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选择 进入手机版 | 继续访问电脑版

中国琉球网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QQ登录

只需一步,快速开始

中国琉球网 首页 中国琉球 查看内容

汪楫 奉使琉球看清初中琉关系

2015-1-25 22:59| 发布者: 台灣獵戶人| 查看: 2112| 评论: 3|原作者: 八重王

摘要: 汪楫一行入琉球,严于礼制。入天使馆次日,例当行香,通事以天妃宫、至圣庙告。前导问:宫与庙孰先?答曰:先庙。入庙,升堂搴帷,审视后始下阶肃拜。时有窃笑其迂者,汪楫曰:外国淫祀最多,名称不一。若入境误拜倭鬼 ...
从 汪楫 奉使琉球看清初中琉关系
作者:李圣华。
来源:《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
二次编辑:台湾猎户人



摘要:

康熙二十二年,清帝有意加强藩属国及海疆管理,命汪楫出使琉球。

汪楫(下图)一行与琉球国的交流集中反映在汪楫所撰《使琉球杂录》和《中山沿革志》中,

其交流活动包括:关心琉球安全问题,向琉球国王提出加强兵防的建议;部颁谕祭、册封仪注不备,重为酌定,仪注详备,且显有变革,为后来琉球使臣效法;对出使旧例与琉球风习进行改革;与琉球能诗之士往来酬唱,将赠答诗汇编成集;鼓励琉球兴办教育,归来代为奏请琉球生入监就学。

汪楫出使琉球在清代中琉关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不仅强化了清政府对琉球的交往,而且大力促进了中琉政治文化交流,在中国文化传播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明清两代遣使琉球的次数,据不完全统计,明朝有16次,清朝有8次。[1](P190)
明清易代,清政府接收明朝对藩属国的统理权,先后遣使安南、琉球等国。在诸藩属国中,琉球奉职尤为虔谨。但由于偏处海隅,交通不便,东南兵事频繁,
清初50余年间,遣使琉球活动仅有两次:
康熙二年(1663),张学礼奉使琉球;
康熙二十二年,汪楫奉使琉球。
汪楫之行在清代中琉关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清人查嗣瑮云:“须知使节同图画,总是中朝第一人。”[2](卷八《题汪悔斋遗照》)
这次中琉交流既有复杂的历史原因与内容,又对清代琉球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借助汪楫所著《使琉球杂录》、《中山沿革志》加以探讨,冀稍有助于清代中琉交流史以及相关历史问题研究。




一、汪楫奉使琉球的原因与经过

探讨汪楫奉使缘起,我们有必要追溯琉球归属清政府以及张学礼出使之事。

明 成化间(1465—1487),定琉球“二年一贡”之制。后因倭患严重,万历后期改为“十年一贡之例”。

天启三年(1623),琉球世子尚丰遣蔡坚等人入贡请封,明礼部议“暂拟五年一贡,俟新王册封更议”[3](卷三百二十三《外国四·琉球》,P8635-8639)。

崇祯改元,杜三策敕封琉球。

崇祯十七年(1644),尚丰第三子尚贤遣使金应元入贡请封。适逢清兵入关,金应元请袭封未果,阻道不得归,留滞闽中。及南明 唐王“立于福建”,琉球“犹遣使奉贡”[3](卷三百二十三《外国四·琉球》,P8370)。


清 顺治三年(1646),清兵入福建。金应元与通事谢必振等至江宁 投 经略洪承畴,转赴北京。但清朝礼部持议“前朝敕印未缴,未便授封”。
顺治十年(1653),琉球遣王舅马宗毅、正议大夫蔡祚隆入贡,上缴明朝所颁敕印请封。
翌年,清顺治帝遣张学礼、王垓往封。张学礼的准备工作耗时费日,继因郑成功、张煌言水师在福建沿海活动频繁,直到顺治十五年(1658)还在北京待命。
康熙改元,海路渐通。
康熙二年(1663),张学礼终于成行,但诏书还是顺治十一年(1654)所颁,敕则是康熙元年(1662)所制。[4](卷下,P27-28)
至次年,张学礼还朝复命。此次出使,前后花费了11年之久。
康熙七年(1668),琉球国主尚质卒。

康熙十九年(1680),琉球世子尚贞遣使入贡。康熙帝以尚贞恪守藩职,当耿精忠叛乱之际,仍屡献方物,恭顺可嘉,赐敕褒谕。

翌年,尚贞又遣耳目官毛见龙、正议大夫梁邦翰入贡,请遣使敕封。但这一请求却遭到清朝礼部的反对。

汪楫使录载:“礼臣议航海道远,应如暹罗例,不遣官恤封,仪物敕贡使赍回便。见龙等搏颡固请,礼臣持不可。”[5](卷一《使事》,P1-2)







