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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宗仁:明末之福建海防图考究

2020-10-27 09:53| 发布者: 台灣獵戶人| 查看: 2452| 评论: 1|原作者: 台灣獵戶人

摘要: 福建海防图以澎湖群岛为例图文标注共二百余字:按澎湖,环山而列者三十六岛,盖巨浸中一形胜也。山週围四百余里,其中可容千艘。我守之以制倭,倭据之以扰我,此必争之地。前后建议,筹之详矣。近因官兵远涉,藉口风 ...
原题:明朝晚期〈福建海防图〉的绘制及其时代背景
文:陈宗仁

二次编辑:台湾猎户人




本文部分内容曾于2015年11年20日,以《明代〈福建海防图〉的内容与绘制年代》为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宁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主办之「海洋印痕:海上丝绸之路与古代海洋地
图」学术研讨会发表;撰稿过程中,感谢「汪前进、孙靖国、龚缨晏、林天人、成一农」等教授的协助与建议,亦感谢本刊两位审查人提供宝贵的修改建议,以及助理「曾明德」的协助。



摘 要
近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一幅明代海防地图,逐渐为外界所知。根据明代海防地图内容,除绘福建沿岸、近海岛屿,还包含近洋岛屿:
北为琉球岛群的琉球列岛中段之琉球群岛那霸岛(中山王府),
中为台湾岛群的台湾(东番)、澎湖,
南为吕宋岛群的巴士海峡南方的巴丹群岛(三屿国)、吕宋
就众多明代海防地图来看,这幅较详细描绘上述三岛群及其与福建相对位置的地图,也是首幅记载上述三岛群各港地名的地图,是研究十六、十七世纪,以福建省辐射出的台湾、琉球、吕宋周边海域史的重要史料。本文分析此图的内容,并著重讨论绘制年代,依据图中各寨、游移设地点、年等跡象,以及与福建巡抚「黄承玄」在 1616 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前后奏疏中的史料比较,认为此图应绘于1616年,福建倭警频传之时;亦即九州华人武装海商集团伙同九州日人「村山等安」驾船出洋到琉球(中山国)、高砂国(东番/台湾)、闽浙等沿海进行着亦商亦盗的航行贸易,导致福建官方加强沿海的武备巡视警戒,也是此图绘制的原因与时机。〈福建海防图〉同时记录了1610年代,福建的海防部署,呈现当时福建官府对其闽海、琉球、澎湖、台湾、吕宋等周边海域情势巡汛监视的活动认知。此种描绘极富时代意义,不仅形象地呈现「东番诸山」的概念,亦隐喻著「海外别港」、「穷洋竟同闹市」的想法,传达出各股商业势力在前述岛屿群活动的讯息,显露了 1610 年代台湾周遭海域的商业与地缘政治情势。

备注:
明万历二十七年五月,中国明神宗皇帝颁《平倭 诏》诏告天下,「万历朝鲜之役、万历援朝战争」终以日本幕府「丰臣秀吉」病死、日兵死亡过半、不得不全数撤回侵列中国属土朝鲜而结束。然日本国力经济大衰一蹶不振,又新幕府「德川家康」继起亟欲挽回、修补与明朝的官贸关係。万历三十四年(1606),琉球册封使「夏子阳」正是在日本入侵朝鲜后被中朝联军所击败导致后,日本国内政治军事精进等再次陷入混战分裂无心顾及地方事务,而九州华人海商武装集团(倭寇)又觊觎琉球朝贡贸易体制下累积的厚实财富,企图借九州萨摩藩旗虚名进行暴力洗劫琉球王府(1609)的前夕,此刻东海政军局势环境格外敏感。故,在明代的琉球册封使,朝廷特钦命兵科右给事中「夏子阳」借重其具有军管监督弹劾官职背景来担任赴琉重责,于此较前代的册封使于华夷(特别是中、日)关係著意尤深。琉球中山王府向來对来自其宗主权国的明代册封使臣十分礼遇,即便是在万历年「夏子阳」之后的「杜三策」,在中国属土琉球再次遭受来自以九州华人武装海商集团的烧、杀、虏、抢报复性的焦土侵略之后,岛上尚存有倭寇盗匪们流窜,实施监控琉球企图压制琉人向中国朝廷册封使臣求援保护 。


一、地图内容
二、绘制年代的讨论
三、福建巡抚「黄承玄」筹画海防与此图之关係
四、时代背景:〈福建海防图〉的海市描绘
五、结论





十七世纪初期,据史載荷兰东印度公司曾两度窃佔澎湖(注1),但随后均被中国福建官府派军所驱离。一次,是1604年8月(万历三十二年六月),「韦麻郎/Wybrand van Warwijck, 1566 or 1570-1615」带领的船队,在与中国明廷福建官府谈判数个月后,被迫退出澎湖。据福建官绅的说法,浯屿把总「沈有容/1557-1627」率军船至澎湖与荷兰船队海上对峙,最终「谕退」了红毛番(注2)。第二次,是1622年7月(天啟二年六月),「雷尔生/Cornelis Reijersen」率船队到澎湖,此次双方对峙2年,或战、或和,直至1624年8月(天啟四年七月),东印度公司最终离开澎湖,该船队径自转移到东番(台湾)大员港(注:3)。然而,这两次事件却有一些共同性,如:荷兰东印度公司希望与中国明廷往来贸易,同时也希望在邻近中国海岸找到一个贸易租借港口据点,如:澳门、澎湖。但对福建官方而言,在这两次在涉及澎湖管辖权事件中均要求荷兰人先无条件退出澎湖,并且议请荷兰船队到其他海域寻觅据点,在商议进行贸易。这种共同性似乎不是偶然巧合,何以在十七世纪初期,福建海峡(台湾海峡)海域的澎湖对中国明廷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双方都很重要?又何以福建官员两度都议请荷兰船队去福建海域澎湖列屿以外另寻觅它处的据点?甚至以地主国身份,另派官府船只与人员协同荷兰东印度公司船队到东番(台湾)勘察(注4)?这些行似乎不是少数官员的决策偏好,而是有其结构性与时代性因素,究竟当时福建官绅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人员如何看待澎湖群岛、东番(台湾岛)?有关十六世纪中叶以来明朝官方、海商、水手对于台湾海域的认知,学界已有相当多的研究,如: 「方豪」《台湾早期史纲》、「周婉窈」〈山在瑶波碧浪中:总论明人的台湾认识〉等论著有概论性的叙述(注5),「何孟兴」之专著从明朝海防的角度分析澎湖的重要性与驻军变化(注6)。笔者则以当时台湾的地名,如:「北港、鸡笼、淡水、大员」等为论述核心,探讨明朝官方、西班牙王国、荷兰东印度公司对这些地域的认知与租借、窃佔的经过(注7)。上述研究则大致厘清了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初期,明朝官商对于东番(台湾)周边海域的认知及其变迁,亦探讨了荷兰东印度公司、西班牙王国等先后进佔台湾的过程与原因。近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一幅明朝海防地图逐渐为外界所知,此图有关福建、台湾海域的描绘增添了我们对十七世纪初,闽海情势的认识,值得探讨。目前,这幅明朝地图是纸本彩绘,局部稍有破损,全长:580公分,高:41公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藏编号26445。然而,全图却未标注是谁绘图的、图题。

近洋岛屿:
北:为琉球岛群的琉球列岛中段之琉球群岛那霸岛(中山王府),
中:为湾岛群的台湾(东番)、澎湖
南:为吕宋岛群的巴士海峡南方的巴丹群岛(三屿国)、吕宋
就众多明代海防地图来看,这幅较详细描绘上述三岛群及其与福建相对位置的地图,也是首幅记载上述三岛群各港地名的地图,是研究十六、十七世纪,以福建省辐射出的台湾、琉球、吕宋周边海域史的重要史料。

浙江、福建、广东等三省沿岸、近海岛屿
北起:浙江南端的南麂岛,
南至:闽、粤交界的南澳岛。

该图海域分布范围,在绘制近洋岛屿,则是北起琉球群岛之那霸岛(中山国),其南方则是台湾岛(东番)绘成群岛状,最南端则是吕宋岛。该图描绘的重点:福建沿海各地的军事设施与布防情形,亦呈现绘图时福建官方对于东番(台湾)周遭海域的观察角度与地理认知。


1990年代,「曹婉如」等学者编纂的《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曾经收录此图,「曹婉如」称该图为〈福建海防图〉,并为其撰文简介,认为主要描绘福建沿海的山川形势和军事设防情形,「为了防御倭寇而绘制」,属山水画形式,不画方格,文字注记均括以方框,府县、巡检司、卫所等均以城楼符号表示。绘制时间可能是明朝万历中、后期(1597-1619)(注8)。书中刊出全图三个局部图面,分别是:琉球王国(琉球中山国),澎湖、闽、广(粤)交界,但在琉球中山国的局部图面,其图应为误注成:东番(台湾)岛。

2011年,「姜勇、孙靖国」发表〈福建海防图初探〉,对此图有更详细的描述与研究,谓此图原为经折装,每幅 41×21.5cm,后改为卷装。作者大量抄录图中文字注记,并作说明,颇便学者研究。关于绘制年代,则推测是在1597-1604年(万历二十五-三十二年)之间;认为此图是表现「明廷在消弭倭患之后,在福建沿海地区的军事布防态势」(注9)。


2012年,「孙靖国」编撰的《舆图指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中国古地图叙录》亦收录此图,有图说一篇,对此图绘制年代和介绍大致与上文相同(注10),另以7页篇幅刊出大部分图面,当时虽然未及收琉球与澎湖两区域之图(注11),但已相当便利学界研究。

就明朝眾多的海防地图来看,〈福建海防图〉是首幅较详细绘出琉球、台湾、吕宋三岛群其与福建相对位置的地图,也是首幅详细记载上述三岛群各港地名的地图,显露当时明朝官方对上述三岛群的地理认知,是研究十六、十七世纪,台湾周遭海域的重要研究史料。本文拟探讨此图之内容特点、绘制年代及其时代背景,而此图绘制年代是最关键的问题(注12),若能确认年代,我们可以明白某个时期福建的海防布置,也可得知当时福建官方对自琉球、台灣、吕宋岛群的地理认知状态。


下图一 ,〈福建海防图〉鸡笼、淡水局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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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图内容
此图对于福建海岸的描绘顺序是由右向左,从闽、粤交界向北至闽、浙交界。这是明朝各种海防图常见的描绘方式,即从广东、福建往北画。其内容可分以下三项:


(一)形势的描绘
阅图的角度是从陆地向海洋瞭望,绘者希望表达福建官方对沿海的观察与军事部署,至于实际方位、比例的準确性及实际远近距离,均非此图之重点。以下分述此图之内容:

本图地形的描绘大致可以区分三类:
1、沿岸湾澳及岛屿:

如:同安县有石潯湾,晋江县有石湖湾,湄洲岛有金沙湾。在厦门湾则绘有厦门岛、金门岛、烈屿等岛屿。
2、近海岛屿:
如:闽、浙交界的南麂,以及与福建沿海各府县相对的嵛山、台山、东涌、海坛、南日、湄洲、澎湖、南澳等岛。
3、远方岛屿:
琉球国、福建海峡(台湾)海域的岛屿群、吕宋岛群。


