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王芃生左右琉球群岛的回归之路

引用 环保志愿 2014-2-27 12:50

中国当自强，琉球还努力，莫等白了头，租产在敌手

引用 八重王 2014-2-27 13:19

环保志愿 发表于 2014-2-27 12:50
中国当自强，琉球还努力，莫等白了头，租产在敌手

借用 毛泽东同志一句话:感谢[石原/野田两位]顽固日本政府,无视国际法条束缚,而贪婪错误购岛国有化,将再次让中国人民更加紧紧团结与睁大双眼看清楚了,是内外哪些个人团伙们公然资敌叛国,把个人团伙利益凌驾于国家各族人民之上.

促使中国提早收回台湾/琉球的管辖权与主权的转折点契机

振兴中华,扬我国威

钓鱼岛的名字太有学问了:

对内钓出了媚日的败类团伙利益与台湾当局不统不独不武投机卖国拒统

对外钓出了美日同盟共谋钓鱼岛/琉球群岛/外媾台湾岛拙劣勾当,践踏国际法公正性

钓鱼的人要有耐心，不仅要让上钩的鱼吞下食，而且要拖着它耗干其力量，这才是钓鱼之道。

美国及台湾当局干坏事,而贪婪军国觊觎窃占琉球台湾,日本狂妄气焰称霸亚洲,心甘情愿来顶罪，今天只抓罪犯不抓主谋坏人，难绝后患。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是当今国际的法理基础，美国不顾国际法理的行径必须予以谴责，占领国际舆论高地，行正义之师，伐无道之贼，才是根本之策。

巍巍中华 精诚团结 削剑如泥 斩铠如芒 劈邪如烟 破城如灰

引用 琉球少爷 2014-2-27 18:33

可见，各个时期的中国人都在为收复琉球主权而努力。
那时候我们中国弱，没得说，谁让那是的中国贪官横行呢？如今，如果继续让贪官污吏穷凶极恶的话，中国的大好河山还是被外国所凌辱，当警惕啊。

引用 爱笑的小气包 2014-2-27 18:35

好帖

引用 关天培 2014-2-27 20:24

网路文章:
前中华民国[1911-1949年]的日本通之王芃生

王芃生被喻为“中国的王牌间谍”，他参与了从日本手中收回青岛的谈判;和蒋介石一起在西安事变中被扣押;建议、指挥修建了举世闻名的滇缅公路;参与策划、筹备了台湾的回归。当然，他最让人敬佩的是，在抗战时期，他领导的谍报系统对日军何时发动“七七事变”、何时袭击美国珍珠港以及何时投降等，均能事前将其预测密呈蒋介石，并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王芃生，

1893年1月17日,出生于湖南 醴陵县 北乡 七里山/八步桥乡 枫树村;知识分子家庭;就读于醴陵县立高等小学、湖南瓷业学堂。

1910年前后,考入长沙 湖南 陆军小学,加入同盟会，投身反清革命活动留学日本，

1912年2月,进陆军军需学校;9月,加入中国国民党,对日本产生兴趣,并改学日文,广泛涉猎日本图书研究日本政治经济历史文化;

1916年和1919年,两次东渡日本本土留学,分别就读于日本陆军经理学校/东京帝国大学经济部等等

1921年,日本大学期间担任东京留日学生 学术研究会 外交研究部 部长一职,特别为祖国撰写"华盛顿会议之预测与中国应有之准备纲目";深受当时中国北洋政府代表团高等顾问 汪大燮所赏识：
“汝辈均如此年轻耶？后生可畏，中国有望矣”。
也因汪大燮年老多病，特向 外交总长 颜惠庆 推荐 王芃生代替前往赴会。
王芃生由美国华盛顿回国后，经王宠惠介绍先后任鲁案 调查善后委员会 调查部 副部长，行政处副主任，青岛接收准备委员会 委员，细目协定起草 委员。旋任接收青岛行政及公产两委员会 主任委员，协助督办 王正廷工作。

1922年12月10日，中日两国在青岛举行了移交仪式，中国正式收回了已被德国侵占14年、复被日本侵占八年之久的青岛。青岛收回后，任 胶澳商埠办公署政务处长，兼 法规编审 委员长，办理鲁案善后事宜。

1923年,督办 熊炳琦 接替 王正廷。王芃生继续协助 熊炳琦 王正廷督办接收善后工作，自始至终参加中国收回被侵占的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大片领土的有关事宜

1924年，因力劝 督办 熊炳琦 抵制 吴佩孚 提出的由胶澳筹集巨款收买广州海军的计划，引起吴佩孚大怒。于是两人同时辞职而去。改任山东省 省长公署 统计处 处长 兼 山东 统计讲习所 所长,掌管全省统计工作。

1925年4月,因参与反对张宗昌 督办 山东事败,避走 日本。

1926年,回国参加北伐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参谋/第三十五军参谋长/江右军总指挥部参谋长，

1927年,第四集团军江右军中将总参议 兼 安徽省民政厅厅长，9月,宁汉/"南京政权蒋介石武汉政权汪精卫"合流后,退出军界,从此专门致力于外交和对日情报工作

1928年6月,奉外交部密令,东渡日本游说宣传,阻止日本军阀破坏签约和干扰中国收回关税权的阴谋,敦促日本政府承认国民政府。回国后,任湖南省政府顾问。

1932年,应聘为东北外交研究委员会委员,负责主编《外交月报》。

1934年11月,出任 驻土耳其公使馆参事,

1935年冬,改任 驻日本大使馆参事。

1937年11月,任 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期间专赴越南、缅甸开展外交活动,协商开辟滇缅公路,预作抗日之需

1938年,国民党 军事委员会 国际问题研究所 中将;

1945年5月，在国民党“六大”上当选“候补中委”。　　

王芃生是抗战时期中国的王牌间谍，一生致力于抗日情报。早在1931年，他收集情报，提早几个月告诉蒋介石，日本会在1931年9月中旬发动东北事变，蒋不相信。他又北上通知张学良，张也不听，后来果然有“九一八”事变。他的情报天才由此引起了蒋的重视。

　　

王芃生1937年3月,组建了专门的对日情报机关—国际问题研究所，直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业务上直属蒋介石的侍从室。

当时，与其平行的情报机关还有戴笠的军统局和徐恩曾的中统局。

王芃生是中将，比戴笠(少将)军衔高，而且他们三人，只有王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

1937年至1938年间，每个月都有徐恩曾(中统)、戴笠(军统)、海军上将 杨宣诚(军事情报)、王芃生(国际研究所)和温毓庆参加的情报会议。

　　

蒋介石让王芃生负责对日谍战，可说是知人善任。

王上任仅60天后，即5月中旬，便预测:

“日军将在华北伺机制造事变”，

“爆发时机当在日本陆军8月大异动之时，迟当在8月上旬，也有可能提前在7月间发动”。

5月24日，王将此分析报告以“敬电”电告在南昌的蒋介石，可惜没有引起蒋的注意。

卢沟桥事变印证了报告的准确性，蒋由是对王另眼相看。

　　

抗战八年中，王芃生广泛收集日本情报，包括派出情报人员深入敌后刺探敌情，

例如，

李鸿章的曾孙 李家璟曾奉王芃生之命，在敌后收集情报。

与此同时，王及时追踪、剖析国际形势，对德军侵犯苏联、日本偷袭珍珠港及日本投降等重大事件，均在事先作出了准确的判断，提供了大量丰富而准确的情报。

例如，

在日偷袭珍珠港之前约三个星期，即1941年11月中旬，王芃生送呈一份从日军大本营秘密获得的“日军准备发动东进和南进攻势的战斗序列”情报资料，由此可判断出日军即将对美国太平洋军事基地和东南亚地区发动进攻的意图。

蒋介石的侍从室 情报组看到这份情报后，立即用红色封套原件加签迅速密呈给蒋介石，

蒋阅后立即批示:“密告美国政府。”

但美对此不相信罗斯福在珍珠港事件后,因未相信此情报而追悔不已，罗斯福派小罗斯福飞重庆指名要我方查清当时传送情报的人员，同来的还有美国东方学者、汉学家艾格。

王芃生还负责当时最高当局,交办的许多机密事情。

例如:

