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戚本禹《亲聆毛主席讲五七指示——敬以此文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这一段话我是从反毛、反文革、反社会主义的丁凯文的文章读到的，这位丁凯文用革命的标准看待，可以说是一个十足的、地地道道的反动派了，他对于戚本禹因为文革坐了18年牢，出来后不但不怨恨毛泽东还不遗余力为毛泽东辩护，不遗余力洗刷李志绥等人扣在毛泽东头上的屎盆子，而对戚本禹颇不感冒，说他是“昧着良心说话”。丁凯文要的“良心”是变节者的黑心，而不是继续革命者的信仰。可就连这样一个人对于周恩来的这一段话也看不下去了，给了一个评语说： 【周恩来这番话可算是一个天下奇谈，显然它代表了中央对戚本禹的定论。但是通观这些所谓的罪状，没有一条是实事求是的。】 在我看来，“敬爱的周总理”这一段话的每一句都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说他是血口喷人也不为过，决不只是丁凯文说的“没有一条是实事求是的”这么简单。我这里就不一一说了，只举一二来扼要说说。我争取尽早写出《新革命遇到旧制度》（梳理文革历史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是贴出了的《五洲震荡风雷激》），到时候我再慢慢说。 关于“他无孔不钻，文化方面他钻的地方最多。江青同志不让他去，他硬要去。他还到煤炭部、化工部，工厂也到了，工厂到二七车辆厂、首钢”，的确，戚本禹是“无孔不入”，但他干什么去了呢？现在读党史、读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传1949-1976》，很容易读到“大跃进之后，毛主席把秘书室的秘书都派出去调查了，然后就知道了浮夸风或者饿死人的真相”这样的表述。但是，那些秘书到底都是谁呢？现在大家知道的就只是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陈伯达、胡乔木都是毛泽东的秘书不错，但他们都是文化部副部长，并有其他的学术机构头衔，不算是秘书室的秘书。只有田家英是秘书室的人，是秘书室的领导。因此，田家英现在被就被打扮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超人和道德上的完美无缺者！好像只有他一个人是毛泽东的耳朵、眼睛、良心、甚至头脑，而毛泽东居然把这样一个人也打倒了。实际上呢？在一些关键的具体的问题上，戚本禹是远比田家英还重要的一个秘书。1959年毛泽东派田家英带领戚本禹一行数人到四川亲自种粮，摸底粮食单产量和农村真实状况，田家英、田家英的秘书逄先知（即现在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主编之一）和随行的其他人，因为种种原因没有亲自种粮、也没有最终完成四川粮食调查，只有一个戚本禹从春耕时节开始，在老农指导下，从犁田到播种、插秧、施肥、追肥、除草、间苗和其他田间管理，全部都来一遍，风里、雨里、泥里、水里，历经数月，一直到最后收割、脱粒、过磅，获得粮食单产的确切数据，然后又突破重重困难，尤其是四川官员的阻拦，到四川许多地方实地调查，获得更加详实的数据，写出了《四川粮食调查报告》，然后请当时也正在四川的陈伯达的一个秘书、一个级别很高的老干部参加签字以壮声威（戚本禹那时级别很低，是科级。中办的科级实际上相当于一般而言的处级，但还是很低），急送田家英交毛主席，从根本上揭穿了粮食浮夸的真相，使从上到下的刘少奇、邓小平、谭震林、李井泉、曾希圣、王任重、陶铸这些万斤粮的鼓吹者一个个尽数“归案”！至于戚本禹“到二七机车厂”又是怎么回事呢？那是戚本禹从四川回来后不久又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其实也是为田家英解难，田家英传达毛泽东指示，想派别人去，别人不去，戚本禹就报名了），于1960年开春，带领一些人到二七机车厂学工、了解工业情况。当时毛泽东正号召全党大兴调查之风，各部委你来我往，无数个调查组都到二七机车去了，可是他们去了并不下车间搞实际的调查，却是大吃大喝，吃喝完了就去写所谓的调查报告了。这些调查组不但没有获得工厂的真实情况，还给当时十分困难的工厂造成很大的物质负担。当时是困难时期，年轻气盛的戚本禹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把看到的种种情况，写成了《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报告。这个调查报告也是田家英递送给毛泽东的，毛泽东迅即知道了自己兴起的调查之风变得有名无实，就亲自批示戚本禹的报告给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又把这个报告，加上一个长篇批语，下发到全国的基层党支部，包括农村人民公社的党支部，号召基层党员干部，如果发现上级来的调查组，不深入群众，专好大吃大喝，那就坚决地把他们轰回去。关于这件事，刚刚出版的《毛泽东年谱》里也有体现（查1961年5月毛泽东的活动就能看到）。现在都说要走群众路线，戚本禹走的才是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戚本禹可不是到二七厂吃“包子”的，而是去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流血流汗一干就是一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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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老是真正的毛主席好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