1560年代(嘉靖、隆庆年间),《筹海图编》之〈沿海山沙图〉较重视沿岸湾澳及岛屿的描绘,对于近海岛屿,则仅标注岛名。《筹海图编》十三卷,明嘉靖三十五年 (1556年 ),「 胡宗宪」总督浙江军务时 , 为防御倭寇 , 聘请「郑若曾」等人 , 收集海防有关资料编辑而成的一部沿海军事图籍。初刻于嘉靖四十一年 (1562 年 )。「郑若曾」 , 字:伯鲁 , 号:开阳 , 嘉靖年贡生 , 曾绘有“沿海图”12 幅。《筹海图编》反映了南起广东沿海的防城营 , 北至辽东鸭绿江畔的中国整个沿海地区的山川、岛屿、地形地物分布状况。其中广东省 11幅 ,福建省 9幅 ,浙江省 21幅 , 南直隶 8幅 , 山东省 18幅 , 辽东5幅。幅幅相连 , 犹如画卷 , 一字展开。海中的岛屿礁石 , 岸上的山情水势 , 沿岸的港口海湾 ,沿海的卫、所、墩、台跃然纸上 , 甚为详备。后经人推荐为「胡宗宪」幕僚。「郑若曾」 在编辑《筹海图编》时收集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多达 70种 , 其中有
「钱邦彦」的《沿海七边图》、
「姚廉」的《岭海舆图》、
「郭仁」的《两浙海边图》,
「陈习」的《苏松海边图》等 ,供其借鉴。

而《筹海图编》内有搜集:
“舆地总图”、“沿海山沙图”、“沿海郡县图”、“日本岛夷入寇之图”等。由 72幅地图组成的“沿海山沙 〈福建海防图〉与之相较,则重视离岸较远的岛屿与更远方的岛屿。

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浙江巡抚「刘元霖」条议海防的奏疏中,主张要「靖海岛以绝衅端」,谓:「海中山嶴错列,林木蒙翳,亡命姦徒易于盘据,如:……温州之南麂、东洛等山俱称沃壤,外逼岛夷」(注13)。文中提到南麂,亦见于〈福建海防图〉。依据「刘元霖」的描述,南麂之类的岛屿,错列海中,姦徒易于据,他主张禁绝开垦,以免岛上住民与倭夷勾结。他对海中山嶴的看法有助于理解〈福建海防图〉的绘制方式,即图中远、近海的岛屿,如:琉球、台湾、吕宋各岛,对十六、十七世纪之际,这片海域是朝廷各地方官府所延伸管辖诸藩属岛夷所居之地,但却也是华人武装海商集团(倭寇)亦商亦匪流窜活动的范围。至于近海岛屿则是界于岛夷地界与明朝府县之间,既有民人前往开垦、住居,又可能是华倭夷勾结、窃占驻泊之地,故要「靖海岛以绝衅端」。有些福建官员直接管辖这些近海岛屿是在「门庭之内」,如:1617年(万历四十五年),福建海道副使「韩仲雍」即谓:汝(倭寇)来西贩,先经浙境,乃天朝之首藩也。迤南而为台山、为礵山、为东涌、为乌坵、为彭湖、为彭山,皆是我闽门庭之内,岂容汝涉一跡!此外溟渤,华夷所共(注14)。

明万历四十五年八月,福建巡抚「黄承玄为飞报倭船事》:
问渠:何故侵扰鸡笼、淡水。稟称:自平(平秀吉)酋物故以来,国人亦甚厌兵守分,惟常年发遣十数船眾,挟带貲本,通贩吕宋、西洋诸国;而经过鸡笼嶕头,频有遭风破船之患,番人恃其鏢弩,不相救援,反衄我人而掠我财,故乘便欲报旧怨,非有隔远吞佔之志也
问渠:何故谋据北港。稟称:即係常年通贩船经由彼地驻泊,收买鹿皮等物则有之,并无登山久住意;或是渔捕唐人见影妄猜,或是讎忌(chou-ji)别岛生端唆害。……
问渠何故侵夺琉球,使吏治其土宇。稟称:此係萨摩酋「陆奥守」恃强擅兵,稍役属之,然前王手里事也。今岁,输我王,不过银米共三千余,收利几何,而不忍割出,但须转责之该岛耳。本道随谕:以 汝併琉球 及 琉球之私役属于汝,亦皆吾赦前事,当自向彼国议之」。

因此,〈福建海防图〉所绘岛屿、海岸并非仅是地理上的客观描述,对于当时的地方官员而言,近、远洋岛屿亦是其所监督节制岛夷所居,而近海岛屿则属门庭之内,地方安危所繫,况且不论近远洋岛屿上的岛夷、抑或是近海岛屿的民人均属于我朝廷分内之管辖区域、海域。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明朝兵部官员「李禎」在议论防倭方略时,提到要「联海岸、岛洋形势以捍狡袭」(注15),他所论虽非专指福建海防,但笔者认为其看法十分贴切〈福建海防图〉绘制的主旨,即联结海岸、岛洋的形势,其目的是要「捍狡袭」,积极掌控其管辖海域,巩固边疆。



下图三, 〈福建海防图〉湄洲山-局部图。
下图四, 〈福建海防图〉南日寨-局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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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名、官署名的註记
学者们认为这是一幅海防图,而非行政区图、或海图,主因是图中地名多为官署名称,且与海防部署有关。因此,应从福建海防部署的角度来分析此图之地名与图说。在此图中,长乐县与连江县之间绘有一处城墙建筑,注记「福省重镇」(图一),此即福建最重要的城市福州府所在,福建巡抚 与 福建总兵 平日驻于此城。春冬汛期时,福建总兵前往沿海卫所驻扎,图中海坛岛左下方注记「镇东衙」、「督府出汛镇此」(图五)。
「镇东衙」应为「镇东卫」之误,该卫在今福建省福清县,面临 福清湾。「督府」应指福建总兵,「出汛镇此」指 总兵 于汛期驻节于 镇东卫。另外,此图在莆田县「平海卫」位置标注「南日出巡总兵衙署」(图三),意即:总兵 出巡时,驻节于 平海卫。福建总兵 自 1563年(嘉靖四十二年)设立后,于春、秋二季驻 福州省城,与 福建巡抚 同城,夏、冬二季驻 镇东卫(注16)。1592年(万历二十年),「丰臣秀吉」出兵朝鲜。

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福建巡抚「许孚远」奏请 :福建总兵 常驻 镇东卫,因该地「居福州之东南二百里,而近前接 竿塘、五虎,为倭寇入省之冲,总兵居重驭轻,固宜驻 镇东 以蔽全省之门户」(注17)。
1597 年(万历二十五年),福建巡抚「金学曾」奏请:「福建总兵 原驻 镇东 ……于有警时移札 定海,以便水陆堵截」(注18)。依据此图所绘,汛期时,福建总兵 驻于 镇东卫,出巡时则驻 平海卫。


在〈福建海防图〉中,绘者以文字说明与较大图示呈现总兵驻节地点,显示其为绘者欲突显的重点。另外,此图中各处布满城墙的描绘,代表各类官署的位置;其中又有一类图示是城墙较长,城上有两座城楼,这类地点亦与海防、武备官署有关,由北而南分述如下:
1、福宁州城:图中此处有文字标註:「福宁州、分巡道、福宁卫、参将府」,其旁有「左土营、右土营、前浙营」等。其中参将府即分守北路参将府署,分巡道指分巡建南道(注19),左、右土营与前浙营属北路参将标下营兵。


2、兴化府城:图中此处有文字标注:「分守道、莆田县、兴化府、逰击府、兴化卫」,游击府:即分守中路游击府署,其旁标注「前浙营、左浙营」,为 中路游击标下营兵。分守道: 乃分守 福宁道,1559 年(嘉靖三十八年),设(注20)。

3、泉州府城:图中此处有文字标注:「兴卫道、泉州、泉州府、晋江县」。此段文字有误,应为「兴泉道、泉州卫、泉州府、晋江县」。此处武备只有 泉州卫,未设参将、或游击,但有 分巡兴泉道 驻此,亦设于1559年(注21)。

4、漳州府城:图中此处有文字标注:「漳南道、龙溪县、漳州府、参将府」,参将府即分守南路参将府署,参将标下有3营,其中一营即其旁标注「漳州浙营」(注22),另有标下二营,即图中 海澄县、陆鰲所 两处分别标注「海澄营」、「陆鰲营」。至於「漳南道」则指分守漳南道,设于 1581 年(万历九年)(注23)。

上述四处地名、官署名均有较大的图示呈现,除 泉州府城 外,另三处府、州城分别有参将、游击驻防。明朝万历年间,福建海防武备分为北、中、南三路,各设参将、或游击分守,在此图中均见明显标注。另外,上述四府、州城均设道员,如:兴泉道、漳南道,与参将、游击同城,此即福建巡抚「黄承玄」所谓:「诸路则 参、游 统督,而 道 臣监之」之意(注24)


福建海防图〉标注的地名、官署名亦大多与海防有关,以 漳州府 为例,条列如下:
1、文职之县衙名:海澄县、龙溪县、漳浦县、诏安县等。

2、武职之卫、所、营名:漳州卫、镇海卫、陆鰲所、铜山所、玄钟所、漳州浙营、海澄营、陆鰲营等。

3、巡检司名:井尾(澳)巡司、岛尾巡司、濠门巡司、柳营(江)巡司、海澄巡司……等。

4、墩名:月港墩、海沧墩、卓崎墩、小湾墩、流会墩……等。

5、驿名:云霄驿、江东驿。

6、寨、游名:铜山寨、南澳游。

7、山、澳、岛名:梅州山、走马溪、东平渡、境山……等。
在〈福建海防图〉中,上述地名、官署名,如:参将官署、府州县衙、卫所、寨游、巡司及墩台等,均与海防武备有关,呈现的是整体福建海防体系。




(三)图说
〈福建海防图〉中,除地名、官署名外,亦有较长的文字说明,其内容均与海防有关,主要有以下三项:
1、陆路各官衙、驿递间的距离:如:诏安县,「北至 云霄驛 一百里、至 玄钟所 二十里」,又如:云霄驿「北至漳浦县一百里、南至诏安县一百里」。

2、防汛信地之说明:以 澎湖游 为例,在图中今 澎湖群岛 附近标注「此係 澎湖逰 右哨信地,北风守 蒔内,南风移泊 风柜仔」、「左哨,北风守 狮屿头,南风移泊 大菓叶 防守」。又各 信地 之航行距离与各港澳可泊船数:如:福宁州海 外之 官澳山,「此澳可泊南北风船数十只,东至 台山 一潮水,北至 南麂 一潮水,南至 镇下门 一潮水,烽火寨 前哨信地」。

