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敖从小可以喻大，我们看到人类很多事情，看到了很多革命的先行者，在革命成功了以后，他要怎么面对。我跟大家讲过，我们中国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就发生了这种现象。一九四九年以后，当那个反革命的蒋介石兵败山倒，赶到了台湾去的时候，那些伟大的革命者在中国的大陆，他们就面对了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要建设一个新的中国，新的中国站起来了，我们要建设新的中国。可是这些搞革命有一手的专家，他们对建国不一定有一手，有的时候他会跟不上，所以呢，就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他们也在摸索，并不是一开始我们觉得什么都会，不是的，我们也在摸索，在摸索的过程里面，就会走错路，走错路就会付代价，这就是邓小平的最后的统计。
在《邓小平文选》里面，我给大家展示过几次邓小平的统计，就是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前后浪费了二十年，换句话说呢，有二十年的时间是走了错路，二十年时间走错路，我们付了太大的代价。这就是说，我们虽然是革命的先行者，我们虽然是发明了留声机的人，可是当留声机不断地进步的时候，它的唱片在进步的时候，要由滚筒式变成黑胶式，黑胶式还要变成很薄片的，像面包一样，有薄片厚片之别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转过来，要跟着上，还要迎头赶上，还要超越前进，这个时候就很费力了，这就是整个的一个情况。
有人在网站里面谈到我李敖，说你李敖有点偏心哦，你对中国的批评，凡是涉及到国民党部分，涉及台湾的部分，你就比较苛刻，比较严格，涉及到共产党部分，中国大陆的部分你就比较宽大，比较松，你是不是两面人啊？国民党关了你，你就骂它骂得狠，对共产党你就客气，是不是啊？
我跟大家说，你太小看了，把我李敖看得太小了，你小心眼，你的见识啊就变小了。中国古代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也是政治家叫做晏子，晏子有一次呢出门，有个女孩子在路上拦他，漂漂亮亮的这个女孩子啊，就要私下跟晏子讲一句话，什么话呢？她跟晏子说我有一件事情啊要拜托你，什么事情呢？说我爸爸遭遇什么困难，我希望你帮我爸爸解决这个问题，什么代价呢？我愿意陪你睡觉，许身给你陪你睡觉。
这个晏子就很感慨，感慨什么呢？说我给人家什么印象，什么坏印象，居然使这个女孩子觉得她陪我睡觉，认为用这种代价，我就会帮她忙，就表示我根本品格很低嘛，我的水准很低嘛，水平很差嘛！人家用这种标准来看我。
我告诉大家，用很多标准来看人的时候，不要小看了人，我李敖就国民党关了我，我就恨国民党啊？共产党没关我，我就捧共产党？太小看了人，我是告诉大家，为什么两个标准不一样，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要给他们时间，什么时间？
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抢到了中国的统治权的时候，是一穷二白，国民党把能搬走的全搬走，能炸掉的全炸掉，留给中国大陆是两百万土豪劣绅、流亡土匪要你清除，清除这个台面，国民党把整个国库九十二万两黄金搬到台湾去，请问共产党在接受这个摊子的时候，要使中国能够慢慢复原，是不是要一段时间？
因为被国民党打劫得这么严重，破坏得这么严重，赶上了美国人在韩战出了问题，高丽战争出来了，又为了中国的安全，中国的尊严，一定要跟美国帝国主义打一仗，这个时候又打了这个战争的时候，中国要不要付很多代价？
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发现连吃顿饱饭都是很难的时候，谈什么事情，先谈吃饭要紧嘛！就这样子啊，是在这个情况底下，慢慢地成长起来的，然后再经过自己的错误，从文化大革命再往前算，从大跃进开始，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耽误了二十年，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摸索里面前进，好容易现在由于邓小平最后他处理的方法的正确，总算目前现在开始走这条路了，不是吗？中国不是这样走来了吗？
我李敖小的时候，亲眼看过日本兵骑着马，在我们的国家里面那样子耀武扬威，所以对我这个年纪说起来，一个强大的中国对我是非常重要的，对我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在跟大家讲，我们中国讲富国强兵，什么叫富国强兵？大家看，中国的《二十四史》，就《二十五史》里面，《史记》里面的，《孟子荀卿列传》里面的一段话，他说当时的秦国，秦用商君，就是商鞅，富国强兵，这四个字太吸引我了。
我们中国太穷了，谈不到富国，可是强兵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被洋鬼子打，我们中国国力太弱了，这个洋鬼子里包括东洋鬼子，包括日本人，所以跟我说起来，我们中国有一个武力，使全世界的洋鬼子、东洋鬼子不敢打我们，这个对我李敖太重要了，对我们中国也太重要了。
