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中、法新约》 大清国政府、法国政府，于清德宗皇帝，光绪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1885年6月9日），本条款在天津签订。条约见：《光绪条约》卷20，页7―11。法文本，见：《海关中外条约》卷1，页901―906。通称：《中、法新约/李、巴条约》。本条约于1860年10月25日,在北京交换批准。 《中、法新约》（法语：Traité de Tianjin），全称：《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法语：Traité de Paix, d'amitié et de commerce entre la Chine et la France），是中国清朝政府和法国为结束《中、法战争》，中国清政府被迫而于1885年6月9日（清光绪十一年四月廿七）在天津签订的不平等和约，签字者为中国清廷北洋大臣「李鸿章」和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正本原存：中国台湾当局主管对外事务部门，后寄存：台北故宫博物院库房保存。主要内容条约共十款，主要内容为： 中国承认：法国与越南1884年，（未经宗主权国同意，而私自）签订的第二次顺化条约。中法两国派员勘定中、越边界。中国和越南边境，开放两处通商：保胜、谅山，允许法国商人在此居住并设领事。中国对法国货物的进口，给予减税待遇。中国西南地区修建铁路，法国享有优先协商权。法国撤出基隆、澎湖。 该条约的签订，代表着中国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同时使得中国南半岛（中南半岛）逐渐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由于，中国同意过去法国与越南之间（未经宗主权国-中国同意，而越、法两国私自协议）“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一概不加过问，似乎是变相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暂时保护权；在宗主权在我-搁置争议-拒绝签署条约的方针下；但中国清廷始终保持着：并未言明放弃、或割让，中国对于越南的宗主权国的身份；虽法国，约明；“应保全助护”中国与越南毗连的边界；中国，约明：“将所驻北圻各防营即行调回边界；中国同意中、越边界开放通商，并约明将来与法国议定有关的商约税则时，应使之“于法国商务极为有利”；本约签订后三个月内双方派代表会议详细条款。为法兰西国在南海以西的土地进行殖民统治，建立法属支那部的行动提供了便利。 6月17日，法国方「福禄诺」交给「李鸿章」一份《节略》，通告法国已派「巴德诺」为全权公使来华会议详细条款，并单方面规定在越南北部全境，向中国军队原驻地分期“接防”的日期。由于，「李鸿章」并没有签署同意这个详细条款规定、又没有明确反对，亦未上报清朝中央政府批准，导致此协议的详细条款，清廷是否全盘接受而批准有效？仍是值得商榷。一些传统观点认为这是中国军队在与法军战场上取得重大胜利之后，签订的一个地地道道的丧权辱国条约， 是世界外交史上空前绝后的奇闻。朝廷大臣「左宗棠」反对，说“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还说：“「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全国的爱国人士舆论哗然，群情激愤，盛传两位汉族大臣「李鸿章」门生们与「左宗棠」的下属们，形成对立不惜掀起两派党羽间的政争，「潘鼎新、刘铭传」等构陷 “恪靖定边军”「王德榜」、台湾兵备道「刘敖」，将他们充军流放。 条约原文： 一八八五年六月九日，光绪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天津。 大清国大皇帝、大法民主国大伯理玺天德，前因两国，同时有事于：越南，渐致龃龉，今彼此愿为了结，并欲修明两国交好通商之旧谊，订立新约，期于两国均有利益，即以：光绪十年四月十七日，在天津商订《简明条约》；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奉旨允准者作为底本」，为此两国特派全权大臣，会商办理：大清国大皇帝-钦差：全权大臣-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傅-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爵-「李鸿章」、钦差：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刑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左翼世职官学事务-镶黄旗-汉军-都统-「锡珍」，钦差：总理各国事务大臣-鸿胪寺卿-「邓承修」；大法民主国大伯理玺天德，钦差：全权大臣-赏给佩带四等荣光宝星并瑞典国头等北斗宝星-驻扎中国京都-总理本国事务「巴特纳」；各将所奉全权文凭互相校阅，均属妥协，立定条约如左： 第一款，越南诸省与中国边界毗连者，其境内，法国约明自行弭乱安抚。