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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政雄:中国藩属琉球华裔儒学大师 程顺则

2017-2-27 07:46| 发布者: 台灣獵戶人| 查看: 2318| 评论: 1|原作者: 关天培

摘要: 康熙二十二年,年仅二十一岁的程顺则被授通事之职,同年随王明佐率领的琉球谢恩使团来华,以“勤学”(即自费留学生)的身份拜福州鸿儒陈元辅、竺天植为师,潜心钻研儒家经典,攻读中国文学与经学,历时四年,结交大 ...
琉球古国华裔儒学大师  程顺则
转载自: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文:赖正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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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琉球,是位于中国东南太平洋中的一个岛国,因其“地界万涛,蜿埏若虬浮水中,固名流虬,后转谓琉球。”[1]明朝建立后,太祖朱元璋即遣使招谕四海。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明太祖遣行人杨载诏谕琉球[2]。同年十二月,琉球国“中山王察度遣弟泰期等随载入朝,贡方物。”[3]自明洪武五年(1372年)中琉建立正式的藩属关系起,到清光绪五年(1879年)琉球为日本吞并为止,中琉双方友好交往五百余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在此期间,中国儒家思想和文化传入琉球,广受推崇,对琉球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乃至社会生活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中国儒学思想和文化向琉球传播过程中,华裔儒学大师程顺则功不可没。

    程顺则(1663—1734),康熙二年(1663年)十月二十八日出生于那霸久米村一个书香仕宦之家。幼时曾名思武太,字宠文,号念庵行一,常以念庵或雪堂著书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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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久米村系家谱·程氏家谱》记载,
“程氏盖为河南夫子之后焉”[4],后来迁居福建。明洪武年间,其祖父程复移居琉球。由于程复才华出众,颇受琉球中山王察度青睐,曾于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正月、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四月两次参加琉球进贡使团赴华。程复在琉球任职四十余年,勤诚不懈,八十一岁高龄荣升“国相兼左长史”,告老还中国。[5]


    程顺则之父程泰祚,明崇祯七年(1634年)出生。他年仅十九岁便任通事职,康熙二年(1663年)参加谢册封恩使团随清册封使臣张学礼到中国[6],居住福州柔远驿二年,返琉球后曾任进贡都通事等职。康熙十一年(1672年)初,他与金正华受命监督久米村兴建孔子庙,工程次年七月完成。“中山有文庙自此始矣”[7]。康熙十二年(1673年),他以朝京都通事身份随进贡使团赴华,海上遇盗,不幸负伤。在福州伤愈后,于次年赴京朝贡。康熙十四年(1675年)三月十六日离京,五月初至苏州。因靖南王耿精忠叛乱,被迫滞留苏州,期间旧病复发,医治无效,九月二十六日不幸在苏州逝世,享年四十二岁。当地官府将之厚葬于苏州府吴郡。康熙十六年(1677年),琉球尚贞国王追封程泰祚为进贡正使。

    受家庭影响,程顺则自幼对中华文化抱有浓厚兴趣。郑章观在《总理唐荣司程公传》中曾评价他道:“自幼即端重不类群儿,秉性仁孝……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教而和乡党”[8]。当时琉球为鼓励青年读书有成特设“秀才”名衔,年俸一石五斗米。康熙十三年(1674年),年仅十二岁的程顺则即入选“秀才”候选人,并拜琉球儒学大师郑弘良为师,终于在康熙十五年(1676年)获得“秀才”名位。次年九月二十三日,程顺则正式继承程氏家统,被授真和志间切古波藏地头之职,同时继续跟随郑弘良攻读儒学。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八月二十日,年仅二十一岁的程顺则被授通事之职,同年随王明佐率领的琉球谢恩使团来华,以“勤学”(即自费留学生)的身份拜福州鸿儒陈元辅、竺天植为师,潜心钻研儒家经典,攻读中国文学与经学,历时四年,结交大批文人雅士。回国后,程顺则即被任命为讲解师。此职是当时琉球国专门为研究及传授中国儒学人士而设的官聘学者,由大夫、都通事,通事中对中国儒学之理精通者中挑选而来,程顺则恩师郑弘良即为琉球国首任讲解师。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程顺则奉命为接贡存留通事赴闽,居留柔远驿三年,再次师从陈元辅研究朱子学和诗文。此间,他还捐资二十五金购买《十七史》共一千五百九十二卷带回琉球,捐献孔庙。