今天享受到这种结果的人，知道不在话下，当然没人敢打我们，可是你知道我们付了多少代价吗？我们花了一百五十年的时间，花了千万人头落地的代价，才换得了最后中国还没有富国可是先强兵的这个境界，我们付了那么多代价。
通过这些比较可以看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上，第一位巨人毫无疑问是毛泽东，因为他起到了其他人无法代替的作用。他诞生的时代，中华民族正处于历史上的最低点，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众所周知，当时的世界上没有谁瞧得起中国人，"东亚病夫"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成为中国人深切的耻辱和隐痛。正是毛泽东使中国站起来了，朝鲜战争使全世界都对中国刮目相看，从此中国人扬眉吐气。中国成为举世公认的世界军事强国。
但中国成为世界军事强国，并不等于世界经济强国。20世纪强国与弱国、富国与穷国的主要标志是工业化的程度。又是毛泽东使中国在短短二十多年内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能走完的工业化道路，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强国之一。到1980年，中国的工业规模已经超过世界老牌工业强国英法两国，直逼在西方强国中坐第三把交椅的西德(见美国着名学者保罗－肯尼迪的名着《大国的兴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第三位。
目前许多人有一种错误认识，即认为毛泽东不懂经济，导致中国大陆的发展落后于同期的日本和"四小龙"。这是当今最大的谬误。首先，日本和"四小龙"的起点与中国不一样。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就开始了工业化，到二战时，日本能够年产上万架飞机，而中国连一架飞机都不能制造。
许多人以为德国和日本经过二战，变成了一片废墟，其实战时德国和日本的工厂都隐藏到地下或者分散，美国的飞机根本奈何不得，否则美国根本不需要扔原子弹和拉拢苏联出兵，用飞机将倭国工厂统统炸光就行了。手持木棍的日本兵还抵挡美国人吗？日本到1945年7月仍有月产上千架飞机的能力，比1942年的飞机月产量还高，说明其工业基本完整无损。何况日本拥有一支宏大的科技队伍，以及一支熟练技术工人大军，这是旧中国根本无法比拟的。因此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日本实际要领先中国80年。
即使是台湾和韩国，由于它们曾经成为日本的部分领土(殖民地)，整体水平也要领先中国大陆50年(谁如果不信这一点，可以去阅读着名作家萧乾在1946年写的《冷眼看台湾》一文)。而香港和新加坡作为城市，以整体水平来衡量当然要比中国大陆(大多数地区是农村)发达得多。何况它们还是英国远东殖民地的两大中心城市，英国从殖民地掠夺的大量财富都集聚到这里，所以中国大陆与它们的出发水平不同。
经过毛泽东时代的短短三十年，中国实现了从农业国到伟大工业强国的历史性跨越。中国实行的是赶超战略，即瞄准西方先进的工业水平，别人有的我们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到毛泽东去世前夕，几乎所有西方有的中国都有了。天上有喷气式飞机，地下有汽车、火车和轮船，卫星、导弹、原子弹样样俱全。而"四小龙"能造什么？它们是典型的殖民地经济，只能造服装鞋帽之类。
它们赶上了冷战时期的好时光，那时西方殖民地各国的反帝独立斗争风起云涌，对西方来说，只有在美英刺刀保护下的"四小龙"才是安全的，因此投资都集中于它们，造成了它们的短暂繁荣。但它们没有发达的制造业和核心技术，繁荣根本长不了。20世纪初期的阿根廷靠养羊也曾富得流油，但现在如何呢？冷战结束后，"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很快陷入困境，而中国却仍在高速前进，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制造业，几乎什么都能够制造。而中国的工业化基础正是毛泽东为中国人民奠定的。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与西方强国的经济差距飞快地缩小着。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称毛泽东时代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认为，新中国取得了其它任何国家都没有取得过的成就。但是近20年来却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谬论，认为1960年中国的GDP与日本相同，1980年则降为日本的1/4，到1985年更降为日本的1/5。