其扰害百姓之匪党及无业流氓，悉由法国妥为设法、或应解散、或当驱逐出境，并禁其复聚为乱。惟无论遇有何事，法兵永不得过，北圻与中国边界，法国并约明必不自侵此界，且保他人必不犯之。其中国与北圻交界各省境内，凡遇匪党逃匿，即由中国设法、或应解散、或当驱逐出境。倘有匪党，在中国境内会合，意图往扰法国所保护之民者，亦由中国设法解散。法国既担保边界无事，中国约明亦不派兵前赴北圻。至于，中国与越南如何互交逃犯之事，中、法两国，应另行议定专条。凡中国侨居人民乃散勇等在越南安分守业者，无论农夫、工匠、商贾，若无可责备之处，其身家产业均得安稳，与法国所保护之人无异。 第二款，中国既订明于法国所办弭乱安抚各事，无所掣肘，凡有法国与越南自立之条约、章程、或已定者、或续立者，现时并日后均听办理。至中、越往来，言明必不致有碍中国威望体面，亦不致有违此次之约。 第三款，自此次订约画押之后起，限六个月期内，应由中、法两国各派官员，亲赴中国与北圻交界处所，会同勘定界限。倘或于界限难与辨认之处，即于其地设立标记，以明界限之所在。若因立标处所、或因北圻现在之界，稍有改正，以期两国公同有益，如彼此意见不合，应各请示于本国。 第四款，边界勘定之后，凡有法国人民及法国所保护人民与别国居住北圻人等，欲行过界入中国者，须俟法国官员请中国边界官员发给护照，方得执持前往。倘由北圻入中国者，系中国人民，只由中国边界官员自发凭单可也。至有中国人民欲从陆路，由中国入北圻者，应由中国官请法国官发给护照，以便执持前往。 第五款，中国与北圻陆路交界，允准法国商人及法国保护之商人并中国商人运货进出。其贸易应限定若干处，及在何处，俟日后体察两国生意多寡及往来道路定夺。须照中国内地现有章程酌核办理。总之，通商处所在中国边界者，应指定两处：一在-保胜-以上，一在-谅山-以北。法国商人，均可在此居住，应得利益应遵章程，均与通商各口无异。中国应在此设关收税，法国亦得在此设立领事官，其领事官应得权利，与法国在通商各口之领事官无异。中国亦得与法国商酌，在北圻各大城镇拣派领事官驻扎。 第六款，北圻与中国之云南、广西、广东各省陆路通商章程，应于此约画押后三个月内，两国派员会议，另定条款，附在本约之后。所运货物进、出云南、广西边界，应纳各税，照现在通商税则较减。惟由陆路运过北圻及广东边界者，不得照此减轻税则纳税；其减轻税则亦与现在通商各口无涉。其贩运枪炮、军械、军粮、军火等，应各照两国界内所行之章程办理。至洋药进口、出口一事，应于《通商章程》内定一专条。其中，越-海路通商，亦应议定专条，此条未定之先，仍照现章办理。 第七款，中、法现立此约，其意系为邻邦益敦和睦、推广互市，现欲善体此意，由法国在北圻一带开辟道路，鼓励建设铁路。彼此言明，日后，若中国酌拟创造铁路时，中国自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其招募人工，法国无不尽力劝助。惟彼此言明，不得视此条系为法国一国独受之利益。 第八款，此次所订之条约内所载之「通商各款」，以及将订各项「章程」，应俟换约后十年之期满，方可续修。若期将满六个月以前，议约之两国彼此不预先将拟欲修约之意声明，则通商各条约、章程仍应遵照行之，以十年为期，以后彷此。 第九款，此约一经彼此画押，法军立即奉命退出基隆，并除去在海面搜查等事。画押后一个月内，法兵必当从台湾、澎湖全行退尽。 第十款，中、法两国前立各《条约、章程》，除由现议更张外，其馀仍应一体遵守。至此次条约，现由大清国大皇帝批准及大法国大伯理玺天德批准后，即在中国京都互换。 光绪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西历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六月初九日。 大清国钦差全权大臣「李鸿章」、钦差总理各国事务大臣「锡珍」、钦差总理各国事务大臣「邓承修」。 大法民主国钦差全权大臣「巴特纳」。 一八八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北京交换批准。 备注： 锡珍（1847年－1889年），额尔德特-锡珍，字：仲儒，号：席卿，额尔德特氏，蒙古镶黄旗人。著有:《朝鲜日记》、《台湾日记》、《喀尔喀日记》。清同治七年（1868年），登：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同治十年，任：翰林院编修。次年，改：翰林院侍讲。同治十一年（1872年），充：文渊阁校理。次年，改：翰林院侍读、侍讲学士、日讲起居注官。同治十三年，任：咸安宫总裁、侍读学士。光绪元年，任；山东乡试正考官、詹事府少詹事、詹事府詹事。光绪三年，任；通政使司通政使。光绪四年，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光绪五年，任：理藩院右侍郎、工部右侍郎，钱法堂事务。同年，改；正黄旗汉军副都统、兵部右侍郎。