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聆毛主席讲“五七指示”——敬以此文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5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通过了这个文件，后来正式下发了这个文件，并为全党习称为为毛主席的“五七指示”。 主席之所以这么紧急召我们去上海，就是因为当时北京正在召开讨论“五一六通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主席要把这个文件也拿到这个会议上去讨论通过，并且作为中央文件发下去。 “五七指示”在当时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央文件下发的。但因为“五一六通知”发出以后，北京又发生了一连串的政治事件，大家的注意力都转到其他事情上面去了。因此，陈伯达提出要和我一起写个关于“五七指示”的东西，发个社论什么的。以引起全党和广大群众的重视，我非常赞同。在起草社论纲要的时候，陈伯达提出了“五七指示”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这个概念，他认为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都没有具体的规划，主席的“五七指示”则是一个具体规划，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一个宏伟蓝图。我说，这个提法挺好，很有指导意义。陈伯达听了说，“嘿，你还能欣赏我噢”。我说，那当然啦，你是老夫子嘛。于是按照陈伯达写的纲要，由《红旗》杂志的人写了一篇文章。当时，在《红旗》杂志上发表重要社论，是要经过中央讨论的，比较慢；而在《人民日报》发社论，一般只要总编看一下就行了，比较快。后来这篇文章就是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的。 现在看来，我们当时对“五七指示”的重要性理解还是很不够的。当时我们都没有想到主席的“五七指示”和文革的关系。后来才认识到，主席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就设想了文革后要构建一个怎么样的社会，他给我们讲“五七指示”，谈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向我们展示文革的前景。 我在中南海工作那么多年，参加过的会议无数，却很少听到有哪个领导能像主席那样不断地思考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刘少奇平时很少讲共产主义，大跃进时，他倒是讲共产主义了，可一讲就是什么男女分营、消灭家庭等等。但后来却阻碍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鼓吹“三自一包”，所以毛主席说他言不及义。总理虽然不怎么多讲共产主义，但我觉得他倒是一个坚信并且身体力行的共产主义者。陈伯达可能是受毛主席的影响，他倒时常讲共产主义，但身体力行的是个人享受，不太关心人民群众。陶铸有时也讲共产主义理想，而且能把具体问题提到理想的高度来讲，在中央办公厅归陶铸领导的时候，我和他接触比较多，他经常跟我闲谈，谈书、谈理想，态度也是真诚的。但他对文化大革命，却是抽象的拥护，具体的反对，对一些贪污腐败、镇压群众的干部，极力保护。其他的中央领导，还有省委书记当中，讲理想的就更少了，一讲就是具体工作。地方上的大员，像李井泉、魏文伯，我和他们都有接触，却从来没听他们讲什么共产主义理想，也许是没有碰到适当的机会。 主席和我们的那次谈话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了。我自己也已到了暮年之期了。当年主席曾满怀信心地对我说，像我这样年轻的人，只要继续革命，是有可能看得到共产主义曙光的。可惜，我至今仍没有看到共产主义的曙光，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在很多领域猖獗的复辟，还有美、日帝国主义包围并企图把我国分裂为几大块，以吃掉我们的不祥之兆。 （海青、国志整理） 附：毛主席“五七指示”全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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