    康熙三十年(1691年),程顺则被任命为琉球国讲解师兼汉字笔者。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程顺则奉命作为进贡北京大通事,随同耳目官毛天相、正议大夫郑弘良赴闽,次年进京上表章纳贡。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程顺则奉命为琉球世子、世孙讲解《四书》、《唐诗》。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程顺则被任命为琉球进贡正议大夫赴华进京。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程顺则在久米村孔庙之侧建立明伦堂,为琉球儒学教育奠定了基础。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程顺则率领琉球谢册封恩使团赴京,并购《皇清诗选》数十部带回琉球。

    总之,程顺则一生两次赴福州求学儒术,三次赴京入贡,历任接贡存留通事、进贡北京大通事、进贡正议大夫、隆动紫金大夫加衔法司正卿、谢恩使臣[9],为中国儒家思想及文化在琉球的传播,为中琉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及两岸中国各族人民的友好情谊,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一、创建明伦堂,弘扬儒家文化

    儒家思想是指以孔孟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主流。受其父影响,程顺则对孔子及儒家学说甚为推崇。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十一月,他以进贡正议大夫身份入京朝贡。使事结束后,次年九月,他特至山东曲阜参拜孔子故居及孔林圣墓,行三跪九叩大礼。回国后,程顺则深感琉球孔庙虽建,但缺少一处传播儒学的地方,遂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奏请琉球尚敬王,要求设立“明伦堂”,以孔庙东西两庑为校舍,招收王府及久米村子弟施教,聘请对儒家学说研究有造诣的专家及留学中国国子监归来之官生担任讲解师及训诂师。明伦堂由此成为琉球最早的国立学校及传播儒学思想的教育中心。程顺则“以紫金大夫一员司教,每旬三、六、九日诣讲堂稽察诸生勤惰,兼理中国往来贡典并参赞大礼”;又“于久米村内无论大夫、都通事及通用等中择文理精通者一人为讲解师”,“又择句读详明者一人为训诂师”[10]。前来明伦堂求学者除王府及久米村子弟外,还有来自琉球其他地区的诸多学子,从而大大推动了儒家文化在琉球的传播。

    程顺则首开遵儒重教之风对琉球教育影响深远。嘉庆三年(1798年),琉球国王尚温下令设立“国学”及“乡学”。国学设在首里王城之北的龙潭,入学对象主要是首里缙绅子弟及布衣子弟之俊秀者,乡学则是为一般琉球人的子弟而建立,从而大大普及了琉球的教育。尚温国王还训饬学子,制定学规,“董劝诸生务期风教修明,贤才蔚起”,要求学生以儒学的“正名”、“仁”、“孝”、“礼”为要旨,“先立品行,次及诸艺”,“躬修实践,砥砺廉隅,郭孝顺以事亲,秉忠贞以立志。穷经考业,匆杂荒诞之谈”。同时,尚温王还明确规定,无论出身,学生成绩将作为其奖惩晋升的依据,“自兹以往,无论名门与寒陋,如有积行勤学,为国宣猷者,则虽布衣子弟,我将举而用之。如或败检踰闲,不遵明训者,则虽贵族子孙,我将退而去焉。”[11]此后,琉球崇儒重教之风日盛,许多乡村纷纷捐资兴办学校,“以兴教化”[12]。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琉球尚育国王下谕:“朕思继先志建文庙,永仰尼山之仪容”,再建孔庙。新孔庙“将至圣先师神主奉于正中,将颜子、曾子、思子、孟子神主配于左右,每年春秋上丁,贤王亲诣文庙”,行祭祀大礼[13],遵孔重儒的风气一直持续不衰。

    在向琉球王室传播儒家思想与学说方面,程顺则也贡献卓著。他曾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任世子尚纯、世孙尚益之侍讲,朝讲《四书》、夕授《唐诗》,历时二十个月。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尚益王即位后,他再任侍讲,为尚益王讲解《春秋》及《贞观政要》。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在华期间,他在天津书市上以重金购得一卷朱熹墨宝——“香飞翰院图川野,春报南桥叠翠新”,回国后献给国王,“王复归之程氏,命其子孙世藏守之”。[14]

    由于琉球国王自幼便由儒书启蒙,深受儒家思想薰陶,即位后起用对儒术造诣深厚之士辅佐国政,力求实施儒家的德政。如琉球尚敬国王(1731—1751年在位)执政期间对程顺则、蔡温等留华儒生非常重用,尤其蔡温还提升至国相以辅政。雍正三年(尚敬王十四年,1726年),琉球国王还仿效中国帝王出巡之例,亲率三百余贵族官员巡视琉球北部,“观风整俗,赈助抚绥”,并且国王所经之处,“民不劳一力,财不费一毛,百姓欣欣然,拨云雾见青天”[15]。这是琉球历史上首次国王率员巡察民情,且未增加民众任何负担,儒家的德政赢得了百姓的衷心拥戴。