光绪五年，管理右翼幼官学事务。次年，任：镶白旗汉军副都统、工部右侍郎。光绪七年，署正白旗护军统领、镶红旗满洲副都统。光绪七年，任；吏部右侍郎，兼署兵部右侍郎。光绪八年，任：镶黄旗满洲副都统，兼署户部右侍郎，兼署仓场侍郎、刑部右侍郎、刑部左侍郎。光绪十年，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同年,改: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刑部尚书、镶白旗汉军都统，管理户部三库事务等。光绪十二年，任:镶白旗满洲都统、吏部尚书，充任:会试正考官、崇文门正监督、会典馆副总。光绪十四年，任:镶红旗蒙古都统、镶黄旗汉军都统。 邓承修(1841一1892)，宇：铁香，号；伯讷，汉族，广东惠阳县淡水客家人。清咸丰十一年（1861），举人。历任：刑部郎中、浙江道、江南道、云南道监察御史、鸿胪寺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任；御史时大胆进谏，弹劾权贵，痛陈利弊，人称：“铁笔御史”。他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任职内，前后十二年间，向皇帝的重要奏疏有十六疏之多，弹劾前两广总督「刘坤一」、广州知府「冯端本」、高州知府「钟秀茂」、茂名知县「王之澍」及山西布政使等贪官污吏。「邓承修」亦疾恶如仇，在《中法新约》谈判协商期间，敢于质疑、揭露「李鸿章」的投降卖国的行径，均能宣言不隐，直声震天下。曾与「张佩纶」等主持清议多弹击，号曰：“铁汉”。先后疏论：「闱姓赌捐，大乖政体；关税侵蚀，婴害库帑；以考场积弊，陈七事纠正之；吏治积弊，陈八事肃澄之。又劾总督「李瀚章」失政，左副都御史「崇勋」无行，侍郎长叙等违制，学政「吴宝恕、叶大焯」，布政使「方大湜、龚易图」，盐运使「周星誉」诸不职状。会边警，纠弹举朝慢弛，请召还「左宗棠」柄国政。逾岁，彗星见，则又言「宗棠」莅事数月未见设施，而因推及「宝鋆、王文韶」之昏眊，请罢斥回天意。是时「（王）文韶」方向用，权任转重，会云南报销案起，又严劾之，仍不允。久之，迁：给事中。时，朝鲜乱平，琉球案未结，上言：「简知兵大臣驻烟台，厚集南、北洋战舰番巡，留「吴长庆」军戍朝互犄角。越南乱作，法人袭顺化，复请诏百官廷议定国是。」皆，不报。（光绪）十年，越事益坏，首劾「徐延旭、唐炯」失地丧师，「赵沃、黄桂兰」拥兵偾事，宜肃国宪。其夏，法人原媾和，「邓承修」联合台谏上书，极言和议难恃。旋与司业「潘衍桐」密上间敌五策，并劾「李鸿章」定和之疏，嫉「刘永福」敢战，言之愤绝。亡何，法果败盟，侵台湾鸡笼，枢臣议和、战未决。于是，「邓承修」再陈三策：「法所恃为援者：西贡、东京。我若师分三路，亟攻越南，彼将自救不暇，策之上也。分兵为守，敌至则战，敌退不追，老师糜饷，利害共之，策之中也。若虑饷诎运阻，不敢言战，则其祸不胜言矣，是谓无策。」补：鸿胪寺卿、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自此，陈说兵事，章凡十三上，多见采纳。嗣，以中允「樊恭煦」获谴，上疏营救，坐-镌秩（降职）。明年，赴天津佐「（李）鸿章」与法使「巴特纳」商和约，定新约十款。光绪十一年（1885），出使安南（越南）镇南关（友谊关），代表中国清廷政府与法国使者会戡中越边界。朝廷命赴广西与法使会勘中、越分界，至则单骑出关会法使「浦理燮」。「浦理燮」欲先勘原界，「邓承修」据约先欲改正界限，不相下，乃阳：以「文渊、保乐、海宁」归我，而阴：电其驻京使臣，诋「邓承修」违约争执，谓非先勘原界，势将罢议。朝廷不获已，许之。「邓承修」遂有三难二害之电奏，略言：“附界居民，不愿隶法，先勘原界，虑滋事变，难一。保乐牧马，游勇犷盛，道路梗阻，难二。原界碑折，十不存五，巉岗耸巘，瘴雨炎翳，人马不前，难三。且原界既勘，彼必飏去，新界奚论？「駈驴、文渊」俱不可得，关门失险，战守两难，害一。文渊-既失，北无寸地，关内通商，势将迫胁，越既不存，粤将焉保？害二。”疏入，不省。光绪十二年，法人别遣「狄隆、狄塞尔」来会。适法官「达鲁倪思海」至者兰，为越人击杀。法使惧，又耻而讳其事，坚请按图画界，朝旨报可。于是首议「江平、黄竹、白龙尾」各地割隶越。「邓承修」指图籍抗争，法使不能屈，欲分-白龙尾-半之左归我，而右归越。「邓承修」以其地为-钦海-外户，法得之则内逼-防城，外断「东兴、思勒」，是无钦、廉也。议久之，暂与定约三条，犹未决，而法使竟以兵力驱「江平、黄竹」中华居民内徙。朝廷虑启边衅，命先勘「钦西至桂省」全界，「邓承修」遂与订定清约，语详《邦交志》。（光绪）十三年，具约本末以上，复官。「邓承修」据理力争，收回「嘉隆河、八庄、十万山、分茅岭、江平、黄竹」等地。在《中法勘界》中，作为中方勘界大臣，忠于职守，有理有节，不卑不亢，不惧威胁，勇于维护国家利益。现广西友谊关，还挂有「邓承修」遗像，并志其功绩；在中越交界处，仍存有当年立的勘界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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