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中法两国于越南的宗主权之争，琉球列岛主权归属

引用 八重王 2016-1-6 23:31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后，国民党嫡系部队纷纷开往南京、上海、广州、北平、天津等各大城市与要地接受日军投降和解除日俘武装。军委会同时命令卢汉第一方面军所属第五十二军、第六十军及第九十三军，进入越南接受日军投降，并说日军阴谋抵抗，兵力不足，让龙云再扩充一个军，加入去越南受降。

龙云对此是颇为疑惑的：
一方面跨国入越受降是为国争光的好事，不能不派兵去；
另一方面，蒋介石的中央军早已麋集云南，特务遍布全省，又不能不有所戒备。
云南地下党组织对蒋介石的阴谋有所察觉，特向龙云提出了10条建议，希望他加强与川康方面的邓锡候、潘文华、刘文辉等人的合作，并多次向他做工作，让他加强防范进驻云南的国民党中央军的行动。张冲等人也劝龙云不要把滇军全部开进越南，要留有余地，保持高度的警惕，防止突发事件。
正当龙云举棋不定之时，蒋介石突然飞抵昆明。他一口一个“志舟兄”地向龙云表示：要将16度纬线以北越南，交由云南地方政府管理，并保证受降完毕后，除留下少数部队维持社会治安外，大部分滇军即刻回返；云南地方部队至多再派一两个师协助中央军组成远征部队，同盟军一起作为战胜国的军队“”长期驻守在越南“”。


蒋介石还进一步对龙云承诺：关于组成远征军去日本(本土及琉球列岛)的事，也打算交由他去具体办理，但目前首要的任务是入越受降。

不等龙云说中央军已有11个军共40万人在云南，蒋介石以极其信任的口气笑道：越南情况复杂，中央军又“一时无法如数从各地赶来”，只有“劳驾”滇军全部赶去，方能尽快安定越北局面。他说：由于时间紧迫，事关重大，这个任务非“志舟兄”和云南地方部队莫属了。在蒋介石这番天花乱坠的纠缠、利诱和胁迫下，龙云表示：去接受曾经侵略过自己祖国8年之久的日军的投降，而且是一次跨国受降，100多年来，中国军队何曾有过如此巨大的荣誉？蒙承中央信任，滇军应该义无反顾地去执行这个光荣的任务，以不负历史使命。但是，8年抗战，云南牺牲重大，和平来之不易，亦当请中央体察地方苦衷，一旦受降完毕即让滇军回乡与亲人团聚。他见蒋介石答应了这些要求，于是不顾云南地下党组织和张冲等人的“忠告”，即按蒋介石的要求，除将滇军暂编19师龙绳祖（龙云的大儿子）部留守昆明及云南各地外，其余云南地方部队全部入越受降。国民党从其政府外交、军事、财政、经济、交通、粮食6个部各派一名代表组成中央顾问团，随军入越。
蒋介石就这样将云南地方部队骗上了入越征途，龙云后来对此追悔莫及！

蒋介石把滇军主力派去越南受降，而把印缅战场的嫡系部队调回云南，后趁滇军尚未警醒、在河内举行受降仪式的第四天，就在昆明发动兵变，剪除了‘云南王’龙云。直到五华山事变的第二天，在越的滇军将领才知道消息，可笑的是，这竟然是昔日的对手—日军获知了此消息，告诉他们的。
蒋介石意图解决“云南王”龙云的计划畜谋已久，而国民党政府在越的军统、中统等特务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就监视滇军，严密封锁国内特别是云南的消息，滇军为获知外界信息，只得利用原日军的情报系统。1945年10月4日日军通过他们的情报系统获知了蒋介石在昆明发动兵变的消息，然后紧急叫醒滇军将领，告诉他们中央军杜聿明部队正在围攻云南省政府。
获知此消息的重要性，值班军官连夜通过电话将此消息通知了第一方面军司令卢汉和60军、93军的军师级将领。
第二天，驻河内的60军军部，得到消息的各部军师长从各驻地急速赶到，商量对策。
人员到底，卢汉也没有说什么客气话，开门见山：
“各位，正如大家之前意料到的，蒋介石乘我滇军全部开赴越北受降之际动手了。就在前天夜，蒋介石指使杜聿明发动兵变，解除了滇军警备团的武装，扣压了龙云主席。现龙云主席已经被解除龙云省主席的职务，解送武汉，担任有名无实的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云南地方军队已经交昆明防守总司令杜聿明接收改编，我们滇军何去何从？”
“我想，我们滇军就三条路！”急性子的60军军长万保邦首先站了起来“第一条路，集中60军、93军主力，杀回云南去，在云南父老乡亲的支持下赶走中央军，这也是大数滇军将士所希望的！第二条路，在越滇军留在越北成立军政府，对蒋听管不听调，甚至于与越盟合作，帮助越南建国；第三条路，就是暂时留在越北，在做好受降任务的前提下保存实力，静观其变！
“打回云南，谈何容易！”这时率一方面军参谋长马锳走到了作战地图前“”大家请看，现在我滇军60军、93军所部已经深入越南境内，在我们的身后，也就是中越边境越方一侧，中央军52军、62军已经堵住我们回国的道路。而在中文一侧没有实际的情报，但可以肯定的是入越前我部防区一定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进驻。按照我军战斗力，打破52军、62军的围堵，撕开一个口子，这是完全做得到的，但然后呢，面对我们的将是沿绵数百公里的越北热带雨林，一路有多难走，我想大家来时已经见识过了。即便我们顺利穿过雨林，到达中越边境，面对的依然是几十万是蒋介石的中央军，那时我军一无后援，二无后勤补给，又是疲劳之师，大家想一想，胜算会有多大？
“另外还有一点，不知各占位想到没有！”这时卢汉接过了话头“想当初我们抛妻别子，告别自己的亲人，奔赴抗日的沙场，为的也就是保家卫国，使我们的父老乡亲免遭战火的荼毒。现在我们即便能打进云南，在云南的几十万的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一定会重点围剿，那时我们的乡亲们也一定会陷入战火之中，所以，第一条路不可取。”
“至于第二条，实则对我们滇军来说也是不现实的！”说话的是率一方面军副参谋长尹继勋“这样一来，就可能引起我们滇军与中央政府的决裂。到时如果他们宣布我们为叛军，我们就成了一支无国籍的军队。到那时，即便与越盟合作，帮助越南建国。那越南建国后呢！任谁会同意在自己的国土上长期驻扎着一支外籍军队？到那时，我们就真的有家不能回，最终会沦为一支雇佣兵！现在我们滇军中绝大多数官兵的愿望就是尽早完成受降任务，回家与亲人团聚！”
“对，尹继勋参谋长说的对！”卢汉肯定的我“我中华男儿岂能放弃自己的祖国！”
“那是不是只有第三条路！总司令，你还相信蒋介石！你就不怕他调我们去打**，让我们当炮灰！或者又找个机会解除我们的武装！”
“想轻易解除我们的武装！我们当年坂垣师团都不怕，现在又怕谁！再说，情况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糟！”说着卢汉拍了拍一部收音机“大家近期有没有关注国共各谈的事？自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在蒋介石的数次邀请下，延安的毛泽东先生飞赴重庆，商谈国共两党和平建国的各项事实。就在这两天，广播中说，国共双方都做出了重大让步，谈判即将成功。到那时，国共双方数百万军队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没我们军人什么事了！”
“说实话，我也不信蒋介石。所以现阶段我们一方面要完满完成受降任务，这关系到我们祖国的声誉、我们滇军的光荣！另一方面，保存实习，静观其变。我已经决定了，明天飞赴昆明，接受蒋介石的任命，任云南省政府主席，为我滇军回云南创造条件。”
“另外在此期间，大家要注意三件事：
第一：随我部到达越南的几个国民党大员趁接收日本资产之际大发横财，其它的52军、62军各部地些部队也参与其中，这些极大的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声望，在我滇军中我不希望出现这样的事！
第二：我们滇军长期与越共合作，历史上滇越军民也多次联合抗击滇军，滇军各部有些将领也与越共中的武元甲等人有同窗之宜，但帮越共一定要小心，不要给重庆方面以口实；
第三，现在的越北局势错综复杂，特别是要处理好与法方的关系。”

千百年来中越两地之间虽然有过几次刀兵相见，但更多多的则是和睦相处。
19世纪末，法国殖民者将魔爪相继伸进云南及中国的西南地区。为了抵抗法国殖民者的侵略，中法（特别是云南及越北）军民密切配合，与法国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尤其以1885年中法军民支持冯子材于友谊关大败法军为最。但最终，云南和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
1911年云南“重九起义”后，在蔡锷将军、唐继尧将军和龙云主席的领导下，通过云南军民的不懈努力，最终将法国势力驱逐出云南，而越南则彻底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但这其间以越共为代表的越南人民依然进行着不懈的抵抗。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三个月内攻陷法国，法国维希政府向德国投降，依然沿继对越南的殖民统治。1940年8月，日军入侵越南，进占河内，由此形成日军与法国维希政府共同殖民越南的局面。
1945年3月9日，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直对日本占领军卑躬屈膝助纣为虐的法国越南殖民军眼见主子大势巳去，意欲易帜，被日本人察觉，突然以武力解除法军武装，并将所有法国军民全部拘禁在各地集中营中。仅有原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军参谋长亚历山德鲁中将率三千余名法军狼狈不堪地逃到中国远征军防区。但中国第一方面军司令长官卢汉对法奸在战争期间倒行逆施处处与中国人为敌的行为切齿痛恨，下令解除其武装，“为虎驱羊”，意欲将他们赶回日本人占领区，让他们去受一下过去主子的惩罚，以泄心头之恨。亚历山德鲁中将急电向法国戴高乐政府投降，法政府驻重庆领事于是竭力要求中国政府收留这支残军，允其撤往中国云南境内，并给予盟军待遇。蒋介石同意了法方的要求。卢汉接到陆军总部命令后，无奈之下只得允许法殖民军进入云南。
但是，当中国军人面对着这帮过去曾经作威作福、双手沾满越南抗日军民鲜血的法国强盗时，并没有给他们最基本的礼遇，而是怒目注视着他们通过自己的防区。衣衫褴褛全身肮脏的法国残兵败将们，也收敛了往日殖民者的嚣张气焰，在荷枪实弹、威风凛凛的中国军人面前摇尾乞怜，恳求中国军队给他们一点吃的、喝的。


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盟军总部规定法属印度支那十六度线以南由英军受降，十六度线以北由中国军队受降。9月上旬，卢汉将军奉中国政府之命，派第一方面军入越，接受日本占领军的投降。9月12日，卢汉等中国受降代表飞抵河内。


其时早在9月2日，参谋长亚历山德鲁就通过美国人的关系，找了架飞机，带了几个副官，就想从昆明经红河机场转机飞往河内，以此造成法军先到河内的既定事实。深知此事关系重大的龙云获知消息后下令将亚历山德鲁等扣押于红河机场。
而日本投降后的河内的政治形势却是一团混乱，日本人扶植的保大集团垮台，由胡志明为首的越南东洋**（劳动党前身）、社会党、国民党、各界救国会等组成的抗日统一战线“越南独立联盟”在日本宣布投降后，组织“8.19”起义，在市内巴亭广场宣告越南独立，建立了由他领导的民主共和国，成立了临时政府，掌握了全越南的行政大权。但随着中国军队进入北越以后，被蒋介石培植起来的越南国民党魁首武鸿卿随军由广西回到北越，倚仗中国军队的声威、势力，企图推翻胡志明政权，由武鸿卿取而代之。
而英国政府则全力以赴支持法国殖民者卷土重来。英国接受在印度支那十六度线以南的受降任务后，登陆西贡，马上释放法国俘虏，提供军舰、飞机、坦克、大炮重新武装法军，准备强行夺回越南政权，即使与中国军队开战，也在所不惜。美国则表面上保持中立，暗中却站在英、法一边。
就在这种大战一触即发的气氛下，中国第一方面军于９月２３日在河内举行了受降仪式，由卢汉将军领衔，与各同盟国代表一起，接受了北越日军代表土谷将军的投降。法国虽为同盟国，但卢汉将军却拒绝让法国代表参加受降仪式。
此时的法国，不仅中国不认他为同盟国，拒绝让法国代表参加受降仪式，即便日军，也没把他当作战胜国看待。
日本驻越南占领军仅向中、英、苏、美投降，而拒绝向法国投降。受降仪式后，巳经缴械的日本军官在河内大街上倘与中、美、英三国军官相遇，都首先向他们敬礼，而一旦看见法国军官，则满脸鄙视，傲然不理。
至于与滇军为主的第一方面军，则是完全站在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东洋**（劳动党前身）一方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云南与越南之前几十年共同遭受法国殖民者的侵略，曾经共同战斗过；其二是因为越南东洋**（劳动党前身）中以武元甲为代表有好多人曾经就读于云南讲武堂，与60军、93军中的多名将领有校友之宜、同窗之宜甚至师生之宜；其三，在抗战的八年之中，特别是60军调回云南的五年之中，两者多次相互配合，共同战斗。
所以早在中国第1方面军开赴越南时，龙云就曾密告卢汉“所缴获武器，以一部分补助胡志明；过去退入云南境内的法军亚历山大部，要阻止他们回越，因为他们曾与日军有过勾结
而在第一方面军到达越北后，一方面军一则尊重和支持越南人民独立和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意愿，没有成立军政府而只成立了占领军司令部；二则与越盟相处融洽，胡志明、武元甲等与一方面军首脑时相往来，建立了友谊，双方并换文给予在越华侨最惠国待遇，同时一方面军帮助越盟协调与各方关系，还将收缴的、原日军收缴法军的武器用来武装越盟，以抗击法军。