1938年8月下旬，蒋介石指示第一战区 司令长官 总参议 萧振瀛和日本“兰工作”机关头子 和知鹰二 进行谈判。

日本愿与中国谈判的国际原因是，希特勒多次电请日本与中国谋和，共同对苏;国内原因则为不堪应付长期战争，拟在军事优势下，以让步取得和平。

然而，1941年之后，蒋已主战，对日本谈判和解已无兴趣。

但是个别日本人仍企图斡旋中日和平。

1942年4月，“兰工作”机关 总务部长 黑木清行到重庆要求面见蒋介石，调解中日战争，扬言否则自杀。

侍从室 主任 贺耀组 和蒋的文胆 陈布雷认为“不可任其自由往返，拟令扣押，密解息峰，留交王芃生讯问。如果不能利用为反间，则应拘留，不许释放”。

蒋批示:“应即拘押监禁。”如此机密事交王办理，显示了在中日问题方面蒋对王的高度信任。

建立谍报网络，光复台湾

1940年3月，王芃生和朱家骅、陈立夫三人奉蒋介石命令，“约同日/韩/台在渝之革命首领会商”，筹划推动“日本台湾朝鲜的各项革命运动”。

　　

当时，国民党在台湾尚无组织，而在重庆的台湾革命志士人数虽多，却分属台湾独立党、台湾民族同盟、青年革命党、台湾民族革命党等，缺乏统一的组织。

因此，王芃生等联手推动成立国民党台湾党部，由该党部选派人员秘密赴台开展党务活动，策动台湾人民抗日，扰乱日本大后方。

　　

1944年春，王芃生奉蒋之命，与总政治部 副部长 张励生研究并拟具光复台湾政治准备工作、组织及人事等具体收复办法呈核。

4月17日，成立了负责接受台湾的专门机构—国防最高委员会 中央设计局 台湾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是后来成为第一任台湾行政长官的陈仪，王则担任委员。

王芃生着意结纳、支持台湾爱国志士开展抗日活动。最典型的是尽量延揽连震东为代表的一批台湾爱国志士参加救国阵营。连震东正是后来卸任国民党主席的连战的父亲。

1937年,抗战爆发初期连震东曾经请求参军抗战，却因其台籍身份遭军方回绝。

连震东请国民党元老张继和焦易堂为保证人，申请恢复了中国 国籍。

王芃生了解到连震东不仅渴望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而且学识根底深厚，社会阅历丰富，当过新闻记者，精通日文，立即任命他担任国研所 第一组主任，领 少将 军衔，专门从事对日谍报工作。

此后，连震东成立台湾革命同盟会，主编《台湾民声报》，出版《台湾问题言论集》，为台湾光复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芃生还在台湾和日本本土构建了绵密情报系统。

如，台湾籍 蔡培火在日本军部工作，被策反后成为情报员，向王提供了不少日本军政情报。

抗战胜利前夕，他受冈村宁次之托，从南京间道来重庆，在浙江被军统抓获，因怀疑是日本间谍，准备将他枪决，后由王芃生出面，证明蔡是对抗日有贡献之人，于是，蒋介石下令立即释放。日本投降后，蔡培火回到台湾，即受到重用。

与共产党配合，一生文章报国

王芃生是著名的时事评论家和政论家，先后在《大公报》、《中央日报》、《扫荡报》、《益世报》、《时事新报》、《国民日报》上发表了众多署名文章《抗战过程应有的基本认识》、《不降必胜的道理》、《看清日本的真相》、《中国抗战对世界大战的贡献》，坚决主张持久抗战，反对悲观论、反对投降论、同时也反对速胜论、宣传抗日必胜的道理

南京失守，国民政府西迁武汉后，一些人反对继续抗战，主张与日本结城下之盟，实际上是主张投降。

当时，军事学家蒋百里刚从欧洲回国，

叶剑英指示地下党：“去找王芃生，请他早些往访蒋百里，一同去见蒋介石，说明只能战，不能和。他们俩人在蒋介石面前有些信用，可以起作用。同时敦促他们俩给《大公报》撰文，唤醒国人，共同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

王芃生接到中共意见后，立即去见蒋百里，随后，蒋、王二人写了不少文章，互相呼应，为抗战起到了呐喊作用。

王芃生不赞成 蒋介石的剿共政策，拥护 抗日统一战线，维护国共合作大局。

抗战方兴，他一手策划郭沫若从日本回国抗日。

郭沫若是大革命时期的著名共产党人，曾任国民革命军 总政治部 中将 副主任，因发表《试看今日之蒋介石》，公开呼吁反蒋而受通缉在日本流亡十年。

1937年7月25日，郭沫若在王芃生手下特工钱瘦铁和金祖同的帮助下，摆脱日本警察监视，别妇抛雏只身归国，在当年轰动全国，其背后隐藏着的秘密也格外为人关注。由于当时对郭沫若的通缉令尚未取消，在获得蒋介石的默认后，王芃生负责了郭回国的一系列具体工作。

7月30日，国民政府取消了对郭的通缉令，随后，蒋在南京接见郭后,随即任职 国民政府 军委会 政治部 第三厅 厅长。

王芃生与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时相过从，时有配合。

最典型的是他与中共情报人员于炳然的交往。刚开始，王芃生不知道于炳然是共产党员和情报人员，知道后，不仅一如既往保持友谊和提供帮助。而且，后来还掩护他离开重庆，撤回延安。于炳然撤离前，把徐仲航(中共地下情报组织负责人)介绍给了王，虽然没有点明，王知道徐也是地下党员，他们后来果然一直保持联系。

　　

王芃生维护中苏在抗日基础上的战略合作，他总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为苏联讲话，有时甚至讲过头话。

例如，

1939年11月30日，苏联军队入侵芬兰，芬兰将10%的国土割让给苏联。苏芬战争期间，国民党谴责苏联对芬兰进行侵略。王芃生则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专论，力为苏联辩护，导致蒋介石下了手谕:“以后不准王芃生署名发表文章。”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了，中国人民坚持了八年的抗日战争也结束

11月11日，国民政府在重庆召开复员整军会议，开始战后的整编建制组织工作;为了做好日本投降后,战后中国的工作，。

王芃生感到了对日情报工作已经临近结束的阶段，对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前途问题也表现出深深的忧虑。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出之后，王芃生便召集了谢南光、潘世宪等商谈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将来”问题，经过大家的一阵沉默，

最后，王芃生提出将 国际问题研究所 改隶 中央研究院，以便将来把它作为一个科学研究单位继续存在下去。这个建议得到了在场人员的认可。王芃生便开始和傅斯年商谈这个问题。但是，在王芃生与傅斯年的多次协商中，并没有达成一致的共识，其结果不尽如人之意，

傅斯年始终认为“中央研究院太小，容不下大菩萨”，“不能接受”，以一个难以让人信服的理由拒绝了国际问题研究所改隶之事。这样，国际问题研究所改隶中央研究院的计划便泡汤了。

国际问题研究所内部已经开始出现了军统局 能否兼并 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说法。可见，解决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前途问题已经非常紧迫了。此后，王芃生便召集了一批科级以上人员二十余人在其家中座谈，开始商讨“日本投降后，我们对日情报研究机构将向何处去”的问题。

王芃生首先说明了政局形势，对并入军统局问题提出了他个人的意见，并以此征求大家的意见。

座谈会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但是国际问题研究所内部始终是想法不一，有人提出“解甲归田”，有人说“自谋出路”，有人提出并入中央研究院的问题，也有人提出改隶外交部的建议，还有人提议改为私人的研究团体。座谈会最后没有讨论出一个可行的办法。

国际问题研究所采取了由军委会 改隶 外交部的设想。

但是改隶外交部后国际问题研究所机构 要缩编、降低，王芃生也不能再继续领导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工作。对此，王芃生表示要以安置机构人员为首要任务。

此后，在给国民党 侍从室解释改隶的理由：

日本已经投降，对日的敌情研究应改为平时的对日政治、经济研究，所以国际问题研究所应该改隶外交部。侍从室的批示是“与外交部洽谈改隶事”。

随后，王芃生派谢南光去外交部商谈并入问题。在改隶之事上，

国际问题研究所拿出了自己的一套方案：国研所保留原名，只是改由外交部领导，直属于外交部部长的独立研究机构。

而外交部的方案是设立一个隶属于该部情报司之下的研究室。

从方案看，国际问题研究所是想借此继续保留其原有的地位，而外交部则意在压低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地位。