二、刊印《六谕衍义》,传播儒家思想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程顺则任进贡副使、正议大夫来华朝贡,进京事竣返回福州候船回国期间,捐资刻印了《六谕衍义》一书,并带回琉球,使书中倡导的国民修身齐家标准在琉球和日本广为流传,影响深远。

    《六谕衍义》中的“六谕”选自明太祖洪武三十年(1397年)颁布的教民圣谕四十一条中与大众生活伦理道德关系颇为密切的前六条,依序是:孝敬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虽说这六条特别选出来作为教育民众修身的基本教材,但至明末乡间“讲者少,而不讲者多,即有讲者,不过虚应故事,那得家传户晓”。有鉴于此,明浙江会稽儒者范鋐决定编撰一本通俗易懂、广为传播的简明教材。他按六谕顺序,深入浅出,以实例分析利弊得失,并在每条教谕后附七言诗一首,便于读者记忆传颂,效果显著。范鋐将书名定为《六谕衍义》,并在自序中写明本书宗旨,“惟以去薄从厚,型仁讲义为本,可以代木铎老人,庶颓风可挽,以补其不及,务使家喻户晓,人人长厚,以去其浇漓”。

    《六谕衍义》虽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刻印,但实际在二十五年前,亦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程顺则在华师从竺天植时,即被此书所吸引。据竺天植在《六谕衍义》重刻本序文中记载:“忆甲子(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春,余案上有《六谕衍义》一卷,程子翻阅再三,以为是书词简义深,言近指远,不独可以挽颓风而归淳厚,抑可以教子弟而通正音,因请余授而藏焉。屈指星霜,忽忽已易二十五度,而程子犹以此卷之有裨于人心也,思欲刊布国中,以美其风俗,以正其音语,虽有志未逮,而此心终未释然”。历尽二十五载的期盼与努力,程顺则终于完成多年夙愿,捐资付梓,刻印数百本带回琉球。程顺则在“重刻六谕衍义跋”中也说明自己如此执着的原因:“六经四书的微言奥旨,只可自喻之于心,何能日宣之于口,惟是编字字是大道理,却字字是口头话,男女老幼莫不闻而知之,教者省力,学者易晓,导之之术,莫有善于此者”[16]。程顺则欣赏此书之处就是由于其通俗易懂,便于在民众中传播。

    程顺则归国后即将《六谕衍义》献给琉球尚贞王(1669-1708年在位),并建议将之作为国民修身养性的标准及学习汉语的课本,国王马上许可,该书即被正式作为学校课本。

    《六谕衍义》使忠孝节义的儒家理念深入琉球社会。仅乾隆八年(尚敬三十一年,1743年)这一年时间,琉球乡村就出现有“泊邑照屋屡救人命”、“泉崎村宫里孝母又恩助姐妹亲戚”、“泉崎村崎山之姑守节”、“高岭间切屋古村松米次忠于家主孝于父母”、“佐敷间切屋比久村屋比久妻固守贞节”等等诸多忠孝节义的典型事迹[17]。而琉球王府对这些节义之民则分别赐予爵位、匾额、物品以资褒扬,从而大大推进了儒家思想在琉球社会的传播。

    此后,《六谕衍义》传入日本,也深受重视。日本幕府将军马上命令汉学家注释、翻译,并将此书大量翻印,广为发行,通令各地作为国民修身课本进行讲读。至明治维新后,《六谕衍义》才被新的教科书所取代。

三、积极引入中国典章制度与礼仪

    明清时期琉球的典章制度及礼仪习俗深受中国影响。清光绪二年(1876年),日本派人持文强迫琉球归附日本,琉球尚泰王在答复日本的文书中写道:“夫国体国政之大者,莫如膺爵、赐国号、受姓奉朔、律令体制诸钜典。敝国自洪武五年入贡,册封中山王,改流求国号曰琉球,永乐年间赐国王尚姓,应奉中朝正朔,遵中国典礼,用中朝律例,至今无异。”由此可见中国典章制度已深深渗入琉球的政治生活。

