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蕃志》为南宋曾任市舶司主管的「赵汝适」晚年寓居临海时所作，其初任泉州市舶司提举时于“暇日阅诸蕃图”，并“询诸贾胡，俾列其国名，道其风土与夫道理之联属，山择之蓄产，译以华言”。南宋以来北人南迁，江南经济及海外贸易大为发展，很多王侯将相也寓居台州府城所在地临海。

至于作者「赵汝适」本人，据临海出土的《赵汝适圹志》记载：“取陈氏，献肃詹事讳良翰之孙，宝制侍郎讳广寿之长女。”

其妻族陈氏为台州临海望族，其祖父「陈良翰」在《宋史》中有传。「赵汝适」虽在《宋史》中无传，却在“宗室世系表”中有记载：“岐王仲忽之玄孙……银青光禄大夫不柔之孙。”

据墓志则为“（宋）太宗皇帝八世孙”，而其祖父「赵不柔」也出现在《台州府志》的人物传《寓贤》之中，可见渊源有自。

在辽、金、西夏、蒙古先后占据陆上丝绸之路的情况下，海上丝绸、瓷器之路得到空前发展，东南沿海先后有杭州、明州（宁波）、秀州（上海）、泉州等处设立市舶司，「赵汝适」写作《诸蕃志》及其寓居台州临海，乃至临海政治经济地位达到其历史的巅峰，都应从这样的背景上来理解。自南北朝以来，每次北方战乱，即有大批中原士族南迁，导致东南沿海之巨变。早在三国时，即分:会稽东部为临海郡，其范围占据浙江、闽北沿海之大部，台州沿海的章安，即是当时大港。

记载着东汉三国时期，东吴曾经遣使渡海赴台湾的《临海水土异物志》一书，开篇即说：

“夷州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

书中既记有「夷州民、安家民、毛民」等台湾古代民族，又记载了鳞介、虫鸟、竹木、果藤等台湾生物，仅鱼类就有六十多种，成为很多滨海民族及沿海生物的最原始记录。近800年前，《诸蕃志》在临海成书不是偶然的。甚至与1700年前，《临海水土异物志》有某种地理的、历史的承继关系。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诸蕃志》的出现准备了条件，在南宋时，台州临海出版的《嘉定赤城志》里面，已经提出了士、农、工、商“四民皆本”的思想，与这一思想类似的“农商皆本”的提出要到明清之际的「黄宗羲」。

从《诸藩志》看，当时的贸易范围：

东至日本。

南及印尼。

西达阿拉伯、意大利诸国。

书中共记载东南、西南沿海国家58个；所载各国物产有乳香、沉香、菠萝蜜、猫儿眼、龙涎等，也有四十七种之多；另外还附有海南岛之地理及物货。

《诸蕃志》不但是《宋史·外国传》的主要资料来源，还被收入《永乐大典》等书，更已被翻译成英语、法语等国文字。近代德国人「夏德」在其《大秦国全录》中提到：“宋代「赵汝适」的《诸藩志》中有一些宝贵的材料。我由《学津讨原》丛书本抄出关于拂菻的部分文字。而「古伯察」的中国基督教及波提埃的《景教碑考》中均有摘译。”

20世纪30年代，民国时期著名中外关系史学者「冯承钧」在为《诸蕃志》进行校注时，就不但利用了中国先辈的考证成果，还把这些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重新介绍回中国，使得这一海外交通史著作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典范。

我们现在讲“一带一路”，往往标举唐、元鼎盛之世，那时节，海陆交融，东西联通。但是“一带”与“一路”在历史上发展最迅速的时期，却也在于它们互相竞争、各自发展之际。譬如：南北朝时，即有江南之开发与《临海水土异物志》的问世；宋代与北方辽、金、蒙对峙时期，又有市舶司之广设及《诸蕃志》的出现。

“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南北格局，一边促使蒙古成吉思汗打通了西域，另一边也促使南宋海上贸易直达西洋；反过来，也正是印度洋的海上贸易（一路）和亚欧大草原的陆上贸易（一带）维持了南宋和北朝的“均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