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中国驻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战犯军事法庭

2021-8-5 17:56| 发布者: 台灣獵戶人| 查看: 1167| 评论: 5

摘要: 二战后按照国际法，由于中国尚未与日本完成签署和平条约，虽日明言放弃台湾、澎湖、琉球，但中日和约未签署，致台湾澎湖、琉球等，虽分别由中国、美国军事占领接管治理，但台湾澎湖的主权、《琉人治琉》的治理权等议 ...

《1947年，中国国民政府驻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战犯军事法庭》

责任编辑：猎户人

缘由：

1947年7月29日，中国国民政府驻「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战犯军事法庭」审判：「辜振甫」等五名台湾仕绅，「战犯军事法庭」以其在1945年8月20日前后，遭日籍军官「中宫悟郎、牧野泽夫」等利诱向日本帝国管辖下的「台湾总督府」，寻求协助“台湾独立”为由，中日作战期间，毫无祖国观念、卖敌求荣、不遗余力、共同阴谋窃据国土，判其有罪。

参阅：

1947年12月12日，《中国国民政府-司法院，院解字第3708号》，判解函释─司法解释：

台湾人民于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五后，九月二日前，阴谋独立，其时台地虽未即归属中国台民，亦未即返为中国人民，但此种阻挠国土恢复之敌对行为，既显与《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二条第四款，之情形符合，不得不依该条例该条款适用刑法第一百条第二项处断。

据资料显示，二战后中国国民政府尚未接管台湾岛前。少数日籍军官利诱台籍士绅企图仿效1895年间，清政府宣布《中、日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等土地治理权益给予日本后，台湾士绅与清朝留守岛内的官府民兵自主成立《台湾民主国》持续武装抵抗日本接管台湾的历史过程。中国国民政府驻「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指控，于1945年，日本天皇宣布停战及无条件投降后，多位台湾士绅曾经集体进入日本驻台总督府，向总督「安藤利吉」请求协助台湾独立，却遭到「安藤利吉」拒绝。1945年9月，二战期间在“中国战区”滞留的日军投降仪式在中国南京举行，台籍「辜振甫、许丙、林献堂」等人还曾被邀请指定从“太平洋战区”的台湾，前往祖国南京观礼。但他们陆续被指控与部份在台湾不愿投降的日籍军官密谋拟定“台湾自治方案”，企图利用滞留台湾的二十多万日军，结合台湾士绅，拒绝中国、美国的军事接管治理。被利诱人士包括了三十多位自日本割据台湾时期的亲日绅士，由日本人主持“台湾自治委员会”，该组织甚至已规划内定：「辜振甫」为总务部长，「许丙」为顾问，「林熊祥」为副委员长。然而，日籍所拟吸收的台湾人士并不全认同该组织章程，甚至在征询「林献堂」等人士的意见时，遭到严重质疑，因为当时联合国对台湾的后续政策如何，以及中国政府对台政策、美国对台态度等等都尚未能理解，所以，他们都持保留观望态度。最终这项计划最终并未实际推动，只是初步商议阶段，在历时一个星期就草草结束。随后遭到他人举报此讯息，后经国民政府驻台湾行政长官「陈仪」下令《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在1946年3月，陆续拘捕了「林熊征、辜振甫」等台湾士绅，进行审讯。

1947年7月29日，最终由《台湾战犯军事法庭》判决：（下图）

所称自治，旣系为日本着想，并与日人共策进行，则其系假自治之名，行窃据台土独立之实，明若观火，百喙难辞”，

「辜振甫（台北市人/前任：台湾总督府评议员）」共同阴谋窃据国土罪，被判处：2年2个月有期徒刑。

「许丙（台北市人/任：贵族院议员）、林熊祥（台北县人/前任：台湾总督府评议员）」共同阴谋窃据国土罪，各判处：1年10个月有期徒刑。

「简朗山（新竹县人/桃园轨道株式会社社长）、徐坤泉（澎湖县人/文学作家）」无罪。

在当时的官方资料中，此内乱案事件与228事件均是受到日本军方、共党人士煽动。据悉，1947年，国民政府在二战停战后，在陆续派兵接管台湾澎湖后，颁布《汉奸总检举规程》，随即开始按照各方所举报的名单，在台搜查逮捕审讯上百名人士，纷纷扣上“汉奸”罪名进行审判。1947年12月13日，蒋介石在上海《高等检察处》的公文中批示：「抗战期内，台人有不法行动，通敌殃民者，亦应以汉奸论罪，不予宽恕」，