    程顺则在华期间,尤其注重考察中国典章制度、礼仪与习俗。回国后,他积极致力于引进中国的典章制度。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他奉尚贞王之命重修琉球官制。他参照中国官制,历时三年完成“中山王府官制”的修订。程顺则还参照中国礼仪,修改琉球冬至、元旦百官朝贺国王之礼仪,提出“殿下中道设香案”、“百官分左右翼各照品级排立”、“于墀下左右设五方之旗,设彩盖于殿下左右”、“陈设仪仗、鸣金鼓、奏汉乐”、“王上先拜北天后升殿受朝贺”等,“维兹之举,悉遵天朝之制,以为考定”。后经历朝逐渐改进,至乾隆年间程顺则有关朝廷礼仪的各项建议已全部被采纳实行。[18]

    程顺则推崇孔子,严格遵从中国礼仪行春秋二祭,“考中国释奠之例,启请祭孔子用大牢,祭启圣公用少牢,其帛爵粢盛八笾八豆之宝皆如中国,惟祭品本国所无者以土产代之,祭期前三日与祭者皆斋戒,前一日演礼省牲,春秋二丁国王遣紫金大夫丑时祭启圣祠,遣法司官寅时祭圣庙,皆行三跪九叩头礼,又于圣庙行饮福受胙礼。自此以前,以紫金大夫或长史官为主祭行八拜礼,不行饮福受胙礼”,由于程顺则“考中国之礼启请”,于是自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始,琉球完全照中国之典制祭孔。[19]

    此外,程顺则还对琉球斗量制进行改革,由于琉球斗量用“乡判”,容量大于中国斗量,导致中琉间贸易流通时计量不便,程顺则按中国斗量制实行改革,以此减少了两国贸易及交往中的诸多不便。

四、出版诗集,推动汉诗创作

    琉球汉诗指琉球王国时代琉球诗人用古汉语创作的诗篇,它是琉球王国与明、清两朝文学交流的结晶。明清两代,琉球政府公文、寺庙、公祠、学校的碑铭以及保留至今的历史文献、诗文,都使用汉字,汉语言在琉球社会流行甚广。琉球在语言文字上与中国的血缘关系,是琉球汉诗产生与繁荣的基础。由于明清政府与琉球国双方互派使节往来,使臣与文人雅士吟作汉诗,此外,闽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也对汉诗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再加上大批琉球官生及自费生来华学习,习作汉诗,这些都促进了汉诗在琉球的发展,而程顺则在此间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程顺则自小受儒学薰陶,爱好汉文古诗。此后两度留学中国,时常与文人雅士对诗酬唱。据《福建通志》与《闽候县志》记载,程顺则业师陈元辅,号昌其,顺治间布衣,著有《枕山楼集》。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程顺则第二次来华时,在福州再次拜访恩师陈元辅。陈元辅向程顺则出示《课儿诗话》讲稿,程顺则认为这是指导琉球人汉诗创作的最好教材。他随即表示“不独范我于规矩之中,抑且引人于神化之境,诚诗家之指南车分水犀也。虽先生之庭训,奚不可作后学之津梁手。爰与僚友杨丹岩并游学储子毛允和、郑克文、陈楚水、蔡天水捐资授梓”[20]。《枕山楼课儿诗话》在福州柔远驿出版后被带回琉球,大大促进了汉诗在琉球的发展。

    返国后,程顺则大力推广汉诗。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七月八日,琉球尚贞王世子尚纯赏他凤尾蕉(即苏铁)一枝,诗友纷纷赋诗祝贺,程顺则将友人赠诗与自己的答谢诗汇编成《雪堂记荣诗集》一卷,广为传播。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任世子尚纯、世孙尚益侍讲时,他也不忘讲解唐诗。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程顺则为朝贡事第三次赴华,他将沿途所作八十余篇诗集汇编成《雪堂燕游草》后,在福州刊印,携回琉球,广为流传,琉球文坛视为汉诗代表。清内阁中书舍人、册封使林麟焻,儒学大师陈元辅,琉球中山王府紫金大夫蔡铎三人都在篇首作序,对程顺则为人及诗作予以高度评价。林麟焻写道:“见其集中所载,若赐宴、颁币、舟中拜阙,放鹤亭读圣制诸作,瞻仰吾君也;姑苏省墓二首,不忘乃父也,忠孝之思,蔼然言表;至其登临赠答、俯仰陈迹、流连弗古,有慷慨悲歌之致,则又思如泉涌,笔若涛飞,秀句得江山之助也。观程子之诗,知其为人,洵不愧彼所谓豪杰之士矣。”[21]

