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造反派——袁庾华纵谈中国民主四十年

2014-3-5 05:23| 发布者: 风在手| 查看: 4270| 评论: 0|原作者: 陈宜中

摘要: 袁：言论、集会、结社、出版、游行、罢工这些基本的自由，是全世界进步人民几百年来斗争所取得的东西。政治自由主义者反毛，经济自由主义者尤其是官僚更反毛，都是徒劳的。官僚最恨毛主席，又不得不勉强打着毛的旗帜 ...

传奇造反派——袁庾华纵谈中国民主四十年

陈：后来被判了几年？

袁：以“妄图篡夺省委领导权”的罪名，判了我15年。我的判决书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刑事罪名，全都是什么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罪行。

陈：你能否谈谈对“改革开放”的看法？

袁：关于“开放',其实在文革的全球性冲击下，大批西方国家和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新中国进入联合国后，就开始了一条切实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对外开放路线。但是到了邓小平，情况就不同了。

1980年代我在狱中看到《文摘报》的文章中说，英美官方谈中国“开放”，其英文用的仍是和晚清打交道用的“门户开放”一词，作者认为这样对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不好，结果至今也没有改变。对于邓小平上台后这几十年的“开放”，几乎所有左翼都是一直否定的。事物都有两面性，应该说，很多家庭也在“开放”中受益；但最大的受益群体是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家族和附庸也为他们几乎肆无忌惮的贪污开辟了一条宽敞的退路，而最大的受害者是整个国家和民族。

关于“改革”，我就说一点感受吧。改革开放开始时，我在监狱里面从报纸上看到一些特别敏感的东西。比如说，1980年代初河南有个戏剧《七品芝麻官》里面有句戏词是“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全国都在反复地宣传这句话。对我来说，这句话极其敏感，因为这说明文革中群众直接参与政治的权利被当官的收回了。我在报纸上还看到一个例子：有个人叫刘冰，原来是清华大学的党委副书记，后来到了兰州大学当副校长；发生了一起学生闹事，刘冰说，学生反映的问题都是真实的，但是你们身为学生怎么直接找我这个副校长？这就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恢复等级！

张：“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在当时的确很流行，但是我不觉得这代表了一个不同的时代。其实老百姓从来没有做过主。过去也是由毛主席、共产党为我们做主，由各级干部为我们做主。

袁：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有老百姓都可以直接参与政治，但现在好像又重新回到文革以前一样——当官的为我们做主，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转折。

陈：关于毛主席及文革本身，你愿意也做一些批评吗？对毛主席及文革的评价，当然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不过，从延安整风开始，到1950年代反右、三面红旗，到文革，到四五运动，你在肯定毛的革命本色外，是否也愿意毛作为革命领袖的失败甚至投机？

袁：总是有人对我讲，就是毛泽东在，也不会喜欢我这个造反派。我承认！但是，要投身中国的革命，还是必须跟他走。我因文革问题四次入狱，每一次第一个罪名都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除了整我的人强加给我的东西以外，我当时也确实说过一些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话（恐怕这也是我与大陆今天一些主要反毛人物的区别，他们文革当年崇毛的调子要比我高得多），我在监狱中也对文革做过全面回顾与反思。几十年的反复思考，使我更认识到：毛主席在人类社会进步中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文化大革命上。放手让6、7亿人口中的绝大多数（95%以上）直接地全面地行使广泛的民主权利，而不是仅仅为国家和地区选几个做主的人；应该说，在公司、工厂这些与自己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单位中个人尊严和民主，比当州长、总统的选民更重要！这是人类历史上仅有的一次最辉煌的“实验”和探索，其中难免有错误和挫折，不会有人说是完美的。

关于延安整风，我没有专门研究过。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我看过，总觉得他存在太强的主导性，过于牵强附会，这是熟悉党史的人都会有的感觉。至于审干中确实会存在的问题，只要看一下刘少奇、彭真、康生、罗瑞卿、周扬等人解放后整人的作风就可以想象得到。我们恐怕还要考虑当时四面受敌和从国统区新来的大量复杂成分（国民党的女特务甚至混到共产党中央最严厉的保卫工作负责人的床上）这些严峻因素。试想一下，还有没有其他人在这样的条件下，比毛主席领导的更好？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在这前后，蒋介石身边经常搞的“整肃”，1930年代斯大林的“清洗”，以及美国1950年代初的“麦卡锡主义”。我认为，无论如何，延安整风主要是完成了在战争年代里共产党思想政治上的高度统一，而这为不久后开始的“全国内战”的迅速结束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从而使中国人民减少了代价。同时，人们热议的延安整风“非苏俄化”不是也有利于共产党接管大陆政权后国家的独立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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