其实这是某些经济学家的错误计算。他们是用当年中国和日本的GDP各为多少美元进行比较，而忽略了两国货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动。80年代前后，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使日本经济出现了虚拟膨胀；而同期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大幅下降，使中国经济总量看上去似乎大大"缩水"。
因此，用美元总值进行的中日经济比较，就与实际有很大的差异。事实上，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实际规模已经超过日本。还应该说明的是，所谓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也是日元升值使日本经济凭空膨胀给人们的错误印象。如果比较当时苏联和日本的工农业总产量，日本较苏联相距尚远。例如，苏联解体前的最高年钢产量和最高年发电量，日本至今也未能超过，而中国到90年代已经超过。今天，中国钢产量是日本的3倍，年发电量是日本的1。5倍。目前中国的钢、煤、水泥等许多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
诚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并不是很快，但这是为了筹集中国工业化的资金。西方工业化的资金来自殖民掠夺(英法)、剥削黑奴(美国)、对外征战获得赔款(德日)。而象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能首先节衣缩食积累工业资金，将自己的工业发展起来，然后利用工业创造的财富享受美好生活。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首先建立了大量的矿山铁路，然后是钢铁厂，再以后是机械厂。当机械工业初具规模后，就可以建立各种轻纺厂、自行车厂、电视机厂等等，以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毛泽东就在中国即将从积累时代转向消费时代的时刻离开了我们，没有看到人民生活获得极大改善那一天的到来。这是他一生的遗憾。而许多不明道理的人，却将毛泽东时代看成贫穷的时代。
令人遗憾的是，最近一二十年来，中国的某些经济学家被四小龙的暂时发展所迷惑。在他们的鼓吹之下，中国一度采取了与四小龙相似的经济发展路线，即追求的是赚钱而不是赶超。这些年来，中国利用外资建立了许多低水平的加工工业，赚了一些钱，却没有集中力量进行艰苦的技术赶超，导致中国的技术水平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
毛主席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而最近一二十年来，中国取得了哪些引以为傲的技术成就呢？也许只有飞船上天了，但这是靠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技术底子。如果当初我们按照毛泽东"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能够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的先进水平"这句话指引的道路走下去，中国今天已经是与美国并立甚至超过美国的现代化强国。
目前那些反对毛泽东的人，有些是政治立场问题，但更多的是不明真相。他们看到西方发达国家人均2-3万美元的现实，对比中国目前的人均1000美元，未免埋怨毛泽东没有让他们过上西方的富裕生活。其实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误会，西方和中国的物价不一样，无论西欧、美国还是"四小龙"，物价都比中国高得多。
由于各国的物价不同，用美元总值来比较各国的GDP就会与实际有很大的差距。如果要真正比较各国的经济实力，只能用工农业总产量来衡量，这是不受价格影响的。在工农业总产量方面，今天的中国要领先日本和所有的欧洲国家，与美国相比也绝不逊色。
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绝不是许多人所认为的天上地下般的差距。如果这些人有幸到"四小龙"实地生活体会一下，就会发现"四小龙"的绝大多数老百姓并非他们想象的那样富得流油，日子艰难的大有人在。即使是欧美发达国家，大多数老百姓生活同样是紧巴巴的，基本上在银行没有存款。欧美国家的居民通常只生一个孩子，绝不是他们有计划生育的意识，而是难以负担两个孩子的供养和教育费用。
有些人认为毛泽东是专制独裁。他们不知道，西方民主制度的特点是一盘散沙，软弱无力。美国也承认，凡是实行了美式民主的发展中国家，至今未有能够在经济方面取得成功的。20世纪初期德国和日本工业化进展最快，它们的君主专制制度起了重要作用，因为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使它们能够将资金集中于重工业。
战后，日本和"四小龙"在它们的高速发展时期，都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而实际是专制国家(日本是自民党长期执政，新加坡是李光耀家族掌权，香港是殖民统治，台湾和韩国是军人独裁)。中国没有在20世纪后半期实行美式民主，是中国的大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要阻止中国在21世纪成为世界首强，最好的方法就是实行欧美式民主制度。