最后经谢南光与外交部 次长 甘乃光反复协商，达成了并入 外交部问题，但是隶属 地位问题没能解决。

9月初，因战后复员及接受伪满问题，谢南光奔赴南京，组织南京办事处，同外交部的具体谈判便一时被打断。

王芃生再派潘世宪与外交部对人员安置问题继续谈判。

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初衷是要保留一个120人的规模，这样在人员数额上明显的超越了外交部的原来设立一个研究室的设想，外交部自然不同意。后来，经过几个轮回的谈判，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商定研究所的并入人数是60人左右，但是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地位问题没有解决。

对此，甘乃光认为，现在先不作肯定，到那时看最高当局的意思，能争取到与司级平行最好，不然就只能隶属在情报司之下了。等到回南京以后再谈。这样，谈判问题便再度被搁置起来。

1946年初，谢南光被王芃生推荐到驻日代表团工作，邵毓麟和潘世宪也被派往驻韩代表。

而在此时，王芃生也有放下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工作的打算，想去日本主持驻日军事代表团工作，对出使日本颇有期望。为此，王芃生也向蒋介石表达了这一意愿，蒋许愿派王去日本处理对日问题。但是由于国民政府内部亲美分子的鼓动，结果蒋介石任命亲美分子 侍从室 高级参谋 朱世明为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这样王芃生去日本机会失败了。

后来，王芃生表示返回外交界，也历经挫折先是应军事代表团邀请赴美国华府工作未成，而后驻土耳其大使空缺，有人建议亦未能接替。这些政治上的失败，使王芃生从此对政治失去了信心，开始专心从事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改造问题。

1946年3月间，王芃生奉命先后出访上海、南京、北平等地处理日侨遣返事务，在此期间，王芃生也遍游国际问题研究所各站征求改造意见。这样，从以上情况粗看，国际问题研究所内部呈现出一片散伙的景象，整个研究所内部人心惶惶，国际问题研究所内部也弥漫着解散的气息。

　　

王芃生的仙逝加速了国际问题研究所这段时期的惊慌

王芃生本有心脏病，在出访视察期间，病情严重，到南京后发病，到上海时更加严重。此后稍加治疗，飞往北平后，病情又加剧。

1946年5月16日飞返南京赴命。

17日接待宾朋，撰写报告，晚10时病发去世，享年54岁。临终索笔并书“国研所改组事”六字。一代哲人、一代爱国人士王芃生就这样结束了生命。

1946年5月18日，各大报纸争相登载王先生去世的消息。南京各界也为王芃生举行了庄严隆重的追悼会。经国际问题研究所同仁与贺耀祖的商量，追悼会成立了以贺耀祖为主任的治丧委员会。这样，王芃生的治丧事宜便顺利地进行了。王芃生的追悼会极为隆重，灵前摆满了各部会各团体的花圈、挽联和祭幛。

国民政府也发布褒扬令，表彰了王芃生一生的业绩。

蒋介石亲派姚琮为代表致祭，撰祭文并书“荩怀茂绩”以挽。

此外，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艺术界名家徐悲鸿、军政大员程潜、覃振、杨杰、刘裴以及陈布雷和智囊团的张群、吴鼎昌，社会名流张季鸾、胡政之以及苏联顾问 约尔克和波兰大使 高乐佩等也参加了追悼会。

王芃生墓葬南京钟山南麓灵谷寺侧小白龙山，位于著名先贤廖仲恺墓左后。

墓志铭由张群撰文、吴稚晖篆额、许世英书丹。

墓穴形似墨水瓶，墓标有如笔杆，象形王芃生一生文章报国的志向。

　　

王芃生丧事结束后，蒋介石就下达指示，由唐纵负责处理王芃生与国际问题研究所“善后问题”。

对此，国际问题研究所内部有其自己的打算。

国际问题研究所曾商讨走民办道路：

即由第一组副组长留日学法律的潘君约同原 上海站 徐君领导的小组组员余守中和潘彼得筹建“新亚通讯社”，以收听日本用拉丁语广播的新闻并加以评论，向上海各大报纸发稿。这得到了《大公报》赞助。

但是后来余守中被捕以及电台遭到破坏，“新亚通讯社”开展工作遭受重大影响。此后这条道路便行不通了，这样走民办的道路也失败了。

在走民办道路的同时，国际问题研究所把王芃生去世的消息告知外交部次长甘乃光，请求再改隶外交部。这个请求遭到外交部长 王世杰的拒绝，改隶外交部一项已被否定了。

后来唐纵主张将国际问题研究所划归军令部 第二厅 郑介民处，以便使军统局实现并入 国际问题研究所。当然，国际问题研究所是不愿走毁于军统之路的。继而国际问题研究所潘世宪提出了“结束、解散”的想法，经与原军统局 局长 贺耀祖的一再协商，侍从室最后同意了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结束工作的请求。

此后，国际问题研究所成立了一个以邵毓麟为首的临时班子来处理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各项结束事宜，开始把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物资、档案移交 外交部及新成立的国防部，人员遣散也相继进行。

1946年10月，全部移交遣散工作结束。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这段历史便就此结束了;王芃生去世仅四个月，国研所就被解散。

他一生著述较多,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出版《时局论丛》,收入文章32篇。著有《日本古史辩证》、《日本古史之伪造》、《土耳其论文集》、《匈奴史之新研究》、《小梅溪堂诗存》等书。

引用 小菜刀 2014-2-27 21:41

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

引用 关天培 2014-2-28 01:16

小菜刀 发表于 2014-2-27 21:41
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

1945年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
1943年开罗宣言/
1945年伯茨但公告/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书/
1946年盟军驻日东京最高司令部第677号行政命令
等等各种文件内容,都再在的给予日本完全剥夺其持续窃占殖民中国琉球群岛与钓鱼岛等等权利。事故日本所宣称的占领的时效议题,理该不成立,

所以日本政府应该即刻无条件和平谈判协商将琉球群岛与钓鱼岛逐一归还中国政府,这样才是遵循1945年战后合约与维护中日友好关系

引用 八重王 2014-3-3 10:32

爱笑的小气包 发表于 2014-2-27 18:35
好帖

蒋介石做为统治者的代表人物，懂得政权稳固的重要性，把个人专制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不允许革命力量的存在，不允许党内有其他派别，只顾少数人的私利，无视全体中华民族的权益，使“攘外抗日”成了一块空牌"搁置东三省不战而退的争议"。

以中华民族一份子的标准来衡量维护国家主权领土，此时的蒋介石是不合格的。
在“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虽然被迫同意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他也没放弃过背后专心“清匪剿共”运动，直至国民党政权内战后政权倾覆，流窜占据于台湾岛。

对当时的蒋介石国民党来讲，中国共产党永远是个“毒瘤”，非除不可，而“攘外抗日必先安内剿共”的政策永远是对的。这些种种迹象正印证了他那句话“被日本人灭亡了，尚可做亡国奴南京"汪精卫政权"与重庆"蒋介石政权"，然被中国共产党所灭，连亡国奴都做不了。”的诡异再平衡方列:宁宇外人,不与家仆

引用 八重王 2014-3-25 13:04

本帖最后由 八重王 于 2015-2-2 00:35 编辑

戴笠先生与抗战时期情报作战学术研讨会，序言

文：吴淑凤
二次编修：八重王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一般习称军统局，是国民政府设置的重要情报机关之一，其主要任务為蒐集日、偽、共军的动向、国内军政情报，剷除汪政权重要人士，进行经济检查、物资争取，以及与外国情报合作等。

这个机构起源於1932年 4 月 1 日，三民主义力行社成立的特务处，负责侦查日本的侵略行动及国内外各种反政府的活动，同年 9 月，特务处改隶军统局第二处，经费始有固定来源。
1935年，特务处兼併南昌行营调查课，扩编情报人员与组织规模。

1938年 8 月，升格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任局长是贺耀组，但实际业务由副局长戴笠领导。抗战胜利后,军事委员会结束。