上图:《 使琉球杂录》 开本18cmx31cm, 2册。封面用黄绫包里、 墨书抄写清康熙二十二年( 1683年) 、 「汪楫」受命前往琉球册封「尚贞」为王、 并撰写此书向「康熙皇帝」 复命。

礼部奏折《恭请天朝恩赐封爵以昭盛典,以守藩服事》提出反对遣使的三大理由:“航海道远”,“随去官兵甚多”,“所需钱粮甚广”。[6](P10-11)

其实,礼部回绝遣使要求与张学礼出使之失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礼官看来,张学礼琉球之行有三大失:

其一,耗时长久。尽管存在交通、兵事等复杂的不利因素,但一次使节耗时10余年,毕竟有所未妥。康熙元年(1662)《封王尚质敕》:“乃海道未通,滞闽多年,致尔使人物故甚多。及学礼等奉掣回京,又不将前情奏明,该地方督抚诸臣亦不行奏请,迨朕屡旨诘问,方悉此情。朕念尔国倾心修贡,宜加优恤,乃使臣及地方各官逗留迟误,岂朕柔远之意?今已将正副使、督抚等官分别处治,特颁恩赍,仍遣正使张学礼、副使王垓,令其自赎前罪,暂还原职,速送使人归国。”①汪楫使录也提及张学礼“逗留迟误”之过:“先是臣惩前使逗留之失,疏请亟行。”[5](卷一《使事》,P2)

其二,耗费繁剧。张学礼一行因航海道远,逗留太久,造成大量人力物力的耗损。关于这一点,汪楫使录有明确的记载:“前使臣驻闽,一切皆取办于藩司,即留滞不行,每岁亦支用公费银五千余两。藩司奏销,不尽得请,则派之八府,取驿站纲银津贴焉。

今各项皆无所出,而海疆军需方亟,岂可复以此费公帑。爰取旧案,尽汰之”,“合计所费,较曩时仅百一焉”。汪楫归来不入会城,兼程复命,城中百姓鼓乐彩帜趋送,泣告说:“钦差驻闽,动辄数年。造船则有采木购柁之扰,深山穷谷,无得免者。今一到即行,不少留滞,逮于驿骚,一也。有钦差,必有公费。公费一则,私派必倍。今事毕而民不知,二也。往者百物,皆取办于行户,官一而役三之,今一物不取,即公署铺设之一毡一灯,必归原主,使来者尽然,闽其世世如新受赐乎!”[5](卷一《使事》,P3-4)

据福建巡抚金鋐《册封事关大典等事》奏疏,汪楫出使“较前省约甚多”,“核实用银九百二十三两,米三十三石,价银三十二两,通共用银九百五十五两五钱零”。[6](P47)

这一数字经户部核查无误。汪楫出使费用不足白银千两,由此计算张学礼所费,则多达近10万两。所谓“即留滞不行,每岁亦支用公费银五千余两”,当是实录。当然,耗费太繁,扰民甚重,明代使臣已然。但张学礼出使对清政府与福建地方而言,确实带来不小的负担。

其三,作用未著。礼官认为张学礼之行,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张学礼著《使琉球记》,时人批评其“夸谩”②,张学礼愤然毁所镂板。在礼官看来,夸大出使意义也是张学礼之过。此外,礼部的态度亦与当时东南海防兵事局势有关。三藩虽已平定,但“海疆军需方亟”,礼官以为没有必要再为一次平常的使节而耗费甚繁。

这也可从《中山沿革志》中觇知:“二十二年,臣楫等至闽,时总督臣姚启圣等方治兵攻台湾,遂不候造船,径取战舰渡海。”[4](卷下,P32)

康熙帝特允遣使同样别有原因。自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桂起兵,康熙帝的主要精力便放在戡乱上。但随着平叛局势日益明朗,他将目光放在长治久安与加强藩属国及海疆管理上。

既然礼部鉴于张学礼之失,以为当今之务在于海防兵事,遣使琉球意义不大,故汪楫琉球之行遇到不少阻力,在人力物力方面都受到了限制。

康熙二十一年(1682)四月,汪楫与林麟焻在接受出使任务后,即咨访旧例,“得未尽者七事条上之,旨下礼臣,议格不行”[5](卷一《使事》,P1)。

所谓“七事”,具见汪楫《册封事关大典,奉使理宜详慎,谨陈管见,仰冀睿裁事》一疏:请颁御笔;谕祭海神;渡海之期不必按部议专候贡使同往,各事备齐,有琉球向导,便可按期出洋;带修船官匠一同渡海;请给关防,以便章奏文移;酌增护送渡海官兵;预支二年俸银。

