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海历史文化

2016-5-28 14:52| 发布者: 台灣獵戶人| 查看: 2956| 评论: 3|原作者: 台灣獵戶人

摘要: 宋代远洋航船已能横渡印度洋，沟通了从中国直达红海、东非的西洋航线，这标志着我国航海事业已达繁荣时期。宋代指南针的发明及应用，是我国航海技术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指南针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

中国航海历史文化:
(一)中国航海历史综述
(二)郑和下西洋
(三)中国古代远洋航运

(一)中国航海历史综述
在陆地上扩张，很容易引发战争。但在海上，公共空间大得很。简单地说，近代海洋法则距离别国海岸3海里（12海里）以外，舰船可以自由通行。
注:1海里=1.852公里。

再次见到中国船舶”顺风相送”
清代航行於东亚的船只，船尾多书有「顺风相送」四字，以祈求航行的顺利。
由于，东亚的季风通常是:
“”夏至后”七、八、九”月的西南季风、
十月、十一月的东北季风“”交互构成的季风。
在季风吹拂下，船只仰赖风帆，到各地进行贸易。

唐宋两朝以后，东亚的贸易活动日渐畅旺活络；季风既是船舶的动力，也是经济的动力，更是文明的动力。
海路开通之后，海防逐渐成為统治者不可忽略的问题。从明代开始，为了巩固中国的国际政治声望，结合政治与经济双重目的的朝贡制度，促进了沿海贸易的进步。同时，在开放部分门户之余，为了防御外患和海盗的侵扰，中国沿海的防御体系逐渐成形；国人积极认识海洋，探索海洋，并经营海洋。海外贸易的高度发展，促进了造船和导航等航海科技的进步。随著朝贡体系的建立，和贸易往来的频繁，国人对於域外的认识日益增加，不但能够开眼看世界，也加速了沿海社会的变化。

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了大量的海洋史料，其内容包括了各种清代沿海海图、帝王詔令、各地督抚奏报和帝王硃批、记载海防相关制度的官书与各种传闻、或亲歷域外的档案，以及百年前部分西方媒体对於中国沿海的报导。
这些文献和舆图充分反映出清代海洋与政治、社会的密切关联，以及清代海洋事务的多元性。
共分为四个单元：
第一单元，「万里海防」，透过图籍文献，讲述帝王的海洋观，并以水师、砲台和海洋人才等主题，勾勒清王朝的海防视野和规模。
第二单元，「七海扬帆」，以介绍海船和海上争霸为主。
第三单元，「殊域周咨」，讲述国人对於域外奇风异俗的认识，以及清代与各藩属之间的朝贡贸易关係。
第四单元，「移风变俗」，讲述沿海城市的发展和沿海各地宗教、商贸、渔盐之利的种种社会生活。

(二)郑和下西洋

(三)中国古代远洋航运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
汉武帝时曾派使臣、贸易官员和应募商民，从广东出发行船约五个月到”都元国”(苏门答腊)，再行船四个月到”邑卢没国”(缅甸太公附近)，又经二个多月到”黄支国”(印度马德拉斯附近)，自此往南到”已程不国(”斯里兰卡)。
最后由”黄支国”返航，约八个月到”皮宗”(马来半岛)，又行八个月返回中国。
这就是我国航海船舶经南中国海，穿越马六甲海峡，在印度洋上航行的真实记录。
当时，”已不程国”是交通中转站，中国从此处可购得珍珠、璧琉璃、奇石异物等，中国的丝绸等则由这里转运到”罗马”等地。

东汉桓帝在位时，大秦(罗马帝国)派遣使者航海来到中国，从而开辟了中国和”大秦”之间的海上通路。这是中国同欧洲国家直接友好往来的最早记录。这种友好往来，把当时世界上两大帝国——东方的汉帝国和西方的罗马帝国连结起来，构成了一条贯通欧、非、亚洲的海上航线。这是继陆上著名的丝绸之路之后，又开辟的一条海上丝绸之路。

晋朝，有一个重要事件在我国远洋航运史上有特殊意义，这就是公元409年至412年东晋的著名僧人法显从印度洋远航归来。
西汉末年，佛教自印度传入我国，佛教的经典也开始翻译过来，一些外国僧人来到中国。

西晋怀帝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印度僧人佛图澄来到中国，中国的僧人也到印度去求法，最有名的是东晋后期的法显。
公元399年，法显从长安约得同伴九人西行，历经艰难坎坷，达到印度寻求戒律。同行僧人有的丧身异域，有的不再返回，但法显“欲令戒律流通汉地”，弘扬佛法。最后只有他一个人从海路远航归国，这时他已是70岁的老人了。回国后，他除了翻译带回来的大量佛经外，又撰写了记述这次求经见闻的《佛国记》一书。它是我国详细记述”古代中亚、印度、斯里兰卡南海诸国”政治、经济、宗教、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等情况的第一部著作，也是我国有关1500年前中印远洋航行的纪实之作，史料价值极高，对促进中国同印度、尼泊尔等国的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