以滇军为主力的第一方面军跨出国门，远赴河内，奉命接受驻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日本陆、海、空三军及其辅助部队的投降，并处理收缴降敌武器物资等一切事宜，而进入河内接受日军投降。这是中国军队以胜利者的姿态跨出国门，出现在国外，接受昔日的侵略者的投降，这是中国人民的光辉时刻，也是滇军将士的无不尚荣光。
自从9月8日，第一方面军二十万大军浩浩荡荡的开赴河内，9月12日，卢汉等中国受降代表飞抵河内。
1945年9月28日上午9时，在中国陆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上将命令的率领下，在方面军司令部驻地（原法国殖民主义者在河内修建的“总督府”），司令部军官及警卫团举行升旗仪式，这是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旗第一次在异国的土地上飘扬， 是那么的壮美！
10时，也是在方面军司令部驻地，举行受降典礼，正式接受北纬16度以北的日军的投降。日军一改当日狰狞面目，“武士道”精神荡然无存，一个个形容枯槁，无精打采，目光呆滞地发愣，面 对卢汉上将和马瑛、尹继勋而立，恭恭敬敬的向卢汉上将行鞠躬礼，然后签署投降书，并双手向卢汉呈交降书。接着，久井同城将日军投降部队的各种表册呈卢汉审 阅。此时，会场上镁光灯频繁闪亮，投影记者把受降仪式全过程收入镜头，载入史册。而我方官兵亲眼看到日寇头目俯首投降，感到说不出的欢 喜，陶醉于喜庆欢乐之中。
受降仪式后，中国军队在巴亭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战车轰鸣，履带辚辚，青天白日国旗与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军旗满城飘扬。中国军队一个个整齐的方队依次通过检阅台前。听着那如浪涛般整齐掀动的“哗哗”步伐声，所有的中国人包括侨民陡然感到百年的屈辱一扫而光，代之而起的，是中华民族的豪迈之气，中国军人的英武之气。
同年十月，在云南昆明，蒋介石指使杜聿明发动五华山事变，解除龙云的职务， 指定卢汉继任云南省主席。此后卢汉在越南整编滇军，以曾泽生任60军军长，杨炳麟任副军长，佴晓清任参谋长，辖182师、184师、暂编21师。（原60军军长万保邦由于多次帮助越共，法方多次抗议，气的蒋介石暴跳如雷，特召万保邦到重庆，指着鼻子大哭了一通，回到越南，万保邦就作出了辞职。）
当然，这些“大事”与李梓江这样的基层军官无关。此时的他正与184师一起享受着胜利的喜悦。
自入越后，184师先是于9月中旬到达越南河内，待后续部队93军到达河内后，184师继续向顺化、土伦推进，又经6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到达了目的地，师部驻防占都顺化市，驻防土伦、顺化一线。
受降部队所到之处，到处是一片节日景象，侨胞们夜以继日地等候在站台上、道路旁，迎送一批批官兵。老街、谷柳的华侨到营区慰问，妇女们为官兵洗衣服、
洗菜，华侨团体派出精通中、越语的青年为部队当翻译。河内、南定、清化、顺化、土伦、会定等地侨胞搭起胜利彩门，建筑物上贴了欢迎标语，夹道欢迎的人群挥舞着各种颜色的旗帜。一些行动不便的华侨老人为亲眼看看祖国亲人，让子女用自行车推着来欢迎受降部队，他们拉着官兵的手，热泪盈眶久久不放。华侨、华人在越南各城市开设的琳琅满目的商店，展示了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使官兵们大开了眼界，也大大激发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部队安顿下来，第一方面军关于日俘、日侨之管理，遵照陆军总部命令成立日本徒手官兵管理处，由第一方面军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杨啸伊兼处长，93军政治部主任陈荣明兼副处长。并在河内成立立越北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所，由土勇逸担任所长。同时，在其他日军集结区域设联络分所。
而在土伦、顺化一带，当日军得知接受他们投降的是60军184师，那是相当的“顺从”，没有一丝的反抗，因为他们知道，8年前，正当日军士气正盛，妄图一年内占领中国全境之时，正是这支部队，凭一师之力，硬是打垮了他们陆军的骄傲：坂垣师团和矶谷师团。
（在日本人的意识中，他们只佩服强者，其它什么都是浮动。把它打疼了，它就服你，其它的都是扯蛋。）
而土伦、顺化的越南人民，对184师那是相当的好。184师到达土伦、顺化后，以中文和越文宣布，不干涉越南内部事务，越南人民是我们的朋友，行政机构人员照样供职，凡遵守法律之人民不论国籍均予保护等。部队的野战医院由美国援助，设施和药物比较齐全，到达河内架设起来后，为当地人民诊疗，经常是免费，受到越南人民欢迎。越南人民也将中国军队视为解放者，尊敬地称为“瓮惯”或“惯豆”，意为军官先生。河内到处贴着“欢迎中国军队”等中、越文字的标语。越南华侨很多，更是心向祖国，把中国军人当做自己人，争相宴请。不少侨胞女青年向入越国军的青年军官表示好感，谈情说爱、就地结婚者可是为数不少。
但184师开拨时，许多国民政府的下级军官和士兵申请留下。


早在日本投降后，在越北，那是多方势力角力的一个竞技场，其中有被
蒋介石培植起来的越南国民党魁首“”武鸿卿“”、
“”胡志明“”为首的越南东洋（劳动党前身）、
社会党、国民党、各界救国会等组成的抗日统一战线“越南独立联盟”、
支持法国的东京(东京湾)民兵、
滇军集团、
南京中央政府等等。
为了各自的政治目的与利益，争斗不休，其中中法矛盾有越演越烈之势。

越南，为法国的殖民地，但是从中国清政府手中以军事战争胁迫获取的。其后日军军事入侵进占，1945年3月9日在越法军被日军解除武装，拘禁于各地集中营中，只剩原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军参谋长亚历山德鲁中将率三千余名法军狼狈不堪地逃到中国远征军防区。
日军投降后，法军先是亚历山德鲁欲先中国第一方面军之前进入越北，被扣压于昆明，后法方又欲派出亚力山大准将为代表要求参加受降仪式被卢汉所拒绝。但法国千方百计恢复法军的殖民统治。
英法同为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之前的一百多年间两国狼狈为狷，但在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英军先是弃法军于不顾，致使数十万法军于敦刻尔克被俘；二战中更是炸沉了法国的大西洋舰队；二战后期为了掩护盟军的诺曼底登陆，在法军领土上投下了数万吨计的炸弹。
也许是要为之前自己所做的这些做出补偿，英国政府则全力以赴支持法国殖民者卷土重来。英国接受在印度支那十六度线以南的受降任务后，登陆西贡，马上释放法国俘虏，提供军舰、飞机、坦克、大炮重新武装法军，准备强行夺回越南政权，即使与中国军队开战，也在所不惜。美国则表面上保持中立，暗中却站在英、法一边。之前逃到中国远征军防区的三千余名法军也在美国的支持下进入缅甸，准备进入越北。
就这样，在很短短的个把月时间内，法军在越北就有了数万人的部队。
10月中旬，法军很快就在英国占领军的支持下，悍然向西贡市的忠于越南共和国的各政府机关发起攻击，一举占领了西贡。胡志明代表越南共和国立即宣布“与法国进入战争状态”，这场反法战争，很快便蔓延到整个南越英军受降地区。但是，英、法军队并不就此满足，力图尽快地将十六度线以北的中国军全部赶出越南的领土，以便他们为所欲为。
就在此时，卢汉已经蒋介石之令，回到昆明，继任云南省主席。由此，中国第一方面军的指挥大权，实际上落到了陆军总部派出的全权代表陈修和将军的肩上（卢汉名义上仍担任第一方面军司令之职）。
11月7日深夜，英军不顾同盟国总部的规定，派出八架英国运输机满载法国士兵突然降落在十六度线以北的顺化机场，既是对中国占领军的示威，更是一种军事试探。
陈修和，四川省乐至县人，乃**将军陈毅的堂兄，得到顺化机场报告英国飞机即将强行降落的消息后，立即在电话中告诉顺化地区中国驻军最高司令官万保邦军长：“同盟国总部明确划定十六度线为中、英两国军队之界限，我国占领军早巳明令禁止法军入境，所有被释放的法国军民必须将武器上缴我军，中国军队负责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英法军对我军通令，并非不知，今日实为有意寻衅，你军必须严阵以待，若英机强行降落，务将彼等连机带人一并扣押！”
英机抵达顺化后，机场即用无线电勒令英机返航。英机置若罔闻，强行着陆。第一架飞机触地后，探照灯霎时将机场照得雪亮，几十辆坦克、装甲车冲进机场，连同怒涛般涌入的中国军人，立即将各条跑道严密封锁。机场外面，更是大军云集，森严壁垒。
英机逐一降落后，形同怒海中之八座小岛，机下枪剌森然，怒目熠熠，法军根本不敢下机。机场喇叭里传出中国指挥官威严的声音，喝令入侵者缴械。法军指挥官威克上校带着译员下机要求谈判，立遭拘押，并遭万保邦军长怒斥。威克无奈，只好命令法军下机投降。
经此一事，法军欲返回越北，恢复其殖民统治的野心彰显无疑，更是激起了所有的越北爱国民众的强烈抗议。越南**领导人民在全国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 武装人民，训练部队，在南方农村开展武装的游击战争。游击队员虽然没有什么武器，但情结非常高，游击队活动很活跃，他们手持梭标日夜操练，有时夜间干扰得人们不能入睡。
特别是在土伦市反法游行示威、**、罢市不断，汽笛声一响，工厂停工，商店关门，小商小贩收摊，人山人海的群众举着各种颜 色的小旗涌向街头，走向广场。中国驻军生活也受到影响，经常买不到蔬菜和日用品。越南游击队为了得到武器，也制造过对单独行动的中国士兵采用暴力，杀人抢 武器的惨案。但中国军队十分大度，没有因此而绝情，从上到下都不同程度的或明或暗的同情、支持游击队。卢汉等高级将领与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和其他官员都有过交往（越南领导人中有几个与滇军将领还有着校友、同窗甚至师生之宜）。
此时驻土伦的的部队是60军184师552团，时任团长魏瑛(禹王山大战时任营长，他也是1946年5月30日潘朔端师长领导184师海城起义的积极支持者和领 导人之一)，他经常站在阳台上观看土伦市人民反法游行。一天，他看了一会儿，感慨万千，让卫士叫来特务排长杨英说：“法国佬欺人太甚，越南人赤手空拳，怎么能打得过法国人的洋枪洋炮？我们应该帮他们一把，历史上我们两国也并肩作战，共同抗击过法国殖民 主义者的侵略，你到仓库领些枪支弹药送给越盟党”。并当即拿出纸笔给武器库写了个条子。杨排长受命后，找来班长朱金培和两名士兵，于当天从接收日军的武器 库里，领出轻机枪若干挺，手提式冲锋枪7支，步枪400余 支，子弹10000余发，晚上魏团长亲自带车把武器、弹药送到越盟土伦市党部，在当时，这批武器的 “分量”很不轻。魏团长“雪中送炭”，市党部情中赠粮，他们十感谢中国驻军给予越南人民抗法斗争的同情和支持，市党部领导人到552团团部向魏团长表示敬意，并回赠了大米。时过10余 年，六十年代初，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访问中国，到云南省昆明市访问时，巧逢当时昆明市长、入越受降时184师 师长潘朔端，胡志明主席还曾深情地提及过此事，并表示感谢。

引用 八重王 2016-1-6 23:43

《1946年，中法十四条》　
文 /:滇散人



法国殖民统治越南由来已久，从1884年开始，一直持续了50多年。1940年，日军侵入越南，法国海军中将德古以印度支那总督的名义，向日军投降，但法军作为殖民军仍留在越南。鉴于法国的作为，盟军统帅部决定，战后法属印度支那北纬17度以南由英军受降，17度以北由中国受降，战后的越南由盟军共管。