菲律宾近年光荣地实行西方式民主，选出的总统都是演员和美女。我们不难想象，如果在中国实行西方式民主，那么中国众多的小燕子迷们就会将身穿日本军旗装的赵薇抬上总统宝座。当然赵薇的军旗装事件很可能只是无心之失，但如果被扶上去是另外一位为金钱不惜匍伏在洋人胯下的女明星，由这样的人来领导伟大的中国赶超西方，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
那些"民主斗士"认为，一党执政使权力得不到遏制，无法有效地制止腐败。请问：世界上所有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可有任何一国能够做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那样清廉？印度和印尼这些国家实行了西方式民主制度，是否制止了腐败呢？从近年它们先后荣幸地当选全球最腐败的国家，人们不难得出答案。当然，中国是要走民主之路的，但绝不能照搬西方式民主。
毛泽东给中国带来了社会主义制度。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的大锅饭不能使人们发挥积极性。其实，西方现代企业都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制度，由专门的管理层经营企业，老板只占有股份。但西方拥有一套严格的奖罚制度，谁要是搞砸了企业，他将终生没有饭碗；而中国的官员搞砸了企业，还可以易地为官。
可见，中国缺乏的是有效的奖罚机制，而不是所有制的问题。那些鼓吹中国应全面实行私有制的经济学家们，都应该埋名隐姓到私企去体验一下生活，亲身尝尝老板和工头们拳脚的滋味。有过这一番体验后，相信他们中有良心的人会纷纷从右派变成左派。
有些人拿今鲜的情况，认为毛泽东时代的经济不行。其实朝鲜是战后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即使按照台湾方面的估计，20世纪80年代朝鲜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亚洲也仅次于日本和"四小龙"，而高于所有其它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亚洲各国（不包括西亚石油国和作为资源富国的马来西亚）。目前朝鲜的经济困难，主要是其主要贸易对象苏联东欧集团解体和西方封锁的结果。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将韩国封锁几十年会是怎样的情形？也许不用几十年，只要几年就可以使其制度优越的神话彻底破灭。
毛泽东时代的另一大特色，是全体中国人民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这是中国成为现代化强国必不可少的条件。人们看看那些近代发展最快的国家如日本、德国和苏联。德国和日本由于统治集团大肆宣传本民族优越论，客观上造成德意志、大和民族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苏联是用共产主义理想凝聚人心，也使其各民族具有高昂的战斗力。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可以说是亿万军民众志成城，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敢惹。可以断言，如果毛泽东在世，给美国天大的胆子也不敢炸中国大使馆。
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某些不明道理的知识分子，大肆攻击毛泽东、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而推崇西方的所谓民主(他们忘却了孙中山的教训)，造成社会人心混乱。他们并不真正了解欧美和"四小龙"，盲目推崇西方，使中国人在一夜之间丧失了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众多的人才外流。
现在许多有点钱或技术的人都想移民西方，许多有点姿色的女人也都想嫁西方人(哪怕是白发老翁)。本来香港和台湾根本不值得我们效仿，它们近年的萧条已经说明了其殖民地经济模式的失败。但在这些知识分子们的美化下，香港和台湾被许多人看成了天堂，那些没有文化、没有才干，只会吼几嗓子的港台歌星们，竟然成了内地众多少男少女倾慕的对象。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少年儿童们高唱着气壮山河的革命战歌，这样有战斗力的一代没有任何国家不害怕；而现在中国的少年儿童们沉迷的是港台的靡靡之音，哈美哈日哈韩。这样，美国会把中国放在眼里吗？
我们不妨回望千年：唐朝在唐太宗时代，响彻天下的是雄壮的"秦王破阵乐"，此时的大唐积极进取，国威远播，万国来朝；而到唐玄宗时代后期，盛行天下的是淫靡的"霓裳羽衣曲"，此时正是"渔阳鼙鼓动地来"的衰落前夜。