1946年 8 月，军统局改组為国防部保密局，

1955年 3 月，台当局将国防部保密局改组為国防部情报局，

至1985年 7 月 1 日，台当局再与国防部特种情报室合併，成立今日之台当局军事情报局。

情报机构因工作性质特殊，其行动向属机密，是以在军统局档案尚未公开前，学界难窥究竟，只能任由军统局人员的口述歷史及文史资料充作研究材料，尤其是被视為当事人之一的沉醉《军统内幕》[1]一书，导致民国史上有关情报工作的学术研究并不多见，多半是回忆录性质或坊间野史的作品。

此外，在该局人员记忆不真的描绘下，呈现的军统局是有所扭曲的，即便是受学界肯定的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所著《特工教父：戴笠和他的秘勤组织》[2]一书，也不免受沉醉的影响，更遑论其他作品。



备注：
台当局国史馆协修
[1] .沉醉，《军统内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

[2 ].魏斐德著，梁禾译，《特工教父：戴笠和他的秘勤组织》（Spymaster: Dai Li and  Chinese Secret Service，臺北：时英出版社，2004年）。

2010年,台当局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希望在回顾建国的歷程中，能為情报工作的发展及其领导人戴笠找寻歷史定位，故该局前局长张戡平将军主动邀请本馆商议合作研究及出版事宜。经研讨后双方合作以「薪传专案」為名，并将专案的目标订為抗战时期军统局的作為，透过歷史研究，还原情报工作在民国史上的面貌。

為了此次专案，台当局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应本馆要求解密相关档案，交由台当局国史馆【本馆】数位复製，并由本馆命名為《戴笠史料》、《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档案》，在2012年 4 月起开放外界应用，期盼此举能揭开情报工作的神祕面纱，让这段难為人知的过往成為歷史研究的对象。

「薪传专案」合作项目之一，是运用这次解密的档案，讨论抗战时期军统局的活动，以说明有形战场之外情报作战的重要性。故双方在2011年10月 8 日，在本馆大礼堂举办「戴笠先生与抗战时期情报作战学术研讨会」，本刊专号即是以此次研讨会论文為基础形成的，以下是对各篇论文的摘述。

萧李居〈戴笠与特务处情报工作组织的开展〉，讨论军统局的前身──三民主义力行社特务处的成立与工作开展。由於蒋中正认為「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是他第二次下野主因，故復出政坛时即成立特务处，以解决「无情报」的困境。由於蒋对特务处领导人戴笠一开始是抱著「试用」态度，故该处成立初期人员与经费均有限，但在戴笠迅速渗透党、军、政、学、工、商等各阶层，及对部属严格要求下，特务处始受到青睞，人员逐步扩编、组织层级提昇、经费有固定来源，日后乃有军统局的產生。

杨维真〈1938年长沙大火事件的调查与检讨〉，阐述1938年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因误判日军行动，情急之下实施焦土政策，致长沙几乎付之一炬，伤亡惨重。

戴笠因亲歷此一事件，迭电蒋中正报告离开长沙时目睹的动乱情形，以及湖南省府放火事实。该文认為军统局并非长沙大火的执行者，而事件过后的检讨，让政府决定实施焦土政策仅限军事范围，是此不幸事件对后世较正面的影响。

李君山〈抗战时期西南运输的发展与困境──以滇缅公路為中心的探讨（1938-1942）〉，透过1937年10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设「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和1940年 4 月成立的「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等机构的经营及其运作，说明国民政府如何突破日军的封锁运入军需，以及维持西南运输线──滇缅公路的困难，并兼论军统局如何在艰险环境中参与西南运输线物资的抢运工作，以资国民政府持久对日作战。

陈进金〈戴笠与忠义救国军〉，从组织、训练、作战等三方面，勾勒忠义救国军的面貌，该军是承继别働队、别働队教导团而来，应是戴笠所创办，其成立目的是為了因应抗日情势的需要，以及配合情报工作的进行。后与中美合作所合作，经过美方教官训练、配备美式装备，让该军对现代化军事有了啟蒙，在抗日或反共的战役上，发挥相当的战斗力，可谓从一支谍报队伍发展成為全美式装备的正规军。

王良卿〈情报领袖与派系政治——从国史馆新进史料观察戴笠和CC系势力的竞争〉，就戴笠与CC系的关係史实以论述二者的竞争，如三民主义力行社解散前的内部动态及与CC系的对应关係，军统局与CC系、中统局在抗战期间邮电检查、运输统制、货运管理等工作的人事、事权的争执，以及戴笠举报CC系、中统局事涉脱轨行為等，也藉此认识蒋中正做為最高仲裁者所扮演的角色。

吴淑凤〈军统局对美国战略局的认识与合作开展〉，探讨1943年中美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SACO）后，军统局对合作机构之一美国战略局的认识与合作事项。

因美国战略局对海军部垄断在华资源滋生嫌隙，有意另立合作组织，戴笠回应务必在中美合作所之下，仅区分业务各别与战略局、海军部合作。

由於美国战略局扭转中美合作所运作方式，让中国方面趁机摆脱美国海军部的掌控，能自主发声，既维护了国家主权，又能為国家争取权益，且提昇情报人员的配备，是预料未及的收穫。

上述诸文均是利用新的史料，或讨论新的课题，或提出新的歷史詮释，或补白过往研究成果的缺漏，是抗战时期情报作战研究的一个起步，也為抗战史的研究开啟一个新的里程碑。

引用 八重王 2014-3-25 13:08

本帖最后由 八重王 于 2015-2-2 00:00 编辑

北京联合大学/2012年09期
编辑：姚胜祥

中华民国[1911-1949年]前国民政府对日抗战时期/1931-1946年
对日关系的主导人员:王芃生

文:赵庆华

王芃生/1893-1946，曾任 国民党 军事委员会 国际问题研究所/国研所 中将 主任。
在对日抗战期间的陪都重庆，人们往往把他与“日本问题权威”专家联系在一起,曾五次东渡日本，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曾因准确预测了日本军策动九一八事变侵列中国东三省、张学良杨虎城挟持蒋介石的西安事变国共合作抗日、日军大规模侵列中国的七七事变、日海军偷袭美军基的地珍珠港事件及日本投降等事件而闻名于世，因此有人将之称为国民政府的“日本通”，也有人将之喻为“中国的王牌间谍”。


出色的情报
王芃生之所以能在国际情报界享有较高的荣誉和名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出色的情报工作和外交才能。而王芃生的情报工作中最为出色的部分就是他曾准确预测了一系列重大事件。

钟杨瑞先所撰《“日本通”王芃生的感情世界（三）》，
王芃生的日本朋友很多，再加上他面相憨厚老实，所以他的日本朋友很多时候说话也不回避。同时王也会装疯卖傻，混在日本人群中，谈诗谈文，因此也得以听到不少日本人酒后茶余的“狂言”。王芃生经多方揣测、整理思维后，得知1931年9月日本将有军事侵略，忧心如焚。于是他急忙赶往北平，告诉张学良左右的人。但令人无可奈何的是，他们以为日本即使发动进攻也不过小规模的挑衅，于是就对这一情报置之不理。
王芃生着急生病，住进了德国医院。果然在他住院时，
日本军队在9月18日夜晚,进攻沈阳北大营、长春南大营。
日本驻扎朝鲜及东北各地关东军令日校男生出动，守住城门及桥梁。
中国守军在无戒备下措手不及反应，有的投奔马占山游击队，有的化装成普通百姓逃到关内。
王芃生准确预测了日本将发动“九一八事变”这一事件，却并未受到张学良周围人的重视。张学良本在很想有一番作为，但是大家怕他生气就不敢把王芃生的建议呈报。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急得生病。在他生病期间，有人将王芃生一事以密报告诉了他。他病好后去德国医院看望王芃生，请他病好后帮忙研究东北外交问题。
王芃生在病后,创办《外交日报》亲任主编，执笔人有当时著名学者蒋廷黻、徐淑希、张忠绂等人



