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的设计师，清晰的路线图!
平反的贵族、农奴主与达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是藏独的阶级基础。早在邓接见嘉乐顿珠后很短时间内，所有仍在服刑的“西藏叛乱”参加者共376名被提前释放，已经刑满释放但仍然“戴帽”进行“监督改造”的六千余人一律“摘帽”。胡要帮落实宗教政策期间，平反了802名宗教界人士的冤假错案，对文革中查抄财产予以清退。大批昔日的“阶级敌人”(达赖时代的官员﹑贵族﹑上层喇嘛﹑新老活佛等)被请进各级人大﹑政府﹑政协﹑佛协，高官厚禄养起来，享受各种特权。自1976年至1988年，共安排2100多名上层人士当官，他们的子女也被送进中央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镀银镀铜，毕业后也当干部。1959年时的叛军司令拉鲁，曾坐过六年牢，然后当过十年农民，后来当上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他妻子是政协常委，儿子是自治区民族宗教局的副局长;昔日的贵族吉普，曾是噶厦政府的五品官，则成为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这就是所谓的“落实统战政策”。 邓、胡的政策引发了新一轮的宗教狂热，藏传佛教成为藏独的重要宣传途径。藏人被告之信仰毛主席是错误的，藏人就应该信仰藏传佛教(达赖就是藏传佛教的化身)，因此，达赖喇嘛再次成为藏人心中的偶像与神，从而增强了达赖的影响，在与中央交涉过程中达赖口气越来越大、态度越来越硬。向群众煽动时，有人喊出了“西藏独立”﹑“汉人滚蛋”等口号。自此，分裂势力通过复兴宗教自然而然的摆脱了70年代走投无路的窘境，重新成为帝国主义对中国施压的一枚棋子。胡要帮说汉干进藏30年了，他们的历史任务完成了。他要求西藏干部中藏人要占三分之二以上，万里则说要占80%，汉干撤出西藏。根据西藏统计年鉴，1980年在藏汉族干部职工12.2万人，到85年仅剩7.1万人，此后很长一段时期汉干低于7万人。 藏独势力复兴根源于错误的宗教政策、民族政策和阶级政策实质并未根本改变。其次，在民族政策上“抑汉捧藏”，不断给予藏人提干、生育、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照顾，形成了排斥汉族干部的藏干“特殊利益群体”。再次，在阶级政策上，上层路线未改变，翻身农奴重新沦为“弱势群体”。更为严重的是，随着解散人民公社，当年在“平叛”、“民主改革”、砸寺庙过程中冲在前面的农奴“积极分子”失去原有地位，大多沦为贫困阶层。藏北一位基层干部这样讲述：文革时期，当年的领主在路上与翻身农奴相遇时，领主远远就要侧立路旁，一只袖子搭在肩上，弯腰吐舌——那是旧时代下等人对上等人的礼节——等翻身农奴过去后才敢继续走自己的路。现在则变了，又变成当年的农奴在路边弯腰吐舌，给当年的领主让路。从这个小动作的变化，折射出了时代的大变迁。 藏独的终点在哪里?藏独为什么会得到设计师的默许并迅猛发展起来?藏独、设计师们、西方反华资本主义势力之间是怎样的利益关系?这些问题稍微一思考不难得出自己的结论。 七、瓦解社会主义企业的经济基础和劳动者主人翁地位 创造瓦解条件，为改革公有制企业打基础 前面铺垫的一切举措无不是为了最后改变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公有制。但是，仅就社会主义的企业而言，不管是集体所有制还是全民所有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直在健康地发展，充分展现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活力。要想改变这个经济基础，就得让它们的优越性和活力丧失掉。请看设计师们是怎么做的。 1、前面已经说过，在把持的舆论上大肆灌输非毛化和西方民主化，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污蔑社会主义的企业没有活力和效率。在反复的宣传下，并且在官僚作风日渐普及工人积极性严重受挫的情况下，相当多的人信以为真了。 2、在前述中，我们知道为了收买人心，在农村是提高粮食收购价和降低收购额，使农民改善了生活得到眼前利益，在城市提高职工工资、福利、奖金收买人心，对老干部落实政策提高待遇，对新官僚体系进行物质诱惑和操控，并在全国范围内大建楼堂馆所，这些都要造成比毛泽东时代大得多的财政支出，此外，还打了一场越战。这样，就吃掉了历年的积累，吃掉了毛时代的“广积粮”，吃没了没有内外债的局面。但是正常的经济运营还要进行(否则人民就看明白了不能答应了)，资金的缺口就要解决。 其实国家的财政来源，大部分来源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上交，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资金都是调拨的，其利润都要上交国家，其流动资金和扩大再生产所需资金也由国家拨入。但是设计师们要进行他们的伟业把企业上缴的资金都安排了用场，没有可以拨付给企业发展的资金了，怎么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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