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子监与清代官学教育 文:张慧,中国档案报 图:北京的国子监(北监、北雍),始于元朝大德十年(1306),元、明、清三代国家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和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整体建筑坐北朝南,中轴线上分布著集贤门(大门)、太学门(二门)、琉璃牌坊、辟雍、彝伦堂、敬一亭。东西两侧有”四厅六堂”,构成传统的对称格局,是现存唯一一所古代中央公办大学建筑。目前是首都图书馆所在地。院内柏树参天,肃穆谧静。清代每一位皇帝即位,都到此讲学一次。也是接待各”藩属“官派其贡生来华学习的地方,是当时中华民族内外人才荟萃之处。 国子监与清代官学教育 我国古代专门的教育行政机构创设于隋文帝初年,始称”国子寺”,隋炀帝时改称”国子监”。国子监的教育行政职能一直保留延续到清代”学部”成立以前。不过到了明清两代,国子监常与国学、太学相混称,既保留国子监的教育行政职能,又是全国的最高学府。 北京国子监的二门上仍悬挂“太学”匾额。清代以前,国子监隶属”礼部”,清代则由皇帝直接过问,国子监的地位也随之提高了。 清顺治九年(1652年)清世祖福临亲自视察国子监,以后历代相沿,成为定制,称为“临雍讲学”; 清康熙年间,清圣祖“玄烨“为国子监题写“彝伦堂”匾额,并重修国子监; 清雍正九年(1731年),清世宗”胤”批准祭酒孙嘉淦的请求,将国子监南面方家胡同的142间官房拨给国子监,成为“南学”,大门悬挂“钦赐学舍”的匾额。 图:「彝伦堂」。 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清高宗”弘历”亲自命礼部、工部仿《礼经》旧制,在国子监「彝伦堂」南面建造「辟雍」,又在辟雍南面为“向学重教”专门建造一座毫无宗教色彩的琉璃牌坊。 图:「辟雍」。 清乾清隆五十年(1785年),高宗亲临辟雍,举行了隆重盛大的讲学典礼,其临雍之仪、讲学之礼又历代相沿,成为定制。 顺治皇帝还为国子监开列教条教规;康熙皇帝亦为官学作《御制学校论》;雍正皇帝修正《圣谕广训》;乾隆皇帝的《训饬太学士子及司训等官》恭刊在南学的率性堂中。国子监彝伦堂内恭悬六位皇帝对国子监的六道敕谕。 应该说重视官学教育是我国古代的传统,只是历朝的教育思想有所不同。汉武帝时,“置明师”“兴太学”,培养人才,推行教化,“教化行而习俗美”;唐太宗时,为适应加强统一和专制的需要,“重振儒术,兼容佛道”,“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 明太祖在给中书省的命令中写道:“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宜令郡县皆立学校……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 清政府对官学的重视如前所述。那么清代统治者的教育思想是什么呢? 顺治皇帝在他为国子监开列的教条教规中,明确颁布了清代的教育政策:“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设祭酒、司业及厅堂等官以教之,各衙门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诸生皆当上报国恩,下立人品。” 康熙皇帝在他的《训饬士子文》中不惜笔墨,谆谆告诫说:“朕用嘉惠尔等,故不禁反复拳拳,兹训表颁到尔等,务共体朕心,恪守明训。” 雍正皇帝的话更是坦率真挚:“读书乡荐之人,异日俱可做朕股肱耳目,是以朕心待之,实有一体联属之意,爱养培护。” 一国之君,把读书之人当股肱耳目一般爱养培护,其目的正是为了“异日俱可做朕股肱耳目”。这是清代统治者所以重视官学及办学之宗旨的最好注解。 国子监在清朝皇帝的直接过问及重视下,正规而严格,系统而完备。国子监内建有四厅六堂:绳愆厅、博士厅、典薄厅、典籍厅;率性堂、诚心堂、崇志堂、修道堂、正义堂、广业堂。 四厅是国子监职官办公的地方,六堂是学生上课的地方。 国子监的职官设置为:祭酒、司业、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薄、典籍等。