此前张学礼出使,也曾疏请“十事”:

“部议赐一品麟蟒服,于钦天监选取天文生一人,南方自择医生二人,赐仪仗给驿护送,外给从人口粮,至福建修造渡海船,选将弁二,兵二百人随行”[4](卷下,P28-29)等。

相比之下,汪楫的请求可谓简易,但礼部犹“尽格不行”:


一、请颁御笔一款。查得会典,御笔无赐给使臣带往颁赐外国之例。……

一、请谕祭海神。查得会典,凡往封外国,无谕祭海神之例。……

一、请渡海之期。……查得水路与旱路不同,今汪(楫)等如遇进贡来使在闽,一同前往,来使沿已起身,仍炤前议,俟进贡来使一同前往。

一、请给关防。查得会典,册封官员无颁给关防之例。……

一、请带修船官匠一同渡海。查得监修船只官匠应否一同遣发之处,事隶工部,应交与工部议奏。

一、请酌定护送渡海官兵。查得所请增添官兵,事隶兵部,其应否增添之处,应交与兵部议奏。

一、请炤现赐品服预支二年俸银。查得职掌内无炤所赐品服颁给俸银之例。[6](P23-24)


康熙帝命礼部会同户部、兵部、工部再议,“允行三事,而许带修船匠役,则特旨”[5](卷一《使事》,P1)。所谓“三事”,是指御书“中山世土”四字;制祭文二道,祈报海神;给俸二年以往。[4](卷下,P33)


康熙二十二年(1683),汪楫一行至福建,亦未得到地方官的有力支持。时总督姚启圣视师厦门,巡抚董国兴移疾返京,布政使马斯良入觐,知府张怀德病废不视事,闽县令缺官,省会之地,上无督抚藩司,下无府县官,册封大典“事如乱丝,无有理其绪者”[5](卷一《使事》,P1-2)。

尽管如此,汪楫还是克服阻力,从俭治装登舟。

六月二十日,谕祭海神天妃于怡山院。

月末,至琉球那霸港天使馆。

八月,谕祭尚质,册封尚贞。

十一月二十四日,冒风涛返国,明年入朝复命。





二、汪楫一行在琉球的活动及与琉球国的交流

自明初以来,出使琉球者多作为使录笔记。

陈侃、谢杰、萧崇业、夏子阳使录之作俱名《使琉球录》,

张学礼有《使琉球记》、《中山纪略》。


汪楫延续了明代以来的传统,撰《使琉球杂录》五卷、《中山沿革志》二卷。但其意尚不止于记载行役、异闻,而更在于以下两点:

一是纠正前人载记之误,补史乘之阙。明人使录多有误说、夸饰、纰漏、失载等问题,汪楫“据事质书,期不失实”[5](汪楫《使琉球杂录序》,P1-2),以匡正谬说;又“搜罗放轶,补旧乘之阙”[4](汪楫《中山沿革志序》,P2),以备国史采摭。

二是于康熙帝遣使之意甚明,条录礼俗、政事、教治、刑禁,周知天下之故,以为实用。《使琉球杂录》、《中山沿革志》进呈御览后,得到康熙的褒奖。







根据汪楫的使录,其一行在琉球的活动及与琉球国的交流,可分为兵防、礼制、习尚、文学等四大方面。


(一)兵防

汪楫不仅关心清廷海防,而且关心藩属国安全问题,向琉球国王提出了加强兵防的建议。

六臂女神曾被琉球国奉为守护神,以妇人不二夫者为尸,尸名女君,传闻“邻寇来侵,神能易水为盐,化米为沙,寻即解去”,琉球国王、臣民“事神甚谨”。

对于琉球国不重兵防而信巫神,明使已忧之,但琉球国王曰:“可恃以无恐也。”[5](卷三《俗尚》,P8-9)


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萨摩岛津氏出兵入侵琉球,占领首里城,掳走尚宁王等百余人,久之始释。
琉球国王自此不复尊奉六臂女神,寺院也不复贡祀。

清康熙年 汪楫 到时,供奉六臂女神早已成旧闻,但琉球“国无城郭,少兵甲”的状况未有改变,汪楫不免为之担忧。琉球去日本不远,他询问与日本的交流,琉球人甚讳之,“若绝不知有是国者,惟云与七岛人相往来


七岛(吐噶啦群岛、或 大隅群岛 )为琉球国属地,汪楫疑七岛人“其状狞劣,绝不类中山人”。迨其来谒,“谕以朝廷威德”,“衍说开导之”。各以土物为献,不受,而人给以布扇,犒及从者。后来汪楫归舟将发,七岛之口岛人(口之島)驾小舟近百只牵船出港,“依依不遽去”[5](卷二《疆域》,P5-6)。