3、外岛介绍:以澎湖群岛为例,图中文字标注共二百余字,为便于讨论,全文引述如下:
澎湖,环山而列者三十六岛,盖巨浸中一形胜也。山週围四百余里,其中可容千艘。我守之以制倭,倭据之以扰我,此必争之地。前后建议,筹之详矣。近因官兵远涉,藉口风时不顺,躲泊别处、或谓议当建城,又虑大费,遂寝其谋也。然要在将令得人,则兵不患其偷安,城之有无可毋论矣。惟是延袤恢野,向来议守,委而弃之。既设 逰屯兵 防御,可惜山地广阔,若能开垦,则田有收,厚利有实。倘有贤能把守,募沿海 渔民 为 兵 守 汛,画地分疆,旧基兴作,倡人开垦,三年之外,计亩量收其三分之一,行有成效,则置兵垦田,相资而食,共守险地,两者俱得之矣。

原文虽未分段,按其文意,笔者试为分作三段。首段:写澎湖形势。次段:是筹防议论,绘者认为不必建城,派兵守汛即可。末段:则建议置兵垦田。


又如:闽浙交界之南麂山,其图说载
此山生在海上,西至官澚一潮水,南至台山一潮水,为浙之外藩,闽之上逰,居两省之交。倭来多从此取水,为要地。前议设 副总兵 屯驻,策应福、浙,经福建巡抚「金(学曾)」题,未复,亦以承平日久,事乃寝焉。万一倭寇突来中国,此地断不可弃守。 无如宿将屯兵,为两省犄角;北急则北援,南急则南援,势若常山,岂非至计?……加意闽海者,不可不预之图也。
此段图说的写作格式,亦如 澎湖 图说,首段:叙南麂形势。次段:论战守。末段;则是绘者的建议。「金学曾」:隆庆二年(1568),进士,授 工部主事。万历十年(1582)后,起用为 佥事,任 右佥都御史,福建巡抚。万历二十五年(1597),提出驻兵 澎湖 的计划


此图有关外岛的介绍均有较详的图说,除前述澎湖、南麂之外,尚可见之于台山、嵛山、东涌、海坛山、南日山、湄洲山、浯屿、南澳等处。关于这些岛屿的介绍,除了记载各自形势与岛屿间的相对距离外,绘者特别强调战守的议论。当时防御之敌人,当然是指倭寇,如前述澎湖群岛,绘者谓:「我守之以制倭,倭据之以扰我」;而更重要的是绘者会提出自己的守防建议,如图中「倘有贤能把守」、「无如宿将屯兵」、「加意闽海者」之类用语。上述图说表明绘者似乎对福建海防的历史与现况颇为熟悉,故能叙述多处闽海外岛之形势、先前之战守议论及其守防建议。明朝嘉靖至万历年间,很多浙、闽官员撰文、编书议论海防,如:「郑若曾」《筹海图编》,其书名直接标示「筹海」,「谢杰」《虔台倭纂》有〈倭议〉一章,「范淶」《两浙海防类考续编》多处提到「尚俟后之筹海者酌而行之」、「任海防之责者不可不讲也」(注25)。因此,〈福建海防图〉作者之绘图构想其实与上述海防著作之作者相同,均是筹议海防事宜,不同处是大多数作者以书籍形式记载海防实况与备倭议论,而该图则是以地图形式表达其对福建海防现况的描述与议论,也许绘者即为福建海防官员、幕僚,或与海防官员亲近之士绅。此图原无图名,「曹婉如」称之〈福建海防图〉,嘉靖时期浙直总督「胡宗宪」谓:「防海之制,谓之海防」(注26)。江防、海防乃当时官方用语,故此图称〈福建海防图〉,符合此图描绘之内容、重点。


二、绘制年代的讨论
〈福建海防图〉描绘某一时期的海防武备,亦有官员的海防议论,然而此图究竟绘于何时?「曹婉如」认为此图绘制时间可能是明朝万历中、后期(1597-1619),其看法主要依据图中提到两个年分,即在嵛山游的文字注记「万历二十年,改 北路守备 为 参将」、在 台山岛 注记「万历二十五年,设 逰击」,由于图中有「万历二十五年」之年代,故其绘制应当在此年(1597)之后。至于何以绘制年代下限是 1619 年(万历四十七年),则未说明。「姜勇、孙靖国」等学者认为从 1604年开始,「荷兰多次侵扰澎湖,但图中并未提及此事」,推测此图绘制时间当在 1604年,即荷兰东印度公司「韦麻郎」司令率领船队至澎湖之时。上述学者对此图的见解提供一个良好的研究基础,使我们可以对此图内容与绘制年代作更进一步的讨论。以下依据图中对于寨、游的驻泊位置来推断绘图年代。
(一)1602年,浯屿寨 移至 石湖,明朝官方在福建先后设置 5个水寨,其中明初在漳、泉两府沿海设立一处水寨,由於地点在 厦门湾 南侧的 浯屿,即称「浯屿寨」或「浯屿水寨」(注27)。但此图中,浯屿寨 绘于 泉州湾南侧的 石湖(参见图二)。

《泉州府志》载:「浯屿 在县极南,孤悬大海中,左达 金门,右临 岐尾,水道四通,为 漳州海澄、泉州同安 二邑门户。明洪武初,置水寨于此。景泰三年,尚书「薛希璉」经略海上,以其地孤远,奏:移之」(注28)。意即 1452年(景泰三年)以后,浯屿水寨 迁往 厦门,名称依旧(注29)。到了 1602 年(万历 三十年),福建官方将 水寨 从 厦门 移至 石湖,石湖 今属 福建省石狮市蚶江镇石湖村,石湖 左侧的 蚶江 ,即清代与 台湾(东番)鹿港 对渡之港口美国国会图书馆典藏的《泉州府舆地图说》绘于十七世纪初,书中〈晋江县图说〉记载移寨 石湖 的过程,谓:「近「蒙程(达)」知府,请移 浯屿 水寨于 石湖,北仰 崇武,南瞰 料罗,居中调度,既得臂指之势,益张门户之固矣」(注30)。「程」知府即:泉州知府「程达」,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任职。「叶向高」写〈改建 浯屿 水寨 碑〉亦详载此事,谓:「役始于 万历 壬寅年(万历三十年/1602)六月廿二日。竣于 癸卯年(万历三十一年/1603)二月二十日」(注31)。由于此图中 浯屿寨 绘于 石湖,故知绘制时间,必在移寨之后,即晚于 1603 年。


下图二, 〈福建海防图〉浯屿寨-局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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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606 年,始设湄洲游
〈福建海防图〉中 湄洲山 的位置,有文字注记:按 湄州 原係 南日 后哨信地,其起在海上贼澚,为盗贼出入之区。又处 南口(日)、浯屿 之除(际)。如:地方失事,两相諉推,此 湄州道[逰]之所以设,即今:标冲逰 是也。 湄洲道」应为「湄洲游」之误。文献所载 湄洲游 设置时间并不一致,《闽书》载「隆庆初,设游兵于此」(注32)。万历刻本(1613年修),《福州府志》载:「万历初,寻增南澚、嵛山、湄洲 三游」(注33)。但 1592年,刊行之《筹海重编》记载五寨三游,三游乃海坛、玄钟及浯铜,而未见 湄洲游(注34)。故,隆庆初、或万历初(1560、1570年代),均尚未设立 湄洲游。1632 年(崇禎五年),福建出身的官员「王家彦」谓: 1596年,福建巡抚「金学曾」添设 嵛山、海坛、湄洲、浯铜、玄钟、礵山、台山、澎湖诸游(注35)。但「王家彦」之说法可疑,因1592年,设 嵛山游。1600年(万历二十八),设 台山游(注36),均非 1596年,故「王家彦」谓:「金学曾」设立诸 游,可能只是约略之辞。

「曹学佺」《石仓文集-湘西纪行》载:「万历三十四年(1606)冬,割 大岞 以北、文甲门 以南为 湄洲游,总用名色,分 南日 军兵船只之半,另设 二哨官……」,这对 湄洲游 的设置过程描述相当详尽(注37),此说似较可信,若 湄洲游 成立于1606年,则此图绘制年代必在该年之后。


(三)1610年之后,南日寨 移至 刘澳
南日寨 原设于 南日山,此岛位在今 福建省莆田市 外海,兴化湾 东南侧,故寨称「南日寨」。其后,水寨移至 吉了巡检司,名称未改(注38)。吉了巡检司 在 湄洲湾 东侧之 忠门半岛 西岸。水寨移此,以官方海防部署的角度看,係从守护 兴化湾 改为更重视 湄洲湾 的防备。十六世纪下半叶,南日寨船只均泊于 吉了澳。如: 1575年(万历三年),「唐大和」纂《兴化府志》谓:「(南日寨)今在 莆田县 新安里 吉了澳」(注39)。1580年代,福建提学副使「王世懋」则亲至其地谓:「吉了 多山,战舰可泊,民居稍稠,南日寨 以收汛时託焉。余行海上按视,城垒殿最……颇称伟观」(注40)。到了 1590年代,水寨位置似有改变,如:《筹海重编》之图,南日寨绘于 吉了巡司,但另有一 南日新寨,位在 平海卫 附近。《虔台倭纂》之图亦同(注41)。
〈福建海防图〉中,原 吉了巡司 的位置,标注 湄洲游 驻泊。此图中 南日寨 则出现两处,一在 莆禧所 南侧,有小湾标注「南日寨」。另外在 兴化湾 南侧,标注「南日寨」,并注记「本寨大小战舡四十六只」,后者的 兴化湾 南侧,应是绘图当时 南日寨 船只驻泊地,旁有一地名「刘澳」。换言之,在〈福建海防图〉绘制之时,南日寨 已移至 刘澳。关于此事,似与当时 兴化府-海防同知「汪懋功」的建议有关。

又据「汪懋功」〈条陈;南日寨 兵船以泊 刘澚 及南区画南日山 事宜〉谓:
唯收汎时,寨、游之船尽入泊 吉了 内澳……合无于汎毕之时,将 湄州游兵船 原泊 吉了,以 南日寨 船撤泊 三江。今復亲履其地,遍览形势,去 三江 不远曰:劉澚 者,四山藩蔽又且寛广,更善于 三江。昔「戚(继光」)」总戎 曾泊船于此,矧在 三江口 外,为 南日 右哨信地。况 南日 前哨苦去此仅二潮八,左哨 万安 去此仅一潮水,右哨 南日山 西寨 去此止半潮水,后哨平海 亦一潮水,居中四达,随发随至,孰与远停 吉了 之阻哉(注42)。

南日寨 由 吉了 移至 刘澳,其实是不得不然的作法,亦即 南日寨 移至 吉了,守护 湄洲湾,但到了万历年间(1606),官方又设立 湄洲游,等于两支船队于收汛同驻泊于 吉了,故 海防同知「汪懋功」才会建议 南日寨 船只,应北移至 兴化湾 驻泊。他亲履其地,建议泊于离 三江口 不远的 刘澚。在〈福建海防图〉中,南日寨船只驻泊于 刘澚,故知此图绘制时间应在「汪懋功」条陈之后。「汪(懋功)」于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任 兴化府 海防同知,其后任,「沈之鍪」于1616 年(万历四十四年),接任(注43),故知此图绘制应在 1610 年以后。