有些人攻击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革死了多少人。其实这种谣言任何人只要用脑袋想一想就会不攻自破。比如，海外说大跃进饿死了3000万人。要知道，当时中国只有6亿人口，如果饿死3000万人，就等于20人中饿死一个。换句话说，几乎家家都有亲戚在大跃进中饿死。如此大量的死亡数字必定会引起全国震动。
人们不妨看看周围，每百家有几家在大跃进中死过人？这样就很容易知道此种说法是何等荒谬！而在旧中国，饿死人的数量是惊人的，仅1945年湖南就有500万人饿死。今天的亚非拉美广大发展中国家，每年都有1500万人饿死。以中国人口居世界五分之一计算，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现在每年应有300万人饿死，这50年来应该有1亿到1。5亿人饿死。象今天的印度，死个人就象死只蚂蚁一样，印度可是拥有某些人向往的西方民主议会制度的。
诚然，同历史上的所有伟人一样，毛泽东也不是没有犯过错误，但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正是他旋转乾坤，把一个备受欺凌、人民做牛做马的黑暗旧中国，变成昂首挺胸、人民当家作主的光明新中国。从毛泽东诞生的1893年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仅仅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死于饥饿、营养不良和缺医少药的人，就可以说数以亿计，全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4岁。新中国的建立，彻底改变了中国广大人民的命运，使他们摆脱了原先悲惨的生活状况。
众所周知，毛泽东时代为筹集工业化的资金，曾经实施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导致农民的生活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而且"大跃进"的灾难也发生在农村，但时至毛泽东逝世几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农村的众多家庭仍然悬挂着毛泽东的画像，甚至在改革开放后富裕起来的沿海地区农村也一样，没有任何人的强迫命令，完全是农民们自发的行动。农村的老一代人都经历过旧社会，他们知道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千家万户啼饥号寒，流离失所，卖儿卖女，妻离子散，是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解放军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从此他们过上了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有病能够治疗，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腐败的新生活。
因此，无论这些年来某些知识分子和海外敌对势力攻击毛泽东如何"专制"，如何"独裁"，如何"不懂经济"，他们始终认定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从20世纪90年代起，在没有任何舆论引导，没有任何人发动和组织的情况下，"红太阳热"席卷了万里神州大地，千千万万的老工人、老农民和当年的知青们，一遍遍地唱着毛泽东的颂歌，深情地怀念这位已故的领袖。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天南海北，从四面八方，来到北京的毛主席纪念堂，向他们敬爱的领袖和导师表达崇高的敬意。毛泽东永远是人民心中的一座丰碑。
毛泽东不仅在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享有崇高的威望。即使在他去世几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到非洲经常会遇到这种现象：非洲的黑人们一听说对方来自中国，立即竖起大拇指说："毛泽东！毛泽东！"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位其他国家的领袖能够让他们如此肃然起敬。在亚洲和拉美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有同样的现象。甚至世界各国的领袖们（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首脑）也对毛泽东十分崇敬。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到中国访问，他是怀着朝圣般的心情去谒见毛泽东的。
从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的照片中人们可以看到，尼克松的神态恭敬得象个小学生在老师面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私下对女儿评论各国领袖时，对超级大国苏联的首脑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十分轻蔑，而推崇毛泽东为圣人。即使在日后毛泽东被某些人妖魔化时，他们对毛泽东的看法仍然不变。