注:1946年1月29日,盟军美国发布第677号行政命令:将大隅群岛的七岛(不含:口之岛以南的琉球列岛)私相授受的划归给予日本治理。大隅群岛(七岛):《种子岛、马毛岛、硫磺岛、竹岛、黑岛、口永良部岛、屋久岛》。琉球列岛北段大隅群岛与九州岛相隔于「大隅海峡」对峙,而大隅海峡则是中日两地固有疆域的分界线。这观点,可从1965年,台湾当局出版的「琉球群岛地图」得以验证。吐噶喇群岛:《口之岛、中之岛、卧蛇岛、平岛、诹访濑岛、恶石岛、小宝岛、宝岛、上根岛、横当岛》等10岛。




琉球那霸港当大海之冲,港口炮台缘石而筑,台上环以埤堄,中无一人一物。

土人说:“国无险可守,惟港口数里,皆铁板沙,非生长斯土者,不能引舟入港。大海中既不得泊,近山又虑触嶕,且遥望雉堞翼如也,有望洋返耳,以故恒不设备。”

汪楫以为不然:“然万历间萨州岛倭猝至,王被执去,则所谓铁板沙者,亦不足恃已。”炮台附近有演武场,“专为天使所率官兵演武而设”[5](卷二《疆域》,P7-8)。

琉球马不适合征战,当地善骑射者极少。即使首里,亦不见有兵。


册封日,“自王庙至首里,约十数步,即对立二人,执长竿如枪,其末加短鞘,迫视之,中无寸铁也,亦无弓箭、火器。近王城,有枪刀十数对,即王之仪卫云”[5](卷三《俗尚》,P11)。

这些皆为汪楫所忧。他才识敏决,在琉球“有言必以诚告,有事必以实应”[5](汪琬《使琉球杂录序》,P2)。

当他将兵防问题“诚告”时,琉球国王也接受了一些建议。


清乾隆间,潘相教授琉球入监官生,详考琉球历史地理、风土俗尚、政治文化,著《琉球入学见闻录》四卷,卷二述及琉球兵刑:

南北沿海筑长堤,两炮台并峙,聚兵守之。……国少铁,盔甲与刀犹坚利。……火药炮位,多用铜铸,备舟舰水战之用。辻山旁有演武场,武职有仪卫使、武备司,余皆文官兼之。兵制仿古制,五家为伍,五伍又各相统。亲云上、筑登之以下,皆习弓箭,家有刀甲,有事则各领其民,如百夫长、千夫长之属。[7](P418-420)从中可窥知,在汪楫出使后,琉球兵防已有所变化。



(二)礼制

汪楫此行的主要任务是谕祭、册封。

按出使旧例,应有礼部所颁仪注。汪楫询问仪注,礼部官员回答说:“此仪制司职掌也。”仪制司官员又推诿主客司,得到的结果是“案卷虽存,仪注无有也”。

汪楫入闽后,博访仪注,“十得六七,而中多未安”,不得已“酌古准今,定为谕祭、册封仪注二篇”。

部颁仪注不备的问题,也反映出清初朝廷疏于藩属国管理。汪楫既酌定仪注,还应琉球王之请,于其未晓者“绘图示之”。国王与臣民奉行甚谨,“登降进反,揖让拜跪,威仪肃然。国之老成以为从前未睹云”。[5](卷一《使事》,P7)

关于谕祭、册封仪注,《使琉球杂录》载记甚详。对观陈侃《使琉球录》、张学礼《使琉球记》所载仪注,即可知汪楫更定的情况。

陈侃仪注,乃明使谕祭、册封琉球通行礼制,琉球王臣“数代相承,不敢违制以行”[8](P33-34)

张学礼册封仪注大抵沿袭明使旧制。


汪楫重新更定,著者有四:

其一,谕祭先期命琉球长史洒扫王庙中堂,详细布置开读台、开读位等;册封预设阙庭、世子受赐位等。阙庭之设等皆前使仪注所未有。汪楫还以为王殿中楹之右楼梯妨于行礼,世子特造板阁。由于王殿西向,故仪注中止分左右,不分东西。



其二,谕祭,

按旧习,世子迎龙亭“向第立候于庙门外”,

汪楫以为“非礼”,更定为世子率众官迎伏于真玉桥头道左[5](卷一《使事》,P11-13);


册封,

按陈侃《使琉球录》仪注,世子在国门五里外中山牌坊候龙亭[8](P34-38),

按张学礼《使琉球记》仪注,世子出城三里至守礼坊下候迎[8](P651-652),

汪楫则更定为世子率众官迎伏于守礼坊外。



其三,谕祭宣读礼、谢恩礼、相见礼,陈侃仪注甚简,汪楫更定繁详,如焚帛毕,世子回露台同众官再行礼谢恩,“捧先王神主由庙东边门进庙内,安于东偏神座”[5](卷一《使事》,P9)。