因此中国军队入越之前（中国陆军总部）已按《菠茨坦公告》等国际宣言的有关精神拟定了受降决定。这个决定既未将法国作为交涉对象，也未考虑与他们合作，更谈不上再把越南交给法国统治。因为1940年日军入侵越南后，法国投降即丧失了殖民统治地位。1943年3月9日，驻越日军又突然以武力解除了法军武装，并将他们拘禁在河内军营内。驻扎于中越边境的部分法军也纷纷逃入中国云南境内，法国殖民者在越南已无立锥之地。而越南人民在胡志明主席的领导下，创建了越南独立同盟，并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夕举行了1945年“8月革命”总起义，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了临时政府，完全宣布与法国脱离关系，废除法国与越南签定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了法国在越南的一切特权。
但法国在英国、美国等国家的支持下，自从日本投降后，在南亚拥有了几万人的部队后，想方设法，欲恢复对越南的殖民统治。
10月中旬，法军很快就在英国占领军的支持下，悍然向西贡市的忠于越南共和国的各政府机关发起攻击，一举占领了西贡。
然后又于11月7日深夜，英军不顾同盟国总部的规定，派出八架英国运输机满载法国士兵突然降落在十六度线以北的顺化机场，既是对中国占领军的示威，更是一种军事试探。
经此一事，法军欲返回越北，恢复其殖民统治的野心彰显无疑，更是激起了所有的越北爱国民众的强烈抗议。越南**领导人民在全国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

国民党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方面，他们不愿意将越南轻而易举地交给临时政府，偷偷地向法国承诺，愿意日后帮助其恢复对越南的统治；另一方面，他们又考虑到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决不允许把印度支那交还给法国”的承诺，特别害怕引起越南人民更大规模的反抗，不得不公开表示赞成越南人民的独立。
而以滇军为主力的驻越中国军队的指挥者与国民党政府的主张并不一致，卢汉、陈修和等人同情越南人民的斗争，于是密切监视法军的行动。

1946年1月初，184师从顺化、土伦地区调防海防市。海防是越南北部第二大城市和重要门户，当时大约有有二、三十万人口，华侨很多，约五、六万人。与184师驻守海防的还有原东北军部队130师。
顿时，越南上空战云密布之际，意识到局势的严峻，184师与130师在海防市海港建立了坚固的炮兵阵地，在市区建战壕、修工事，同时与越盟紧密联系，相互配合，谨防法军的进攻。
但进入1946年，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
虽屡次次受挫，但法国人仍不死心。从1945年10月开始，他们频频派人赴重庆与国民党政府接触。此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世，继任者杜鲁门丝毫不提当年罗斯福的承诺。国民党政府则随着内战步伐的加快，急于将驻越军队调往中国东北。
这一切使法国看到了重回越南的希望。


1946年2月28日，最终在英美等国家的撮和下，不顾法国的无耻行径和中越两国的利益与积极争取战后废除1885年「中法新约」的不平等条约。于是以「宋子文」为院长的国民政府行政院与（前殖民者）法国签署协定，在未经越南同意的情况下，规定了法国接防越南的条款，这就是出卖中越利益的中法《十四条》。
在条约中，仅只字未提中越两国人民的合法权益，相反却责令「卢汉」等人事事“均须与法方商洽”，并要中国军队对法方的一切行动“不加干预”，对法方与越南的冲突也须“严守中立”，同时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决定中国军队将越南北方防务移交给法国军队，仅仅只是为了换取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对国民党内战的支持。这实际上等于完全拱手相让中国军队入越受降的胜利成果，同时也使越南再次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这一协定引起渴望独立与自由，并已建立独立民主政权的越南人民不满，决意焦土抗战，他们日夜加紧布防，准备用武力抵抗法国的进入，同时反对中法在越南的军事存在。
驻越中国军队指挥者很清楚，一旦越法开战，越南人民必然迁怒于中国，中越冲突在所难免。从大局考虑，卢汉委托第五处副处长陈修和给国民党政府发电报，请求增兵越南，与越军一起防守。蒋介石害怕越南局势出现动荡，影响中国军队的安全撤离，便默认了卢汉的请求。
1946年3月4日，中法军事代表召开会议，商洽交接防务问题。法方代表迫不及待地提出，要在3月6日从海防登陆。中方代表坚决予以拒绝。双方争执不下，会议不欢而散。事后，法国人在西贡（今胡志明市）扬言：“中国军队没有坦克、大炮、飞机、军舰，装备很差，法军决定集中远东所有海陆军力量，将中国军队赶出越北。”
意识到法军即将在海防登陆，中国军队60军184师与62军130师积极血战。

两天后，中法海防大战爆发。
1946年2月底，国民党政府为了自己的一已之私，在英美等国家的撮和下，与法国签署中法《十四条》，这不仅放弃了中国做为战胜国在越北所拥有的既得利益，而且未经越南同意的情况下，规定了法国接防越南的条款。

当国民党中央顾问团外交代表凌其翰将《十四条》呈交给卢汉阅后，他当即怒不可遏地拍案而起：“从1944年开罗会议后至今，根据罗斯福总统和斯大林大元帅的多次提议，蒋委员长也一再表示同意将越南由我方代表国际托管，这一点也得到了越南方面的认可。”
协定签署后，在越南引起强烈反应。越南人民的反法情绪进一步高涨。他们日夜加紧布防，准备用武力抵抗法国的进入。一时间，暗杀法国人的事件频频发生，越南北方笼罩在战争阴云中。
但木已成舟，一切都无可挽回。然而法军几个月都无法等待，就在几天后的3月4日，西贡派出法军代表萨里少将乘专机飞抵河内，与第一方面军商议法军在海防港登陆、继而进驻河内、接管越北的相关事宜。陪同陈将军参与接见萨里的有第一方面军的几位军长：、曾泽生、卢睿泉、周福成。以及方面军司令部的参谋长马瑛和副参谋长尹继勋等几位有职无权的云南系高级幕僚。
在会议中，法军代表萨里少将盛气凌人的口头通知陈修和将军，法军巳决定3月6日在海防港登陆。
陈修和将军当即对萨里提出严正警告： “中、法谈判正在重庆进行，尚未取得结果。本军奉中国政府命令行事，迄今尚无命令要我军交防。如法军一意孤行，强行接防，将承担寻衅开战之责任，并必然遭到我中国驻越军的全力抗击。”
萨里大耍无赖：“如果中国驻越军允许法军接防，可以有力地促进谈判的进程。”
陈修和将军冷笑道：“萨里将军岂不是要本军违抗中国政府命令，自作主张，以取悦法人？本人正告将军，中、法谈判未取得结果之前，我们决不能让你们越过十六度线以北接防，如你们强行登陆，中国驻越军肯定将站在越南方面同你们作战。但是，无论驻越法军在日期间表现如何，你们现在毕竟巳是法国政府领导下的军队。中、法目前是同盟国，我们不希望发生这样的流血惨剧，请萨里将军带回本军的意见，供你方慎重考虑。”
萨里傲慢地说道：“我带来的意见，就是经我方慎重考虑后的最后结果。”
陈将军陡然起身：“那么，我刚才的谈话，也就是中国驻越军的最后决定！萨里将军，让我们在战场上相见吧！送客。”
见讹诈不灵，萨里突然神色大变，跟身边的随从用法语低声咕噜了几句：“糟糕，糟糕……可能来不及了！”
岂料，陈修和将军早年留学法国，精通法语，萨里跟的随从咕噜他听的是一清二楚。
送走了萨里等人，陈修和将军沉思了一会“什么来不及了？法军已经决定在3月6日登陆？”
思考了一会，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陈修和将军立刻将数位将军叫到了一起“各位，我判断，法军一定会在3月6日在海防登陆，各位怎么看到？”
曾泽生豁然起立，向陈修和“啪”地敬了一个军礼，大声道：“我六十军全军数万将士，誓死保卫海防，决不让法军一兵一卒登岸！”
万保邦、卢睿泉、周福成三位军长也效法曾泽生，磨拳擦掌，纷纷请战。
最后，陈将军说道：“中、法军冲突巳不可避免，我等率军驻防国外，实为国家荣誉之象征，若为萨里胁迫，签订城下之盟，我等皆为民族罪人，千夫所指，委员长也饶不了我们。当此时，我们只能横下一条心，迎头痛击，即便战死，也不愧为中华民族之雄杰。就算闯出祸来，我们是奉盟军总部命令入越受降，法军擅自越过十六度线强行接防，将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有这些重大理由，不怕委员长不支持我们。一切重大责任，由我和司令部承担，诸位全力作战，不要顾虑。”
会议结束时，天巳放亮，曾泽生立即坐小车疾赴海防，到后马上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传达夜间开会情况。众军官群情激愤，纷纷表示愿率部战至一兵一卒，也决不能让法军登岸。
3月 5日，海防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兵营。中国军队下令将所有法国侨民关入日本人过去曾关押过他们的集中营。市民也倾巢撤往后方。从河内、北宁、府里通往海防的条条公路上，坦克、炮车卷起滚滚灰尘。一辆辆军车上，也满载着斗志昂扬的中国军人。在海防、鸿基临海的山岩上，堑壕密布，炮口林立。越南两大对立的政治力量也发动民众，送来各种物资慰劳中国军人。
这时中国军人不知道的是，西贡法军司令部闻知萨里等的的报告，恼羞成怒，立即进行战斗动员，决定全面向驻越中国军队开战，驻越法军总司令萨特兰逊中将在西贡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宣称：“中国军队没有飞机、军舰、装备很差，战斗力不强，我巳下令集结远东所有海陆空军力量，务将中国军队彻底干净地赶出北越。”
3月5日上午，法国驻海防联络官罗珍来到中国守军驻地，对第130师师长王理寰说：“中法协定已签字，法国军队一定6日上午8时要在海防登陆，现舰队正朝海防海岸开来，中国军队必须让防。”当即表示：“本师未接到命令，贵国军队不能登陆，请你火速制止舰队前进，否则发生误会，你方要负完全责任。”罗珍则称：“电台与军舰联系不上，无法制止，请王师长原谅。”王理寰质问道：“电报不通，你如何知道舰队已经向海岸开来？”罗珍无言以对。
3日6上午7时，在海防港后面高坡上的指挥所的130师王理寰师长接曾泽生电话通知，由西贡驶出的法国特混舰队到达涂山海口，无视我军警告，现巳强行闯入海口，正加速向海防驶来。
走出指挥所居高临下，俯视整片海湾，王理寰远远的看到挂着三色旗有十二艘大大小小的法军军舰巳经驶抵海防，云集在海面上。
“命令部队喊话、鸣枪示警，要求法军停止前进！” 王理寰的话音刚落，就听见“轰隆隆”的一阵巨响，抬头望去，离港口不远的一座建筑物火光冲天。
原来是法国舰队不顾中国驻军的警告，强行在海防港登陆，并向码头逼进。中国驻军130师 鸣枪警告，法军不但不听，还向我军开炮，并击中了我军接收日军的一个弹药库并引起爆炸。顿时，海面上烟团滚滚，海岸与港口，碎石瓦砾飞溅，在舰炮掩护下，四艘登陆艇破浪向港口冲来。
“命令部队，坚决还击！” 顿时，王理寰的脸气的发青“同时向184师发出战斗任务！”
接到命令，早已做好战斗准备的130师 立即还击，驻军炮群立即予以反击，上千发炮弹一齐飞向敌舰队，海上水柱冲天，炸得敌人鬼哭狼嚎。登陆艇上的法军刚刚冲上码头，即遭我军轻重机枪扫射，丢下一地尸体，生者则仓惶窜回舱中。在中国大炮的猛烈轰击下，几分钟后，至少有五艘军舰上巳是黑烟滚滚，烈火熊熊。
半个小时不到，60军184师师直山炮营和552团就直到港口。原来，预感到滇军即将进攻的60军军长曾泽生，第一时间向184师发出了战斗命令。接到战斗命令时，184师的官兵刚收早操端起碗正欲吃早饭，战士们立即放下碗，紧急集合轻装出发，仅用一个小时就到达码头投入战斗，通迅连迅速架通了团指挥所通往各营的电话。
可是，敌舰上仍然在开炮。就在这时，在184师和130师轻重武器和大炮的火力掩护下，战士们从码头上的工事里跃出，个个提着火箭筒，在炮火中灵巧地跃跃前进，然后抵近向登陆艇射击。这样的射击几乎是发发皆中，很快，两艇燃烧沉没，两艇转身便逃。溺海的法国士兵拼命游向岸边，高举双手投降。
130师与184师参战部队密切 配合，击伤敌舰一艘，舰上浓烟滚滚，敌人死的死，伤的伤，有的争夺救生圈，有的掉到海里，乱成一团。我军乘胜猛打，又重创敌舰一艘。
“师长，快看，他们打白旗了！” 王理寰从望远镜中望去，只见敌人的旗舰上，突然挂出了一面醒目的白旗！
“法国人投降啦！法国人投降啦！”码头上、海岸上，无数中国士兵跃出堑壕、工事，摇动手中的枪支军旗欢呼，声如雷霆，响遏行云。
最终，法军遭到惨败，在舰上悬起白旗，法国中将司令官阿巴鲁带 领一名少将和几名参谋人员，换乘小艇打着白旗上岸投降。在阿巴鲁的再三恳求下，我军于上午9时 停止射击。
经三小时左右战斗，重创敌舰二艘，毙、伤敌百余人(一说毙、伤500余人、俘敌2000余人)。这场战斗打得很漂亮，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大灭了法国殖民主义者的威风，支援了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战斗中 还有个小插曲，集中在码头等待遣返的日军战俘也出来观战，有几名日军炮手还摩拳擦掌地到炮兵阵地要求参战。
“师长，60军军长电话！”正在指挥部外与官兵们一齐庆祝胜利的王理寰听到报告，回到指挥部，拿起了电话，听了两句，瞠目结舌，脑壳发晕：“军长，你命令我……停止反击……让法军登陆，我没听错吧？”
“没错，停止反击，让法军登陆！”电话那头的曾泽生也是不甘心“刚接到统帅部的电话，蒋委员长亲自下达的命令！”
王理寰忽地把话筒从耳边移开，手猛地一伸，“我的军长，你听听，这是你的士兵们在欢呼！法国人巳经投降了，我们打胜了！……难道，我们能把海防拱
手让给我们的手下败将？”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执行命令吧！再说，你以为我也会甘心！”电话那头的曾泽生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口气。
王理寰重重地放下了话筒，眼中噙满泪水，恨恨地骂道：“妈的，我们打胜了有什么用？我们的政府，在重庆的谈判桌上巳经出卖了我们！”
原来，海防中法大战的战况，已经由法军即时传回国内，意识到已经不能用武力强行进行越北的法军，立刻耍起了政治手腕。他们立刻向重庆国民政府施压，同时在英美两国的斡旋下，中法两国达成协定：法国将滇越铁路管理权移交中方、辟海防为自由港、保障华侨权利等条件；中方承认越南为法国的殖民地、同意法方继续行使对越南的统治权，答应中国驻越军于两月内撤兵交防，特别是，近期法军就可重返越北。
停火命令由参谋们用电话下达给各个阵地，几位长官随着李学明走出了指挥所，站立在山岩边，犹如几尊石像。
此时，欢呼声直达天顶。炮声停息，法舰队丢下三艘笼罩在浓烟烈火中正在下沉的军舰，狼狈不堪地向涂山海口逃去。
法舰队司令肯定大惑不解：中国人怎么会突然停火？他们完全能够把我们全部击沉的啊！”
可是，士兵们依然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消息传开，越南全国各地也是一片欢腾，民众奔走相告，把中国军队的胜利，当做了他们国家的胜利。各地组织的劳军团，争相拥到海防。歌舞、电影，每晚必有。大块肉、大碗酒，士兵们乐不思归。
只可惜好景不长，待到几天后越南报纸将中、法重庆谈判的内容公诸于世，中国驻越军的地位一落千丈！越南政府和人民把他们当成了出卖越南主权的中国政府的替罪羊，数日前的抗法英雄，眨眼间便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中、法协定中，法国接受了中方提出的将滇越铁路管理权移交中方、辟海防为自由港、保障华侨权利等条件。但是，法方得到的却是：中方承认越南为法国的殖民地、同意法方继续行使对越南的统治权，答应中国驻越军于两月内撤兵交防。
在此后的日子里，中国军人不仅忍受着越南人民的歧视和仇恨，更令他们痛心的是，被他们打得落花流水的法国舰队在涂山海口外休息了一段时间后，又重新驶到了海防港口。李学明师长只能看着他们打着三色旗，唱着《马赛曲》，神气活现地登岸。他还不得不下达命令，要二○一师的官兵呆在营房里，避免上街与法国兵发生冲突。
中法海防大战终于以中方军事上的巨胜利而结束。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抗法名将刘永福率黑旗军两番阵斩法军主帅，中外震惊，越南王授他为三宣提 督、一等义勇男爵。受国老将冯子材镇南关大败法军，连战皆捷，威振四方。二十世纪四十年代，130师、184师将士再现了当年炎黄子孙雄风。