在尼克松晚年建立的私人图书馆里，建造有多尊尼克松与之打过交道的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塑像，其中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塑像最突出和显赫，而且唯有他们是雍容华贵的坐像，其他人都是站像，不难看出尼克松最崇敬的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几年前，英国前首相希思回答记者谁是他最推崇的世界政治家，第一位就是中国的毛泽东。
由此可见，毛泽东是我们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英雄，历史将千秋万代铭记这一点。最近二十多年来，某些受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们(他们并不代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恶毒攻击毛泽东，企图将中国重新拉回半殖民地的老路，使中国脱离向世界现代化强国冲刺的道路，沦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低级加工厂。他们涣散了中国的人心，削弱了中国人的斗志。
他们就象苏联的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以反斯大林主义的小说《古拉格群岛》而着称，是反苏维埃制度最着名的斗士，但他在苏联解体后认识到自己反对斯大林和苏共是绝大错误。面对俄罗斯正沦为西方附庸的现实（即使在普京时代，俄罗斯的所谓经济复苏也是靠出卖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与沙皇时代的俄国和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落后国家没有什么两样），他痛苦悲哀地说："今日的俄罗斯已经彻底丧失了斯大林曾经赋予这个国家的冲劲与斗志！"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们正在扮演索尔仁尼琴的角色，无论他们出于何种目的，实际上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将中华民族重新拖向深渊。
中国要成为一个强盛和公正的现代化强国，必须高举毛泽东的伟大旗帜，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前进！
2008年11月19日，胡锦涛在古巴访问，古巴的现任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唱起了《东方红》，表达对中国最高领导人到访的敬意。这令很多中国青年人诧异：为什么古巴的领导人会唱这支“老掉牙”的歌儿？
其实，无论后人如何评价，这都是红色的20世纪留给中国的文化遗产。毛泽东没有踏入非洲、拉丁美洲，但却在这些地方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毛泽东着作有组织的出版和有系统、有计划的发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英俄日的网络毛着向世界的传播，早在1920年代就开始了。1927年5月27日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就用俄文发表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48年斯大林提出要翻译《毛泽东选集》，并派出理论家尤金来到中国。中国由陈伯达、田家英整理中文稿，师哲组织负责中文译成俄文工作。尤金向斯大林推荐了《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斯大林最早阅读了《实践论》，之后便交给苏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该刊在1950年12月（总23期）发表，同年12月23日，《真理报》全文转载。此后，毛泽东的其他着作逐步被介绍到苏联。
有组织的大规模向外发行毛泽东着作，是在建国以后。据方厚枢先生《毛泽东着作出版纪事》中记载，在1949年10月1日建国后，国际新闻局即以“外文出版社”的名义出版毛泽东着作单行本，当时师哲任外文出版社社长，第一本是用英、法、德、印度尼西亚、阿拉伯文出版的《论人民民主专政》。
在刚刚组建不久的专门对外机构--中国国际书店（今天的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1950年的工作任务中就提出，中国要“输出自己的出版物，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介绍到外国去，特别要介绍给东西方被压迫民族”。经刘少奇批准，1953年5月25日，中国国际书店经理邵公文与英国劳伦斯出版公司代表汤姆斯·罗素签订在英国出版《毛泽东选集》英文本的协议，这是中国建国后第一本委托翻译出版的书籍。英国劳伦斯出版公司是英国共产党所属的出版社，在新中国建国之初，毛泽东着作的主要发行对象就是世界各国共产党、左派团体等书店和会员。