册封拜诏礼、宣读礼、谢封礼、谢赐礼、问安礼、谢恩礼、相见礼、拜谢礼,汪楫更定内容也颇异于陈侃、张学礼仪注。如授国王诏、敕,按旧习,“使臣故欲收回,待跽请至再,而后索阅旧轴,趋走往复”,汪楫以为“几同儿戏”,令“其预捧呈验,庶不失礼”[5](卷一《使事》,P13)。



其四,

按陈侃册封仪注,世子候龙亭“行五拜三叩头礼”,谕祭盖亦如此,

张学礼册封为“行九叩礼”,

汪楫改谕祭、册封皆“行三跪九叩头礼”。

汪楫一行入琉球,严于礼制。入天使馆次日,例当行香,通事以天妃宫、至圣庙告。

前导问:“宫与庙孰先?”答曰:“先庙。”入庙,升堂搴帷,审视后始下阶肃拜。

时有窃笑其迂者,汪楫曰:“外国淫祀最多,名称不一。若入境误拜倭鬼,辱莫大焉。如俟徐访而后恭谒,则是奉神慢圣,岂可以训远人?”[5](卷一《使事》,P14)


对陪臣进谒中使礼,汪楫也有约定:
法司官、王舅、紫金大夫、紫巾官为一班,跪三叩头礼,天使立受,揖答之;
耳目官、正议大夫、中议大夫为一班,跪三叩头,天使立受,拱手答之;
那霸官、长史、遏闼理官、都通事为一班,跪三叩头,天使坐受,抗手答之。
禀事必长跪,命坐赐茶,法司官等则设毡堂内,耳目官等坐廊下,那霸官等坐露台下。[5](卷一《使事》,P16)


(三)习尚

琉球国历史悠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俗尚。国王居常裹五色帕,见明使则服明朝衣冠。明清易代后,见清使,“仍明时衣冠”③。

琉球官员与百姓,“服无贵贱,男女皆大袖宽博,无衣带”。国王衣冠“苦束缚”,

张学礼使琉球,“有各从其便之谕,遂沿明制以见”。

汪楫叹曰:“今不可复更。”琉球国王受封后,亦欲着皮弁,以朝祭之服参谒,“意实恭谨,而通事以为倨,令易前服,故皮弁未得见”。[5](卷三《俗尚》,P1-2)


汪楫对琉球旧例与习尚也进行了改革。如因使臣供应、随行兵役廪给甚腆,裁减之以“柔远恤下,期于两尽也”。


国王五日一遣官赍牛酒问安,辞之不可,遂理谕之:“牛以力耕,不得擅杀。使臣非为国惜物,命律不可也。”[5](卷一《使事》,P14)国王不肯受命,然不久汪楫闻琉球国中禁宰牛,改问安之期为十日一至。


又如琉球待客习俗皆席地布几,国王宴使臣,汪楫坚持不可席地,及赴宴,“陈设毕具,宾主皆高坐,揖让如礼”,盖“聊以觇天使易与否耳”。[5](卷一《使事》,P15)



(四)文学

文学交流往往是古代遣使活动的重要构成。明清使臣出使安南、朝鲜等国,都留下大量唱和之作。汪楫一行与琉球能诗之士往来酬唱,并将赠答诗汇编成集,从中亦可见清初中琉文化交流的情况。

自明初琉球奉中国正朔以来,迄于清初,始终未建学宫。“国人就学,多以僧为师,僧舍即其乡塾云。”[5](卷二《疆域》,P15)


琉球僧人分为两宗,居首里者曰临济宗,居那霸者曰真言教。

首里有三大寺,即天界寺、圆觉寺、天王寺。

圆觉寺额为灵济法嗣径山和尚所书。三寺僧人皆嗣法灵济,然汪楫“叩以禅宗,茫如也”[5](卷二《疆域》,P20)。

首里僧人能诗者,瘦梅、宗实、不羁最著。瘦梅为天王寺诗僧,奉元释英《白云集》为宗,与万松院僧不羁并好苦吟,互相唱和。汪楫使录载:

天王寺僧瘦梅则工诗,诗奉《白云集》为宗。《白云集》者,元僧英所作。英俗姓厉,字实存。集有牟巘、赵孟頫、胡汲序。国人镂板译字以行,然中国人购之,殊不易。读之,则多属明初张羽诗,而牟序又与《陵阳集》所载不同,殊不可解。[5](卷二《疆域》,P20)