国际问题研究所 第一组 少将 组长 潘世宪在其《回忆王芃生与国际问题研究所》记载:
王芃生于西安事变一周前回国，因他已掌握了“西安兵谏”的计划。
王芃生回到南京后，立即通过外交部要求谒见蒋介石报告机密情况。但当时的王芃生只是一个任职驻外使馆 参事，既非国民党内部 黄埔军校体系，又无蒋介石裙带浙江奉化关系，要想面见到蒋介石着实不易。
直到蒋介石去西安的专车待发时，他借助外交部关系之勉强上了火车。
在列车上他首先将在日本东京方面所获得的有关“西安兵谏”的情报以及日方即将“对应措施”详细报告给了国民政府主席 张群，并作了一些说明。张群说有些方面是南京方面所未料到的，所以就急忙转告了蒋介石。
这样，蒋介石的列车在洛阳站特意停留了24小时，做了一些布置，主要是确保西安的安全和潼关方面交通的畅通。
总之，王芃生的情报使得蒋介石在思想上和军事上做了一些准备。列车到西安，王芃生便离开即将发生动乱的城市，取道城固，沿江返回上海。


蒋介石平安的从西安回到南京后，想起了在专车上王芃生所作的“报告”，于是就命人找王芃生。
外交部不知道王的踪迹，驻日大使馆也不知道王的去向。
直到1937年5月中旬，王芃生把在上海与谢南光、李万居及张锡琪、张锡钧兄弟等共同研究后撰写的一份报告送到外交部请转交蒋介石时，王芃生才被找到。
这份报告分析了当时华北方面日本侵略军的形势。
王等人估计不出7月上旬，日军将在华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从而控制华北全局（果然不出所料，不久“七七事变”爆发）。


1937年5月15日，王芃生见到了蒋介石。蒋即命令王芃生组织一个对日情报机关。
但由于当时还未对日本正式宣战及作战，所以暂时避免“对日”字样，该情报机关即定名为“国际问题研究所”，实际上则是以对日情报为主。
又考虑到战争一旦爆发，沿海各地必被日军从海上封锁，为了打通后方交通，王芃生又讨了个“交通部次长”的空头衔，亲自去越南、缅甸和泰国等地布置交通。派
谢南光赴香港，李万居赴湛江，张锡钧去福州，
布置相关活动


使王芃生的情报工作在国际上闻名遐迩的一件事情，是他准确预测了珍珠港事件的爆发。谁都不曾想到日本居然敢进攻美国，同时攻占英国殖民地香港。
但是王芃生预测到了。


钟杨瑞先所撰《王芃生与李万居》:
王芃生生前和李万居关系较好，珍珠港事件爆发前，李万居居住在广州湾，当时的李万居找到李月友，请她以当地居民身份往来以传送消息，由此她掌握了正确的情报日本将不顾一切进攻英国殖民地香港、美国殖民地菲律宾。
后消息经李万居传给了王芃生，王芃生综合情报判断出日本将发动太平洋战争。



1941年11月5日，日本天皇召集御前会议，决定偷袭珍珠港。

11月23日，王芃生将这一消息呈报国民政府最高当局，在日本进攻珍珠港前3天，他又呈报日本将袭击珍珠港的消息。

11月29日，王芃生得到情报，港口几艘军舰向东航行，一定是日本进攻美国太平洋基地。之后他当即呈报蒋介石并转美方人员。但是美方认为中方没有侦获这个情报的能耐，便不肯相信。同时美方人员认为，中方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请美国出兵，不肯相信。然而事件的结果不幸被王芃生言中。


1941年12月8日，美国海军基地夏威夷珍珠港受日本闪电偷袭重创，时间正是周末。


日本从“九一八入侵中国”，习惯在星期五晚上出兵，趁人精神松懈、不加戒备之际发动突然袭击。据说后来美国送王芃生一个银盘子，以表示感谢。自此之后，王芃生声名鹊起，很多报纸便约他撰稿。珍珠港事件爆发后，这件事传到美国总统罗斯福那里，他很震惊，于是派小罗斯福率团飞重庆指名要我方查清当时传送情报的人员，同行的还有美国东方学者、汉学家艾格。
此后，英美对我方的情报工作大为折服，于是英方即同我方洽谈对日情报工作合作问题。正是由于王芃生在二战中对日本情报的精准预测，才使得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抗日工作大为赞叹，也就有了西方国家想要与国民政府的情报部门进行合作的想法，这也就是国际问题研究所中的英国顾问室诞生的由来


钟杨瑞先在《“日本通”王芃生的感情世界》:
在抗战将近胜利时，王芃生忽然血压升高，住在江北医院接受治疗。他曾一度上呈辞职，但最高当局慰留。王芃生在此期间忽然又预言日本将于1945年8月上旬投降，大家就又以为他在随便说话。

8月6日，美国使用原子弹炸 广岛；
8月9日，再炸 长崎。
8月10日晚，重庆又发号外，燃放鞭炮，人们知道日本天皇下令日本军队放下武器向当地盟军无条件投降。日本将要投降一事又被万能的“日本通”先生预测言中。

王芃生一生的功勋就是建立在对日本用兵情况精准的分析洞察及对国事的操劳奉献之上。他所查获的情报信息在抗日大背景下对国民政府提供了极大的情报价值，其才华实在令人折服。


日本通
王芃生之所以能够在情报工作方面取得常人难以取得的成就，与其对日本的研究息息相关。
他在《一个平凡党员的回忆与自我检讨》中说明了对日本史发生兴趣的原因：
“余幼读先辈刘彦（式南）初版《中国近世外交史》（后改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曾函余补充若干条），对国际外交，极感兴趣。在磁业学堂时代，曾受过日人安田乙吉、大元礼吉及一女教员松本某子之教育，使闻留日归国诸先辈所谈明治维新事迹。对日本问题，引起注意。
在‘陆小/陆军小学’得读黄遵宪‘日本国志’及‘日本源流考’。
又以革命先进，多往来日本，中日关系密切，
至是，更认识革命成败与外交运用之重要。立志研究日本及国际关系，以待有用。”


从王芃生以上的自述中，我们可知其从小对中日国际关系问题产生浓厚兴趣的缘由。
王芃生在南京 复成桥 军需学校“由各种日本教材，而日本译著，渐次习阅日本原著”。据说，王芃生的日语听说读写能力都很强。

陈敦正在《“世界的日本通”王芃生》谈到这样一件趣事：
“芃生的日文程度，不但能读、能写，而且说得很流利。因此在日本有很多日本朋友。有一次，他到缅甸视察，被日本特务包围，他冒充日本商人，大谈他日本‘家乡’风光，竟化险为夷，被蒙混过去。”可见其对日语的精通程度。


王芃生与国际问题研究所
王芃生凭借自身出色的才干和对日本的精准透析及了解获得蒋介石的信任，从而担任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一职。


新闻工作者 恽逸群 所写的《蒋党真相》：
“抗战开始以后，蒋介石极欲说明日本的真意向，以便决定或战，或降，或拖。
单靠“戴笠”没有用，于是叫政学系的“王芃生‘（抗战开始时任驻日大使馆参事官）在最高国防委员会之下设立一个情报机关，蒋介石自任主任叫做调查委员会（其公开的业务机关叫‘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委员会下设会务处，王芃生任处长。
后因意见不一致“最高调查委员会”未能正式成立,而改设“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王芃生任中将主任。。

1937年5月15日和6月13日，王芃生曾先后上万言书，根据他多年留学日本搜集的资料和掌握日本军国主义者妄图进行军事入侵的阴谋动向，建议南京当局早做准备，以资抵御。并据实判断日军将大举入侵，时间不出1937年7月，建议建立研究机构，开展对日情报研究工作。
此事，得到”陈布雷“和”贺耀祖“的赞同，并向蒋介石请准设立机关。
蒋介石按照‘分而治之’的政策，确定国研所仅限于对日情报工作，与两局并列同属于第二处，正式定名为‘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

1938年7月，随国民政府迁重庆中西路渔村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先后设立了五组三室，主要有敌偽组、国际组、图书资料组、总务组、机要组和“青山研究室”、英国顾问室等。后来，随著欧洲战争局势的变化，国际问题研究所又相应地增设了欧美科、南洋科等机构。

国际问题研究所表面隶属”军事委员会“，但实际上直属“蒋介石”，因為其经费直接由蒋的“侍从室”拨付。”