中法海防之战，这一短暂战斗，打乱了法军登陆的计划。没过多久，法国远东舰队司令阿巴努亲自拜会王理寰，表示道歉，并承诺军舰驶出10海里以外。越南人民得知这一消息后，奔走相告，海防市民举行游行，他们高举中国国旗，欢呼万岁。
第一方面军入越受降，刚开始受到了越北人民的热烈欢迎，但不久，越北人民对中国驻越军的态度，急转直下。
滇军入越前，越南独立同盟在胡志明主席领导下，率领越南人民于1945年8月19日在河内举行了“八月革命”大起义，推翻了日伪政府统治，成立了越南民族解放委员会（即临时政府），继而又在全国各地爆发了大起义，争取越南的独立和解放。日军投降，滇军入越，一度引起越盟的误解。越盟游击队在边境各处破坏道路和通讯设施，以阻止滇军入越，这给滇军受降造成一定困难。卢汉将军到河内后，公开宣告中国军队入越只为接受日军投降，对越南没有侵占领土野心，完成任务即行撤离。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越南老百姓的疑虑，但越盟仍然不太放心。加之，先期入越的60军、93军严明的军纪、军中多名军官与越盟领导人武元甲等人的校友、甚至同窗之宜等原因，加之在龙云的授意下，驻越军在武器等方面给予了越盟相当大的帮助，从而使越盟与中国驻越军度过了一个短暂的蜜月期。
而在普通民众的心目中，他们视中国驻越军为越北的解放者、抗日的英雄，而越南国内众多的华侨，更是视他们为亲人。这也是中国驻越军在越南最美好的时光。
但其后发生的三件事，使越北人民对中国驻越军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其一、入越的滇军将士入越时，确定是抱着为国争光的目的，但五华山兵变，使驻越的十万滇军成了有家不能归的孩子，思想那是相当的混乱，有的主张打回云南老家、有主张占据越南作为根据地的、有发‘劫收’财想借故回家的、有的私自离开部队的……等等不一。思想混乱带来的就是军纪混散，有的士兵更是在越南仗着手中的武器做下了一些无耻的勾当。
其二、随着第一方面军进入越南的，还有国民党中央派往越南接收机关的大员们及国入的一些投机倒把的不良商人，这些人大发‘劫收’财，除在接收武器弹药及物资上贪赃枉法外，利用关金券与越币的兑换率有利，大肆运进关金，抢购黄金等商品。入越半年使越商和侨商，受到极大损失，怨声载道。大大贬低中国驻越军的威望，极大的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其三、日本在越北的几年间，也培植了一些傀儡政权，也一定会有一些亲日的民众存在。第一方面军入越后，怀着对日本鬼子和强烈痛恨，对这些人展开了残酷的镇压；中法海防大战之后，第一方面军副总指挥陈修和将军命令一三○师“清除”在海防登陆的法军。由于大部分东京民兵在那次战役中站到法军一边，所以一三○师的在击败法军远东舰队之后迅速对海防南面的建安、建水、涂山等地进行了扫荡，手段过于激烈，以至于数年后许多包括越盟的人员都怀有一种恐惧的心理。尤其是中国军队在1946年交防法军，更激起越南人有似被出卖了的怨恨。
海防之战，中方大胜，越北人民视驻越军为抗法的英雄，但待到几天后越南报纸将中、法重庆谈判的内容公诸于世，中国驻越军的地位一落千丈！越南政府和人民把他们当成了出卖越南主权的中国政府的替罪羊，数日前的抗法英雄，眨眼间便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中、法协定中，法国接受了中方提出的将滇越铁路管理权移交中方、辟海防为自由港、保障华侨权利等条件。但是，法方得到的却是：中方承认越南为法国的殖民地、同意法方继续行使对越南的统治权，答应中国驻越军于两月内撤兵交防。
虽然在中法协定签署时，中方一再坚持，只有待越法签订了协定之后，中方才从越北撤兵，但在在胡志明的倡议下，越法之间的谈判在2月中旬开始进行，但由于法国不同意把越南独立作为前提，双方始终达不成协议。海防抗登陆战的当天中午，越法双方重新坐到谈判桌前，于下午4时签订了初步协定，法国承认越南的独立地位。
但可悲的是，就在越法双方4时签订初步协定后一小时，法国军队一部，在赖克莱中将率领下，自西贡乘轮抵达海防登陆，大摇大摆的进入海防，与中方洽商交接程序。其后被中国军人打得落花流水的法国舰队在涂山海口外休息了一段时间后，又重新驶到了海防港口。李学明师长只能看着他们打着三色旗，唱着《马赛曲》，神气活现地登岸。
当时河内市区的防务，于3月29日交由法越军接防，河内以外地区，如南定、义安、顺化等地，因法军不敷分布，延至4月12日始行交防完毕业。洒河内市区仓库，尚有部分物资没有运完，特由52军指定守护仓库部队约一团步兵外，其余所属部队116、130两师已分别向北宁、良江府、谅山一带集结，候命首途。
此外，52军所属荣誉第2师，奉命调驻日本，而全部集结在海防整训，候轮北上。
老挝所属龙蟠城、永珍等地，一直由中国独立第93师驻防，但后来经法方多次向第一方面军商洽，而交由法军接防。由于交通工具缺乏，邮件稽延，一直到最后才进行交接防务事宜。93师交防完毕后，即循莱州、风沙利路线，开回滇南思普一带修整训。
第一方面军入越受降，由于地方治安秩序亟待维持，特令93军负责河内的警备任务。93军奉调入粤后，由52军接替河内的警备任务。在长达8个月的入越受降期间，我旅居越南的侨胞生命财产，得到了安全保护。撤离时，93军和52军受到华侨同胞和当地民众的盛情欢送。他们说：中国军队爱护华侨、爱护越南，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第一方面军入越受降完毕后，60军奉命调往东北，93军先调广东，后调东北，剩下的军政人员，全部接回昆明。
至此，第一方面军入越受降任务，胜利完成，这一光荣的历史，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八年抗战的伟大丰碑上。



注
1946年，中法海防大战的部队为60军184师与东北军130师，师长王理寰。

引用 关天培 2016-6-13 06:04

1884年，中国对法国宣战诏书


光绪十年七月初六日，内阁奉上谕：


越南为我大清封贡之国二百余年，载在典册，中外咸知。法人狡焉思逞，肆其鲸吞，先据南圻各省，旋又进据河内等处，戕其民人、利其土地、夺其赋税。越南君臣暗懦苟安，私与立约，并未奏闻；法固无理，越亦与有罪焉。是以姑与包涵，不加诘问。


光绪八年冬间，法使宝海在天津与李鸿章议约三条，正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商妥筹，法又撤使翻议；我存宽大，彼益骄贪！越之山西、北宁等省为我军驻扎之地，清查越匪、保护屏藩，与法国绝不相涉。


本年二月间，法兵竟来扑犯防营。当经降旨宣示，正拟派兵进取，力为镇抚；忽据该国总兵福禄诺先向中国议和。其时该国因埃及之事岌岌可危，中国明知其势迫蹙，本可峻词拒绝，而仍示以大度，许其行成；特命李鸿章与议「简明条约」五款，互相画押。谅山、保胜等军，应照议於定约三月后调回。迭经谕饬各该防军扼扎原处，不准轻动生衅；带兵各官，奉令维谨。乃该国不遵定约，忽於闰五月初一、初二等日以「巡边」为名，在谅山地方直扑防营，先行开炮轰击；我军始与接仗，互有杀伤。法人违背条约，无端开衅，伤我官军，本应以干戎从事；因念订约和好二十余年，亦不必因此尽弃前盟，仍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在京法使往返照会，情喻理晓，至再至三。


闰五月二十四日复明降谕旨，照约撤兵，昭示大信。所以保全和局者，实已仁至义尽。如果法人稍知礼义，自当翻然改悔。乃竟始终怙过，饰词狡赖，横索无名兵费，恣意要求；辄於六月十五日占据台北基隆山炮台，经刘铭传迎剿获胜，立即击退。


本月初三日，何璟等甫接法领事照会开战，而法兵已在马尾先期攻击，伤坏兵、商各船，轰毁船厂；虽经官军焚毁法船二只、击坏雷船一只并阵毙法国兵官，尚未大加惩创。该国专行诡计，反覆无常，先启兵端；若再曲予含容，何以伸公论而顺人心！用特揭其无理情节布告天下，俾晓然於法人有意废约，衅自彼开。各路统兵大臣暨各该督、抚整军经武，备御有年；沿海各口，如有法国兵轮驶入，着即督率防军合力攻击，悉数驱除。其陆路各军有应行进兵之处，亦即迅速前进。


