勤组。”“各大队的行政领导由工宣队员担任，大队政委和机关四大组的组长均由军宣队员担任。”“湖北省成立“文教战线线指挥部”，正副指挥长均是解放军，是学校工宣队的上级领导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