明初张羽与高启、杨基、徐贲并称“吴中四杰”,著《静居集》四卷。传世有《静居集》六卷本,与释英《白云集》之诗多有重复。后世遂以为张羽之诗误入《白云集》,实则释英之诗误入《静居集》。④

汪楫所谓释英之诗“多属明初张羽诗”的说法,显然有误。

他之所以拈出这点,意在含蓄指出琉球诗人水平不高,“殊不可解”也透露出这一消息。

当然,汪楫的主要唱和对象还是陪臣。其所编《中山诗文》一卷,仅收文两篇:

卷首一篇《奉送翰林汪先生还朝,兼祝诰封检讨公八十大寿序》署名国王尚贞,作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秋;

卷末一篇为琉球国使臣毛国珍、王明佐、昌威、曾益等祭汪楫父之文,作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夏。

余皆《题画奉祝诰封翰林检讨汪太公寿》唱和诗,作者包括琉球

王室尚弘毅、尚纯,

法司官毛国珍、毛泰永、翁自仪,

王舅毛自义,

紫巾官夏德宣、毛允丽,

紫金大夫王明佐,

耳目官吴世俊、章受祜,

正议大夫郑宗善、梁邦翰、郑永安,

中议大夫郑宗德、陈初源、孙自昌,

遏闼理官杨自晨、文克继、毛知传,

长史蔡应瑞、郑弘良,

那霸官柏茂、吴彬,

共24人,人各一题[9],俱作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

当然,汪楫与琉球人唱和之诗远不止于此,但《中山诗文》删选较严,每人仅存一题。





三、汪楫奉使琉球对中琉关系的影响

清廷礼部认为遣使琉球意义不大,乃是一种短浅之见。汪楫出使的意义,可概括为四方面:加强了清政府对琉球的管理;加深了对琉球历史、国情、现状的了解;促进了中琉政治文化的交流;在中国文化传播方面也起到积极的作用。

《中山沿革志》、《使琉球杂录》为中琉交往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汪楫出使前,有关琉球国的沿革,无论是明廷,还是清廷,都不甚了解。琉球国于其世系沿革,厉禁外泄。汪楫借谕祭的机会,“密录”其世系概况,复购得《琉球世缵图》,撰为《中山沿革志》。尽管所载尚不完备,但已属前所未有,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序》谓其“典实远非前比”。

《使琉球杂录》搜辑甚备,据依亦详,汪琬《使琉球杂录序》云:“上之可作輶轩之指南,次之可备史家之笔削。”康熙帝通过汪楫出使情况及其著述,了解到琉球国的历史和国情,遂不以琉球管理为忧,将精力集中放在收复台湾上,晚年始遣翰林院检讨海宝、编修徐葆光使琉球。

汪楫酌定仪注,为后来琉球使臣效法。

康熙五十八年(1719),海宝、徐葆光谕祭琉球国王尚贞、尚益,册封尚敬,仪注俱依汪楫所更定。

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卷二“仪注”大抵录自汪楫使录,自注云:“俱从前使臣汪楫更定。”[10](P116)


中国礼仪制度也引起琉球人浓厚的兴趣。如程顺则,字宠文,父泰祚官都通事,曾随张学礼谢恩入朝,返国后参与创立琉球至圣庙。

康熙二十二年(1683),顺则授通事,随王明佐入朝谢恩,后任接贡存留通事赴闽,

注重考察中国典章制度、礼仪习俗,回国后奉命修订“中山王府官制”,

“还参照中国礼仪,修改琉球冬至、元旦百官朝贺国王之礼仪,提出‘殿下中道设香案’、‘百官分左右翼,各照品级排立’、‘于墀下左右设五方之旗,设彩盖于殿下左右’、‘陈设仪仗、鸣金鼓、奏汉乐’、‘王上先拜北天后,升殿受朝贺’等,‘维兹之举,悉遵天朝之制,以为考定’”[11](P248)。


潘相《琉球入学见闻录》卷一详述谕祭、册封仪注,大抵同于汪楫使录,然非照抄旧籍,实是有据而来。

相比清朝,琉球的教育无疑是十分落后的。

其至圣庙在那霸港二里外久米村,创始于康熙十二年(1673),翌年建成,构制简陋,不过屋二重,其外临水为屏墙,翼以短栅。

汪楫既喜至圣庙创立,“立国以来所未有也”,又为琉球教育落后担忧,希望国王重视人才教育,因庙而扩之为学,择师以教,甚而请助于朝。


《琉球国新建至圣庙记》云:

夫秀才者,将以储异日长史、大夫之用,则教之不可无专师,试之不可无成法。诚因庙而扩为学,择国中敦行谊、工文章者为之长,俾以时训,督其子弟,修举释菜、释奠之礼。国之中或难其选,则直疏其事而请于朝,乞如往昔教育故事。圣天子声教诞敷,方教登四海于文明之治,吾知其必得当也。如此则琉球之经学日明,因所及而益广其未备,于以表率友邦,凡有志于圣人之学者,无不奉琉球为指归。呜呼!岂不盛哉,岂不盛哉![5](P11-12)