    程顺则的《雪堂燕游草》传入日本萨摩藩后,备受推崇,和尚画家木村探元逐一摹拟描绘,每诗一画,汇集成《雪堂燕游图》。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程顺则随江户庆贺使抵萨摩藩,藩主对程顺则盛宴接待,同时取出珍藏的《雪堂燕游图》供宾客观赏,并向程顺则求证,请程顺则题款于画中。此事在日本轰动一时,且影响深远,朝野人士、文人墨客都纷纷与程顺则吟诗酬唱,大大促进了汉诗在日本的传播。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程顺则最后一次率谢封恩使团抵华,在福州见到《皇清诗选》,内收录琉球、朝鲜、安南诸国汉诗。其中琉球入选二十五位诗作者七十首诗(朝鲜八首,安南四首),包括中山王世子尚纯、王弟尚弘毅及法司以下官员的诗,此为中国诗集收集琉球人诗作之始。程顺则兴奋异常,于是“捐资购得《皇清诗选》数十部,每部三十卷,归献王府内书院一部、圣庙一部、译写所一部,余部送师友”。[22]

    程顺则的汉诗,在冲绳文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在清代诗坛,他也是周边国汉诗中最有影响的一位。上述《皇清诗选》中收录的琉球二十五位诗人七十首汉诗中,程顺则就占二十一首。雍正三年(尚敬十三年,1725年),琉球出版唯一的诗文总集《中山诗文集》,其中三分之一为程顺则的诗作。清代儒学大师陈元辅曾在“雪堂纪荣·跋”及“雪堂燕游草叙”中盛赞程顺则诗作“咏物之工,颂扬之美,兼而有之”,“以真性情,为真文章,追太史工部风”。程顺则前后五次到中国,其诗作或揽胜纪行、即景咏物,或与清国学士赠酬答对,饱含中国儒家忠、孝、节、义、仁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对琉球文坛产生了巨大影响。

五、编撰《指南广义》,促进航海贸易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一代儒学大师程顺则除对中国儒家思想与文化传播琉球贡献卓著外,对中国航海技术传入琉球亦发挥了重要作用。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是个造船与航海事业相当发达的国家。宋、元时期,随着海外贸易的繁荣,福建成为全国最主要的造船基地之一,已有“海舟以福建为上”的说法[23],且形成泉州、福州两个造船中心。据史籍记载,此时福建的“福船”已著称于世,“其制皆以全木巨坊搀垒而成,上平如衡,下侧如刃,贵其可以破浪而行之”[24]。明代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继续推进福建造船业的发展,福州地区及漳州月港成为造船业中心。郑和七下西洋,数经福州府属修、造船只。此外,福州还是明代修造册封舟的重要基地。这些无疑都促进了福州海上交通的发展。随着福州地区造船技术的日臻成熟,形成了一支实力雄厚的造船技术队伍,尤其是漳、泉、福等地拥有一批各具特色的优秀造船工匠。“漳匠善制造,凡船之坚致赖之;福匠善守成,凡船之格式赖之。”[25]上述诸多优势为福建造船航海技术向外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

    相形之下,古代琉球国虽为岛国,海道险阻,“浪大如山,波迅如矢,风涛汹涌,极目连天”[26],然而造船航海业却十分落后,“缚竹为筏,不驾舟楫”[27],严重阻碍了琉球与外界的往来。琉球迫切需要大力发展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外界经济往来,“贸迁有无,以供国有”[28],而海上交通工具的滞后就成为其经济发展及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

    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鉴于琉球造船航海业十分落后,难以与明朝保持密切的朝贡关系,除赐海舟给琉球外,另赐琉球“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来朝贡”[29]。闽人三十六姓及其后裔成为福建先进的造船航海技术向琉球传播的重要使者,因为他们来自精通此技的福建东南沿海。据史籍记载,福建沿海“素通番舶”,其人“多谙水道,操舟善斗,皆漳泉福宁人。漳之诏安有梅岭、龙溪、海沧、月港,泉之晋江有安海,福宁有桐山,……船主、喇哈、火头、舵公皆出焉”。[30]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汪楫、林麟?NFDA2?册封琉球时,册封舟上的中国舵工曾将一本流传的航海针法送给琉球舵工,该针法经书后辗转到程顺则之手。在此基础上,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程顺则依据闽人三十六姓后裔所留传的航海指南针使用方法,结合历届册封舟、进贡船舵手的实际操作经验,再广泛参考各种天文、气象、地理、典籍记载等诸多文献资料,整理编撰《指南广义》,在福州刊印后带回琉球。该书不仅详细校明中琉间往返针路,并且详尽记载了有关航海的地理、天文、气象等方面的重要资料,成为中国与琉球间交通航海的必备指南。无怪当时琉球人普遍认为,只要熟读《指南广义》,便可确保航海安全。册封使臣徐葆光亦赞叹道:“琉球针路,其大夫所主者,皆本于《指南广义》。”[31]

