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蟒之争》明代高级服饰纹样的使用与僭越 文：北京青年报 2012.1.16 《龙、蟒、飞鱼、斗牛》是明代服饰中常见的装饰纹样，随着明代丝织业的不断进步，这些纹样在传统造型的基础上也逐渐发展出了自身的特色，而这种发展又与明朝的文化、政治背景密切相关。 《龙纹》是等级最高的纹样，一般用在皇室贵族的服饰中。按照明代制度，皇太后、皇帝、皇后、皇太子、亲王、世子、郡王等可以使用龙纹。龙纹的主要特征在爪部，以五爪为“龙”的标志（龙纹在元代基本定型，《元史·舆服志》：“龙谓五爪二角者。”）。明代不同时期的龙造型也不完全一样，大体可分为明初期、明中期、明后期三个阶段。  上图:元末张士诚母曹氏墓出土服饰上的龙纹 明初期，龙纹继承了宋、元两朝以来的风格，龙的造型以侧身为主，龙嘴紧闭，鬃毛上扬，身体修长，四肢有力，给人以威严大气、稳重肃穆之感。其整体风格与明代政权刚刚建立、处于休养生息阶段的大环境吻合。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幅明太祖画像，画中太祖身穿常服，在黄色盘领窄袖袍的前胸、后背及两肩位置装饰有四条金织盘龙，具有典型的明初特征。民间流传有各种明末、清代及民国的“朱元璋”怪脸画像，皆出于臆造，人物的服饰、纹样都与明代初期不合。 明中叶，王朝经过前期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此时的龙纹风格与初期大体相似，身体仍较瘦长，但龙的嘴部已张开，表情姿态更加丰富，开始了个性的张扬。如故宫博物院所藏明嘉靖时期的青花龙穿缠枝莲纹大盘，盘正中绘有升龙与降龙各一条，体态轻盈矫健，充满活力与动感。 明后期，尤其万历年间，中国传统的丝织技术已经发展到一个高水平阶段，这时的龙纹造型也突破了之前的程式，出现了大量构思巧妙、灵活多变的形象。明后期的龙头部比例增大，身体粗壮，表情活泼，没有太多的肃杀之气，大多带有愉悦、安详的感觉。这也显示明王朝进入了比较富庶的时代，自上而下都在追逐着物质与精神的享受，图案艺术也不断迎合人们追求喜庆的心理，使服饰纹样的设计在这一时期达到巅峰。
上图:明太祖画像龙纹  上图:明孝宗画像龙纹  上图:明后期 云龙纹方补。
上图:明后期明黄缎洒线绣金龙花卉纹袍料（局部）。 因龙纹地位尊崇，故皇帝诸王之外，一般人不得僭越使用。 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朝廷下令：“官吏衣服帐幔，不许用玄、黄、紫三色并织绣龙凤文，违者罪及染造之人。”在这种情况下，便出现了蟒纹。 蟒原指大蛇，《尔雅》注：“蟒，蛇最大者，故曰王蛇。” 明代的蟒，仅次于龙的高级纹样，整体造型与龙几乎一样，两者的区别在爪部（趾），蟒只用四爪。 《万历野获编》：“蟒衣为象龙之服，与至尊所御袍相肖，但减一爪耳。”与蟒相似的是飞鱼、斗牛。 飞鱼从古印度神话中的摩羯演变而来，其头部似龙，两足，四爪，有双翼，鱼尾，有腹鳍一对， 明后期，又出现”蟒形”《飞鱼》，造型与蟒相同，四足，四爪，无翼，仅尾部保留鱼尾的特征。 斗牛，原指二十八宿中的斗宿和牛宿，后亦成为象龙的瑞兽（周祈《名义考》：“斗牛如龙而觩角。”），明代《斗牛》为蟒形，四爪，鱼尾，头上双角向下弯曲如牛角状。  上图:明代蟒纹
上图:明代飞鱼（左）和斗牛（右）。 《明史》引《大政记》的记载:永乐之后，宦官在皇帝左右，必穿着蟒服，形制如曳撒，衣上左右绣蟒纹，腰部系鸾带，作为燕闲之服。蟒之下为飞鱼服，宦官入侍时穿着。 《酌中志》里提到：“（司礼监太监）皆穿贴里，先”斗牛”，次升”坐蟒”。”衣上蟒纹，如为”单蟒”，脸部皆为侧面斜向，而”坐蟒”则为正面，与皇帝的正面坐龙很相似，尤其尊贵。 《蟒、飞鱼、斗牛》外形既像龙，又多为皇帝亲近之人所穿，故被看作十分难得的荣耀，皇帝也常将饰有这类高级纹样的衣物、匹料等，赏赐给对朝廷有功的文武大臣、招抚藩属国王、部落酋领等。 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年)，《大明会典》修成，明孝宗为奖励参与编修的大臣，特赐大学士 “刘健、李东阳、谢迁”等蟒服，首开内阁大臣赐蟒之先例。