琉球国无学宫,童子习字多以僧为师。“大约读书时少,作字时多,字皆草书,无楷法也。”[5](卷二《疆域》,P12)建学宫非易事,汪楫建议国王奏请“愿令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业”[4](卷下,P35)。康熙二十三年(1684)他返朝后,即转奏之。


《恭述远人向化之诚,请赐就学以广文教事》云:

国中旧无孔子庙,自康熙三年受封后,贡使时通,声教渐被,十二年始建至圣庙于那霸之久米村。虽制多荒略,而意实可取,但苦地无明师,以故誉髦终鲜。臣等事竣将旋,中山王尚贞亲诣馆舍,酌酒祖道,令陪臣、通事向臣等致词曰:……执经无地,向学有心。稽之明代洪武、永乐年间,常遣本国生徒入国子监读书。今皇上圣学高深,超迈万古,愿令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业,敢祈天使转奏,不胜悚企。[6](P31-32)



琉球人最早入国子监,始于明洪武后期。

洪武二十五年(1392),中山王察度遣从子日孜每、阔八马,寨官子仁悦慈入监读书,“国人就学自兹始”[4](卷上,P6-7)。终明之世,国学琉球生甚众。

汪楫一行考察琉球历史沿革,意识到教育是维系藩属国与中国政治文化“母体”关系的一个纽带,因此向康熙帝建言沿袭明制,准许琉球生入监就学。


康熙二十五年(1686),尚贞遣陪臣子弟梁成楫、郑秉均、阮维新、蔡文溥四人同贡使赴京入监。

郑秉均甫离琉球,即遭海难。

康熙二十七年(1688)九月,梁成楫等人入监,康熙帝特为设教习一人,此为清代琉球人就学国子监之始。

康熙三十一年(1692),尚贞恳请令梁成楫等三人返国。[12](P3)三人回国后,充任经师和训诂师,勤于教习。梁成楫官都通事,

蔡文溥任接贡存留通事赴闽,累官紫金大夫,

阮维新累官紫金大夫,康熙末充贡使。

蔡文溥工于诗,潘相《琉球入学见闻录》卷三说他“以其所学教久米村及国人,人多化之”[7](P564-565)。海宝、徐葆光出使琉球,交往的官员就包括阮维新、蔡文溥。

徐葆光撰著《中山传信录》,更是多得二人之助。



汪士鋐《中山传信录序》载:

“其国官之尊者,曰紫金大夫。时为之者,即舟次先生前使时所请陪臣子弟入学读书者也。其文辞可观,与之言,娓娓有致。今之所述,皆得之其口与其诸臣所言,证之史牒,信而有征。”


康熙五十八年(1719),汪楫建琉球学宫的想法终成为实现。是年,琉球建明纶堂于至圣庙南,称之府学,是为琉球有学校之始。“国王敬刊圣谕十六条,演其文义,于月吉读之。官师则由紫金大夫一员司之,三六九日诣讲堂,理中国往来贡典,察诸生勤惰,籍其能者用备保举。”

次年,海宝、徐葆光自琉球归,循汪楫旧例,代请官生入学。

嘉庆三年(1798),琉球又建国学于王府北,“命王子及三品以上陪臣之子弟,以及首里人子弟入学试读。又建乡学三所。外村小吏,百姓之子弟,则以寺为塾,以僧为师”。[13](P82)



还要指出的是,汪楫使琉球撰著颇异于明人使录之作,也与张学礼《使琉球记》、《中山纪略》有所不同,真正开启了清人为琉球撰史的先河。

徐葆光撰《中山传信录》六卷,

周煌撰《琉球国志略》十六卷,

齐鲲、费锡章撰《续琉球国志略》五卷,

赵新撰《续琉球国志略》二卷,都继承了汪楫所创的传统。

《明史》卷三百二十三《外国四·琉球》成书,亦多参咨汪楫之作。
这也可视为汪楫对中琉交流的一个贡献。

1

鲜花

握手

雷人

路过

鸡蛋

刚表态过的朋友 (1 人)

相关阅读

发表评论

最新评论

引用 八重王 2015-1-23 00:18
从 汪楫 奉使琉球看清初中琉关系
作者:李圣华   
来源:《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