刘永福虽抱忠怀，而越南昧於知人，未加拔擢。该员本系中国之人，即可收为我用，着以提督记名简放，并赏戴花翎；统率所部，出奇制胜，将法人侵占越南各城迅图恢复。


凡我将士，奋勇立功者，破格施恩并特颁内帑奖赏；退缩贻误者，立即军前正法。朝廷於此事审慎权衡，总因动众兴师，难免震惊百姓；故不轻於一发。此次法人背约失信，众怒难平，不得已而用兵。各省团练众志成城，定能同仇敌忾；并着各该督、抚督率战守，共建殊勋，同膺懋赏。此事系法人渝盟肇衅，至此外通商各国与中国订约已久，毫无嫌隙；断不可因法人之事，有伤和好。着沿海各督、抚严饬地方官及各营统领将各国商民一律保护，即法国官商教民有愿留内地安分守业者，亦当一律保卫。倘有干豫军事等情，察出即照公例惩治。各该督、抚即晓谕军民人等知悉，尚有藉端滋扰情事，则是故违诏旨，妄生事端。我忠义兵民，必不出此；此等匪徒，即着严拏正法，毋稍宽贷，用示朝廷保全大局至意。


将此通谕知之。


钦此。


1884年中国对法国宣战诏书【繁体】
http://bbs.liuqiu-china.com/foru ... 6813&fromuid=18

引用 台灣獵戶人 2016-6-13 06:09

光绪十年/1884年的中国清政府捍卫藩属越南的宗主权与法国殖民强权进行一连串中法军事抗争.
战略目标是：“弃藩保台”、保全疆土。
斗争方略是：在军事上，中国沿海反击，越境陆上进攻，
即以“保台”、“援台”、“救台”为中心，
实施“攻其必救”的方略。
外交上，以不赔款为原则，进行对法交涉。


当时的中国清政府战略目标是：“弃藩保台”、保全疆土。斗争方略是：在军事上，中国沿海反击，越境陆上进攻，即以“保台”、“援台”、“救台”为中心，实施“攻其必救”的方略。在外交上，以不赔款为原则，进行对法交涉。


1884年9月4日，即清廷对法宣战后的13天，慈禧太后发了懿旨：“嗣后如再有赔偿之说进者，交刑部治罪”


光绪11年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与法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中法新约 《越南条款》，条款主要有：法国不侵犯滇桂边界；中国不过问法越所订条约：中法派员勘界，并商陆路通商章程；中国将来在南境筑铁路时，向法人商办；法兵退出台湾澎湖。


6月21日，法军退出基隆；


7 月23日，法舰撤出澎湖，翌日，刘铭传“派万年清船收回澎湖”。


8月24日，清廷发出上谕，“通谕中外”，“和局既定”。


中国政府军事斗争方略是正确的，并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外交斗争方略服务于军事斗争，亦取得一定的效果。但外交上仍作了妥协，答应了法国“有伤主权”、“有伤国体”、“有贻后患”的条款。在军事上实施“乘胜即收”的方针，实现了“保全疆土”的战略目标。但必须指出，最终签订的《越南条款》，虽然是“不赔款”、“不割地”，但它仍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尤其是自此中国藩属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法国的侵略势力从中国西南侵入内地，加剧了中国边疆与宗藩制度全面瓦解危机，因此，中法战争及《越南条款》仍是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进程中的重要标志性的事件。


光绪10年12月4日,朝鲜的甲申事变之后,促使中国更欲快速从越南及法国纠缠泥沼抽身,于是光绪11年中法新约的签订。然而中法新约的主要内容,就是再次确认了光绪10年李福暂定条约，其中否定了中国对藩属国越南的宗主权，改由法国全权管理越南。


由于左宗棠对于李鸿章签订条约完全不能理解，对当时主和的李鸿章作出以下批评：“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

引用 台灣獵戶人 2016-7-27 23:44

抗战时期法国对于废除中法不平等条约的态度
作者：葛夫平 ，文章来源: 文章出处：《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3期，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内容提要：
抗战期间，法国与中国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交涉经历了维希政府、自由法国和法国临时政府三个阶段。1940年6月巴黎沦陷后成立的法国维希政府在废约问题上基本上追随日本，一步步倒向汪伪政府一边，以致重庆国民政府于1943年8月1日单方面宣布废止中法不平等条约，并与维希政府断交。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和法国临时政府主要受英美等国对中国废约态度的影响，一方面表示愿意与中国签订平等新约，同时也不愿轻易放弃在华特权，将废约问题与争取重庆国民政府对它的承认以及法国重返印度支那联系在一起，最大限度地维护其在远东的利益。但在西方主要国家与中国政府签订平等新约之后，以及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法国在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上实际上并不占主动地位，已没有太多的与中国政府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在1946年签订的中法新约中，法国政府试图保留其在华特权的要求均被中国政府所拒绝，在越南问题上中法两国政府分别达到了各自的目标。