(注:「戚继光」(1528-1588年),字:元敬,号:南塘、孟诸,山东登州人,出身军户,奉命戍守浙江、福建十多年,招募士兵组成戚家军,练兵严格,军法严厉,创立新战术,注重武艺训练,多次击败倭寇,肃清闽浙的倭乱,战迹彪炳,从 参将 多番转迁。1563年,「戚继光」升任为都督同知。随后,升任 福建总兵,统领闽浙两省军务。「戚继光」和福建巡抚「谭纶」和监军「汪道昆」密切配合,到1567年,已基本上将福建沿海倭寇肃清。随后,明朝始重视北方边防,「戚继光」被召到北京。1567年,「戚继光」到达北京后,获任命为禁军神机营-副将。负责到京城北部训练军队。离开闽浙前,他把自己出色的旧部皆委以军事重任。「谭纶」比「戚继光」先返京述职,后担任 蓟辽总督,极力推荐「戚继光」。1568年5月,「戚继光」受命总理蓟州、昌平和保定三地防务。次年,又兼任 蓟州总兵。1570年,「谭纶」由 蓟辽总督 转任 兵部尚书,「戚继光」则仍留守蓟州,其后辅佐了四任总督。「戚继光」训练一支作战有方的军队,在「张居正、谭纶」辖下严密布防。「张居正」对「戚继光」十份信任,指示他要保持边境和平,不要主动进攻挑衅冲突。1571年,明朝与蒙古订立和约。1585年他被参劾,被明神宗免职。)


三、福建巡抚「黄承玄」筹画海防与此图之关係
依据福建相关寨、游的位置与沿革,笔者认为〈福建海防图〉绘制年代应在1610年以后。值得注意的是,此图有关 湄洲游 的解说中谓:「此湄州道(游)之所以设,即今 标冲逰(you/) 是也」,意即绘图之时,湄洲游 已改为 标冲游;此外,在 海坛游 之北,又有文字注记「标逰信地」。关于 标冲游、标游的设立,应与 1616年,福建巡抚「黄承玄」筹划、调整福建海防体制有关。明朝在东南沿海设立 卫所,置舟师出海巡逻,其年代可追溯至明初,福建沿海亦先后设立:烽火门、小埕、南日山、浯屿、铜山等五寨。到了十六世纪中叶,沿海各省因倭乱,而加强海上军事力量。1564 年(嘉靖四十三年),福建巡抚「谭纶」重建海防体制,厘订沿海五寨员额、职责,如:每寨设兵船 40只,各分信地,建立会哨之制。隆庆、万历年间又因战防需要,先后设立:海坛、玄钟及浯铜 等三游,又再增设:台山、嵛山、湄洲、澎湖 等四游(注44)。万历晚期,即 1610年代,整个福建海防共设置五寨、七游。但 1616年时,因九州华人海商武装船队(倭寇)侵袭台湾的传闻,迫使福建巡抚「黄承玄」加强海防部署,由于当时寨、游的更动与〈福建海防图〉所载相仿,故本节讨论「黄承玄」的海防部署与该图之关係。


「黄承玄」:浙江省秀水县人,1586年(万历 14 年)进士,初授 工部主事,后于各省任官,1615 年(万历四十三年),由应天府「尹陞」为福建巡抚懋功」(注45)。同年,日本德川幕府未经明廷许可,片面擅自发给长崎代官「村山等安」前往「高砂国(东番/台湾)」的朱印状,隔年(1616),「村山等安」命其子「村山秋安」率领船队前往东番(台湾)。由于「村山等安」取得朱印状后,历经半年多的时间备办船只、人员,此一举动受到外界注目与猜疑,琉球中山王「尚宁」得知此消息,于 1616年,派其王府通事渡海赴闽禀福建官府,谓:邇闻,倭寇造战船五百余只,本年三月内,恊取 鸡籠山 等处,窃思 鸡籠山 虽是 外岛野夷,其咽喉门户,有关 闽海居地,藉令肆虐 鸡籠,则 福省 之濵海居民,焉能安堵如故(注46)。

此一消息震惊福建官绅,福州士绅「董应举」,此时告归在里,为近二、三十年来,日本「前残 朝鲜、又收 琉球、又志 鷄笼」,复谓日本:「垂涎 鷄笼,志不在小,或收 鸡笼 以迫我,或借 鸡笼 以袭我,无但曰:彼志通商,逆风假息而已」(注47)。「董应举」在〈筹倭管见〉一文更谓:「鷄笼 去 闽 仅三日,倭 得 鷄笼,则 闽 患不可测」(注48)。

福建巡抚「黄承玄」在获自琉球中山王府通事渡海赴闽府禀报倭情后,并綜合沿海各探哨情資,亦认为倭寇未必只是攻取 鸡笼,有可能乘风侵犯福建沿岸。他研判 倭寇 的威胁在于「指台(山)、礵(山)以犯 福宁,则 闽 之上游危;越 东涌 以趋 五虎,则 闽 之门户危;薄 彭湖 以瞷泉、漳,则 闽 之右臂危」,于是,先从福建南、中二路各征调10艘兵船 协防 福建北路。万历四十四(1616)年六月,福建巡抚「黄承玄」随即奏报朝廷:〈题琉球咨报倭情疏〉:「今日备倭之策,凡臣所得为者,容臣次第条画上请」(注49),意即「黄承玄」正在规划备倭策略。约隔两、三个月后,黄承玄依据带管分巡福宁道-右布政使「黄琮」粮餉道-参政「毕懋良」、巡海道-副使「韩仲雍」等属官提出的建议,加上自己多方採访,上呈〈条议海防事宜疏〉「海氛多警,飭备宜严,敬陈防守事宜」,提出「有关经制钱粮、裁设将领及诸因革事宜相应题请者,谨条为八款,据实上闻」(注50)。八款提议与本文关係最大者为第一款「飭寨、游,以定经制」、第二款「设标游,以备策应」及第三款「重要防以杜窥伺」,详见下文讨论。在前述题琉球咨报倭情疏)奏疏中,「黄承玄」提到更动海防部署的原因,谓:「臣惟各省海防,独闽为最急;而各省武备,则独闽为最弛。……福建海防,萦纡﹙ying-yu/縈紆)二千余里;初设五寨,后添五游,今复益其二(注51),制亦綦密矣。乃一遇小警,皇皇焉若不足恃者,何也」?

「黄承玄」认为寨与游两者各有功能,「以寨为正兵,以游为奇兵,寨屯于游之内,游巡于寨之中,盖寨藉游以共声其援」,亦即寨(正兵)是防守所辖海域,游(奇兵)是应援各地,后者角色如今所谓机动部队或快速打击部队,此亦沿海设「游」之原意。但是:乃今日之事有大谬不然者,寨既渐移内澚,尽非建置之初,游亦画守疆隅,全失立名之义。且向止五寨,犹必合为二;今加七游,復各分为四哨。零则气弱,备多则力分。且散泊便于偷安,哨近易于影射,此皆近日之陋规也。针对福建寨、游部署的缺失与陋习,「黄承玄」在奏疏中提出两项改革,由于〈福建海防图〉中,有若干文字说明与其改革相当近似,亦附繫于相关条目;另外,为方便比较奏疏原文与该图文字之异同,亦引用较多原文,且按地理位置,由北往南叙述如下:

(一)重新厘订寨、游编制与辖区
1.嵛山游 分割为 北路标船 与 礵山游 原疏(〈条议海防事宜疏〉)第一款载:嵛山 仅烽火寨一哨,地又非极冲,而特设一游,为烽火卸责,其制非宜也。请裁其十二船为北路标船,余船改为礵山游,兼哨马砌、芙蓉等处,而设险均矣。意即 嵛山 原本仅由 烽火寨 一哨守防,后来改设一游,「黄承玄」认为「其制非宜」,遂将其中12船改为 北路参将 直辖之标船,其余船只南移,另隶新设之 礵山游。礵山 指 四礵列岛,今福建省霞浦县东南方海上,在嵛山岛、台山岛之南,新设此游主要是为守护 福宁州。〈福建海防图〉在 嵛山 之旁有一图说,谓:「此山可容南北风船数十只,原 烽火寨 左哨汛地。万历二十年,改 北路守备 为 參将,出汛 屯札于此;设 名色逰兵 把总,領大小战船二十只,专听调度。掣右哨兵舡(chuan)守 三沙,以固 福宁州 门户,其策颇是。但以一逰兵,而防一哨信地,则设 烽火寨 何为?况此山极是冲要,比之台(山)、霜(山),犹为近地,一烽火把总札守有余,此 嵛山 之所当议者也。图说亦指出「以一 逰兵 而防一 哨信地,则设 烽火寨 何为」?语意与前疏之文颇类似,但未提及如何更动 嵛山游 的船只配置。

2.小埕寨 改隶 水路标游 原疏第一款载:「小埕 近连省城,而远隶 北路,其事非便也,请改属于标游,而节制易矣」。小埕 即 小埕寨,位在 闽江 口北侧 小埕澳,今属连江县筱埕镇,其旁为 定海所。此寨原本归 北路参将 统辖,但因在 闽江口外,可以守护福建省城,遂改归「标游」统领,所谓「标游」即指「黄承玄」新设立的《水标游击》,关于此一 标游 的设立,将于下文讨论。〈福建海防图〉中仅标注 小埕寨 位置,并载:「本寨战舡(chuan/船)四十四只」,并无其他文字说明。

3.新设 五虎游
原疏第二款谓:至于近日所復 标游十船,原非初制,不过量割 台山(台山游)、埕(指小埕寨)、南(南日寨)之船(注52),以为省城门户计耳。……不如径改为 五虎游,专责守 广石 以外至 五虎门 一带,亦付 水标游击 领之。 疏中所谓:「近日」係指倭寇警报传来后,「黄承玄」为防护省城门户,特从 台山游、小埕寨、南日寨 抽调10艘船,称之为「标游」。而「黄承玄」撰写此疏时,拟将 标游 改为 五虎游,隶属 水标游击统领。「董应举」在崇祯年间,撰写〈闽海事宜〉,追记此事,谓:「即如闽中万历三十年间,初添 五虎逰(游) 矣,续又添设 水标」, 即指此事(注53),但年代应在万历四十年间。
「董应举」在〈漫言〉中亦谓:省城门户,以 闽安镇 南出之 琅崎门、东出之 五虎双龟门 为两喙,以 梅花、定海 为两臂,以松下之东、西洛、礵山之西洋为两关,以 海坛、台山 为两游。……至于两关,则东、西洛尤急,何也?贼,南贼也!来必径此,旧属 五虎游汛地(注54)。此文论及 闽江口 外之海防情势,其中提到 东洛、西洛两岛为南方海贼入侵省城必经之地(注55),旧属 五虎游汛地。依据「董应举」两处文章所载,五虎游 确曾设立,而其时间应在「黄承玄」此疏之后。在〈福建海防图〉中,闽江口外绘出 五虎山、五虎门,但未见标记「五虎逰(游)」。不过,在西洛、东洛海域则有两处文字标注,一处载「海坛游分界」,另一处是「标逰(游)信地」(参见图五)。此处之标注文字值得注意,因为根据前述史料所载,西洛、东洛海域 属 五虎游汛地,而 五虎游 前身是「标逰(游)」,故可知图中「标逰(游)信地」之「标逰(游)」,正是「黄承玄」疏中所谓的「近日,所復标逰(游)十船」,若此一看法无误,则可推论〈福建海防图〉描绘之海防部署乃「黄承玄」上疏时之寨游状态。