注释:
①见周煌辑《琉球国志略》首卷,《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中,第612页。《清史稿》以及程鲁丁《琉球问题》录此,文字时异。
②汪楫《使琉球杂录序》称学礼所著“质实无支语。已镂板行,后为所知诮让,谓海外归来,稍夸谩以新耳目,谁相证者,而寂寥如是。学礼乃毁所镂板,而他客辄以意为之,今刻遂与原本大异”。所谓“质实无支语”的说法,大抵可信。
③见汪楫《使琉球杂录》卷三《俗尚》,第1页。按: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卷六称琉球人自国王以下皆遵从时制薙发,“留外发一围,绾小髻于顶之正中”(《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第479页),恐有未确。当以张学礼《中山纪略》“男至二十,成立娶妻之后,将顶发削去,惟留四余,挽一髻于前额右,傍簪小如意。如意亦分贵贱品级”为确(同上,第662页)。汪楫《中山竹枝》诗下自注:“国俗,男子二十始薙顶发,为小髻,服与妇人无别。”(《观海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4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80页)亦可证之。
④参见杨镰《元佚诗研究》(《文学遗产》1997年3期),李舜臣、胡园《元代诗僧释英考论》(《文艺评论》2011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李金明.明清琉球册封使与中国文化传播[A].福建师范大学中琉关系研究所.第九届中琉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C].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
[2](清)查嗣瑮.查浦诗钞[M].清刻本.
[3](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清)汪楫.中山沿革志[Z].京都本.
[5](清)汪楫.使琉球杂录[Z].京都本.
[6](清)汪楫.册封疏钞[Z].京都本.
[7]黄润华,薛英.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下)[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
[8]黄润华,薛英.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上)[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
[9](清)汪楫.中山诗文[Z].京都本.
[10]黄润华,薛英.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中)[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
[11]赖正维.康熙时期的中琉关系[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4.
[12](清)王士禛.纪琉球入太学始末[M].昭代丛书(乙集卷十二).世楷堂藏板.
[13]傅角今,郑励俭.琉球地理志略[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引用 本田琉球 2015-1-25 19:29
光绪元年(1875)五月,日本大正官正式通告琉球,嗣后禁止向中国朝贡、受清朝册封,须奉行明治年号,实行日本年中仪礼、刑法等。
光绪二年(1876)七月,日本政府命内务少书记官木梨精一郎率同属官二名驻扎琉球。
十月二十五日琉球通事”林世功“同陪臣紫巾官“向德宏”、都通事“蔡大鼎”等奉尚泰王之命,乘坐一条小船,密航中国求救。
次年二月二十九日始抵福建,将国王密咨投递福建布政司,禀请吁恳给与咨凭,赴礼部沥情。
四月初四日,福建布政司将上述情形转报闽浙总督兼署福州将军臣”何璟“、福建巡抚臣“丁日昌”。
五月十四日,何璟等上报清政府。当时,正值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即将赴任。何璟等一面请示处理琉球来使事宜,另一面建议将阻贡事件委命何如璋,乘其前往日本之便,与日本“恺切理论”。同时又建议邀请西方各国驻日公使,按照万国公法,评判曲直。
琉球与中国保持朝贡关系由来已久,日本为何阻贡,清政府一时难以断定缘由。为此,命何璟等先将琉球使臣全部遣送回国,加强台湾海防。同时命总署传知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等,令抵日后相机妥筹办理。
清政府此时的对琉政策实际上不能说是积极的。日本对琉球施行阻贡历时年余,有迹象表明,在向德宏渡闽之前,清政府对此已有所闻,李鸿章还因此主张加强台湾海防,但并没有采取积极举措。其原因,固然由于清政府迫于外患不断,无暇也无力顾及。但也由于认识上的局限。清政府以为,琉球孤悬海外,救患不便,没有充分意识到琉球所具重要的战略地位。此外,由于对日本的内情隔膜,还担心涉足琉球案会挑起边衅。为此,即使令何如璋前往交涉,也明确指示要用迂回之术,不敢直接质问:“何如璋等如据其密咨,与日本辨论,恐日本责问琉球,适启衅隙。不若由闽省以琉球贡使久延未至,风闻日本有阻扰情事为由,迳咨出使大臣就近查询,则日本无从寻衅琉球,而发端自外,亦复较易措词。”清政府的对琉政策由被动而为主动,何如璋的积极建议起了关键作用。

清政府何如璋与日本交涉琉球案
http://bbs.liuqiu-china.com/foru ... 9661&fromuid=18
引用 兰色凡尘 2015-1-28 13:10
同顶一轮太阳,我们都守望着琉球同胞归来的脚印

查看全部评论(3)

手机版|小黑屋|Archiver|中国琉球网 ( 闽ICP备13003013号 )

GMT+8, 2024-4-14 18:39 , Processed in 1.269723 second(s), 12 queries , File On.

Powered by Discuz! X3.4

© 2001-2023 Discuz! Team.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