抗战时期随着中国人民不断取得战争胜利以及中国进入列强的行列，英、美率先于1943年初与中国签订平等新约，其他列强也相继与我国订立旨在废止治外法权和有关特权的条约，束缚中华民族一百余年的不平等条约体制宣告瓦解。作为第一批与中国订立不平等条约的国家之一，法国亦不能将自己排除在这一时代潮流之外。但法国的情况与别国有所不同，在二战爆发不久，法国即告崩溃，国土分裂，合法政权与各种抵抗组织同时并存，在对华政策上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特点，这一特点在废约问题上表现尤为突出。本文试就维希政府、自由法国和法国临时政府对废约的态度做一探讨，希望对废除不平等条约史和中法关系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 维希政府：废约与倒向汪伪政权
1940年6月巴黎沦陷后成立的法国维希政府，虽然表面上还维持独立状态，但实际上其内政和外交都不能完全自主，受德国人的控制。因此，抗战时期维希政府的远东政策与沦陷之前的法国政府不同，它很大程度受制于德、日两个轴心国的意向，对废除中法不平等条约也表现出与英美等国不同的政策。
在废除中法不平等条约交涉过程中，维希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对待和处理与中国国内两个不同政权——蒋介石为代表的重庆国民政府和汪伪傀儡政府的关系。1942年10月10日，英、美两国为鼓励中国积极抗战，发表废约声明，蒋介石政府就此正式通知法国驻华使馆，希望维希政府作出同样的表态。对此，维希政府起初力图采取模糊政策，为维护其在沦陷区和国统区的利益，既不愿在这个问题上与英美采取同一立场，得罪日本和汪伪政权，当时日本政府希望维希政府能与汪伪政府商谈废约问题，也不愿正式承认汪伪政府，与蒋介石的重庆政府断交。因此，维希政府对蒋介石政府的要求采取敷衍的态度，在18日的答复中称法国政府打算在形势许可的情况下从积极的意义来研究治外法权问题。另一方面，为避免引起日本的误解，24日维希政府又训令法国驻日大使，向日本政府表示法国政府目前将不会考虑重庆政府的要求[1]。
然而，维希政府的模糊政策没有维持多久，便在日本的影响之下，完全倒向汪伪政府一边。抗战爆发后，日本为排挤英、美等同盟国的在华势力，同时也为欺骗中国人民，假惺惺地支持汪伪政府的废约活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特别是中途岛战役惨败之后，日本为稳定中国战局，更是不断敦促轴心国和中立国承认汪伪政府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并要求它们与汪伪谈判放弃在华治外法权。1943年1月9日，日本与汪伪签订协定，规定将北平使馆界之一切行政权与所有公共及日本租界早日交还伪组织，日本人民所享受之治外法权，则予取消。同月14日，意大利政府亦发表同样的声明。在日本的压力之下，当时掌握维希政府实权的外长皮埃尔·赖伐尔（Pierre Laval）和具体负责对华政策的法国驻华大使高思默（Cosme）很快作出倒向汪伪政府一边的选择。他们认为，鉴于局势的变化，法国在废除治外法权问题上再保持沉默是不明知的，在日伪统治区，如果汪伪政权在日本的支持下采取主动，单方面废止中法间的不平等条约，或在租界制造麻烦，法国将无能为力，或者只好接受严厉的条件，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我们将被迫在没有讨论放弃的条件和为这一屈辱的妥协取得任何好处的情况下失去我们的权利。”[2] 基于这一认识，1942年11月12日维希政府训令法国驻沪代表就废除中法不平等条约问题与南京汪伪政府进行正式接触。次年1月10日，维希政府通知日本政府正式转告汪伪政府，法国在治外法权问题上将会作出有利于它的决定。1月22日，高思默根据法国外长赖伐尔的指示，离京赴沪，以便与汪伪政府“外交部长”褚民谊举行会晤。2月23日，维希政府在事先与日本商量并征得同意后公开发表废约声明，称：“为了加强与中国的友谊，法国决定放弃在中国的司法特权，并放弃它在北京使馆区、上海及厦门公共租界、以及上海、天津、汉口和广州法租界的行政管理权。法国政府在考虑由此产生的各种问题后，决定尽早实施这一决定，并将它立刻公诸于众。”[3] 在这一废约声明中，维希政府虽然为避免过于刺激重庆政府，故意不声明将放弃的治外法权和租界归还中国哪一个政府[4]，但鉴于法国所归还的租界都在日伪统治区内，因此这一废约声明正如日本人所说的那样，实际上是对南京汪伪政府的承认[5]。对此，南京的汪伪政府也表示欢迎。
不但如此，维希政府在发表废约声明之前对重庆国民政府还做出另一个很不友好的举动。在磋商起草废约声明过程中，日本政府藉口废约声明发表后蒋介石将会对越南和广州湾采取报复行动，提出根据日法签订的共同防御越南议定书的规定，应允许日本立刻派军队进驻广州湾，以加强广州湾的防卫。2月16日，日本驻法大使米塔尼（M. Mitani）向法国外交部递交照会，转达了日本政府的这一要求。维希政府居然一口应承，当日即照复日本大使，表示法国政府意识到单靠驻扎在广州湾的部队不足以保卫该地抵制外来攻击，因此愿意“接受帝国政府为此向它提供的协助”[6]。2月17日，日军进占广州湾。维希政府的这一行动使得重庆国民政府经过越南的最后一道军需供给线面临遭受日军切断的威胁。对此，重庆国民政府很快就作出强烈的反应，在维希政府发表废约声明的次日即照会维希政府，宣布废止中法广州湾租借条约[7]。
3月29日，鉴于日本已与汪伪政权签署协议，将于3月30日放弃其对租界的管理权，维希政府进一步与汪伪政府以换文方式先就法国放弃对北京使馆区的管理权问题达成协议，仿照日本做法，也宣布自3月30日起放弃它在北京使馆区所拥有的管理权[8]。 4月10日，又宣布放弃对厦门公共租界的管理权。5月18日，在南京与汪伪政权签订关于归还天津、汉口、广州法租界的协定，规定法国在天津、汉口、广州法租界区内所行施的行政管理权将于1943年6月5日归还中国；租界内的各道路、桥梁、码头、管道系统等公共工程将无偿移交中国当局；法国当局在最短期限内将管理租界所需的档案、文献移交给中国当局。同时，协定为法国继续保留了一些特权，规定中国政府应承认并尊重法国政府和侨民在法租界所置的土地和不动产的权利，并将为此采取必要的措施；在1943年2月23日法国政府声明放弃在华租界以前，由法国市政当局批准的合同，特别是关于公共工程如水、电、公共交通等合同，中国当局要根据约定的条件予以充分的尊重；法国侨民在上述区域内的地位仍按照现存条约所作的规定，他们继续享受目前所享受的有关住处、行动自由等特权，当警察移交中方管理，治外法权最终废除时，如果必要的话，法国驻天津和汉口的领事可以聘用一些法国警察以确保执行领事的命令和法院的判决；此外，中国当局还要保证维持租界内现存的法国或中法文化机构的运转，并继续支付某些由法国租界当局补贴的机构[9]。
在与汪伪政权接触过程中，维希政府虽然考虑到其在越南的利益，不愿与重庆政府断交，有意淡化与汪伪政权谈判的官方色彩，驻华大使高思默一直没有亲自出面，有关放弃北京使馆区管理权的谈判由法国驻南京领事萨拉特（ Salade）和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商谈，归还天津、汉口和广州法租界的谈判则由法国驻华使馆参赞鲍思颂（M. de Boissézon）负责，辩称协定的签订并不意味着承认南京政府，“治外法权和租界的放弃是对整个中国而言的，只不过与地方当局协调解决。”[10] 但维希政府配合日本的意图，将租界归还汪伪政权，在当时不但提高了汪伪政权的声誉，并且实际上也等于承认了汪伪政权为中国的合法政府，违背了重庆国民政府向各国提出的南京汪伪组织为日本军事占领区的傀儡，该傀儡组织与各国签订的任何协定均为无效的声明。因此，在维希政府与汪伪政权签订协定的次日，重庆国民政府即向维希驻华代办彭固尔（Boncour）递交一份措词强硬的照会，声明维希政府的行为违背了国际法，“所有法国依照中法间不平等条约取得之租界，北平使馆界、上海公共租界、厦门公共租界行政权，领事裁判权及其他特权，已因法国政府之非法行为，归于消灭，中国政府不再受其拘束。”[11]
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抗议，维希政府因奉行亲日政策并没有予以重视，相反于7月22日复与南京汪伪政府签订《关于交收上海法国专管租界行政权协定》，宣布于7月30日将上海法租界移交汪伪组织接管。同一天，又以换文形式就法国放弃对上海公共租界的管理权问题与汪伪组织达成协议，规定法国政府根据1943年2月23日的声明，放弃对上海公共租界的管理权，这一放弃于1943年7月31日生效。同时，与5月18日与汪伪政权签订的关于归还天津、汉口、广州法租界的协定一样，维希政府在归还上海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协定和协议中，始终也以1943年1月日本与汪伪组织签订的协定为蓝本，继续为法国保留了诸多的特权和利益：如法国政府和人民在租界内的产权原封不动的得到承认，法国租界当局于1943年2月23日之前签订的有关水、电、公共交通等公共设施的租让合同继续得到尊重，法国侨民在租界的地位仍然按照现行的条约规定维持不变，不但继续享受目前所享受的诸如居住、职业活动、活动自由等优惠，而且当警察移交给中国管理以及治外法权根据1943年2月23日的声明而被取消时，法国驻沪总领事必要时可以使用几个法国警察以便确保领事传令（ordonnances）和司法判决的执行；法国侨民在法租界永久租用的土地所征收的地产税也将维持目前的税率不变，直至治外法权所导致的免税制度为新的规定所取代为止；法国租界当局的所有债务则由汪伪政府承担，原由法国租界当局资助的机构和文化组织也将继续存在，并由汪伪政府继续予以补贴，等等[12]。维希代表鲍思颂与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之间就有关文化事业、公共设施、法国人的继续聘佣等事项达成秘密换文多达16种[13]。7月30日，汪伪傀儡政府正式接收上海法租界，将租界区域改称第八区公署，陈公博兼公署主任。
鉴于维希政府甘为日本附庸，不顾重庆国民政府的一再劝告，完全倒向汪伪政权一边，重庆国民政府最后采取果断措施，于1943年8月1日正式发布声明，强烈谴责维希政府自成立以来对中国采取的一系列不友好举动，宣布与维希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并重申法国根据不平等条约所取得之权利一概消灭。声明指出：“查自法国政府迁都维希以后，中国政府为保持中法两国传统友谊及维护两国间彼此利益起见，对之始终予以尊重，并继续维持正常关系，法国在华一切正当利益亦无一不继续获得保护。无如维琪政府对于中国之不友谊行动，层出不穷，有加无已，其较著者则与日寇订立越南军事及经济协定，资其利用，使为袭我之根据地；今年二月间，又许日寇侵占广州湾并与之签订协定；至关于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交还租界，亦不依照合法手续与中国政府订立条约，近且变本加厉，反而与南京傀儡组织一再签订协定，对于中国政府迭次声明该傀儡组织与任何国家签订任何协定均为无效一节，加以漠视。中国政府对于维琪政府此种行为不能再予容忍，兹特郑重宣告自即日起中国与法国维琪政府之外交关系，即行断绝，除前已先后声明法国根据不平等条约在华取得之各项特权及租界与租借地，已因法国自身之非法行动归于消灭外，今后中国政府对于法国人民，仍当一本两国向来友好之精神及国际公法之普通原则，继续予以保护。”[14] 同日，重庆国民政府还宣布接管滇越铁路。这样，法国维希政府与中国的废约交涉因其奉行亲日政策，最后由重庆国民政府单方面宣布废止。
二 自由法国：废约与争取中国对自由法国的承认
1940年6月以后的法国，除了以贝当元帅(Pétain)为首的维希政府统治下的法国外，还存在“另一个法国”，这就是戴高乐领导的抵抗德国的自由法国。因此，考察战时法国对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态度，除了维希政府之外，也离不开对自由法国的探讨。
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于1940年6月18日在伦敦宣告成立之日起，便以推翻德国对法国的占领、争取民族独立为旗帜。因此，在废除中法不平等条约问题上，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一开始就与英美等国保持一致立场，选择蒋介石领导的重庆国民政府为谈判对象。但由于法国当时存在多个抵抗组织，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在很长时期里都没有被其他国家——包括重庆国民政府，承认为法国的合法政府。因此，在有关废除中法不平等条约交涉的过程中，自由法国始终将废约与争取中国对自由法国的承认以及如何最大限度地维护法国在远东的权益联系在一起。
为扩大自身的影响，1941年5月自由法国派遣爱司加拉上校（Commandant J. Escarra）前来中国，与重庆国民政府接触，希望后者承认自由法国。基于对自由法国抵抗运动的同情和支持以及法国维希政府对重庆政府采取不友好政策，1942年1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吴铁城与自由法国驻中国代表爱司加拉上校以秘密换文方式就中国与自由法国之间的关系达成谅解，中国以国民党名义承认1941年9月在伦敦成立的自由法国的领导机构——法兰西民族委员会（Comité National Français, 简称 C. N. F.）[15] ，自由法国则同意在战争结束后考虑放弃法国在华特权问题。1月22日，爱司加拉在致吴铁城的密函中首次以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名义就废约问题表态，声明：“法兰西民族委员会注意到了英国首相和外交大臣在1940年7月18日和1941年6月11日在下院所作的声明，它们都表示英国政府准备在远东恢复和平时，与中国政府商谈取消治外法权、交还租界并根据平等互惠的原则，修改以前所订的条约。法兰西民族委员会亦注意到美国政府所作的类似的声明。法兰西民族委员会保证一旦和平恢复，中法两国政府得以处理英美声明所提出的问题时，就立即以与英美同样的精神来研究它们”[16]。
需要指出的是，自由法国之所以在废约问题上采取谨慎态度，等待英美之后解决中法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这除了当时自由法国还没有被国际社会承认为法国的合法政府这一原因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自由法国并不愿轻易放弃在华权益。在自由法国内部讨论废约问题时，其外交专员马斯格里（R. Massigli）就明确表示：在法国目前还没有能代表全国机构的情况下，民族委员会应维持法国的权益不变，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将会影响我们同胞的利益，因此，我们目前必须尽量避免在废除中法不平等条约问题上更明确地表示我们的态度。[17]
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新约签订后，戴高乐领导的民族委员会很快意识到随着德国、苏联、日本、意大利、英、美等国家相继放弃在华的治外法权，法国也将不可避免地要面临这个问题，并且，如果法国最后一个表态的话，这将对法国的利益和外交极为不利，“恐怕到我们必须放弃我们的特权时再没有任何的价值，更谈不上感谢我们，到那时人家要求我们作更大的牺牲。”[18]为了扭转在这个问题上的被动局面，戴高乐领导的民族委员会改变此前的谨慎态度，在蒋介石重庆国民政府尚无意承认自由法国为法国的合法政府的情况下[19]，决定就废约问题主动与重庆政府举行谈判，试图通过废约谈判达到以下两个目标：第一通过放弃法国在华治外法权换回中国对法国重返印度支那的支持和对越南领土完整的承认；第二通过废约谈判促使重庆国民政府与维希政府断交，转而承认自由法国为法国的合法政府。[20]1943年4月，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即派遣顾亚发（J.Coiffard）作为法兰西民族委员会驻中国代表前来重庆。顾氏来华的使命之一就是与重庆国民政府谈判有关法国放弃在华特权问题。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外交专员马斯格里在给顾亚发的训令中明确指出：“您可以重新提出民族委员会已经向国民党所作的原则保证，并且您让中国政府意识到，一旦中国政府承认我们，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英美已接受的基础上进行谈判。您必须努力将放弃我们在华的治外法权与中国对法兰西帝国的完整（如同1940年6月停战以前的法国）的承认结合起来。”[21] 换言之，就是要把废约问题与中国对自由法国的正式承认和恢复战前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联系起来。
1943年6月3日，在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促成下，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与吉罗德（Giraud）将军[22]领导的北非法国抵抗组织实行联合，在阿尔及尔宣告成立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Comité français de la Libération nationale，简称C.F.L.N.），宣布民族解放委员会为“法国的中央政权机关”，其任务是与全体法国人一道，继续与盟国密切合作，为解放法国的全部领土和盟国的领土而共同奋斗，“使法国重新恢复自由、伟大和在强大盟国中的传统地位”[23]。6月11日，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即命令其驻华代表顾亚发致函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吴铁城，通知中国政府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业于六月三日成立，呈送该会宣言一份，说明此后该会即代表法国中央权力机构，请吴转达蒋介石、中国国民党及中国政府，希望中国政府“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为一有力担荷法兰西作战努力之组织，同盟国之合作者及保护法国权益唯一之受托人”[24]。然而，戴高乐领导的民族解放委员会为维护法国在远东的利益，对8月1日重庆国民政府发表的与维希政府断交、单方面宣布废除中法间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声明，并没有表示欢迎，反而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维希政府依照协定将租界移交汪伪组织系法国非法政府的行为，应属无效；依照国际法，国际条约不能由缔约一方单方面宣布取消，因此在此之前，法国仍享有条约规定的各种权利。民族解放委员会在致重庆国民政府的抗议照会中明确表示：“虽然我们希望逐步修改中法间的条约，但是不能接受中国基于维希政府的法令而单方面宣布条约无效，我们认为维希是非法的。”[25] 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代表顾亚发也为此专门约见重庆国民政府外交次长，转达法方立场，强调“民族解放委员会不承认法国政府过去批准的条约无效，将保留法国的（所有）权利。”[26] 民族解放委员会仍希望通过谈判修改中法间的不平等条约，8月19日，法解放委员会在阿尔及尔通过决议，声明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一经中国政府承认，即考虑修改过去法国在中国保存的特权。
