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新疆废省，改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19-9-10 17:35| 发布者: 台灣獵戶人| 查看: 3327| 评论: 4|原作者: 台灣獵戶人

摘要: 1953年毛主席同意了《新疆自治区》冠以「维吾尔」的名称。其初衷是中央给西北局的复电:“维吾尔族在新疆如同汉族在全国一样，是其他各少数民族的主体民族。因此，必须使维吾尔族干部如同汉族在全国范围内团结；帮助和 ...

《为何新疆废省，改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文章来源：边疆反恐微信号，2016
图片:新疆旅游网，2019
二次编辑:猎户人

图注:夜幕星河的新疆

新中国建立初期，对占中国版图六分之一的新疆域名出现争论。有人提出“天山省”，有人提出“中国突厥斯坦”、“维吾尔斯坦”等等。中央政府毛泽东主席最终坚持清未建省时的域名“新疆”并坚持否定“加盟共和国”苏联模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国策。

回顾这段历史对我们认识新疆问题的复杂性长期性，很有裨益。这块国土到底应该叫什么？中华文化讲究「名正言顺」，这块国土的名字关系重大。至今，疆独分裂主义还在“新疆”名称上大做文章，说“新疆”是新的边疆之意，出现在清乾隆时期；因此在清之前这块土地不属于中国。分裂势力称之为“东突厥斯坦”。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交恶，苏联历史学家甚至言：中国古代疆土止于长城之内，长城外属少数民族；新疆是新边疆之意。

一、新疆名称的由来。
新疆古称西域，这个域名最早出现在西汉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归来后，述其经历见闻为《西域传》。西域之称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专指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地区；广义则包括亚洲中西部，印度半岛、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公元前60年，西汉在乌垒（今轮台境内）设西域都护府，管辖天山南北。西域都护府，设立标志着西汉开始在西域行使国家主权。东汉「班超」在西域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历史功勋。隋朝「裴矩」在河西走廊的张掖，设置主管西域互市官府，著《西域图志》，准确记载了丝绸之路北、中、南三条通道，其最西达地中海东罗马帝国。唐朝在高昌，设安西都护府，后迁至库车。唐击败西突厥后，在天山北路设北庭都护府，唐玄宗设碛西节度使，是当时全国八大节度使之一。“安史之乱”后，中原内乱，唐朝崩溃；两宋衰弱，无力西顾，遂失西域。蒙古兴起，成吉思汗西征，极大地改变了亚欧大陆的版图和西域各民族的历史。新疆，遂成为成吉思汗后裔的东察合台汗国版图。明朝推翻蒙元，收复哈密，控制西域。明不久又弃哈密，退守嘉峪关。满清兴起东北之时，天山北属蒙古后裔的准噶尔汗国，南部属叶尔羌汗国。十六世纪初，准噶尔汗国灭叶尔羌汗国，统一新疆。清与东扩的准噶尔汗国征战七十多年，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1755年乾隆趁准噶尔汗国内乱之机，出兵击溃准噶尔汗国收复新疆，设伊犁将军官府，节制天山南北。1864年，中亚浩罕国阿古伯入侵，占领南疆并北越天山侵占迪化。1877年清廷命「左宗棠」率军西征收复新疆，于1883年建省，取「左宗棠」奏折中:「他族逼处，故土新归」之意，定名新疆。然而，在维吾尔文译意中是“新边疆”，所以解放后，维吾尔文使用的是音译“新疆”，避免岐义。无论这块广袤辽阔的土地，最终名称有何变迁，其于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就属于中原王朝的管辖。其后分分合合漫长历史岁月，活动于这块土地上的许多少数民族后来也都融合成为中华民族的成员，这是无可置疑的历史。