    综上所述,琉球一代巨儒程顺则不仅对中国儒家思想与文化向琉球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也促进了中琉间政治、经济、文化和航海方面的往来。此外,他的人品也广受世人称道。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的册封使臣周煌曾高度评价程顺则:“劝学励志,言行交修,任紫金大夫,爱民洁己,不营宠利。年七十余,卒之日,书籍外,无余赀,国人至今犹争道之”。[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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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陈仁锡:《皇明世法录》,明刻本,卷80,第12页。

    [2]《明太祖实录》卷71,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影印本,洪武五年一月甲子。

    [3]张廷玉:《明史》卷323,外国4,中华书局,1974年,第8361页。

    [4][7][9][10][14][19][21][22]《久米村系家谱》下册,第541、544、545—559、552—553、558、548、555—556、549页。见《那霸市史》资料篇,第1集卷6,那霸市计划部市史编集室,昭和五十五年。

    [5]《明太宗实录》永乐九年四月癸已条,江苏国学图书馆传钞本。

    [6]《历代宝案》校订本,第2册,卷34,冲绳县书馆史料编集室,1992年,第380页。

    [8]杨仲揆:《琉球古今谈》,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01页。

    [11][12][13][15][17]球阳研究会编:《球阳》,角川书店,昭和五十七年,第397—398、454、456、280—281、323—324页。

    [16]范?NFDA4?:《六谕衍义》,“自序”,冲绳县立图书馆资料丛书,第1卷。

    [18]郑章观:《总理唐荣司程公传》,转引自张希哲:《程顺则对于中琉文化交流的贡献》,台湾中琉文化经济协会:《第二届琉中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台湾中琉文化经济协会出版,1989年。

    [20]陈元辅:《枕山楼拾玉诗话》,“程顺则跋”,1818年京都莫华堂刊版。

    [23]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76,光绪三十二年开雕,宣统二年刻竟,第15页。

    [24]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四库全书珍本初集,集部别集类本。

    [25]谢杰:《琉球录撮要补遗》,台湾文献丛刊第287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1970年,第274页。

    [26]徐孚远:《明经世文编》卷460,李文忠公文集,中华书局影印本。

    [27]萧崇业:《使琉球录》,第112页,台湾文献丛刊第287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
    1970年。

    [28][32]周煌:《琉球国志略》,台湾文献丛刊第293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1971年,第196、225页。

    [29]龙文彬:《明会要》卷77,外藩1,“琉球”,中华书局,1956年。

    [30]茅元仪:《武备志》卷214,海防6,明天启元年刻,清修本。

    [31]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台湾文献丛刊第306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1971年,第14页。





注:
中国拥有琉球群岛主权一脉相传。
中国五百年来的"属国"琉球国,凡其王嗣位,先请朝命,钦命正副使奉敕往封,赐以"驼钮镀金银印",乃称"国王"。
未经册封以前称琉球"世子",权国事;未经中国中央皇室政权承认其政治治理地位受封前,绝对不敢僭越自称为 琉球国 "王"..
过去在中国宗藩制度区域行政管理框架内,虽有"蕃属国"的"国"名称及其"国王"的爵位,但“”它“”不是个完全独立自主国家,“”它“”的外交军事领土变更则是必须受到中国中央皇权监督而有所节制,事故“”它“”与中国中央皇权的政治关系,不是国与国的关系,简而言之,“”它“”藩属国与中国中央皇权是地方自治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政治从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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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台灣獵戶人 2016-2-27 15:49
琉球名護親方・程順則(なごうぇーかた・ていじゅんそく)
http://bbs.liuqiu-china.com/foru ... hread&tid=54747

程順則(ていじゅんそく)は、1663年に那覇の久米村で生まれました。順則というのは中国名で、琉球の名前では「寵文(ちょうぶん)」といいます。近世の沖縄を代表する政治家で、66歳のとき、名護間切の総地頭(そうじとう:今でいう市長)となり、名護親方(なごうぇーかた)となのります。名護にいたのは7年間でしたが、その功績や人徳から人々に親しまれ、名護聖人(なごせいじん)とも呼ばれ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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