8月26日，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合法性部分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是日，盟国在魁北克会议上作出一个重大的外交决策，部分承认戴高乐-吉罗德领导的民族解放委员会为法国的合法政府，声明表示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能够保护法国的利益，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愿意继续与盟军一起战斗与合作；但声明同时指出对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承认并不等于承认它为法国或法兰西帝国政府，法国人民在战后将自由选择其政府和官员。根据魁北克会议精神，8月27日重庆国民政府也发表类似的声明，称“中国政府鉴于中法两国人民之传统友谊，且深愿法国早日获得解放，对于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之成立，表示欢迎。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表示决心继续与各盟国密切合作，共同作战，直至完全克服一切敌人为止，中国政府甚为欣慰。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希望承认其为具有管理及保卫法国权益资格之团体，中国政府予以同情，惟对于该委员会此项希望之可能实现程度，仍须视每一事件之发生，保留分别加以考虑之权。在上列谅解之下，中国政府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有权管理归附该委员会之法国领土。此宣言不得认为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为法国政府或法兰西帝国政府。中国政府确信法国人民日后必能自由组织其政府” [27]。 该声明由中国驻伦敦大使递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驻伦敦代表。在重庆国民政府做出这一声明之后，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也进一步表达了尽快放弃在华治外法权的愿望，其驻华代表顾亚发于9月5日在对昆明报界作关于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对华政策的书面谈话时指出：“解放委员会之被承认，将使治外法权与‘不平等’条约问题得以提出修正，一九四二年初，伦敦民族委员会曾对中国正当要求表示同情，并宣称准备以美英同样精神考虑此问题。继承法兰西民主与自由伟大传统之解放委员会，最近亦作同样表示。关于此问题之研讨，由于中法两国并无任何利益冲突存在其间，自易进行。法国之目的，仅在恢复其在世界上原有之地位，对任何国家并无任何帝国主义阴谋。”[28]
总之，自由法国在废约问题上的态度与维希政府追随日本不同，它主要受英美等国对中国废约态度的影响，但同时自由法国与维希政府以及英美等国一样，也不愿轻易放弃在华特权，并将废约问题与争取重庆国民政府对它的承认以及法国重返印度支那联系在一起，最大限度地保留其在远东的利益。然而，在西方主要国家与中国政府签订平等新约之后，以及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法国在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上实际上并不占主动地位，已没有太多的与中国政府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
三 法国临时政府：废约与法国重返印度支那
1944年8月，随着巴黎的解放以及戴高乐政府的成立，中法两国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0月23日，中国与其他盟国一起正式承认法国临时政府。是日，中国政府致电中国驻法代表钱泰，令他转告新任法国外长乔治·皮杜尔（Georges BIDAULT），表示：“中国政府鉴于法国解放区的秩序已经恢复，在那里执政的当局毫无异议地得到法国人民的支持，同时鉴于法国当局与盟国的合作更加紧密，决定正式承认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为了使中法外交关系正常化，中国政府打算任命中国驻法代表钱泰博士为驻法大使。”同一天，中国政府将一份同样内容的照会交给自由法国驻重庆代表团代办[29]。
法国临时政府在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之后，也立即将恢复与中国的正常关系提到日程上来。11月，临时政府任命原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驻华代表团团长贝志高将军（Général Pechkoff ）为驻华大使，并下达新的训令，指示他除解决中法在越南的关系之外，还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努力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其中在政治方面训令着重强调要解决与中国政府商谈放弃治外法权和租界的问题，指出：“如果中方向我们提出这一要求，而您认为保持等待的态度对于密切中法两国关系不利的话，那么您就不要拒绝在不久后开始谈判。”[30] 与此同时，法国有关部门即着手拟订中法关于废除在华治外法权的条约草案，1945年2月16日法国外长在致殖民部长的信中指出：“联合国关于国家主权和将国际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必要性的现代观念，以及中国进入列强的行列，导致中国与各国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签订旨在废止外国人在华享有的治外法权和有关特权的条约。今日法国不能再对列强与中华民国的条约关系中所出现的这一变化无动于衷了。在领土的解放得以使我们与重庆政府的关系更加紧密的时刻，我们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保存旧的条约体制，该体制的最后残余在列强同意下已归消灭。为了履行对中国政府的诺言，本部正在准备中法条约草案，以使法国对华政策与美、英一致。”[31] 次日，戴高乐将军本人在致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的信中也郑重向中方表示：“我特别重视您向法国大使保证的关于处理中法悬而未决的问题的诚意。在我们方面，您也会看到同样的诚意。”[32] 1945年3月间，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与法国驻华大使贝志高就解决中法间遗留问题一事进行换文。在换文中，法国政府表示极愿解决法中之间一切悬案，并恢复和发展法国、越南与中国的经济关系[33]。
法国政府谈判的指导思想是一方面主张中法废约将忠实地以1943年1月11日签订的中英条约为蓝本，以方便与中国的谈判。但实际上，法国政府又不想完全受中英新约的束缚，希望通过废约谈判达到自己的目的，最大限度地维护法国在远东的利益。首先，与自由法国时期一样，戴高乐政府始终将废约问题与法国重返印度支那连在一起，在11月给驻华大使贝志高下达的训令中明确指示：“这一谈判必须以中法过去所订条约为指导，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必须以肯定那些确定中越边界的文件作为补偿。缔结的协定必须规定，缔约双方承诺在远东和平恢复后签订协定，以便以相应的方式了结法国从其即将放弃的特权中所获得的权益，并在互利的基础上缔结领事条约，以及有关中国与法国及印支联邦贸易的商约。”[34] 在1945年6月27日下达的训令中又再次强调“我们的条约的一个新特点主要在于承认划定中越边界的协定。”[35] 除此之外，法国政府还试图在中法新约中插入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为此他们将中英新约附件的内容全部纳入中法条约的正文之中，而在附件中则以互换照会的形式，提出诸如保护法国在华的文化机构和组织（包括学校、医院、慈善机构等），以及在华天主教问题，以免因为最惠国待遇条款而被其他国家引用，将这些问题仅仅限于中法两国之间的关系。
在谈判策略上，法国政府通过放弃广州湾租借地来推动中法废约的谈判。在6月27日的训令中，法国政府指示驻华大使贝志高最好将归还广州湾租借地作为谈判的一个筹码，指出中英新约对于归还九龙租借地没有做任何规定，但“如果在我们的条约里插入一条关于把我们的租借地归还给中国的条款可以使整个谈判变得容易的话，那么你就不要拒绝，殖民部已向我表示同意这一点。”[36] 7月11日，法国外长乔治·皮杜尔专门就广州湾问题指示贝志高尽快向中方表明：法国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将广州湾租借地的行政管理权正式归还中国，指出：“我与殖民部长一致相信您可以根据当地情况和我们与中国接近的愿望，很快解决这一敏感的问题。它如能得到比较满意的解决的话，将确保我们未来谈判的成功。外交部已与中国使馆就此达成协议，它答应致电重庆，作有利于我们的解释。”[37] 1945年8月18日，中国政府接受法方建议，与法国临时政府签订《交收广州湾租借地专约》，该约于同日生效，中国正式收回广州湾租借地。
在广州湾问题解决后，法国政府遂于8月23日致函驻华大使，令其告知中国政府，法国政府准备向中国呈递它所拟的中法关于废除法国在华治外法权的条约草案。8月30日，贝志高正式向中国政府递交《中法关于法国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草案。该草案共12 条，大部分条款抄录自中英新约，但它也贯彻了法方的意图，加入了一些新的内容。首先，该草案将教会与一般的公司、社团等同起来，使其在中国得到合法的保护。在草案的第一条第三款中，法方对“公司”一词作出新的解释，把中英新约同一条款对公司定义为“依照本约所适用之各该方领土之法律而组成之有限公司及其他公司、合伙及社团”改为“依照本约所适用之各该方领土之法律而组成之工业、商业或金融公司，其中包括交通和保险公司，以及世俗和宗教社团”。法方的这一修改是别有用意，经过慎密考虑的，对此法国政府在6月27日寄给贝志高的训令中作过充分的解释，指出：“对于1944年11月15日亚大处的备忘录所提的有关法国在华护教权问题，部里认为在条约草案里插入一条关于保护法国传教士的条款是不合适的。这种条款肯定会遭到中国人的反对，他们会因此认为我们企图保留他们希望消失的那些特权。另外，我们条约里所作的有关保护所有在华法国人的规定也会使之变得多余。至于法国天主教会及其财产，在本草案第一条第三款提到宗教组织，目的就是为了把教会放在法国社团这一总框架里边，以此确保第五、六、九条（第六款）和第十条所提的对他们的保护。在您与中国外交部谈判过程中，外交部可能反对这一点，您要坚持上面所说的宗教组织，您可以说这是1944年11月15日的备忘录最后几页提到的。出于总的政治考虑，部里认为现在不宜与梵蒂冈谈论在华天主教会问题，您应把这个问题放在中法关系的框架内。如果您的努力不能获得满意的话，请告诉我。我会考虑把这个敏感问题留到稍后，通过附加的互换照会形式加以解决。”[38]
其次，该草案提出新的侨居体制取代治外法权下的旧体制，以确保在华法国人的权益得到充分的保护。在草案的第六条法方增加了两个条款，其第二款规定：缔约双方在各该方之领土内，应根据国际公法原则对待对方人民之生命财产。双方人民之生命、财产及权益将得到所在领土之当局和法律的最完整、最持久的保护。他们具有取得、拥有和转让各种根据该国法律条例所获得的动产和不动产权利；他们可以通过出售、交换、赠予、遗嘱规定或其他任何方式处置这些财产，以及根据法律或生前及遗嘱规定拥有这些财产。他们的财产不能被征用或以临时的使用私有化。如果是出于法律承认的公用事业的原因必须征用的话，那就事先给以公平的补偿。第三款规定：在缔约各方之领土内，缔约此方或彼方的公司得到承认。它们的设立、资格及进行诉讼的权利将根据国内法来办理。这些公司可以设在缔约此方或彼方的领土上，并在那里从事本国人民和公司可以从事的各种工商活动。它们可以在那里自由从事它们的业务，但必须遵守公共秩序，在这方面与本国类似的公司享受同等的权利。这些公司具有获得、拥有及转让各种符合本国法律条例的动产和公司运作所必需的不动产的权利。并相互了解，在这种情况下，不动产的获得不是公司本身的目的[39]。虽然条款规定中法两国彼此保护本国侨民的利益，但在当时主要是为保护法国侨民服务的。
其三，该草案还试图保持中法间一些未被新约废止的条约的有效性，特别是对划定中越边界的协定给予认可。草案的第八条第三款规定：缔约双方同意，本约未予废止的中法间过去的条约、协定及专约依然有效，特别是1887年6月26日和1895年6月20日在北京签订的有关中越边界的专约[40]。
此外，该草案还力图保持法国文化在中国的影响，在草案的附件中提出一个有关彼此保护两国文化机构和开展留学教育的换文。换文规定，中国政府承认法国在华的现存的或将要设立的学校、医疗及慈善机构，这些机构受中国法律的管辖，同时它们可以保留它们的合法权利，在组织和运作方面将根据它们的成立法规或有关章程进行；在不妨害（为了公益事业）征用法的前提下，它们具有拥有和处置动产和不动产的权利；在不妨碍中国现行法律的情况下，它们享有雇佣人员的自由，不管这些雇佣人员是中国人或外国人 ；同样，法国宗教机构的活动自由也将继续得到保证，只要它们不损害公共秩序和社会风俗[41]。作为回报，在法国所有领土上现存或将要建立的中国同类机构将得到同样的优惠。在开展有关中法留学教育问题上，换文规定，享受助学金的中国留法学生的助学金金额至少可以支付该生在法国学校和大学的学费、学习和生活费用；享受助学金的学生名额和是否延续均由中法双方确定；法国政府在经得中国政府同意后将陆续派遣各个领域的法国教授到中国大学讲学，他们在中国的居留时间至少两年，他们的薪水由法国政府负担。反之，在同样的条件下，中国政府也有权派遣中国教授到法国大学讲学[42]。
对于法方的这一提案，当时的重庆国民政府严格以中国与其他国家已签订的新约为蓝本，于10月30日向法方提出对案，对法方草案中对中英新约所作的修改和新增的内容除极个别地方外全部予以拒绝[43]。鉴于中国当时国际地位的提高，特别是为了能在重返印度支那问题上得到重庆国民政府的支持，法国政府很快就接受法国外交部亚大处的意见[44]，接受中方的提案。11月20日，法国外长皮杜尔致电驻华大使贝志高，令其尽快按中方的提案签约，指出：“为了消除仍存在于我们与中国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同时也为了表明我们对已解放的中国领土的立场与其他列强保持一致，我认为与中国政府缔约对我们很有利。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法国，目前的政治形势也不利于对我们条约草案中的特殊之处进行重新谈判，而且中国政府丝毫不会欢迎这样做。因此最好将有关侨居问题和文化交流的条款暂时搁置，前者会使在越华人的地位问题变得微妙，后者等季博（Guibaut）到达中国后再进行处理，我们已将最新的训令交给他。另外，对于越南边界的保证问题也不再象我们拟订条约草案时那样重要了。如果我们坚持己见，也许会使我们与中国的关系陷入僵局，这将与我们所追求的目标背道而驰。至于教会财产问题，我们本来就应该放弃，我在别处已向您解释过动机了，宜另外解决。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缔结一个与中英条约相同的中法条约被认为是符合我们对华政策的需要的，我们还可以期望它促进您与中方关于越北的谈判，并为巩固中法友谊开辟道路。因此，我请您告知中国政府，法国政府决定接受中国的对案，条件是需对某些细节作必要的澄清和修改，我将在后面的电报中告诉您这些细节。这是很大的让步，如何以合适的方式突出此点，由您掌握。我希望您能毫不迟延地缔结条约，并授权您签约，不用再向我请示，只要您的谈判对手同意。”[45]
但由于重庆国民政府坚持要把中法关于法国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的条约的签订与中法有关越南的问题一并解决，条约未能立刻签订，一直到双方就解决中法间所有遗留问题都达成协议，才于1946年2月28日在陪都重庆正式签订中法新约。因此，中法新约的内容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有关法国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的条约，这一部分的内容与此前签订的中美中英新约相仿，规定：法国正式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及辛丑条约给予的权利，并同意将北平使馆界，上海及厦门公共租界，与上海、天津、汉口及广州法租界，交还中国政府；法国放弃关于在华通商口岸，在上海厦门公共租界及上海法租界内之特别法院，在华领馆内各口岸雇佣外籍引水，法国军舰驶入我国领水，法国船舶在华经营领水内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及要求在华邮政机关内任用法国公民之一切权利。它结束了自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签订以来的中法不平等关系，使中法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平等互惠和国际公法的基础上。中法新约另一部分的内容则为中法关于中越关系的协定、换文及其会议记录，它们是此前签订的中美和中英新约所没有的。根据这些协定、换文和会议记录的规定，在越华人获得他们历来所享有的各种权利，在法律和司法方面他们享有与法国人同样的待遇，在财税方面享有与越南当地人民同样的权利；法国同意将滇越铁路中国部分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移交中国，同意垫付中国军队临时占领越南北部的一部分费用，并保证中国商品在海防至昆明的铁路上自由过境，且为此在海防港保留一特定区域；作为回报，中国政府支持法国重返印度支那，在1946年3月底之前从越南北部撤军，交由法国接防[46]。总之，在越南问题上中法两国政府分别达到了各自的目标。
中法新约签订之后，重庆国民政府将它看作外交上取得的一个重大成果，于3月26日即予批准，并频频敦促法国政府尽快批准、公布，以便澄清国内在这个问题上对政府的批评和攻击[47]。而法国政府则利用重庆政府的这种心理，对批准新约采取拖延态度，以此胁迫重庆方面履行条约附件中规定的有关中国从越南撤军的承诺，表示“等中国政府真正履行它的有关撤出越南的义务后再批准条约是合适的。”[48] 4月初，在越南的法国指挥官通告中国军队正在从越北撤军的消息之后，法国政府才向重庆政府表示将尽快批准和互换条约。4月8日，法国外长致电驻华大使梅里蔼（Meyrier），令他转告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中法新约正在等待法国国民议会的批准，同时提醒王注意法国对于目前中国对越南的态度非常关注，要求王尽快让中国政府给中国驻河内当局发出紧急训令，使之不加限制地执行接防协定[49]。由于法方的拖延，中法新约一直延至1946年5月17日才被法国国民议会批准，6月8日在南京交换批准书正式生效。至此，中法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交涉经过多年的曲折，终告尘埃落定，画上句号。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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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abienne Mercier, Vichy Face à Chiang Kai-Shek, Editions L’Harmattan, Paris, 1995, P. 191.
[2] Cosme, Ambassadeur de France en Chine au Département (Vichy) , Pékin, 16 janvier 1943, Archive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法国外交部档案室，以下简称AMAE）, Guerre 1939-1945 Vichy, Etat français, V. 64.