祭酒、司业总理学校事物;监丞、典薄、典籍为管理人员;博士、助教、学正、学录为教师。 国子监的学生学习期限一般为3年,学习课程有四书、五经、性理、通鉴等,同时每日练习楷书600字以上。 国子监学生的待遇也很丰厚:监内肄业生每人每月得膏火银二两五钱;每年的11月、12月得煤炭银五钱;衣服、被盖、文具等由政府供给;婚娶、奔丧、生病等有假期和补助;每逢大课——即每月15日的考试,则“官给膳食”“发银二钱”,逢年过节或参加重大活动亦有赏钱。 清乾隆皇帝临雍讲学后,“赐群臣宴于礼部”“赏二进讲大学士暨祭酒、司业,锻匹各二;监丞、助教等官,锻匹各一;肄业暨观礼诸生,赐白银,如制”。 此例亦成为定制,嘉庆、道光皇帝临雍讲学,都“赐宴恩赉如定制”。国子监学生毕业后可直接授官,也可参加科举。 纵观国子监发展的轨迹,不难看出,处于封建王朝末期的清王朝,为挽救其逐渐衰亡的命运,不断加强思想文化专制,表现在官学教育上,他们只是重视对学生思想行为的约束和控制,以为他们的封建专制统治服务,而对办学的投入、教学的管理等等,却并不重视,尤其忽视对学生真才实学的培养。 清顺治皇帝曾为国子监开列如下教条: 一、生员之家,父母贤智者,子当受教;父母愚鲁或有为非者,子既读书明理,当再三肯告,使父母不陷于危亡。 二、生员立志当学为忠臣清官,书史所载忠清事迹,务须互相讲究。凡利国爱民之事,更宜留心。 三、生员居心忠厚正直,读书方为实用,出仕必作良吏;若心术邪刻,读书必无成就,为官必取祸害,行害人之事者,往往自杀其身,常宜思省。 四、生员不可干求官长,交结势要,希图进身,若果心善德全,上天知之,必加以福。 五、生员当爱身忍性,凡有司官衙门不可轻入,即有切己之事,止许家人代告。不许干与他人词讼,他人亦不许牵连生员作证。 六、为学当尊敬先生,若讲说皆须诚心听受,如有未明,从容再问,勿妄行辨难。为师亦当尽心教训,勿致怠惰。 七、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 八、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 上述八款教条作为清世祖御制的晓示生员碑,立于太学门左侧,明令学生恪守谨记。 以上可以看出,清代统治者为了加强其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既要学生忠于朝廷,又不许他们干涉现实政治;既要学生做“忠臣清官”“凡利国爱民之事,更要留心”,又不许他们对军民一切利病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既要学生“忠厚正直”,又不许他们有思想、言论、出版的自由,从而剥夺了学生的一切权力。 清科举盛行使得国子监学生最多时不超过300人,远非明朝可比。就是这300人,还因房舍坏乱而被分成内班和外班,只有内班才能住舍,进而废除了“坐监”制,同时允许学生在寓所肄业,只需初一、十五到监即可。国子监监舍又因年久失修,“木植砖瓦间有糟朽,油漆彩画渐多剥落”“渗漏坍塌者甚多”“所有六堂并公所各处房间,情形较前次所报加甚”“肄监生于栖身或有未便”。 明朝国子监的学生的主要来源, (1)全国各州、县官府选送的贡生、 (2)功臣、贵戚子弟、 (3)边疆少数民族“土司(首领)”的子弟, (4)各藩属“”朝鲜、琉球、越南、缅甸、兴逻、南洋等等地区各地官派前来学习的学生,统称为“监生”。 明朝监生可分为:举人:“举监”。生员:“贡生”。品官子弟:”荫监”。捐资:”例监”。贡生又可分为,“岁贡、选贡、恩贡、纳贡”;同一监生,“官生、恩生”。国子监学生人数最多时是明朝永乐二十年(1422),达9972名。 清代国子监学生的来源也名目繁多,贡生有6种: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例贡;监生有4种:恩监、荫监、优监、例监。 乾隆元年,兼管监事大臣(国子监最高职官,多是朝廷重臣兼职)、刑部尚书孙嘉淦奏准名额300,每堂设50人,内班30外班20。最后几经变化,确立了总额270人的规格。 顺治初年,国子监主要招收满汉贵族子弟,顺治十三年停止四品以上大员子弟入监的惯例,招生范围进一步扩大,是国子监逐渐向全民化发展的重大进步。 在国子监受教的学生主要有贡生和监生两大类。