唐朝，与各国的海上交往达到了全面繁荣时期。唐都长安发展成为国际性的大城市。海内外各藩属国的使者、留学生、留学僧、商人不断地到中国来，学习中国先进的文化、政治典章制度，进行贸易。这是唐代国家强盛、物产丰饶、科技发达、文化领先的必然结果。近代中国人在海外被称为“唐人”。“唐人”也常常乘海船前往海外。唐代开辟了多条海上航线，加强了对海外的经济文化交流及友好往来。

与盛唐同时，8世纪中期西方崛起了地跨欧、亚、非三洲的阿拉伯帝国，史书称之为“大食”帝国。其边境东部的北段与唐朝边境相接。阿拉伯人擅长航海，长期同中国有着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
从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阿拉伯国家首次派人入唐，至唐德宗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的148年间，阿拉伯对中国正式派遣使者39次之多，平均三年多就有一次。阿拉伯商人、伊斯兰教士也多次从海道到唐朝经商、传教。

唐朝中期，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贸易来往进入新的高峰。这条海路的起点我国南方的”广州”，港口桅樯林立，旌旗飘扬，巨舶进进出出，从广州开出的远洋船只每天就有10余艘。在这里中外各国商贾云集，市场熙熙攘攘。

唐德宗贞元年间(公元785年—805年)宰相、地理学家”贾耽”(公元730年—805年)所著《广州通海夷道》一文纪录了这条海上航线的所经之处。这条航线从中国广州开始，过海南岛东南，沿南中国海的”印度支那半岛”(中南半岛)东岸而行，过暹罗湾，顺马来半岛南下，至苏门答腊岛东南部，航抵爪哇岛。再西出马六甲海峡，经尼科巴群岛，横渡孟加拉湾至”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再沿印度半岛西岸行，过阿拉伯海，经霍尔木兹海峡抵波斯湾头”阿巴丹”附近，再溯幼发拉底河至”巴士拉“，又西北陆行到底格里斯河畔的阿拉伯帝国都城巴格达。如果继续西行，除陆上通往地中海外，还可由波斯湾再出霍尔木兹海峡，沿阿拉伯半岛南岸西航经阿曼、也门至红海海口的曼德海峡，南下至东非沿海各港口。

”贾耽”所记这条航线从广州出发至巴士拉用90余天。
从”巴士拉”向西航行至东非”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用48天。

唐代，远洋海船能航行于西太平洋和北印度洋水域，可知唐代远洋航行能力之强。唐人将航船泊岸之处盛产之象牙、犀角、珍珠、宝石、珊瑚、琉璃和乳香、龙涎香等各种香料，以及玳瑁等物大量收购后输往中国，而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铁器等物产也远销亚非各国。唐代的海外贸易盛况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宋代，海外贸易兴盛，远远超过前代。
北宋中期，西夏崛起于宁夏，控制了河西走廊。宋与西方各国的往来通道只能走海路了。宋代和西方各国通商，据《岭外代答》、《诸蕃志》(赵汝适著，成书于公元1225年)等书记载，就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重要的除”高丽(朝鲜)、倭国(日本)、交趾、占城、真腊(柬埔寨)、蒲甘(缅甸)、勃泥(加里曼丹北部)、阇〔she〕婆(爪哇)、三佛齐(苏门答腊岛的东南部)、大食、层拔(黑人国，在非洲中部的东海岸)”等，远远超过了唐代的活动范围。
据《岭外代答》说，与中国来往密切的国家，第一是”大食国”，其次是”阇婆国”，第三是”三佛齐国”，然后才是其他各国。这些国家大都在亚非航路沿线。
宋代远洋航船已能横渡印度洋，沟通了从中国直达红海、东非的西洋航线，这标志着我国航海事业已达繁荣时期。
宋代指南针的发明及应用，是我国航海技术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指南针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

世界上最早记载指南针应用于航海导航的文献是“”北宋宣和年间(公元1119年—1125年)朱彧〔yu〕所著《萍洲可谈》。作者追记随其父朱服于公元1094年至1102年任广州高级官吏的见闻。书中写道：
“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

“识地理”是说当时舟师已掌握了在海上确定海船位置的方法。除了采用观日航海、观星航海的导向方法外，在天气阴晦即能见度低的情况下还可利用指南针导航。这种方法是我国首创的仪器导航方法，也是航海技术的重大革命。指南针的应用与天文导航二者配合使用，更能促进航海天文科学的发展。中国使用指南针导航不久，就被阿拉伯海船采用，并经阿拉伯人把这一伟大发明传到欧洲。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磁针从阿拉伯人传至欧洲人手中在公元1180年(”南宋孝宗”淳熙七年)”。
中国人首先将”指南针”应用于航海比欧洲人至少早80年。
指南针经过改进，加上方位刻度盘，更便于使用，这就是罗盘。