二、解放初期对新疆名称的争议。
1944年9月，伊犁暴发反对国民政府统治的牧民起义，由于得到苏联的军事支持，迅速蔓延到塔城、阿尔泰，史称“三区革命”。1945年在伊宁宣布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一年多后，经「张治中」斡旋改为伊犁地区参政会，与当时国民党政权组成联合政府。1948年联合政府破裂，三区代表返回伊犁。国民党军与三区革命民族军隔玛纳斯河对峙。1949年9月25日，国民党新疆驻军宣布起义，解放军第一兵团第二、六军迅速西进，实现了新疆和平解放。

新中国建立初期，对这块占中国版图六分之一的国土名称出现争议。“西域”显然不可再用，因古西域包括中亚。有人提出“天山省”，但也显然不妥，天山延伸至当时苏联势力所掌控区域。中央政府故决定仍然沿用清未建省名称“新疆”，少数民族翻译则用其音译。

1951年3月，中央《关于民族区域自治试行条例（草案）》由西北局民委下达征询意见大纲。据三区革命亲历者;原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第一任党委书记「葛尔夏」所著《历史的回声》载：
「工作组正要撤离伊宁的时候，突然市内传起一则消息：「赛都拉·赛甫拉也夫」主持在伊犁召开了“五十一个知识分子座谈会”，讨论新疆成立维吾尔斯坦共和国的问题，具体内容有：
一、新疆成立维吾尔斯坦共和国；
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下面加上维吾尔斯坦共和国国徽；
三、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千山万水解放新疆很辛苦，应该回关内休息，新疆的治安由民族军负责；
四、在联合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权代表下面设一个维吾尔斯坦共和国观察员等。
并说座谈会纪要已上报，但不知报到了哪里。到三月中旬，我们工作组回到乌鲁木齐时，已经听到不少人对这条“五十一人座谈会”的消息议论纷纷了。」

最终，所谓“五十一人座谈会”受到中共新疆分局及「王震」的严肃批判，其错误主张被理所应当地否定了。

三、毛主席曾主张在“自治区”前不冠少数民族的名称，其模式为《地名十自治区》，而不是现在的《地名十少数民族名称十自治区》。

2010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合编的《新疆工作文献选编》载:
「1953年2月至3月，「邓小平、习仲勋、李维汉」向毛主席、党中央呈送《关于审批新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计划草案的两份报告》。其中披露两种意见：
1、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2、天山维吾尔族自治区。
毛主席一开始主张“新疆自治区”，请「习仲勋」等征求「包尔汉、赛福鼎」等意见。包尔汉:无表示、赛福鼎:不同意。其认为《民族区域自治纲要》规定:「民族自治区名称」应由「民族名称」冠以「地方名称」组成之。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毛主席同意了《新疆自治区》冠以「维吾尔」的名称。其初衷是中央给西北局的复电:
“维吾尔族在新疆如同汉族在全国一样，是其他各少数民族的主体民族。因此，必须使维吾尔族干部如同汉族在全国范围内团结；帮助和照顾各少数民族一样来团结；帮助和照顾新疆境内的其他民族。”

1957年8月4日，周总理在《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中进一步解释了这个问题：
“解放后，我们采取的是适合我国情况的有利于民族合作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例如:新疆，在解放前，有些反动分子进行东土耳其斯坦之类的分裂活动，就是被帝国主义利用了的。有鉴于此，在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时，我们没有赞成采用维吾尔斯坦这个名称。新疆不仅有维吾尔一个民族，还有其他十二个民族，也不可能把十三个民族搞成十三个斯坦。党和政府最后确定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的同志也同意。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个‘帽子’还是戴的维吾尔民族，因为维吾尔族在新疆是主体民族，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他民族也共同戴这个帽子。”
其意明显是说「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是给新疆十三个民族的（今天是四十六个民族）；不是也不可能是给某一个民族的。

四．新疆部分地名的修改。
1951年5月16日，周总理批准了《政务院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纷纷修改地名。其后，“文革”中在“横扫封资修”的口号中，再次掀起修改地名的风潮。1954年2月，新疆省政府决定：
清乾隆御赐的迪化改为乌鲁木齐、乾德县改为米泉县；景化县改为呼图壁县；孚远县改为吉木萨尔县；绥来县改为玛纳斯县；承化县改为阿勒泰县；镇西改为巴里坤；巩哈县改为尼勒克县。