中英甲乙双方同意，《毛泽东选集》英文本卷数及各卷内容与莫斯科外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的俄文版保持一致。乙方负责制作各卷初版纸型，其所有权在合同有效期满后仍归甲方。乙方交付甲方的版权税，按销售册数的每本零售价10％计算。
劳伦斯出版公司在英国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英文本（1-3卷）分为4册，于1956年出版后，第1版印1。2万册，主要面向欧洲大陆以及英语国家发行。此后该出版公司一直下设“中国书店”，发行各种中国杂志和图书，如12种文版的《中国画报》，在1957年能够每期发行26万册，英、法、日三种文版的《人民中国》能够每期发行6万册，英文版《中国建设》每期发行5。9万册，与中国合作长达30年时间。
在近邻日本，与刚刚组建的新中国一直保持联系的是日本共产党等左翼组织。据马祖毅的《汉籍外译史》记载，日本在1952年就陆续出版了几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1-3卷，其中单行本《实践论》《矛盾论》印数达到30万册。1957年《人民日报》刊载了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文后，同年8月日本的《中央公论》就刊载了由亚细亚通讯社翻译、竹内实校阅的全文。
日本共产党等左翼组织成立了“毛泽东选集编译委员会”，在1962年6月以上、下册出版了日文版《毛泽东选集》第4卷，7000册首印，仅一个月时间便抢购一空。从1970年到1972年，日本毛泽东文献研究会编辑出版了10卷本《毛泽东集》，总共收录了毛泽东1907年至1949年10月1日着作427篇，以后又以《补卷》、《别卷》收集了《毛泽东集》以外毛泽东少年时代到1949年出版的文章、着作500多篇。这套庞大的文献资料，一直到1986年由日本苍苍出版社出版，20卷，收入毛泽东文稿1132篇，计3659页，约349。7万字，是外国学者编辑收文最多、最系统的一个版本。
行销中东据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屠琳芳、景连如的回忆文章记载，中国图书尤其是毛泽东着作在中东地区的发行，经过1952-1954年的初创期，从1955-1961开始起步，到1962-1966年有了大步发展。可以说，六七十年代是最辉煌期。
经销量最大的是伊拉克的巴格达出版社、莫珊那书店，其中莫珊那书店是伊拉克历史最悠久的书店。当时伊拉克政府积极谋求摆脱西方控制，因此大量需求中国取得独立胜利的经验，他们组织学者翻译、选译毛泽东的一些着作，1958年的发行量为9万册，到1959年达到33万册，1955-1961年累计发行超过50多万册。
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出版社，经理艾迪卜·东巴基曾三次访问中国，组织学者翻译阿拉伯文版《毛泽东选集》1-3卷，及毛泽东着作单行本多种，此外还有《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十几种图书，并把中国图书发行到沙特、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家和地区。大马士革出版社与中国合作长达30多年，迄今仍是中国图书在阿拉伯地区的转运中心。
埃及的民族出版发行公司、和平书店、环球书店等也积极发行中国图书，尤其是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中国坚定地站在埃及一边，支持埃及收回运河主权，因此带动中国出版物在埃及的巨大增长，从1955年的不足1000册，到了1957年就猛增到21万册。
但不久后的1958年，埃及与叙利亚合并组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由于阿联当局在国内掀起反共浪潮，毛泽东着作的发行受到限制和禁止。两个地区扣留《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书的阿、英、法三种文版6000册，曾长期经销中国图书的民族出版发行公司、和平书店被查封，负责人被捕。此时黎巴嫩长期从事中国图书的法拉比书店也大量退货。
这和国内1958年掀起的“大跃进”思潮直接相关。1958年中央外事小组也提出对外宣传的中心任务，是反复宣传东风压倒西风以及毛泽东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战略思想，因此向世界各国推销毛泽东着作，并在世界各地举办大小书展61起。虽然个别受到抵制，但毛泽东着作已经广泛发行到阿拉伯地区。
非洲“畅销书”