随着赐服的增多，内官(太监)、大臣们也寻找各种机会身穿蟒服作为炫耀。 弘治十七年，孝宗对大学士 刘健 说，内臣”僭穿蟒衣”的现象尤其多，并申明服色禁令：“《蟒、龙、飞鱼、斗牛》，本在所禁，不合私织。间有赐者，或久而敝，不宜辄自织用。” 然而，明英宗正统十一年(1446年)，明英宗就对工部官员下令，”凡有织绣《蟒、龙、飞鱼、斗牛》等违禁花样者，工匠处斩，家口发边卫充军，穿用的人，重罪不宥。 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又规定官民衣服不得用蟒、龙、飞鱼、斗牛、大鹏、像生狮子、四宝相花、大西番莲、大云花样等。 孝宗弘治元年(1488年)，都御史”边镛”奏请禁用蟒衣，并直接对蟒纹的造型提出质疑：“国朝品官无蟒衣之制。夫蟒，无角无足，今内官多乞蟒衣，殊类龙形，非制也。”建议内外官员有受赐者皆缴进，内外机房不许织造，违者坐以法。 孝宗表示赞成，并颁布了相关禁令。 弘治十三年(1500年)，又奏定《公、侯、伯、文武大臣、镇守、守备》，违例奏请蟒衣、飞鱼衣服者，科道纠劾，治以重罪。 尽管当时朝廷皇帝三令五申不允许大臣私自制作、穿用有蟒等高级纹样的服饰，但为了表示自己对臣下的优遇恩宠，又屡屡将之作为赏赐。 ”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感叹：“盖上禁之固严，但赐赉屡加，全与诏旨矛盾，亦安能禁绝也！” 沈的说法可谓切中要害，虽然禁令出自皇帝，但蟒衣之泛滥，与皇帝自身的做法大有干系，由于不断赏赐，使得内库所存各类高级纹样织物都已用尽。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尚衣监(官职)”就说：“内库所贮诸色纻丝、纱、罗织金闪色《蟒、龙、斗牛、飞鱼、麒麟、狮子》、通袖膝襕，并胸背《斗牛、飞仙、天鹿》，俱天顺间所织，钦赏已尽。乞令应天、苏、杭诸府依式织造。”明武宗许可，于是又织造了一万七千余匹。 明朝成化、弘治时，赐服还比较慎重，到正德年间，太监”刘瑾”用事，受宠的内官们纷纷乞请赐服，导致滥赏日增。明武宗对此并不在意，甚至做得更过火。 明武宗正德十三年(1518年)正月，武宗还京，下旨令文武官员穿曳撒、大帽、鸾带迎候，并赏给群臣大红纻丝、罗、纱各一匹，所赐纹饰等级也不按惯例操作，如给，”一品斗牛、二品飞鱼、三品蟒、四品麒麟、五六七品虎彪等。受赐的大臣们连夜将匹料赶制成曳撒，次日就穿戴好到德胜门迎驾。由于受赏赐的人数过多，内库再次告竭。  上图:身穿蟒纹曳撒的石玠画像。 朝廷对赐服的宽纵，导致未获赐的官员、民间巨贾纷纷效仿，”服饰僭越”现象越来越多。 《万历野获编》中举出了三类比较典型的人， 一是，勋戚，如:公、侯、伯支子勋卫，有些不过是八品的散骑舍人，还有些闲居在家或废罢的，都敢穿”麒麟”服、系金带。驸马的庶子，照例只是平民，纳个外卫指挥的空衔，也敢穿着”四爪”象龙的纹样。 二是，在京的内官，穿着似蟒、又似斗牛的衣服，名为”草兽”，扬鞭道上，无人敢问。各王府承奉，真正曾受赐”飞鱼”服的自不必说，就连没有受赐的，也“”穿蟒袍、系玉带“”。 三是，妇女，如:在外士人妻女，使用”蟒袍玉带”相沿成习，已成天下通弊，京师尤其严重，就连仆妇、教坊女子，出门都头戴珠翠，身穿文绣花样则《白泽、麒麟、飞鱼、坐蟒》等无所不有。 《旧京遗事》则亦可证实：“或有吉庆之会，妇人乘坐大轿，穿服”大红蟒衣”，意气奢溢，但单身无婢从，卜其为市佣贱品。上无尊卑等级之差，下有耗财费力之损，富给不可得也。” 类似的现象在明代小说中也有描写，《金瓶梅》第七十三回：“伯爵灯下看见西门庆白绫袄子上，罩着”青缎五彩飞鱼蟒衣”，张牙舞爪，头角峥嵘，扬须鼓鬣，金碧掩映，蟠在身上，唬了一跳。问：‘哥，这衣服是那里的？’……西门庆道：‘此是东京何太监送我的。我在他家吃酒，因害冷，他拿出这件衣服与我披。这是”飞鱼”，因朝廷另赐了他”蟒/龙、玉带”，他不穿这件，就送我了。此是一个大分上。’伯爵极口夸道：‘这花衣服，少说也值几个钱儿。