六十多年过去，回顾这段历史，至少可以总结几点认识：
1.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倾注了大量心血；中国共产党是真心真意全心全意为各族人民服务的；「毛泽东」曾经说过要“代人受过”；以“替历史上压迫少数民族的汉族统治阶级还债”的精神，为各族人民“大办好事”。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在建国初期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进疆部队剿匪平叛，大生产运动，土改建政使新的政权很快得到巩固，「毛泽东」时期是新疆民族关系最好的时期。

2.党中央，毛主席坚决否定了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成立“加盟共和国”的苏联模式，创造性地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共新疆分局，当时的坚决批判了民族分离主义的错误思潮，坚定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而上世纪末苏联解体，也宣告了其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失败。当然，这只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而不是全部原因。

3.近代新疆受周边国家特别是苏联影响很大。建国初期，由于中华大地百年来各列国强权们侵蚀瓜分战乱连年，导致我们当时积贫积弱、一穷二白，新中国不得不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苏联支援新中国的建设，中苏签订了友好条约。由于，新疆周边的苏联加盟共和国也均为少数民族，但斯大林对其周边民族分裂势力，则是予以毫不留情地采取铁腕打击。待「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新疆被称为“大后方”，成为新中国的坚实的战略大纵深。但六十年代中苏交恶，甚至面临战争边缘。苏联转而积极煽动、支持、利用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干涉我国新疆事务，于是我新疆出现了混乱复杂的局面，民族关系开始出现了裂痕和矛盾。当时「毛泽东」则尖锐的指出:「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今天，新疆仍然受周边小国、欧美日国家的影响很大，尤其是深受包括国际恐怖主义的“三股势力”之危害。

4.任何伟人、任何政党对事物的认识都会受到历史的局限性，都会受到自身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我国的民族理论，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苏联影响；我党对民族问题的认识也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深刻；就像不可能有人预料几十年后苏联解体，不可能有人预料到“911”事件极大地改变了世界一样；我们也不可能预料到「毛泽东」时代结束后，三股势力会急剧抬头破坏新疆的稳定；我们对新疆民族问题的认识，也是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深化的。

回顾这段历史，虽过去的阶级压迫被推翻了，为解决民族问题创造了基础；但是，不能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对待民族问题；更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来解决民族问题。民族问题是历史长期形成的，有其发展规律模式，比阶级问题复杂得多。尤其是全世界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穆斯林观念中第一是伊斯兰教；第二是民族；第三是国家。这与几千年农耕文明没有宗教传统的汉族差别很大。换言之，用汉族思维去看待新疆的少数民族，去理解少数民族文化是很容易产生偏差的。今天，新疆的少数民族面临着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长期坚持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祖国的认同感」。这对汉族来讲几乎不是问题，千百年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当时新疆修改地名之前，全国都在大改地名。中越边境的镇南关改为友谊关，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极大善意。我国虽曾在越南「抗美救国战争」中，我国无私的予以巨大支援甚至人员牺牲，但是，这一切也没有能避免1979年的中越边境战争，直至今天，中越在南海的争执还是十分激烈，战争危机时见端倪。

总之，我国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要与时俱进，敢于创新；「毛泽东」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同理，没有民族理论的发展创新，就没有新疆民族工作的新局面。要立足我国各个民族的历史和现状，立足于消除危害民族团结分裂中华民族的各种因素，除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快刀斩乱麻之后，更应该采用两手策略「剿抚、抚剿并施」缺一不可，汲取世界先进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成功经验，最终推进以保障「实实在在的让人民受惠，人民当家作主」为宗旨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解决好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也才能真正实现新疆的长治久安，也利于往后的香港、台湾、琉球等等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