4.重订海坛游的辖区与归属
原疏第一款载:
「海坛游 亦 南日寨 一哨地。地非寥远,而设以多船,守以 钦总;且 南日(寨),既哨:苦屿、苏澚,而该游驻札 镇东,出守 盐埕、东庠 之船,不能越 苦屿 而飞渡,又不能舍 苏澚 以他泊,其设非均也。合裁其十船为 总镇标船,责守东、西二洛,而并裁 钦总,改设于 浯铜;另立一名 色把总管 领其事。仍割 南日 之 苦屿 改入 海坛,就近汛守,而并听节制于 标游。葢 海坛 专蔽 福清,南日 全障 兴化,而守御专矣」。
海坛游 设立于隆庆年间(1567-1572),奏疏谓:「南日寨 负责巡 哨苦屿 与 苏澚 等信地(注56),苦屿 在 海坛岛 西北侧。苏澚 则为 海坛岛 西北侧的港湾。而 海坛游 驻泊于 镇东,船只若出港前往 海坛岛 的 盐埕 与 东庠岛 巡哨时,势必经过 苦屿海域,亦即 海坛游 船只赴信地巡哨时,必须经过 南日寨 的防守海域,甚至在此海域之港湾(苏澚)停泊。此种防区交错的分画似有不当,但这也是游兵巡哨逐渐防区化的残留现象,即 海坛游 原是 游兵,未有 信地守防,但在万历三、四十年代,海坛岛海域 划为 海坛游信地,驻地却由 海坛岛 迁至 镇东,遂变成 海坛游 出汛要跨越 南日寨信地 的现象。
「黄承玄」此次改革是将 五寨、七游 均划分 防汛信地,故将临近 海坛游 驻地的 苦屿 和 苏澚 等海域改归 海坛游 巡哨,疏中所谓「海坛 专蔽 福清」,即 海坛游 专责守护 福清县(邻近福清湾)。同时裁减 海坛游 的编制,将其中十船改为 总镇标船,即归 福建总兵 直辖(注57),至于缩编后的 海坛游 则归 水标游击 管辖。〈福建海防图〉中,在 海坛岛 西北侧 苦屿、苏澚 之间的海域注明「海坛逰(游)右哨信地」,据「黄承玄」奏疏所述,即是 海坛游防区 改变后的规画。


5.废除湄洲游
原疏第一款载:
「湄洲游 亦係 南日 中汛地,前以一哨守之,不见其不足,今以一游守之,不见其有余。南日 既上分 苦屿一哨归海坛,则下有余力,合径裁去 湄洲 一游,以十船协 南日、海坛 分哨信地,以余船改为 中路标船,内则分守 三江门 户,外则周游一路要冲,庶缓急得宜乎」。

此段文字谓:湄洲游汛地 原本由 南日寨 分派一哨(前哨)防守,今因 南日寨苦屿 一哨改归 海坛游 巡守,本寨兵力有余,可兼防 湄洲游 之信地,遂裁去之。原 湄洲游 以 10 船协守 南日、海坛 两寨游之信地,余船改为 中路标船,即归 中路游击 直辖。在〈福建海防图〉中,于 湄洲岛 之旁有两条图说与 湄洲游 有关,一是在「湄州山」之旁注明:「原 湄州 兵舡(chuan)在此守」,由于加一「原」,似乎 湄州 兵已不在此驻守。

另一图说谓:
「按 湄州,原係 南日后哨信地,其起在海上贼澚,为盗贼出入之区;又处 南口、浯屿 之际。如地方失事,两相诿推,此 湄州道 之所以设,即今 标冲逰(游) 是也。週围三十余里,近居民耕种其间,亦不免流徒襍(za/杂)处,但 南日 稍近,兵舡(chuan)络绎巡逻,奸棍未敢肆行耳」。

文中之「湄州道」应为 湄洲游 之误。图说谓「即今 标冲逰(游) 是也」,说明 湄洲游 已改为「标冲逰(游)」。另在图中 吉了巡司 旁,写有「东设 眉州道,今改 标冲逰(游)」,「东」字应为「原」字之误,眉洲道 应为 湄洲游,由于 湄洲游 之驻泊地在 吉了,故于 吉了 的位置,又再标注原设 湄洲游,「今改 标冲逰」,即与上述图说描述相同。由于三处图说分别使用「今」、「原」二字,说明绘图之时,湄洲游 方改制为 标冲游,而此一时机正与「黄承玄」奏疏所写相符,可见〈福建海防图〉与〈条议海防事宜疏〉两者年代相近。又图中之「今 标冲逰」应指黄承玄疏中所谓的「中路标船」。。



图五,〈福建海防图〉海坛游-防区局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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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新设浯澎游
原疏第三款「重要防以杜窥伺」专论防守 澎湖,其中亦渉及 寨游改革,谓:
「今合以 彭湖 并隶 浯铜,改为:浯彭游,请设「钦依把总」一员,专一面而兼统焉。浯铜 原设二十二船,彭湖 原设十六船,隣寨协守四船,今议再添造一十二船,增兵四百名,俱统之于「钦(依把)总」。而另设 协总二人,一领二十舟,札守 彭湖,一领十二舟,往来巡哨」。
此段文字谓合併 澎湖、浯铜 二游,改称:浯澎游,两游共有 42 艘船,「黄承玄」拟再添造 12 船,共有 54 船。至于「钦依把总」此一员额,即从上述 海坛游 移拨。据《明熹宗实录》天啟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622年1月2日)条载:




                                                                                                                        

备注:

1,本文有关澎湖之「澎」字、游击与寨游之「游」字、湄洲之「洲」字,在行文中均作「澎」、
「游」、「洲」等字,引用之文献虽有不同写法,则依文献用字,如:「澎」字或作「彭」、「游」字或作「逰」、「洲」字或作「州」。

2,「何孟兴」《论明万历澎湖裁军和「沈有容退荷事件」之关係》,《台湾文献》62: 3(2011年9月),页 125-148;日本籍「中村孝志」著、「许贤瑶」译,〈关于「沈有容」谕退红毛番碑〉,收于「村上直次郎」等著、「许贤瑶」译,《荷兰时代台湾史论文集》(宜兰:佛光人文社会学院,2001),页 187-203。

3,「杨彦杰」《荷据时代台湾史》(中国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页 6-32;「林伟盛」〈荷兰人据澎湖始末(1622-1624)〉,《中国台湾地区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6(1999年5月),页 1-45。

4,1604 年,「韦麻郎」侵佔澎湖时,并与明朝官府船队海上形成对峙,最终「另向都司借了二、三艘戎克船及舵手赴东南、东南东,到高地探索适当之拋锚地」,参见「中村孝志」著、「许贤瑶」译,〈关于「沈有容」谕退红毛番碑〉,页191-192。都司官员既愿将官府船只与舵手租借与荷兰船队,且同往澎湖东方之外陆地勘察,似亦可解释为闽省官员在协商时除了要求荷兰船队离开澎湖,同时也安排与荷兰船队同往东方之东番(台湾)勘察。

5,「方豪」《台湾早期史纲》(中国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4);「周婉窈」〈山在瑶波碧浪中:总论明人的台湾认识〉,《台大历史学报》40(2007年12月),页93-148。

6,「何孟兴」《海中孤军:明代澎湖兵防研究论文集》(中国澎湖:澎湖县政府文化局:2012)。

7,参见「陈宗仁」〈「北港」与「Pacan」地名考释:兼论十六、七世纪之际,台湾西南海域贸易情势的变迁〉,《汉学研究》21: 2(2003年12月),页249-278;「陈宗仁」《鸡笼山与淡水洋:东亚海域与台湾早期史研究(1400-1700)》(中国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陈宗仁,〈明朝文献中「鸡笼」与「淡水」地名的出现及其背景:兼论十六世纪下半叶,北台海域情势的转变〉,收于「刘石吉、王仪君、林庆勋」主编,《海洋文化论集》(中国高雄:中山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2010),页225-254;「陈宗仁」〈1622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有关东亚贸易策略的转变:兼论荷兰文献中的 Lamang 传闻〉,《台大历史学报》35(2005年6月),页283-308。

8,「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页 5。

9,「姜勇、孙靖国」〈〈福建海防图〉初探〉,《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 1,页 67-72、158-159。[按:中国期刊无卷期而以年份标示者,不另列出版年,以下同]。

10,「孙靖国」《舆图指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中国古地图叙录》,页 324-326。

11,「孙靖国」《舆图指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中国古地图叙录》,页 327-333。

12,明清时期地图的绘制可能存在多次的绘本,如绘制过程中的稿本、完稿后的清稿本、传抄本。由于史料有限,笔者无法判断现存〈福建海防图〉究属稿本或他人抄本,本文所指「绘制年代」係指图幅内容显露的年代。

13,「范淶」《两浙海防类考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页 531。

14,「黄承玄」〈题报倭船疏〉,收于「黄承玄」《盟鸥堂集》(东京:高桥情报システム株式会社,1991),卷 2,页 33b。

15,中国台湾当局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黄彰健」校勘《明神宗实录》(中国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4),卷 314,页 5879,万历 25 年 9 月 29 日条。

16,「何乔远」撰,厦门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历史系古籍整理研究室《闽书》校点组校点《闽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1995),页 983。

17,「许孚远」〈议处海防疏〉,《敬和堂集》(中国台北:台当局图书馆藏,明万历 22 年[1594]序刊本),卷 6,页 3a-b。

18,中国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黄彰健」校勘《明神宗实录》,卷 312,页 5842-5843,万历 25年 7 月 16 日条。。

19, 中国台湾当局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黄彰健」校勘,《明神宗实录》,卷 80,页 1712(明万历六年十月九日)丙戌条。

20, 唐大和纂,《兴化府志》(东京:高桥情报システム株式会社,1988),〈建置 上〉,页 11a-b载:「因倭寇作,议者谓福兴漳泉滨海之地非弹压以大吏不可,始奏特设布政司左参政一员,驻镇兴化城」。

21, 「徐敏学、吴维新」纂《万历重修泉州府志》(中国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7),卷 4,页 339 载:「[按:嘉靖]三十八年倭入寇,郡邑多事,廼(nai:乃)分福宁道备兵福州,驻省城,改本道为 兴泉道,备兵兴泉,泉有专道自此始」。

22, 「閔梦得」修,《万历癸丑漳州府志》(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页 1056-1057 载:「府城外浙兵营始于万历十一年……见存五百七十五员名」。

23, 「閔梦得」修,《万历癸丑漳州府志》,页 712 载:「万历间[按:因海道由 漳州 移驻会城]……漳州 奏请特设 分守漳南道,自是而率属与治,蒞兵、抚民、守巡,竝主其权」。首任是「范谦」,万历九年任,参见「閔梦得」修《万历癸丑漳州府志》,页 723。