此是哥的先兆，到明日高转做到都督上，愁没”玉带蟒衣”？何况”飞鱼”！只怕穿过界儿去哩！’” 明世宗嘉靖元年(1552年)登极时，下诏重申服禁： “近来冒滥”玉带”，《蟒、龙、飞鱼、斗牛》服色，皆庶官杂流，并各处将领夤缘奏乞，今俱不许。武职卑官”僭用公、侯服色”者，亦禁绝之。” 但世宗本人却很快也加入到滥赐服的队伍中，所以这类禁令并没有太大效果，多成一纸空文。 蟒纹，被僭用不但没被禁住，反而出现了《五爪蟒龙》这一“超级”纹样。 《蟒龙》，原为蟒之别称，而”五爪之龙”被称作《蟒龙》，也和赐服有关。 按《万历野获编》:人臣的赐服一直以”坐蟒”纹样为最高等级，而“衮龙”二字只能用来称呼皇帝的龙袍（即衮龙袍）， 明成祖永乐年时，始有赐亲王及他王”衮龙袍”的，被视作“非常之典”，但只针对皇帝的亲弟侄。 自英宗以来，也赐给一些比较疏远的郡王，已属“滥典”。 明世宗嘉靖年时，晋府交城王”朱表柚”为庶出，通过贿赂”严嵩”而冒袭郡王爵位，本当革去，但朱表柚迎合世宗求仙好道的心理，上表进献白鹿，自称得于藐姑射山仙洞中，世宗十分高兴，不但没有”追究袭爵”的事，还赏赐”大红金彩衮龙袍”三袭。 穆宗隆庆年之后，”宗亲藩王”获赐”衮龙袍”的就比较少了。然而，帝招抚赏赐各藩属国王、或部落酋首（夷王）的衣服袍料中有五爪龙纹的，则只称“蟒龙”，不称“衮龙”，以称谓的不同显示尊卑有别。 武宗正德十三年(1518年)，”天方国”王”写亦把剌克”遣使进贡，武宗便下诏赐与“蟒龙金织衣”等（《明实录》），这和《万历野获编》的说法是吻合的。 既然《龙纹》可以因穿着者的身份不同，而称作“蟒龙”（较宗亲藩王的”衮龙”低一级），那皇帝赏赐臣下龙纹衣服也就没有了“心理障碍”，正好可以弥补”蟒衣”泛滥所带来的蟒纹“贬值”问题。内外官员到此时终于有了“龙袍”加身的机会。 在服饰僭越成风的环境下，这大概是群臣内心早就盼着的事情了。于是，《五爪的蟒龙》正式成为“”龙之下、蟒之上“”的“最高”赐服纹样，所以《明史》有“第蟒有五爪、四爪之分”的说法，《五爪之蟒》即是《蟒龙》。 明末传奇《清忠谱》第四折有这样的台词： “［末］身上蟒龙是几爪？ ［付］厂爷曾赐五爪，竟是五爪罢了。 ［老旦］蟒衣五爪围玉带，七曲缨冠百宝装。 ［副末］既蒙分付，小的呵，急塑就，沉香像，胜似那当今天子、历代君王。” 明朝世宗嘉靖年间，权相”严嵩”被抄家后，在朝廷登录其家产的《天水冰山录》中，记载有各类衣服、匹料的名称，其中有: “大红织金过肩《蟒缎》衣九件”、 “大红妆花过肩《蟒龙缎》衣一十件”、 “大红织金妆花《蟒龙缎》一百四十五匹”、 “大红遍地金过肩云《蟒缎》六匹”等。 朝廷官府将《蟒、蟒龙》并列，一方面说明此时两者已是不同的纹样，另一方面也说明，皇帝不惜“赔”进龙袍而想出的最高荣誉，已经与蟒一样泛滥开了。 既然“”蟒(蟒龙）“”都可以用《五爪》，原本紧跟在《蟒》身后的《飞鱼、斗牛》也就乐得“雨露均沾”，遂出现了《五爪的飞鱼、斗牛》。  明后期的五爪斗牛纹样 纵观明代历史，可以看到一轮又一轮的君臣博弈，以士人阶层为主体的文官集团与皇权之间不断进行着或大或小的“斗争”。通过赏赐高等级纹样的服饰进行拉拢也是皇帝控制官员的手段之一，随着这一手段的反复运用，赐服（及高级纹样）的泛滥不可避免。最后，原本作为皇权象征的龙纹，也在皇帝情愿与不情愿的矛盾心态中以特殊方式实现了君臣“共享”——皇帝的“龙”与大臣的“蟒（蟒龙）”不再以形象来区别。 这场龙与蟒的竞争背后有许多耐人寻味的地方。 到清代，官方制度仍规定《龙为五爪》、《蟒为四爪》。 如，清世宗就曾下令“禁止官民人等服用《五爪龙纱缎》”。 但现实中仍有僭用蟒龙的做法，因此，清代五爪之“蟒”并不罕见。 备注:明英宗朱祁镇（1427年11月29日－1464年2月23日），是明朝的第6代、第8代皇帝；由於曾经退位后又復辟，先后使用《正统》（1436年－1449年）、《天顺》（1457年－1464年）两个年号。 下图:穿五爪蟒袍的清代民人命妇画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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