国研所的组织机构比较庞杂，大体分为外勤和内勤两部分。
内勤是指重庆所本部的工作机构，
外勤是指设在各战区、敌后和海外的工作网站。


国际问题研究所 上校 电台台长 郭福生 及 辛先惠 等人的回忆，当时的工作机构情况大体如下：
主任 王芃生主持全所事务，
下设主任秘书、指导研究员、机要组、总务组、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
组长均为少将级。
此外国研所还设有个青山研究室，以 日本反战同盟成员 青山和夫 为主，下设四五个日本人协助工作，他们主要是展开对日反战宣传，同时通过青山与日本反战同盟的地下活动组织联系，提供一些情报资料。
后因王芃生截获太平洋战争的有关情报，一时名震中外，因此英国政府要求与中国情报合作，
国研所特设英国顾问室，经费由英国政府承担，英国人 安德鲁和 浦洛克为顾问。
英国顾问室,下设两个处，一个会计室。顾问室由王芃生直接管理






国联顾问功勋卓著
王芃生既非国民党黄埔军校毕业出身，又无江浙蒋介石嫡系派系，他之所以能够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和重用，完全是出于自身卓著的外交才干和对日本问题的精湛研究。
王芃生早年曾留学日本陆军军需学校高等科，后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求学期间，正值世界第一次大战爆发。王悉心探究日本动向，开始潜心致力于对欧战和日本问题的研究，课余时间的大部分精力都用来搜集日本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情报资料，并广交日本朝野中上层人士朋友。同时他撰有许多有关日本研究的论著，如《中日关系之科学研究》《台湾交涉真相秘录》等。
1921年,华盛顿会议召开前，王芃生鉴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特与留日同学龚德柏合作撰写了《华会之预测与中国应有之准备》的小册子，得到中国代表团顾问汪大燮的赞赏，并被汪推荐代替其出席华盛顿会议。从此，王芃生开始步入外交生涯。


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发生，日军阻挠北伐，王芃生因熟谙日本政治情势，且曾参赞 德日归返山东 一案，献计较多。

6月，王芃生奉密令只身赴日游说，达成任务，并进而获得日本官方"正式承认"国民政府。这一事件之具体过程可从其《回忆录》中窥知事件全貌。其回忆录中写道：
“王部长 正廷得报，嘱我以个人资格，持其介绍私函，对日作非正式之游说与宣传。冀不累及政府，而止其出兵。
此实一大疑难秘密任务。予不携一助手，单骑见回纥，擒贼擒王。
先与出兵有关之参谋本部 第二部长 松井石根 中将，海军军令部 支那班 班长 津田静校 少将，及陆军省 代表 中清一郎 局长等，在‘锦水’舌战四小时后，彼等已不敢出兵……予犹恐其信心不定，或借他故作怪，故再向内阁全员、枢密院、各政党、元老院，乃至与其皇室 东久迩 宫亲王等，作周密之游说后，又对东京各大学及著名中学，以及各团体，乃至横滨、千叶、长野、神户、大阪、各地方团体等，迭开讲演会及辩论会，有把握后，并曾作民政党选举之应援演说。暗植推倒田中 内阁之势力，以为牵制。”王芃生的这一努力,加速了日本政府对国民政府的承认。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先生应顾维钧之约，赴日内瓦襄赞国联中国代表团工作，殚精竭虑，提供揭露日本侵华罪恶之日文证件，以驳斥日本代表关于田中奏折之不实之词。”

据其生前好友游弥坚介绍其擅长以史为凭,据理力争为祖国国家利益争取最大化:
“那是王芃生先生将他苦心搜集的几十大箱日文书籍，全部运到日内瓦。令我吃惊的是，他居然保存了一整套自明治时代创刊、在日本非常权威的外交杂志，一本也不缺少”。


“国联辩论这个问题旷日持久……然人总是人，不是机器，最后他终于辛劳得双目几乎失明……几十大箱书，某一问题在哪一本书的第几页第几段，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丝毫不差”。“为了准备我国在国际联盟控告日本侵华的资料，却日夜躲在一家旅馆的一间小房间里，不停地看和写。由于工作太过度了，这位其实只有三十多岁，正值壮年的日本通，突然双目视力模糊，难以阅读。然而为了苦难的国家，眼力不济，并不能阻止他的工作。往往只是一通电话，他把我找了去，按照他预定的计划，和我商量，并请我协助他看，协助他写”。就是在这样一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王芃生坚持以接近失明的双眼，在瑞士工作半年多，他这种鞠躬尽瘁、公而忘我的无私精神深深地震撼了笔者，着实令人钦佩不已。
国联事件结束后，王芃生即前往伦敦考察欧洲外交及风土人情，并在伦敦大英图书馆中，潜心研究日本史籍两年，对日本远古史颇有研究。不久，贺耀祖出任驻土耳其公使，电邀先生任使馆参事。
据当时以秘书名义与王芃生一同前往土耳其的何凤山回忆道，他与王芃生在计划主持这项工作时，“……不辞辛劳的搜集各种文学材料，诚所谓目不暇给，笔不停挥的读写，每晚十二时之前没有休息过。当时年轻力壮，不以为苦，不到一年写出来的作品，除在国内大公报发表的与在外交月报所出专刊之外，尚完成了百万言的系统报告。
举凡土国的政治、社会、教育、经济、财政、银行、工业、商业、农业、党务、军事以及各种法规等，可说应有尽有，包罗万象”




王芃生与台湾关系
王芃生毕生在求打败日本，打败日本后即可以光复台湾。
1919年《中日关系之科学研究》《台湾交涉真相秘录》。
由此可见，他对台湾问题关切之深。同时，在王从事革命活动期间，还结交了一批台湾朋友，他曾罗致并联系了很多在大后方从事革命工作的台籍人士。


陈尔靖《王芃生与台湾爱国人士》:
王芃生的机要人员 钟国元:
国际问题研究所 主任 王芃生 罗致的台湾籍抗日志士，人数太多了，由于年代太久，有一些人（特别是外勤）的姓名已经忘记了，现在仍然记得起名字的台籍人士计有连震东、苏铁化、许显耀、郭天乙、李月友、谢挣强、陈新安、林啸鲲、李万居、谢南光等。
黄朝琴、游弥坚等台籍人士，在抗战期间虽然工作岗位不同，但是他们都曾直接或间接给予国际问题研究所大力协助。


连震东曾在《忆王芃生先生》说：
“……时先生正主持国际问题研究所，承邀至该所协助研究日本及台湾问题，此正与我来重庆的目的相符，故欣然应命，其间为时虽暂，然得先生之指益颇多。”


王芃生罗致的这些台籍人士，后来转由中训团分发回台，对台湾建设都曾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这也是他与台湾之间的一份因缘，也足可见他对台湾藏有一份深厚的感情。


然而纵观,王芃生自幼聪明好学，不仅有卓著的外交才能，还有横溢的才情，对日问题研究更是著称权威专家，然而这样一位为国事操劳的奇才，在今日似乎并不为国人所熟知。



备注::
其在晚期过多专注日本情感及台湾回归事务,造成个人严重误判"琉球群岛回归中国"议题,由于王芃生在琉球群岛主权倾向于日本持续占领立场,最终形成与蒋介石等爱国志士不可弥补裂痕,终究逃不过在维护国家整体利益上未尽权责,导致开罗会议前左右了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在会议上顺势坚持索回琉球群岛主权回归祖国,转而退其次要求中美共管琉球群岛,但琉球群岛的主权在中国政府..