1946年6月1日，「白崇禧」任中国国民政府的首任国防部部长。国防部分政务和参谋两个系统。政务系统以国防部长为首。国防部长是阁僚，随内阁进退，国防部部长是参谋总长的上级长官，但却无权过问与指挥参谋总长；「陈诚」任参谋总长掌握军事实权，由总统任命。1947年2月27日，台湾发生官民纠纷，进而全岛武装暴动的“二二八事件”，蒋介石增派兵力至台湾镇压。3月11日，国民政府特令国防部长「白崇禧」赴台，前往台湾“宣慰”视察，并权宜处理各项事务。3月17日，「白崇禧、蒋经国」于中午搭机抵达台北，处理善后事宜。当天下午，「白崇禧，1893－1966年」发表《宣字第一号》公告，昭示国民政府处理台湾事件之基本原则。宣布处理台变之基本原则：一、改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为省政府，县、市长提前民选，并尽量选用本省人士；二、台湾警备总司令不由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任，省政府委员及各厅、处、局长，尽先选用本省人士，政府机关职员，凡同一职务官阶者，本、外省人员待遇一律平等；三、民生工业之公营范围尽量缩小，现行经济制度及政策分别修正或废止；四、各级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及临时不合法组织自行宣告结束，参与事变有关人员，除共产党外，一律从宽免究。4月1日，「白崇禧」在台北举行记者招持会，就台湾今后局势宣布“善后措施”，谓必须以“杀一儆百之效”在台湾厉行统治。4月2日，搭专机离开台湾，返回南京；临行前指示台湾各军政机关，务必将这次“图谋叛乱之首要分子依法严惩”。1947年4月7日，国防部长「白崇禧」在南京国府中枢纪念周报告台湾事变之起因，并提出善后措施：

政治上：将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改为省政府，并增加省府委员人数，于省府各厅、处、局增设副职。

经济上：将专卖局撤销，改为烟酒公卖局、贸易局，改为供应物资机构等。

4月14日，「白崇禧」签呈蒋介石，胪陈今后对台改进意见，其要旨为：甲、行政，乙、经济，丙、教育，丁、军队及宪警保安部队，戊、其他；1947年4月16日，蒋介石批示：“所拟皆可如拟”。

二战后初期，按照国际法，由于中国尚未与日本完成签署《和平条约》期间，虽日本于国际明言放弃台湾、澎湖、琉球，但《中、日和约》未签署，导致台湾澎湖、琉球等，虽分别由中国国民政府、美国政府等军事占领接管治理管辖，但台湾澎湖的主权、琉球《琉人治琉》的治理权等议题，中国尚未与日本进行单边各以条约协议载明。

国际法则，战后主权地位变动地区居民的国籍安排，是由交战国，依外交管道透过条约的签订来处理，而不能以「国内法」片面处理。「依国际公法上，一般公认之原则，国家领土之得失须以媾和条约为準据。当时台湾之割让与日，乃依据中、日马关条约故。在国际间久已公认为日本领土。此次《波茨坦宣言》中虽有台湾应返还中国之规定，但日本之接受该项宣言，是为一种口头诺言。换言之：仅係媾和条约之预约。与媾和条约之缔结显然有别。在媾和条约未缔定以前，中国之于台湾，事实上为军事占领接管治理性质。国际法律上之土地主权变更手续，既尚未完成，故在国际公法上犹不能认为中国领土。」

1947年7月29日，中国国民政府驻「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战犯军事法庭」判决书内容，由于时任国防部部长「白崇禧」，曾担任国府宣慰视察台湾岛的最高行政长官，其行文《司法院》表示：按国际法者而言，特别提出不同看法，指出台湾省，在1945年8月15日至9月2日之间，是否为中国领土之事存在疑义，并进一步的指出，当前一般议论者有以下二项不同见解：

（一）依国际公法上，一般公认之原则：国家领土之得失，须以「媾和条约」为准据。当时台湾之割让与日乃依据《中、日马关条约》，故在国际间久已公认为日本领土。此次，《波茨坦宣言》中，虽有台湾应返还中国之规定，但日本之接受该项宣言是为一种诺言。

换言之：仅系《媾和条约》之预约，与媾和条约之缔结显然有别。在「媾和条约」未缔定以前，中国之于台湾事实上为占领性质，法律上之土地主权变更手续既尚未完成，故在国际公法上，犹不能认为中国领土。

（二）台湾原为中国领土，因战败而被迫割让者。此次，返还中国其性质与割让有异，前说自嫌未尽合理，惟其返还既系根据《波茨坦宣言》而来，则其开始重入中国版图之日期，应以《波茨坦宣言》为日本正式接受之日为准。

质言之，即应以三十四（1945）年九月二日，日本向盟国正式签订降约之日为准，同年八月十五日，日皇广播，答复盟国‘愿意接受《波茨坦宣言》，仅系口头上之意思表示，依国际惯例并无若何拘束力可言，设使事后全部、或一部推翻其诺言，在法律上亦不负任何责任，自该日起，即视《波茨坦宣言》为已发生效力，而认台湾为中国领土，似嫌欠缺法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