清代国子监的附属学校还有八旗官生、算学官生、琉球官生。 贡生在明代有“岁贡、选贡、恩贡、纳贡”四种。清代没有了选贡、纳贡。却加上了“拔贡、副贡、优贡、例贡”,清初还出现过一种“功贡”。 “岁贡生”,府州县学每年定额向中央输送的贡生,由于后来积弊成疾,输送贡生逐渐成了选取食廪年深者挨次出贡。后来规定岁贡要有一正二陪,由每省学政严加遴选,正贡不合格就用副贡。 “拔贡生”,由各省学政选拔并经督抚复核选拔出的品学兼优的生员,他们大都来自岁试、科试的一二等之中。清初每六年拔贡一次,乾隆时改为十二年一次。 “优贡生”,各省从廪生、增生中考选出来的贡生,每三年选拔一次。 “副贡生”,乡试中中副榜的生员。各省乡试,可以按照参考总人数的五分之一划定副榜,副榜生员可以直接到国子监读书。 “恩贡生”分为两种:一种,在皇室庆典当中由皇帝下令,以今年岁贡为恩贡,明年再加一次岁贡;一种,皇帝幸学召取圣贤后裔观礼或者到曲阜孔庙祭祀而特赐的贡生,又称为“陪祀恩贡生”。陪祀恩贡生始于天启四年,清代因之。 “例贡生”,由生员援例捐纳而入监的贡生。 “监生”在清代有“恩、优、例、荫”四种。清末还加了一种“举监”。 “恩监生”有三种,前两种是从八旗官学和算学馆考进的,一种和陪祀恩贡生相似,是由皇帝幸学祭祀时所提拔的圣贤后裔,但是都是武生、奉祀生和无功名的读书人。明代时仅仅赐给他们管带,并不选拔他们入监读书。 “优监”和优贡相似,雍正时将优监从优贡中分出,府州县的附生选拔入监即为优监。优监每三年选拔一次,各省学政三年任期满,会同督抚考核选拔后送入礼部,在经过朝廷的朝考,文理通明者送入国子监读书。乾隆四年定各省名额,大省不过五六名,小省不过一二名,宁缺毋滥。 “例监生”,未取得生员资格的读书人向国家捐献钱谷而得到的监生功名。可以前往国子监读书,也可以自己不入监自己在家肄业,有点像今天的成人函授。 “荫监生”,指凭着祖先的官职、功劳和名望而入监读书的监生。此外还有八旗官、算官、琉球官生。 国子监学生每月都有膏火补贴,从一两到二两五钱不等。 国子监学生的出路自然是出仕为官,道路有三条:直接入仕,考试入仕,参加乡试考取举人、进士出仕。 清代在科举上对国子监生有优待政策,顺治二年定全国举人名额1438名,其中分配给国子监86名,占全国总人数的百分之六。其后不时增减,大都保持在100名左右,皇帝亲自幸学时还会临时增加名额。 雍正五年,确定国子监学生的学习期限36个月,监生可以在学习期限不满的情况下参加考职。 例监生,清朝时分散在全国,大多并不在监内学习,只领膏火,只等授官,无心向学。自开了生员可以纳资入监之门后,捐监之风大开。纳监的监生只要向”户部”交一笔钱,就可以领取一张“护照”,然后再向国子监交一笔钱,即可领取“监照”——即大学毕业证书。这笔钱国家规定不上缴,由国子监的官吏皂役摊分。 到清末,每年甚至有几十万不经过入学和考试、只花钱买证书便取得大学毕业资格的人。国子监的课业也很稀松乏味。学生在监主要是读《四书》《五经》,作八股文章,写端正严谨的楷体,因此所出人才少之又少,甚至庸滥无为,被纳入京师“十可笑”之列:光禄寺茶汤,太医院药方,神乐观祈禳,武库司刀枪,营缮司作场,养济院衣粮,教坊司婆娘,都察院宪纲,国子监学堂,翰林院文章。 以国子监为代表的清代官学表面上完备发达,实际上已经有名无实,空疏而腐败,成了科举的附庸。清代统治者将科举作为维系统治、稳固政权的救命稻草,将其作为士子入仕的唯一阶梯,又以入仕后的恩宠荣耀和荣华富贵来吸引人们的功名利禄之心,使人们趋之若鹜。同时,又延续明制,规定“科举必由学校”,只有取得官学的资格和身份才能参加科举考试,这样,学校就被拴在了科举这架马车上,成了科举取士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一个附庸。而在科举考试中又沿袭明代的成法,以八股文取士,学校教育的重点也只好放在八股文上。学校失去了教育功能,失去了独立性,名存而实亡;学生丢掉了学问,专习科场文字,无真才实学。以国子监为代表的各级清代官学教育,已经变成了以培养封建国家官吏为目的的治术教育,并随着封建王朝的逐渐衰亡走上了穷途末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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