引用 台灣獵戶人 2015-2-1 03:08

兩岸史話－王芃生催生台籍菁英2014年12月11日 文／陳爾靖



国际问题讨论会的运作:
1941年8月开始运作之前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国防问题讨论会」，在初成立时已共同集议拟定了一个以四大方向为主题的研究纲目：
注:「问题讨论会规则纲目及人员聘任案」，1941年6月，毛笔原件。

（甲）国际政治问题:
（1）维护国际和平之机构及办法。
1，加强国际联合会或另组织国际和平机构。
2，确定太平洋各国集体安全之具体办法一。
（2）军备之裁减。
（3）文化之交换。

（乙）国际经济问题:
（1）资助我国战后建设办法。
（2）经济合作办法。
（3）稳定各国国币办法。
（4）收复及发展国际贸易瓣法。

（丙）中日问题:
（1）回复（恢复）领土及行政之完整。
（2）确定敌方之战事责任。
（3）赔偿我方损失及归还公私财产。
（4）赔偿在华外侨之损失。
（5）接收及清理敌营之事业。
（6）其他问题。

（丁）取得国际自由平等问题:
（1）取消领事裁判权。
（2）收回租界租借地及其他特殊区域。
（3）取消其他特权及特种制度。
（4）改订一切不平等条约之其他款项。
（5）改善华侨待遇问题。


注:研究纲目的精神，是在解决战后中国国际问题。在国际政治方面，重在讨论战后国际和平机构，亦即「国际集体会」组织的建立，实即改造《国联》为建造《联合国》作暖身;在国际经济方面，重在战







资料来源：「1943年2月24日，外交部-外交资料整理研究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记录，见《国际问题讨论会，关于研究上之建议案》，《国防会档》，国民党党史馆005/15。


1940年前后，世界大战的局势有些变化，除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外，德、日军事结盟，愈多的国家感受威胁，共同参加反轴心国的国家愈来愈多。中国自九一八以来独立对日本进行牵制型持久作战的态势，也因局势的变化，成为同盟国抗日的主力。1941年前后，国民政府不断向各国友邦们呼吁形成反侵略一阵线。于8月14日，美国罗斯福、英国邱吉尔等共同签署发表了《大西洋宪章》。1941年底，「联合国家共同宣言」二十一六国参与，中国加入，并同时成为四强之一。 1942年，「宣言」正式发表。据悉，蒋介石特别在其日记」中说：「我国签字于共同宣言，罗斯辐总统特别对于「宋子文」表示：欢迎中国列为四强之一。此言闻之 ，但有惭惶而已！」。


二十六国《共同宣言》发表后，中，美，英，苏四国已成为反侵略之中心，于一「是我国遂列为四强之一。据此年月30日，四强外长共同签署发表了「普遍安全宣言」，共同约定打击轴心国至无条件投降止，同时联合宜告:
（一）它们保证用以对其个别敌人进行战争的联合行动，将为组织及维持和平与安全而继续942去。
（二）它们中与某一共同敌人作战者，对于有关该敌人的投降及解除武装等一切事项，将采取共同行动。
（三）它们将采取它们认为必要的一切措施，以防止任何破壤对敌人所规定的条件的行为。
（四）它们率认有必要在尽「速可行的日期，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 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这些爱好一转见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大事长蝶初稿，巻五，上册，页一第六章森战后中国外交縄？。一 335












王芃生当即想方设法，延揽了大批台湾籍的爱国菁英与抗日志士，加入国研所的作战阵营。


而蒋介石在日理万机和军书旁午中，也就糊裡糊涂地发表了王家楨出任内政部的人事命令，结果错误总是会被人揭穿，纸也包不住火，随后这个官场笑话终於传散开来，传到王芃生耳裡，他一气之下，马上宣布改名，将王大楨这个旧名打入歷史冷宫，立即公布周知今后改名為王芃生了，这便是他突然由王大楨改名為王芃生的一段不足為外人道的缘故。

侦知西安事变情报
王芃生係外交长才，渐渐蜚声遐邇，他也先后被派到土耳其、日本等国，筹备开馆或者担任参事等重要工作，特别是在日本之际，大使许世英為满清翰林，根本不会日语，只是名气很大，德高望重而已，一切对日外交，完全由王芃生一手包办，尤其事先歷次向蒋介石密报，日本将在中国何地、何时发动侵略战争，事后届时无不一一应验，若合符节，如此一来，蒋介石自然愈加倚重王芃生，视為股肱。


本来一件扭转歷史惊动全球的大事件，可以避免发生，却由於蒋介石刚愎自用而搞得灰头土脸，狼狈不堪！原来1936（民国25）年11月王芃生奉召返国述职，向蒋报告有关日本重要情报，随蒋专车赴西安；上车见蒋时，王芃生力劝蒋绝对要取消西安此行，不能贸然前往，并未多言其他，蒋介石亦未深加追问，结果发生了震惊全世界的西安事变，也使中国歷史的演变与发展，朝向不同方向。


追根究柢，王芃生的日本情报做得十分到家，箇中关键繫於与日本军方高层熟稔，而日本军方对张学良的东北军队渗透得有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密切掌握了东北军动静，经由日本军方管道，王芃生早就得知东北军队不稳消息。


只是碍於晋謁蒋介石有时间上的限制，加以彼时蒋的势力如日中天，自然气焰万丈，趾高气昂，目无餘子，心中隐然滋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等，这一类帝王思想也是大有可能，甚麼变生肘腋，卧榻之旁，人心难测，防微杜渐等警惕念头，早就拋到九霄云外去了！


迄民国26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发生，日本鬼子图穷匕见，狼子野心大举侵华，蒋介石在焦头烂额之际，突然又想起了王芃生来，认為他对日本情报，无不灵验异常，可说臆测屡中，尤其是西安事变行前劝他取消行程一事，更是使蒋縈怀在心，印象深刻，於是立即召见王芃生。


王向蒋介石建议，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帝必将断绝我国海上交通，我应考虑在西南边界开闢国防交通网线，以利抗日军事物质运输，蒋随即任命王芃生為交通部次长，著手修建滇缅、滇越、雷多等联外国际公路。


翌年（民国27年）3月中旬，王芃生正拟赴印度洽商修建雷多公路，忽奉蒋急电归国赴武汉謁见，命王马上成立「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并任中将主任，专门主持对日本情报工作。


王芃生毕生志业在致力於打败日本，打败日本的主要目的就是在於光復台湾，他在民国8年撰写《中日关係之科学研究》之同时，便撰写《台湾交涉真相祕录》一书，他在从事革命与留学日本，以及在日本担任外交工作等时期，刻意结交了许多台湾朋友。


如今有机会独当一面，负责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的对日情报工作，王芃生当即想方设法，延揽了大批台湾籍的爱国菁英与抗日志士，加入国研所的作战阵营。其中较為人知的计有谢南光、连震东、李万居、蔡培火、谢东閔、郭天乙、谢挣强、林啸鯤、李月友、陈新安、苏铁化、许显耀等。


因為情报人员崇奉「英雄无名」，特别是外勤人员，因此牺牲在可歌可泣任务行动中的台籍无名英雄，不知凡几，个人姓名湮灭在歷史长河中，可是台湾抗日志士在抗日战争期间，拋头颅、洒热血事蹟，永远震撼国人心灵。

聘连震东敌后工作
在蒋经国之前，出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委的张令澳，曾在其所写〈王芃生开展对日情报工作之实绩〉文内，特别提及了连震东、蔡培火等两人，他在介绍连震东时，对他的家世曾简单介绍了一下：「连震东原籍台南市，是日本占领时期台湾爱国义士连横（雅堂）的独生子，连雅堂於中日甲午海战后，鼓吹革命，与孙中山、头山满等素有交谊，他穷28年之光阴，歷考中国先民开发台湾之史实，著有《台湾通史》一部，阐述了台湾与大陆血肉相连的关係，连震东幼年即受父亲之庭训，夙怀光復台湾的宏烈志向。」


1929年他在日本庆应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后，回台湾从事新闻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他满怀為国效力的决心，带著父亲的亲笔信，到大陆找到父亲在同盟会时代的老友，国民党元老张继（溥泉），被介绍到西北搞建设工作。


「国际问题研究所」成立后，王芃生了解到他的志向，以及可利用的社会关係，遂聘他到重庆任该所第一组主任，领少将衔，专门从事日本政治、经济方面的研究工作，并通过他联络日占领区的台湾同胞进行情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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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台灣獵戶人 2015-2-1 03:14

日本通王芃生之崭露头角牛刀小试一役，就是1922年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强盗手中，成功收回了青岛。