24, 「黄承玄」〈条议海防事宜疏〉,收于「黄承玄」《盟鸥堂集》,卷 2,页 14a。

25, 「范淶」《两浙海防类考续编》,页 543、535。

26, 「郑若曾」撰、「李致忠」点校《筹海图编》(北京:中华书局,2007),卷 12,页 763。

27, 「周凯」《厦门志》(中国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台湾文献丛刊[以下简称「文丛」]第 95 种,1961;1832 年,原刊),页载:「[洪武 21、、1388]江夏侯「周德兴」于沿海要害处置 巡检司十八,復于 大担、南太武山 外置 浯屿寨,控 泉郡 南境,拨 永宁、福全 卫所兵二千二百四十二人,合 漳州卫兵,共二千八百九十八名戍之,统以指挥一员,谓之:把总」。

28, 「怀荫布」修、「黄任」等纂《泉州府誌》(中国台南:台南市文献委员会,1964),卷 25,页 22a。

29, 浯屿水寨 从 浯屿 迁往 厦门 的年代并不清楚。1489年刊《八闽通志》记载已移至 厦门,故移防之时间大约在 1452至 1489年间,相关论述参见「何孟兴」《浯屿水寨:一个明代闽海水师重镇的观察》(中国台北;兰台出版社,2006),页 157-191。

30, 「林天人」编撰《皇舆搜览: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明清舆图》(中国台北:台当局中研院数位文化中心;Washin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2013),页 284、286。

31, 「沈有容」辑《闽海赠言》(文丛第 56 种,1959;1602年原刊),页 4-6。

32, 「何乔远」撰,厦门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历史系古籍整理研究室《闽书》校点组校点,《闽书》,页 988。

33, 「林材纂」《福州府志》(北京:中国书店,1992),页 177。

34, 「郑若曾」撰、「邓鐘重」辑《筹海重编》(中国:庄严出版社,1996),页 70-71。

35, 「汪楫」编《崇禎长编》,收于台当局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黄彰健」「校勘,《明实录》(中国北:台当局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4),附录,卷 63,页 3664-3665,崇禎五年 九月二十日,条。

36 「朱梅」等纂,《福宁州志》(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卷 6,页 2a、32a。

37, 「曹学佺」《 「曹能始」先生-石仓全集》(东京:高桥情报システム株式会社,1993),第 21 册:石仓文集.湘西纪行,下卷,页 27a-27b。除本文上述引用之文字外,「曹学佺」另谓:「不过百里,必用一色总者,以前哨之 金沙澳 潮退阁浅,不便拋泊,山与 坞坵 对岐,倭奴登犯……故汛地,虽狭而关防最为喫紧」。

38, 明嘉靖年时期,「郑若曾」撰《 「郑开阳」杂著》卷八,所绘之图,其图說谓:「南日水寨 原设于海中 南日山,北遏南茭、湖井之冲,南阻 湄洲、岱屿 之阨,最为要害。今迁之,致寄 番 泊,宜迁之」。參見「郑若曾」撰《郑开阳杂著》(中国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館,1983),卷 8,页 3b。

39, 「唐大和」纂《兴化府志》之〈建置 上〉,页 49b-50a。

40, 「王世懋」《闽部疏》(中国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页 58。

41, 「郑若曾」撰、「邓鐘重」辑《筹海重编》,页 19;「谢杰」撰《虔台倭纂》(中国台北:台当局图书館,1985),页 141-142。。

42, 「宋若霖」等纂、「宫兆麟」等修《莆田县志》(中国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页 300-301。﹝三江口:今 福建省莆田市东南海岸,木蘭溪 自 仙游县 东流,经此入海﹞。

43, 「宋若霖」等纂、「宫兆麟」修《莆田县志》,页 228 载:「「汪懋功」乃歙县人,1610 年任,继任者为「沈之鍪」,1616 年任」。

44, 黄中青,《明代海防的水寨与游兵:浙、闽、粤沿海岛屿防卫的建置与解体》(中国宜兰:学书奬助基金,2001),页 11-32、85-107。

45, 其传记參見「屠本仁」纂《嘉兴县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页 42b-43a。

46, 「黄承玄」〈题琉球咨报倭情疏〉,收于「黄承玄」《盟鸥堂集》,卷 1,页 17b。

47, 「董应举」〈答:韩璧老海道〉,收于「董应举」《崇相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页 525-526。

48, 「董应举」〈筹倭管見〉,收于「董应举」《崇相集》,页 190。。

49, 「黄承玄」〈题琉球咨报倭情疏〉,卷 1,页 13b。

50, 「黄承玄」〈条议海防事宜疏〉,卷 2,页 1a-20b。

51, 海坛、浯铜兩游设立最早,其次是玄钟游(南澳游),当时称:五寨三游,到了 1590 年代初又设立嵛山、澎湖二游,共为五游。十七世纪初期,先后增设台山、湄洲二游,即「今复益其二」之意。

52, 台山指台山列岛,今属福建省福鼎市。。

53,「董应举」〈闽海事宜〉,收「董应举」《崇相集》(东京:高桥情报システム株式会社,1993),页 142b。[按:本文各处引用之《崇相集》乃据北京出版社的版本,惟此版本未收〈闽海事宜〉,故此处改引用高桥情报システム株式会社的版本﹞。

54,「董应举」〈漫言〉,收于「董应举」《崇相集》,页 211-213。

55,闽江口外有两处东、西洛岛,一处在北侧,

56,有关 海坛游 驻地迁移的情形,可参看「何孟兴」〈海坛游兵:一个明代闽海水师基地迁徙的观察〉,《兴大历史学报》19(2007 年 11 月),页 289-290。

57,总兵标船负责巡守东洛、西洛海域,此海域位于 福建总兵,出汛时驻守的 镇东卫 外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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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台灣獵戶人 2020-8-4 04:58
《清代内、外洋划分及其管辖问题研究》文:王宏斌,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明清史》2015 年 09 期



摘要:
清代将接近大陆海岸和岛岸的海域划分成三个部分:一是内洋,这部分海域由于靠近大陆海岸或岛岸,以一些小岛为标志,由沿岸州县和水师官兵共同负责管辖;二是大洋、深水洋或黑水洋,这部分海域无边无际,“非中土所辖”,类似于现代的公海;三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条洋面,清人称其为外洋,这部分海域通常以距离中国海岸、岛岸最远的岛礁为标志,由于超出了文官的管辖能力,主要委派水师官兵来巡阅会哨。
“领海”,是指沿海国主权管辖下与其海岸或内水相邻接的一定宽度的海域,是国家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领海问题自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于1608年提出,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1982年确定为12海里,经历了374年的复杂演变。在“领海”观念传入中国以前,中国对于近海水域的管理就已形成严密的制度,只是这种制度的名称不叫“领海”而已。本文将重点探讨清代划分内洋与外洋的意义,以及清廷是如何管辖近海水域的,同时通过比较说明中国“外洋”与西方“领海”的异同。


一、关于内洋与外洋的划分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有的学者认为,中美《望厦条约》与中瑞《广州条约》中关于救护海难船只的条款中所说的“中国洋面”①,乃是西方人对于中国领海的最初表述。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清初,沿袭明朝制度,亦将沿海水域划归各省管辖。盛京管辖的海域包括辽东半岛三面,北以鸭绿江口与朝鲜比邻,西以天桥厂海面与直隶为界;直隶管辖的海面,分别以天桥厂、大口河与盛京、山东为界;山东所辖海面西自大河口,东达成山外洋,南以莺游山与江南为界,北以隍城岛与铁山之间的中线与盛京为界②;江南管辖崇明至尽山一带海域,北以莺游山,南以大衢山与山东、浙江为界;浙江所辖海面分别以大衢山、沙角山与江南、福建为界;福建管辖的海域包括福建沿海、台湾、澎湖岛屿周围海域,南以巴士海峡与菲律宾为邻,北以沙角山为标志与浙江分界,西南以南澳岛中线与广东为界;广东管辖的海域包括本省大陆海岸和环琼州岛岸的所有海面。


为了行政和军事管辖的便利,按照水域的大小和远近,清朝官员进一步将临近中国大陆海岸和岛岸附近的水域区分为内洋与外洋两个部分:凡是靠近州县行政区域的海面划为内洋,责成州县官员与水师官兵共同管辖、巡逻;凡是远离海岸和岛岸的海域,由于超出了州县官员的管辖能力,不得不将这一海域的巡哨任务全部赋予水师官兵来负责。1736年,清会典则例明文规定:“内洋失事,文武并参;外洋失事,专责官兵,文职免其参处。”③这就是雍正时期河东总督田文镜所说的,“外洋责之巡哨官兵,内口(洋)责之州县有司”。④


关于内洋与外洋划分的标准,笔者没有找到清廷的明确旨意。不过,有这样一条资料,大致可以反映沿海各省划分内洋与外洋的基本原则。“中外诸洋,以老万山为界。老万山以外汪洋无际,是为黑水洋,非中土所辖。老万山以内,如零丁、九洲等处洋面,是为外洋,系属广东辖境。其逼近内地州县者,方为内洋,如金星门,其一也。”⑤显而易见,清朝人自内而外将海洋分为三个部分:一是靠近州县行政中心的海面,这一部分被称为“内洋”,由地方政权和水师官兵来共同管辖;二是以老万山为标志的附近海面,这一部分海面被称为“外洋”,属于中国的领水,为“广东辖境”,由水师官兵专门负责巡哨;三是老万山以外的黑水洋(即深水洋),“非中土所辖”,这一部分海域就是现代意义的公海。


此处需要指出的是,清代人在使用“内洋”这个词语时通常是严谨的,很少是泛称;而在使用“外洋”这个词语时,有时泛指非中国官府管辖的所有海洋,甚至包括中国以外的各个国家。⑥因此,在阅读清代文献时,需要仔细辨析。本文所探讨的“外洋”,概念严格限制在“中土所辖”的范围之内,是狭义的“外洋”,是纳入清朝行政管辖的邻近“内洋”的一条带状海洋区域,属于国家领水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内洋与外洋的宽度,笔者看到的唯一资料是,“艋胛营参将水师,海洋南自淡水厅属大安与台协左营交界,北至噶玛兰属苏澳止,计水程七百余里,沿边临海五里为内洋,黑水为外洋,归艋胛参将统辖,沪尾水师兼辖”。⑦从这一记载来看,台湾划分内洋宽度的标准是“临海五里”。那么,关于沿海其他省区的内洋、外洋的宽度清廷是否有过统一、具体的规定?仅凭这一条资料,笔者暂时难以做出一个合乎逻辑的判断。


尽管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清廷划分内外洋的确切年代,但可以肯定,在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时期,沿海各省都对近海水域进行了内外洋的划分和有效管辖。


(一)广东省的内洋与外洋


关于广东省的内外洋划分,我们没有找到系统的资料,但是从两广总督卢坤和邓廷桢主编的《广东海防汇览》中,可看到新宁、饶平、潮阳、惠来和陆丰县的海域均有明确的内外洋区分。


新宁县(今称台山市),以川山群岛之独崖、东窖口、鱼塘湾、鹿胫、齐坛、西窖口、胡椒石、白蕉湾、大排小沙湾、台冲、麒麟阁、蒲草角、青兰角、沙兰涌、牛头湾、椰子角、双洲港、望头前、蓢箕角、官涌口、泥嘴、横山、上川、下川诸岛为内洋,以川山群岛之黄茅洲、大角头、铜鼓角、大金岛、小金岛、笔架岛、穿龙岛、乌猪岛、桅甲门、沙底洋、平洲、黄麖门、木壳洲、琵琶洲、狗练角、蟒洲岛、亚公角、神洲、鬼洲、北渡洋、娘澳诸岛为外洋。⑧