[3] TEXTE DE LA DECLARATION FRANCAIS FAITE A VICHY, Le 23 Février 1943, AMAE, Guerre 1939-1945 Londres-Alger, N° 69.
[4] 按：维希政府的这一做法事先由法国驻华大使高思默与外长赖伐尔商定，见Laval,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à Cosme , Vichy, 19 janvier 1943, AMAE, Guerre 1939-1945 Vichy, Etat français, V. 64.
[5] BULLETIN DE RENSEINEMENTS N°186, 24 Mars 1943, AMAE, Guerre 1939-1945 Londres-Alger, N° 69.
[6] Réponse du gouvernement français, de Laval à Mitani, Ambassadeur du Japon en France, 16 février 1943, AMAE, Guerre 1939-1945 Vichy , Asie, V. 30.
[7] 照会全文见林泉编：《抗战期间废除不平等条约史料》，台北，正中书局1983年版，第648页。
[8] Salade à Tsu Min-yi, Nankin , le 29 mars 1943, AMAE, Guerre 1939-1945 Vichy, Asie, V. 139.
[9] ACCORD SUR LA RETROCESSION DES CONCESSIONS FRANCAISES DE TIEN-TSIN，HANKEOU et CANTON, signé à Nankin le 18 mai 1943, AMAE, Guerre 1939-1943, Londres-Alger, N° 69.
[10] France Politique, Situation Diplomatique, Chine et Indochine, Juillet 1943, Guerre 1939-1945, Londres-Alger, N0. 1352, P. 34。 另见Note sur les Négociations du Gouvernement de Vichy avec le Gouvernement de Nankin pour l’abolition de l’exterritorialité et la restitution des concessions françaises de Chine, J.C. Fin Juin 1943, AMAE, Asie-Océanie 1944-1955, Chine, V. 317.
[11] 外交部致法国驻华代办照会，1943年5月1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第644页。
[12] 有关归还上海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协定和协议的条文详见CLAUSES ACCESSOIRES à l’Accord concernant la renonciation par la France à ses droits administratifs sur la Concession française de Changhai, Nankin, le 22 juillet 1943, Asie-Océanie 1944-1955, Chine, V. 316. R. de Boisséson, Conseiller de l’Ambassade de France à M. le Dr. Tsu Min Yee,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Nankin, le 22 juillet 1943, Asie-Océanie 1944-55, Chine, V. 316.
[13] Lettres secrètes envoyées par le Conseiller d’ambassade de France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du Gouvernement Chinois ; Traduction des lettres secrètes envoyées par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du Gouvernement Chinois au Conseiller de l’Ambassade de France, Asie-Océanie 1944-55, Chine, V. 316.
[14] 《中央日报》，1943年8月1日（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八月一日）。
[15] Télégramme du Commandant Escarra, 7 janvier 1942, Guerre 1939-1945 Londres-Alger N° 68 .
[16] Letter of Wu Te-chen to Commandant J. Escarra, Strictly Confidential, January 23 , 1942 ;A. M.A.E., Guerre 作出1939-1945 Londres-Alger, N° 68 .
[17] Télégramme à Libfrance Washington, 2/12/42., Guerre 1939-1945, Londres-Alger, N° 69.
[18] Note du Commissariat National aux Affaires Etrangères, Londres, le 14 janvier 1943. Guerre 1939-1945 Londres-Alger, N°69.
[19] 按：时任外交部长的宋子文在中英新约签订后所发表的声明中就没有任何承认自由法国的倾向，在被问到是否与法国进行过谈判时，宋回答说：“目前很难找到法国政府，虽然中国政府从未停止承认维希政府，但是与其交流很难。”见Note du Commissariat National aux Affaires Etrangères, Londres, le 14 janvier 1943 , Guerre 1939-1945 Londres-Alger, N°69.
[20] Ibid.
[21] R. Massigli, Ambassadeur de France, Commissaire National aux Affaires Etrangères, à J. Coiffard, Délégué de la France Combattante en Chine, le 13 avril 1943, Guerre 1939-1945 Londres-Alger N° 69.
[22] 吉罗德将军为维希爱国派代表人物，他自逃出德国后，在法国呆了一段时间，又来到北非，他深得美国人的支持。1943年1月底在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担保下，他与戴高乐在卡萨布兰卡附近举行第一次会晤。是年3月，他与维希断绝关系，宣布终止维希在北非行使的权力。
[23] 按：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成立之初，由戴高乐和吉罗德共同担任主席。9月27日经第二次改组，戴高乐成为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惟一主席，吉罗德则为军队总司令。
[24] Coiffard , délégué du Comité Français de la Libération Nationale en Chine, à Tchong King, à Wu Te Chen, Secrétaire Général du Comité Central Exécutif du Kuomintang, Tchungking, le 11 Juin 1943, CADN （法国南特外交档案中心），Archives du Consulat Français à Tchong King, Série B, N° 19.
[25] Télégramme de Coiffard, le 9 Août 1943, Guerre 1939-1945 Londres-Alger, N° 1356.
[26] J. Coiffard, Délégué du Comité Français de la Libération Nationale à Tchongking, à Massigli, Ambassadeur de France, Commissaire aux Affaires Etrangères (à Alger ), Tchongking, le 10 août 1943, Guerre 1939-1945 Londres-Alger, N° 1356. 按：在会谈中，重庆国民政府外交次长对法方的意见反应冷淡，认为“其他列强已经放弃治外法权，法国迟早也得追随他们。”
[27] Bulletin de renseignements N° 627, Guerre 1939-1945, Londres-Alger, N° 1357 (缩微胶卷)；Lin Shihan, Secretaire Supérieur et Chef du Protocole, à M. Pierre Laurin, Délégué adjoint du Comité National de la Libération Française, Chungking, le 7 Septembre 1943. CADN, Fonds du Tchongking, Série B, N° 19.
[28] 《一九四三年九月五日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驻华代表团团长顾亚发对昆明报界书面谈话》，CADN, Tchongking, Série B, N°19.
[29] Tsien Tai au M. Georges BIDAULT,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Paris, le 2 novembre 1944, Asie-Océanie 1944-1955, Chine, V. 207.
[30] M. Bidault,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au Général Pechkoff, Ambassadeur de France à Tchoung King, Paris, 22 novembre 1944,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çais, 1944, Tome II, P. 309-311, Paris, Imprime Nationale, 1996.
[31]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au Ministre des Colonies, le 16 février 1945. Asie-Océanie 1944-1955, Chine, V. 209.
[32] 戴高乐著，北京编译社译：《战争回忆录》第3卷 拯救（1944-1946），第399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
[33]Direction Asie-Océanie, Note pour le Ministre, 30 mars 1945, Asie-Océanie 1944-1955, Chine, V. 207.
[34] M. Bidault,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au Général Pechkoff, Ambassadeur de France à Tchoung King, Paris, 22 novembre 1944,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çais, 1944, Tome II, P. 309-311, Paris, Imprime Nationale, 1996.
[35]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à M. L’Ambassadeur de France àTchongking, 27 juin 1945, Asie-Océanie 1944-55, Chine, V. 209.
[36] Ibid.
[37]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à Ambassadeur de France à Tchongking, Paris, 11 juillet 1945， tel. Asie-Océanie 1944-1955, Chine, V. 316 .
[38]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à M. L’Ambassadeur de France àTchongking, 27 juin 1945, Asie-Océanie 1944-55, Chine, V. 209.
[39] Projet de Traité franco-chinois de renonciation à l’exterritorialité en Chine et aux droits y relatifs, annexs du Minute du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au Ambassadeur de France à Tchongking, le 27 juin 1945 ; Asie-Océanie 1944-1955, Chine, V. 209.
[40] Projet de Traité franco-chinois de renonciation à l’exterritorialité en Chine et aux droits y relatifs, annexs du Minute du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au Ambassadeur de France à Tchongking, le 27 juin 1945 ; Asie-Océanie 1944-1955, Chine, V. 209, PP. 82-99; La Direction d’Asie-Océanie : Note pour le Sécretaire Général, Paris, le 16 novembre 1945, Asie-Océanie 1944-1955, Chine, V. 316.
[41] Projet de lettre du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du Gouvernement chinois à l’Ambassadeur de France en Chine, annexe de Minute du27 juin 1945, Asie-Océanie, 1944-1955, Chinen V.209.
[42] Projet de lettre de l’Ambassadeur de France au Ministre chino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annex du Minute du
27 juin 1945 ; Asie-Océanie 1944-1955, Chine, V. 209.
[43] Le Géneral Pechkoff, Ambassadeur de France en Chine, à M.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Tchongking, 31 octobre 1945, Asie-Océanie 1944-1955，Chine, V. 209. Télégramme du Général Pechkoff, Tchongking, le 7 Novembre 1945 , Asie-Océanie, 1944-1955, Chine, V. 316.
[44] 按：法国外交部亚太处在研究中国政府的提案后指出：“重要的是尽快缔结条约。只要条约不签字，那就会给我们过去占领的领土的臣民带来不安和威胁，中国人可能从中得益。侨居问题是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可能会使条约的缔结拖得很久。最好在谈判刚开始就解决这一问题。关于文化交流问题，我们原则上同意中方的意见，陆续确定具体的交流计划。这方面将由不久加入我们驻华使馆的季博（Guibaut）先生负责。自从印度支那解放后，对其边界的保证已不再显得与过去那样重要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关于越南问题的谈判开始以来，中国在那里所追求的利益更多的是在经济和精神方面而不在领土方面。我们甚至可以得到对东京（Tonkin）北部边界的走向的保证，没有任何东西会阻止中国人赞成这些领土的完全独立。相反，对法国来说，极为必要的是采取与其他列强相同的态度，作为其与中国建立新关系的基础。我们新任驻华大使将在这一基础上制定适合新形势的友好的、信任的对华政策。事实上，我们不应忽视，重庆政府同意不再计较其因为维希政府的政策而单方面宣布取消我们的特权，实际上，它给予我们的比其它列强多得多。”见La Direction d’Asie-Océanie : Note pour le Sécretaire Général, Paris, le 16 novembre 1945, Asie-Océanie 1944-1955, Chine, V. 316.
[45] M. Bidault,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éngères, à l’Ambassadeur français à Tchongking, télégramme, 20 novembre 1945, Asie-Océanie 1944-1955 Chine, V. 316.
[46] 中法新约的内容详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362-1375页；AMAE,Asie-Océanie 1944-1955, Chine, V. 208.
[47] Télégrammes de Meyrier, Ambassadeur de France en Chine, Tchongking, le 19 mars et le 2 avril 1946, AMAE , Asie-Océanie 1944-1955, Chine, V. 317.
[48] Télégramme de Meyrier, Ambassadeur de France en Chine, Tchongking, le 19 mars 1946, AMAE , Asie-Océanie 1944-1955, Chine, V. 317.
[49]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à Ambafrance Tchongking, Paris, le 8 avril 1946, AMAE , Asie-Océanie 1944-1955, Chine, V.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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