1960年，中央外事小组在制定外宣工作规划时进一步提出：为了适应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需要，要大大加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要集中力量出好《毛泽东选集》的英、法、西、日等外文版。1962年在《关于改进外文书刊对外发行工作的报告》中进一步把以毛泽东着作的出版发行确定为基本政策，“通过发行书刊向全世界宣传毛泽东思想。出口总方针是配合国际革命运动的发展，经常地、系统地、千方百计地而又稳步地向全世界特别是亚非拉地区发行我国书刊，首先是外文书刊，以毛泽东着作以及其他政治性书刊为主”。因此，到了60年代后期，中国国际书店发行国家名单中大量增加了非洲大陆国家：
埃塞俄比亚、突尼斯、塞内加尔、喀麦隆、塞拉利昂、苏丹、索马里、象牙海岸、乌干达、坦桑尼亚、尼日利亚、摩洛哥、加纳、贝宁、马达加斯加、索马里、桑给巴尔、尼日尔、达荷美、马提尼克、瓜德罗普等国家和地区，几乎包含了整个非洲大陆。
其中埃塞俄比亚、贝宁、马达加斯加、加纳等几个国家曾由政府领导人发出号召，向中国人民学习，学习中国取得革命胜利的经验。因此，毛泽东着作在这些国家大受欢迎。
马达加斯加把毛泽东的哲学着作作为中学生阅读辅助教材，学校成批购买；一些学校经常开办中国问题讲座。毛泽东着作60年代在非洲的影响一直延续到70年代，贝宁的一些国营公司还曾在1975-1978年三年间订购中国图书20多万册，主要用于干部教育和学习用的政治书籍。
最为突出的是埃塞俄比亚，一切向中国学习是政府当时的基本策略，1962-1966年订购中国图书累计97万册，其中大量是毛着。该国的人民书店曾来信称：“你们的图书，像刚出炉的面包，供不应求……”其中“埃塞俄比亚图书文具店”长期以来是中国国际图书进出口公司的代理商，合作关系一直保持到改革开放后。1986、1987两年间，仍然订购《邓小平选集》、《周恩来传略》《了解中国》等图书54万多册。
急剧衰落在1977-1988年的12年间，包括毛着在内的中国图书在美洲呈急剧下降趋势。其原因有如下几点：一是由于拉美八国政党不了解中国的政策变化，一些拉美左派书店、出版社纷纷与中国断绝往来；二是中国扭转长期以来的极左思潮影响，一改过去以宣传扶植为主，“经济为政治服务”的做法，对经销户加大了收款、催款力度，不盲目追求数量，采取务实开放的文化交流政策；三是中国在拉美地区发行的图书以美元定价并结汇，许多经销商因缺乏外汇，无力支付书款，因此销售量大幅下降。
该时期拉美发行最多的国家是墨西哥、秘鲁和哥伦比亚，除极少数因为政治观点不一致而中断中国图书业务往来，其他大部分是小商小贩，绝大部分不能付款，仅靠赊销发行中国书刊维持。1977年在哥伦比亚和秘鲁的图书发行数量为373903册和333415册，到了1987年仅为5512册和7276册。期刊发行量在1988年，哥伦比亚仅为每期3588份，订户3206户；秘鲁仅为每期2722份，订户476户。
与非洲不同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对拉美地区以毛泽东着作为主的思想文化输出，表面看来现在成果不多，比如至今还与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有合作的文化书店屈指可数。
但从长远来看，确实有一些读着毛着而成长起来的人成为了这个地区的主流。包括今天的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他曾不止一次说过：“我整个一生都是毛泽东的崇拜者。”更令人惊奇的是，他甚至能说出某段语录出自《毛泽东选集》的第几卷。
时光转到1992年，那一年阿根廷一家书店曾自发翻印西班牙文版《毛泽东选集》两卷本，面向拉美各国发行，结果很多书店供不应求，在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就销售1000部之多。委内瑞拉仅有600万人口，而且文盲极多，这样一个销量，应该是畅销书的纪录了。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30多年已经过去了，毛泽东着作的传播和漂流史所产生的国际影响时隐时现。然而无论如何评价毛泽东着作在这些地区的巨大影响，它都是“红色世纪”留给今日中国的一笔巨大文化遗产。
头脑有点思考能力的人，你不说大家也清楚。屁股坐到对岸领美分的人是故意看不清楚。我们的目标就是让那些头脑有思考能力，但是却不了解历史的年轻人清楚，这些年轻人主要以正在犯中二病的大学生为主。 填鸭式的爱国主义教育让他们厌烦，产生了质疑，莫名其妙地开始崇拜起敌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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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脑有点思考能力的人，你不说大家也清楚。屁股坐到对岸领美分的人是故意看不清楚。我们的目标就是让那些头脑有思考能力，但是却不了解历史的年轻人清楚，这些年轻人主要以正在犯中二病的大学生为主。 填鸭式的爱国主义教育让他们厌烦，产生了质疑，莫名其妙地开始崇拜起敌人来。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称毛泽东时代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