饶平县,以虎仔屿、鸡母港、大金门、小金门等岛屿为内洋,以深屿、隆澳、腊屿、洋屿、西阁、长山尾、前江澳、王屿、侍郎洲、海山、溪南、溪北等岛屿为外洋。


潮阳县,以南炮台、钱澳、河渡门、角石汛、葛洲、澳头、石碑澳为内洋标志,以钱澳、广澳为外洋标志。


惠来县,以靖海港、神泉港、澳脚、溪东、华埔、金泉洲、赤洲、文昌、石狮尾、石碑澳等岛屿为内洋,以东澳、芦园、茭梭、西溪、赤沙澳、华澳、乌涂尾、排兜等岛屿为外洋标志。


陆丰县的内洋岛礁有22处,亚妈礁、港心石、鸡尿礁、旗石凹、金狮凹、许公澳、小屿石、东礁门、洲狮澳、大白礁、礁子、滴水凹、棘石、奇石港、大湾、迭西、峡石、锣鼓石、二虎、虎头、乌墩港和金屿;外洋有5处,纲尾礁、乌礁、赤礁、羊牯屿和草屿。


值得庆幸的是,阮元主修的《广东通志》保存了一份广东海防地图,非常详细地标注了该省海岸和岛屿的名称,同时也一一标注了内洋与外洋的界限。⑨


仔细研究这份地图,可以看到,凡是靠近大陆海岸和设立府厅县衙门的较大的岛岸附近的海域,均划为内洋;凡是远离大陆海岸和设立府厅县衙门的较远的岛岸,均划为外洋。当然,这里所谓的远近是没有固定距离的,大致说来凡是距离海岸较远的外缘岛礁无论是单个还是多个均划为外洋。内洋与外洋的界线因此是不规则的,不是以海岸或岛岸基线向外划分,而是将远离行政区域的外缘岛礁周围的海域均划为外洋。这样的划分,意在区分水师专巡责任,而不仅仅是向外国宣示中国的主权范围。


(二)江苏省的内洋与外洋


在沿海各省区中,江苏管辖的海域最少⑩,内外洋划分最为简单。长江入海口是江南划分内外洋的重点区域。崇明岛以东的大戢山、小戢山、大羊山(今名大洋山)、小羊山(今名小洋山)、徐贡山、马迹山、陈钱山以及尽山(今名花鸟山)等岛屿都是划分内外洋的重要标志,所谓“尽山以内为内洋,尽山以外为外洋”。(11)这只是一种笼统的说法。


笔者认为下面一种说法更为可靠,即以高家嘴、寥角嘴附近的铜沙为标志划分内外洋。外洋的标志性岛屿包括大羊山、小羊山、徐贡山、马迹和尽山等。1765年,江南苏松镇总兵马金奏报说:“八月初旬,率将、备、弁、兵从吴淞港出汇头,距崇明县三百余里,西为高家嘴,东为寥角嘴,水面四百余里,中伏铜沙,最为险阻。从此出口,即属外洋。对针南行,以大七山(今名大戢山)为标准,再经小七山(今名小戢山),俱荒岛,无澳门可泊。乘东北风径赴小羊山……再东南四十里之大羊山,系浙省定海汛境……复乘西南风,转行八十余里至徐贡山,又东北行一百余里至马迹山。徐贡山与小羊山等,惟马迹山周二百余里,澳门二十余处。恐藏奸匪,久经封禁。直东五百余里为尽山,所过洋面稍平处,即布演水操,以壮军威。仍督饬官兵实力巡缉。”(12)


另一条资料不仅可以佐证上面的这种说法,而且详细记载了长江口以北狼山镇所辖外洋汛地情况:“第一段,海船自上海县黄埔口岸东行五十里,出吴淞口入洋,绕行宝山县之复宝沙,迤至崇明县之新开河,计一百一十里;又七十里至十滧,是为内洋。十滧可泊船,为候风放洋之所,隶崇明县属。第二段,自十滧开行,即属外洋,东迤一百八十里至佘山(一名蛇山,又名南槎山,系荒礁,上无居民),不可泊,但能寄椗,为东出大洋之标准,系苏松镇所辖。第三段,自佘山驶至大洋,向正北微偏东行至通州吕泗场对出之洋面,约二百里,水深十丈,可寄椗,从此以北入黑水大洋,至大洋梢对出之洋面,约一百四十里,系狼山镇右营所辖。又北如皋县对出之洋面,至黄沙洋对出之洋面,约二百六十里。又北泰州对出之洋面起至黄家港对出之洋面,约二百二十里,系狼山镇掘港营所辖。又北至斗龙港对出之洋面,约二百里。又北至射阳湖对出之洋面约一百二十里,系盐城营所辖。又北至黄河口对出之洋面,约一百二十里,系庙湾营所辖。黄河口稍南有沙埂五条,船行遇东风,则虑搁浅,宜避之。又北至安东县灌河口对出之洋面,约九十里,系佃湖营所辖。又北至海州赣榆县鹰游门对出之洋面,约一百八十里,系东海营所辖。计自佘山大洋以北起,至鹰游门对出之洋面止,约共一千五六百里,统归狼山镇汛地。”(13)


对照现在的地图,可以看到,当年苏松镇管辖的外洋主要标志性岛屿有:大羊山、小羊山、大七山、小七山、马迹山、徐贡山、花鸟山和佘山;狼山镇管辖的外洋汛地大致是沿着古今上海与连云港之间的航线划分的。这一段航线长度为398海里(737公里),即资料中所说的“约共一千五六百里”,外洋的内侧沙洲标志自南而北有:勿南沙、郎家沙、金家沙、黄子沙、蒲子沙、长沙等。


按照《清实录》记载,乾隆时期江苏绘制有比较详细的《洋图》。两江总督高晋曾奏报说:“海洋盗案,例饬该管文武员弁带同事主,会勘洋面。内洋易于勘定,在外洋失事,疆界难定,查勘每多稽延,以致人犯远飏,事主拖累。查江省洋面县界里数,各营已给有定图,应将《洋图》再加校正,发沿海州县,并送部存案。嗣后内洋失事,仍带事主会勘;如系外洋,不拘(事主)向何衙门呈报,该衙门讯明被劫处所、里数若干,即将该事主所开赃物报明各该管印官。该管官查照《洋图》,定为何州县营汛所辖,飞关该州县会营查缉。”(14)从这一记载来看,江苏绘制的《洋图》明确标志了该省内洋与外洋的界限,并标明了各州县营所管辖的内外洋面里数。一旦发现这一《洋图》,关于江苏省的内外洋划分即可一目了然。


(三)浙江省的内洋与外洋

在沿海省区中,只有浙江省划分内外洋的资料得到完整的保留,略如下表。






(四)福建省的内洋与外洋

福建沿海、台湾岛也曾按照清廷要求划分了内外洋面。

1767年9月8日,台湾诸罗县船户张五驾船贩卖米谷,行至上破隙北势洋面,被七八个流民跳上货船,抢去番银265元。张五等人被打伤,跳海逃命,赴台湾县报案。知县赵爱按照条例要求,立即派人会同营员,带同事主,前往失事处所查勘。勘得:上破隙相距台湾、诸罗二县交界之下坡隙水程八里,离青崑身汛三里。上破隙北势有沙汕一道,据事主张五指称失事即在此处。是案被抢处所“系属内洋,离汛三里,并无墩铺防兵,实系诸罗县管辖”。(15)1811年7月,金门附近发生盗劫案件。嘉庆帝曾经批评说:“金门系属内洋,今有盗船多只围劫折差之事,可见闽省洋面盗风尚炽,该督等平日所奏实力缉拿之处,俱属虚词。”(16)1811年12月10日,闽浙总督汪志伊奏报说:“福清县所辖之大嶅、小嶅两岛系在外洋,向例封禁,并无民人居住。”(17)1840年7月,台湾道姚莹报告说:“该夷船在外洋游弋,不敢驶进内洋。各师船因风息全无,不能前进。”(18)以上三则事例,说明福建沿海同其他省区一样也划分了内洋和外洋。

福建的内洋、外洋划分还体现在水师官兵的巡哨职责中。金门镇统辖中、左、右、前、后五个水师营,每四个月一期,分为上班(二月至五月)、中班(六月至九月)、下班(十月至次年正月),轮流派遣游击带领千总、把总、外委和战守兵分为中、左、右三路,巡逻金门、厦门南北外洋。轮值四个月期满,转而巡哨“内洋”。《厦门志》如是记载道:“提标各官每年出洋巡哨,分中、南、北三路:中哨轮值右、前、后三营游击一员,领千、把总、外委四员,带五营战守兵驾坐哨船四只,巡缉金、厦洋面,订期会哨,听金门镇调度。北哨轮派五营千、把总、外委四员,领五营战守兵驾坐四船,巡缉北洋,订期会哨,听海坛镇调度。南哨轮派五营千、把总、外委二员,领五营战守兵驾坐哨船二只,巡缉南洋,订期会哨,听南澳镇调度。每哨四个月,以二、六、十等月为始,哨满更代,迭相轮转。右、前、后三营期满,轮值驾船带兵巡哨汛地内洋,五营守备按期巡哨汛地港面。”(19)


(五)山东省的内洋与外洋


山东沿海情况较为复杂。1732年,山东巡抚岳濬建议在长山列岛的沙门岛上设立通判一员,带领兵役40名,每年于夏、秋两季驻扎岛屿,稽查来往商船,编管当地居民。雍正皇帝将此奏折批交河东总督田文镜讨论。经过实地勘查,田文镜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在他看来,在沙门岛设立通判,稽查来往商船,编管岛上居民,“俨然成一收税验船口岸,外而需索商民,内而扰累百姓,贻害无穷”。就海防来说,水师在长山列岛巡防已经相当严密,如果仅从文武官员彼此牵制的角度考虑问题,则更属无益。他说:“事关海洋巡防,固不可不严,而抚绥招徕亦不可不慎。臣请仍照旧例,外洋责之巡哨官兵,内口(洋)责之州县有司,似毋庸添此通判一员也。”(20)从这段资料可以看出,康熙、雍正年间山东海面同样划分为内洋和外洋,因为按照“旧例”,外洋失盗责之巡哨官兵,内洋失盗责在州县有司。