王芃生自承：「予生於甲午战争之前一年，与忧患俱来，乃宿命所定，先父母虽家道中落之后，然能安贫乐道，先人后己，跡近禹墨，自幼所受薰陶，对於我之性格思想，影响极深。五岁受书，知识渐啟，十岁受最末一次童子试后，即停科举，兴学校矣。」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根据王芃生自撰〈一个平凡党员的回忆与自我检讨〉的片段叙述，他省悟认為在醴陵进高小就读时，由於耳濡目染，以及当时整个社会大环境中，充满了鼓动革命、酝酿排满、求新求变、打倒列强、雪耻建国等新思潮的冲击，还有西方自由民主、民族自决、富国强兵等现代风行的各种学说，随著欧风东渐，也不断地激励著年轻一代观念，知道必须赶上世界潮流，弃旧迎新，救自己也救国家──唯一的出路就是献身排满革命！


既然接受了革命的洗礼，一定要有革命的行动来配合。在瓷业学校姜湾之后即為姜岭，俗名营盘岭，驻有满清巡防营，常在该地杀戮革命党人，这也反映了腐败不堪的满清政府狗急跳墙，丧心病狂，正在作垂死前的挣扎。


在革命必须冒生命危险和流血的认知下，王芃生秉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大无畏精神，考进设在省会长沙的陆军小学。他说：「陆军小学时代，為予参加革命运动，及奠定立身治学之重要关头，予既幼受革命思想之陶冶，復获投笔从戎之机会，於是治学益勤，亦知择友。」


总而言之，家境艰苦，自幼备尝生计捉襟见肘滋味的王芃生，為了力争上游出人头地，从小矢志与恶劣环境奋斗不懈；同时也不忘救国救民，革命排满，追求自由民主的神圣使命，因此，他多彩多姿的一生，随时随地都呈现在重重挫折与横逆打击中，冒著生命危险，即使处在千钧一髮、粉身碎骨瞬将发生於俄顷之际，亦未曾犹豫退缩。


基於服膺国父所说：「革命的基础，在高深的学问！」以及秉於兵法名言「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一战争原则的指导，他在致力研究国际外交，特别是深入了解日本问题这一方面，真是废寝忘餐，焚膏继晷，皇天不负苦心人，终於成為当时中国数一数二最权威的日本通。


其时中国留日学生人数很多；但是真正懂得日本情形的却是凤毛麟角，而日本通王芃生之崭露头角牛刀小试一役，就是1922年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强盗手中，成功收回了青岛。那一年王芃生才30岁，他在交涉收回青岛前后，感慨万千，棖触无端，為抒怀胸臆，曾填词《清平乐》（元旦述怀，癸亥作於青岛）：「一年容易，百岁真如寄。阅尽前朝兴废事，惟有青山无异，漫嗟昨日蹉跎，休论来岁如何？争似安闲今日，且宜沉醉歌！」


民国肇造，中国政府虽然屡有更替；但是外交部门却始终掌握在亲英、美、法等人士手裡，偶有留日之辈，遗憾都是半调子，对日本只懂得皮毛，与日本办交涉，往往鎩羽而归，如今在留美的外交家顾维钧全力支持之下，重用王芃生，以及他的得力助手台湾籍的爱国志士游弥坚协助配合，在瑞士日内瓦国联外交战中，终於逼得凶狠的日本帝国主义承认理亏和认错，交还青岛，高奏凯歌之餘，难怪王芃生一再填词作赋畅伸衷曲，一吐怨气。


稍后，狗肉将军张宗昌主政山东，王芃生被迫化装逃往日本，此行係继他留学日本陆军经理学校高等科，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部，第三次留学日本，收穫颇丰，此段期间他著有《日本古史辩证》等专书，对日本的假歷史，无情地加以揭穿，这次他在日本逗留将近1年。


1926（民国15）年，他应以军领政的湖南省主席何键电邀返湘参加北伐，担任参谋长。此时此际，王芃生代表何键，与蒋介石曾有少数几次在应酬场所作礼貌性接触，彼此均无深刻印象，泛泛之交而已。


冯京当马凉失良机


未几，素性留意招揽人才的张学良，闻知此时原名王大楨的王芃生，為对日外交长才，拟延请他赴东北，办理东北对日交涉；詎料张学良身边人士得悉此事之后，暗中群起反对，力加阻挠，幸好几经波折，復以张学良曾亲自到医院探视王芃生的病情之故，王芃生最后终於同意成為张学良幕僚，参与李顿调查团调查，协办东北对日外交。


谁知原名王大楨的王芃生在张学良手下工作未久，竟发生了一件官场罕见的趣闻与插曲，气得他把使用近40年的王大楨名字，改成了王芃生。


原来蒋介石在处理对日外交时，总觉得不满意，他忽然想起了王大楨来，几经打听，得知王大楨正在于役张学良帐下，他马上派人去东北，拟先找王大楨来当内政部长，伺机再转任外交部长。


不意他所派的人并非干员与能吏，而是一个冒失鬼，无巧不成书，当时的张学良麾下，另有一员资深官员名叫王家楨的，蒋所派的人毛毛燥燥，根本不在意「家楨」非「大楨」，或此楨非彼楨，反正名字中王家楨与王大楨，大同小异，相去不远，抓到篮子裡就是菜，匆忙拉著王家楨回南京向蒋介石交差。

引用 台灣獵戶人 2015-2-3 00:50

八重王 发表于 2014-3-3 10:32
蒋介石做为统治者的代表人物，懂得政权稳固的重要性，把个人专制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不允许革命力量的存 ...

我們熱愛祖国，有著深刻的期盼决不能放弃任何属于自己的主权，为了经济利益均沾，从而宁可退让断送了自己的领土！作为龙的传人，炎黄子孙，我们有权利也有义务用鲜血和生命来捍卫这片热土！
领土主权不可谈判，谈判就是卖国。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到访。该年6月，英国军队刚刚在马尔维那斯群岛（英国叫福克兰群岛）作战中大获全胜。获得"铁娘子"称号的撒切尔夫人挟此战争气势来华，想与中国领导人就此一举解决香港问题。
但她万万没有想到等待她的是“邓小平”这样一段谈话：

“邓小平”：
“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
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我们等待了33年，再加上15年，就是48年。
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15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


”邓小平“悠悠地吸了口烟，慢慢地说出全世界都吓了一跳的话：
“中国人穷是穷点，但打起仗来是不怕死的！”
正是中国领导人的民族意志和底气使对手也不得不由衷佩服，才有了97年香港的和平回归的顺利完成。

引用 本田琉球 2015-2-15 10:17

琉球少爷 发表于 2014-2-27 18:33
可见，各个时期的中国人都在为收复琉球主权而努力。
那时候我们中国弱，没得说，谁让那是的中国贪官横行呢 ...

中国明朝初年就有「徙民之令」。

清朝史家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明祖又尝徙“江南”富民十四万户於中都；又命户部籍”浙江“等九省及应天十八府富民万四千三百餘户，以次召见，徙其家於“京师”，谓之富户；成祖因之。」
明朝洪武年间开始，由朱元璋徙闽人三十六姓至琉球，就已经展示“琉球的主权”实属中国的内政一部分。

谈闽人三十六姓琉球华裔
http://bbs.liuqiu-china.com/foru ... 111&fromuid=487

引用 台灣獵戶人 2017-3-2 13:38

1941年，中国 前国民政府对日、德、意宣战佈告全文

1941年12月9日，林森，代表中国国民政府以国家元首名义，向德、意、日三国宣战。此后致力于废除美、英等不平等条约。

中华民国政府对日宣战布告:
日本军阀夙以征服亚洲，并独霸太平洋为其国策。数年以来，中国不顾一切牺牲，继续抗战，其目的不仅在保卫中国之独立生存，实欲打破日本之侵略野心，维护国际公法、正义及人类福利与世界和平，此中国政府屡经声明者也。 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过去四年余之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惩创后，终能反省。在此时期，各友邦亦极端忍耐，冀其悔祸，俾全太平洋之和平，得以维持。不料强暴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诸友邦开衅，扩大其战争侵略行动，甘为破坏全人类和平与正义之戎首，逞其侵略无厌之野心。举凡尊重信义之国家，咸属忍无可忍。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
中华民国三十年(1941年)十二月九日　　主席　林　森

http://www.liuqiu-china.com/portal.php?mod=view&aid=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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