中国海船开始使用罗盘进行导航约在公元1225年。在这一年”赵汝适”写的《诸蕃志》中明确记载：“舟舶往来，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惟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矣。”
这里所说的已不是一般的指南针，而是罗盘了。若无罗盘上的指向刻度，便不可能做到“守视惟谨”，分辨“毫厘之差”了。罗盘针应用于航海，说明我国导航技术在宋代居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它的西传，为公元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创造了前提条件。应用罗盘以后，人类就可以真正摆脱了海岸的束缚，而能够驰骋在更加广阔的大洋上了。

中国人航行海上有赖各种船只和导航设备，清代使用的海船与海域水文关係密切。
大体而言，
福建及其北方沿海各省使用”赶繒船”、”同安船”、
广东则使用”米艇”、
册封使前往琉球所搭乘的则是特别的”封舟”、
这些船只的建造都取法於商民船只。

为了助航，船只往往增加”辅助帆”(头巾与插花)来增加航速。
船只行走的航路，古代称为”针路、更路”，
导航设备则以罗盘(方位)、沙漏(时间)为主，前者用于度量方位，后者用于度量时间。

中国古代航海”方位”系统称为“”二十四山“”，
与天文仪器的方位系统完全相同，
”时间”则採用”更”为单位。
为了使船只保持良好状态，必须定期在军工船厂进行换篷、燂洗。

上图备注:封舟、针路图、航海工具。
清《琉球国志略》「周煌」撰，清乾隆间武英殿刊聚珍本，清乾隆二十一年（1755），清高宗遣翰林院侍读全魁为正使、编修周煌副册封使，至琉球国册封世子”尚穆”为中山王。周煌返国后，依据所蒐集的琉球资料，又引用了大量史籍，编纂成书，并进呈清帝御览，此即《琉球国志略》。

中国历届的册封使臣自福建从海路往琉球，途经基隆屿、彭佳屿、钓鱼台列屿等地海域是往琉球的重要航标，航程最惊险之处是通过钓鱼台列屿与琉球间的黑水海沟。

清朝册封副使「周煌」《琉球国志略》载：

过沟，风涛大作，投生猪羊各一，泼五斗米粥，焚纸船，鸣鉦，击鼓，诸军皆甲露刃，俯船作御敌状。问沟之义，曰：中外之界也。食之，復兵之，恩威并济之义也。

借由古籍记载可知，「黑水海沟」是中国”直接”与”间接”治理管辖「外夷自治」的海域分界，「钓鱼台列屿」则是航海前往琉球的重要航标，是中国皇权”直接治理”管辖的领土。而过黑水海沟之后的琉球列岛，是中国”间接治理”管辖的琉球列岛海域，则属于琉球地方自治管辖的海域。简而言之，琉球列岛的宗主权国是中国皇权朝廷，绝不是日本殖民者。

《琉球国志略》中载有册封使所搭乘的封舟图像，「封舟图」详细地绘出封舟的结构。封舟具有一般「福船」双桅、双篷、尖底、双椗、多车员等等特点。

然而，历届前往琉球的航程较远，载运货物和随从兵丁役员多达三百余人，封舟也较一般的船只为大。

与一般的福船相较，封舟最大的差异是「辅助帆」眾多，可随着季节性季风变化，辅助往返福建琉球的快速安全助益。

包括从”船首”向前方伸出的「头缉」和「头幙」，大桅顶端的「头巾顶」、「插花」、妈祖旗杆所掛的「尾送」，都是额外增设的辅助帆，与大篷採用竹篾帆不同，这些辅助帆都是较轻的布帆，可以提供额外的航行动力。其次，封舟还带有额外的椗，固定于船身左侧。此外，船尾设有神灯，尾舱设有神堂，妈祖旗杆上掛有妈祖旗，每侧船舷绘有五个圆形鸟图腾，都是为了祈求封舟航行顺利。

《琉球国志略》也介绍了航海所用的

罗星，即罗盘、玻璃漏、福建福州至琉球那霸的针路图。「罗星」採用的是二十四向（即二十四山）方位系统，也有较为简便的八方定位系统。

玻璃漏，即沙漏，用以控制转舵的时间。

针路图，即古代航海图，以方位加航行时间两种单位来表达。

清晚期，西力东渐为賡续培养海洋人才，维护海防，清廷於福州、天津设立船政学堂，并先后成立南、北洋水师，积极地迈向了现代化海军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