1793年,有一商船在黄海的“黑水洋”附近遭受抢劫。由于无法判断“黑水洋”究竟是归山东登州镇还是归江南狼山镇管辖,两镇水师官兵难免“互相推诿”。在这种情况下,乾隆皇帝敕令两镇总兵亲往查勘,“究明何省管界,即将该管疏防地方官严参办理”。(21)接到谕令后,登州镇总兵恩特黑黙、狼山镇总兵蔡攀龙于8月5日在两省交界处日照县夹仓口登舟对“黑水洋”进行考察。在距离海岸660里(11更,每更60里)地方看到“黑水洋”,并明确区分了两镇“外洋”的界限。他们奏报说:“此洋遥望东去,不知何所止极,四面绝无岛屿,无所画界。因佥想由牛头山放洋直出,正属两省交界之区,虽在外洋,然就此山推之,两省各有黑水。奴才等秉公分断,就牛头山安定罗经针盘,先定子午,而后线分卯酉东西,卯酉之上,为北,属东;卯酉之下,为南,属江。各认界管,永远遵守。”(22)查阅海图,“黑水洋”是黄海的一部分,大致在北纬32°—36°、东经123°以东一带,由于此处海水较深,水呈深蓝色,俗称“黑水洋”。与当年登州镇、狼山镇二总兵考察与分界情况完全一致。由此可知,乾隆时期确定的山东与江苏“外洋”大致在今天上海至大连的航线附近,这条航线也是中国帆船南北行走的传统航线。


就事后来看,乾隆时期已将“黑水洋”南北一线划为“外洋”,加以管辖。两江总督书麟和江苏巡抚奇丰额当年为此奏报说:“臣等伏思外洋交界处所,遇有盗劫之案,自当立时关会,一面查勘详报,一面协同侦缉,庶案可立定,而盗犯不致远飏。何得以洋面并无‘黑水’字样,意存推诿。况现据该镇等勘明,两省外洋俱有黑水,则从前推诿之员自应查参示惩。”(23)随后,他们又一一说明商船在黑水洋既往失事情况,追究了刘河营游击色克图等失职责任。由此我们知道,山东的“外洋”远离海岸达660里。当时之所以将“外洋”画在距海岸660里的“黑水洋”附近,那是因为靠近山东海岸的水域地形复杂,无法行船。南北行走的帆船必须远离海岸,才能避开搁浅的危险。上述事例与江苏划分内外洋的标志完全一致,互为证明。可见,在黄海划分“外洋”是以帆船航线“黑水洋”附近为标志的。


(六)直隶省的内洋和外洋


1839年,一艘商船在渤海洋面被劫。事发之后,直隶总督琦善一面委派官员前往洋面查勘,一面派遣官兵出海追缉。“旋据委员会同地方文武勘明,被盗处所分隶天津咸山、宁河等州县对出洋面,相距口岸二百七八十里至三百余里不等,均属外洋地方。”(24)又加派兵船,在海面进行梭巡。从这一条史料来看,即使远离海岸300余里的“外洋”,商船在此失盗,天津水师官兵也负有缉拿盗贼的责任和义务。由此可见,整个渤海完全被看成是中国的内海。


综上所述,清代将接近大陆海岸和岛岸的海域划分成三个部分:一是内洋,这部分海域由于靠近大陆海岸或岛岸,以一些小岛为标志,类似于内海,由沿岸州县和水师官兵共同负责治安管辖;二是大洋、深水洋或黑水洋,这部分海域无边无际,“非中土所辖”,类似于现代的公海;三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条洋面,被清人称为外洋,这部分海域通常以距离中国海岸、岛岸最远的岛礁或航线为标志,由于超出了文官的管辖能力,委派水师官兵来负责巡哨。关于“外洋”的宽度,笔者没有查阅到具体的里程,按照早期习惯,应是以外缘岛礁为中心的目力所及的范围,也就是水师船只在外缘岛礁之间往返梭巡时能够观察到的一条带状海域,或者是在商船行走的航线上,例如山东省的外洋。


二、巡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划分内洋与外洋,目的是为了加强国家机关对于近海水域的行政、军事和经济管理,便于维护中外商人的贸易利益和行船安全、沿海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安全,以及国家的领水权益。


根据巡洋任务的轻重、海域范围的大小以及实际需要情况,清廷在沿海地区设立了不同规模的水师,一共配备了826艘外海战船。由于福建的防海任务最艰巨,配置的外海战船多达342艘;其次为浙江,配备197艘;其余依次为广东166艘,江南83艘,山东24艘;直隶与盛京的海防任务最轻,配置的外海战船分别为8艘和6艘。(25)外海战船战时用于征战,平时用于巡洋会哨。承担巡洋任务的官弁按照分防范围的大小和职位的高低,区分为专巡、协巡、分巡、委巡、总巡、统巡。千总、把总为专巡,外委为协巡,这是最基层的巡洋单位;都司、守备为分巡;委署的官员参与巡哨叫委巡(26);副将、参将、游击为总巡,需要周巡一营负责之内外洋;总兵官巡海被称为统巡,又称督巡。统巡是指总兵官与相邻水师镇协的定期会哨活动。


1836年,兵部议准《闽浙二省巡洋弁兵处分酌改章程》。该章程规定:“一,洋面巡弁以千、把为专巡,外委为协巡,都、守为分巡,副、参、游击为总巡,总兵为统巡。遇有失事,初参限满,不获,将专巡、协巡、分巡各官均降一级留任,贼犯限一年缉拿;二参,不获,各降一级调用,贼犯交接巡官照案缉拿。一,内河内洋附近汛口地方失事,即照陆路例,将专巡、兼辖、统辖官分别开参,亦以二参完结。初参,不获,专巡官降一级留任;二参,不获,降一级调用。兼辖官初参罚俸一年,二参,降一级留任。统辖官初参,罚俸六个月,二参,罚俸一年。如专巡、兼辖各官限内有轮派出洋事故,均照陆路例,扣除公出日期。遇有调台之差,仍准照离任官罚俸一年完结。一,总巡系周巡一营洋面,统巡系按期分路会哨。情势不同,旧例一律议处,未免无所区别。嗣后初参限满,不获,将总巡官罚俸一年,统巡官罚俸六个月,俱限一年缉拿。二参,不获,总巡官降一级留任,统巡官罚俸一年。一,随巡官按各省开报册内,有随统巡者、有随总巡者、有随分巡者,倘遇失事,各按所随之人处分,一律议处。一,委巡今改为协巡,应将委巡一项名目删除。一,海洋失事,该督抚查明失事地方界址,据实开参。如有统巡而无总巡,或有分巡而无随巡者,准其疏内声明,以免驳查。”(27)


各省水师官兵,驾驶巡船,沿海上下往来巡逻,以诘奸禁暴。水师官兵按照分防的洋面进行巡哨,参与巡哨的每一艘战船官兵和装备均有额数限制。倘若出洋之后,水手不如额配足(28),以致巡哨船只不能管驾,遭风损坏,负责调度的官员要受严重的革职处分,同时参与巡哨的官兵要承担巨大的经济损失。条例明文规定:“将派拨之员革职,船只著落巡哨各员赔造。不行稽查之总巡官,降二级调用;总兵,降一级调用。”(29)


由于季风的影响,南北洋情况不同,各省水师巡洋的时间和班次亦不同。“江南省巡洋官兵以三个月为一班;广东省巡洋官兵以六个月为一班,每年分为上下两班;福建省巡洋官兵每年自二月起至五月止为上班,六月起至九月止为下班,十月起至次年正月按双、单月轮班巡哨;浙江省巡洋官兵每年二月至九月以两个月为一班,十月至次年正月以一个月为一班;山东登州水师每年于三月内出洋巡哨,于九月内回哨。各省水师俱令总兵统率,将备弁兵亲身出洋巡哨,遇有失事,分晰开参,照例议处。”(30)


则例规定:水师各营配兵出洋巡哨,必须选择明干弁兵,实力巡哨。倘若该弁兵等在洋遇有匪船退缩不前,转被盗劫,该督抚等查明,即将本船弁兵严行治罪,并将负责派拨的官员参奏革职。仍令自备资斧在于洋面效力三年,方准回籍。该总巡、总兵降三级调用。(31)凡是巡海船只,在未出口之前,应取同船兵丁不敢抢劫为匪连名甘结,在船该管官加结申送上司存案。会哨之日,仍取同船兵丁在洋并无抢物为匪扶同隐匿事发愿甘并坐甘结,送该上司查核。如弁兵在洋抢夺商人财物,该管官不是同船,失于觉察,照失察营兵为盗例,议处;若该管官通同隐匿、庇护,革职提问;督抚提镇不题参者,照徇庇例议处。(32)


邻境的盗匪被官兵追缉到汛,在洋巡哨的官兵必须协力缉拿。倘若巡缉之员不协力缉拿,盗犯被其他汛地官兵缉获归案,供出追捕地方并经由月日,按条例规定,将该汛未能协捕之巡洋各员弁降二级留任,总巡上司降一级留任。(33)


统巡是水师总兵官的按期督察活动,用意在于防范各哨官兵畏怯风涛,偷安停泊,不能在洋梭织游巡。“是以总兵官每于春、秋二季不时亲坐战船出洋督哨。”(34)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苏松水师所属内外洋汛,按照规定由本标中营、左营、右营、奇营以及川沙营、吴淞营按照各自疆界分月巡查。总兵官于春、秋两季不时督巡。例如,1773年,苏松水师除轮派总巡中营游击许文贵、分巡右营守备童天柱带领本标四营以及川沙、吴淞二营随巡官兵于5月21日开赴外洋巡哨之外,总兵官陈奎于5月30日乘坐战船前往吴淞会操,然后前往大戢山、小戢山、徐贡山、马迹山、尽山等处统巡。(35)


定海水师总兵官也是这样,通常于舟山捕鱼繁忙季节,亲自带领战船巡海。例如,1743年春末夏初,黄鱼起汛,闽浙沿海渔船三千余艘齐集舟山群岛捕鱼,蔚为壮观,商贾携带银钱买鲜,就近晾晒,“海岸成市”。闽浙总督那苏图担心渔民得利则返,无利则易于在洋面为盗,因此饬令定海镇总兵官顾元亮亲自率领战船加紧巡哨内外洋面。(36)


有时候,沿海省区的总督、巡抚也亲自参与巡海活动。例如,1744年3月19日,浙江巡抚常安亲自巡海,先到镇海,再到定海内洋、外洋。(37)


从上述情况来看,清朝前期关于水师官兵巡洋的规定涉及方方面面,相当严密。事实上,水师官兵巡洋制度的建立,经历了一个不断发现流弊、探讨对策、修改规定、条例由疏渐密的完善过程。


1689年,规定:海洋巡哨,水师总兵官不亲身出洋督率者,照规避例,革职。


1704年,规定:广东沿海以千总、把总会哨,副将、参将、游击每月分巡,总兵官每年于春、秋两季出洋总巡。


1708年,规定:江南苏松、狼山二镇总兵官各于本管洋面亲身总巡,每岁一轮,年终将出洋回汛日期呈报该提督查核。又规定,浙江定海、黄岩、温州三镇总兵官出洋总巡,每年定于二月初一日起至九月底止。


1714年,规定:盛京海洋以佐领、防御、骁骑校为分巡,协领为总巡。如有行船被盗,由该将军题参,将分巡、总巡各官照江、浙、闽、广之例,议处。


1716年,规定:福建水师五营、澎湖水师二营、台湾水师三营分拨兵船,各书本营旗号,巡逻台湾海峡,每月会哨一次,彼此交旗为验。“如由西路去者,提标哨至澎湖交旗,澎湖哨至台湾交旗,送至台湾协查验;由东路来者,台湾哨至澎湖交旗,澎湖哨至厦门交旗,皆送提督察验。如某月无旗交验,遇有失事,则照例题参。”


1717年,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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