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解密档案和托洛茨基档案所见的苏联历史

　几乎同时，美国历史学家阿奇巴尔德·盖提(Arch Getty)发现托洛茨基至少曾秘密致函拉狄克(Radek)、索科利尼科夫(Sokol'nikov)、普列奥布拉任斯基(Preobrazhenskii)、科伦泰(Kollontai)和李维诺夫(Litvinov)。前三者在公开改变观点以前属于托派。盖提并未找到那些信件——发现的只是些挂号信收据。盖提据此领会到这意味着托洛茨基档案也已被“清洗”过。信件已被移除。其他材料也免不了被清洗。

　　“清洗”这类档案唯一的缘由，无非是为了去除那些可能证明托洛茨基有罪的、对其声誉有恶劣影响的材料。信件遭到移除的事实，正如对致函拉狄克的问题的一个调查所显露的，无论如何都能说明托洛茨基在1930年代曾经说谎。他自食其言地声称他从未与苏联内的反对派保持联络;并且自相矛盾地说，他绝不会接受一个在他的支持者和其他反对派团体之间的秘密集团。

　　很明显，勃鲁埃觉得这个事实的意味令人不安。他绝口不提盖提对托洛茨基与苏联内部支持者和其他人物通信或者托洛茨基档案曾遭清洗的发现，尽管勃鲁埃非常肯定地引用了盖提的出版物(一篇文章和一本书)。

　　可见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学者们就已证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在事实上存在，其成型于1932年，而且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亲身参与。谢多夫还前瞻到萨法尔诺夫的加入，后者无论如何也还有一个自己的小集团。

　　1937年1月下半月，正值第二次莫斯科审判之时，谢多夫在与荷兰语的社会民主主义报纸《人民》(Het Volk)的访谈中说漏嘴，曝出托派曾与1936年8月第一次莫斯科审判的被告有所联络。谢多夫特别点到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米尔诺夫(Smirnov)。说到拉狄克和皮亚塔科夫(Piatakov)，谢多夫补充道：“托派与他们的联络少过其他人。更准确的说：根本没有联络。”这不过是谢多夫企图收回关于拉狄克和皮亚塔科夫的失言。

　　但谢多夫甚至都没有试图收回这前面的信息：托派确然与“其他人”有所联络：斯米尔诺夫、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场访谈，包括说漏嘴的部分在内，发表在1937年 1月28日地方版的《人民》。说漏嘴一事这也被共产党的报刊所留意。(见Arbeideren, Oslo, February 5, 1937; Abejderbladet, Copenhagen, February 12, 1937.)幸好有了盖提，现在我们知道党报是对的。谢多夫的谈论还真是说漏嘴了。我们知道谢多夫是在撒谎，因为盖提已经发现了托洛茨基给拉狄克写信的证据。托洛茨基确确实实在与拉狄克接触。谢多夫评论的第一条，说接触比之其他人更少，倒是确切的。

　　这样一来，在托洛茨基档案的确认下，我们就有了充分的、非苏联方的证据来佐证如下事实：

　　* 一个季诺维也夫派、托派和其他反对派组成的“集团”的确在1932年形成，其中至少囊括了斯登-罗明纳兹集团、或许包括萨法尔诺夫-塔克汉诺夫集团(无论如何都与之有所接触)，以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本人。

　　*托洛茨基确实一直在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以及其他人联络，也许是经由他的儿子兼首席代表谢多夫。

　　*托洛茨基确实至少与拉狄克和皮亚塔科夫接触过。

　　*正如拉狄克在1937年莫斯科审判时证实的那样，托洛茨基确曾在1932年的春天寄了一封信给当时正在日内瓦的拉狄克。

　　*我们没有什么理由接受托派史学家皮埃尔·勃鲁埃的结论：说这个集团是短命的、朝生暮死的。勃鲁埃没有证据支持他的结论，我们却了解到了托洛茨基档案曾在某个时候被清洗过。

　　2）20世纪30年代的托洛茨基

　　远在赫鲁晓夫之前，托洛茨基就把斯大林描画成了搞大屠杀的嗜血屠夫，把1930年代的莫斯科审判描画成捏造构陷。20世纪50年代以前少有人相信他。然后两件事发生了。一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二是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的三卷本传记，尤其是最后一卷，《流亡的先知》。

　　1980年1月2日，哈佛托洛茨基档案公诸众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美国史学家盖提和世界首屈一指的托派研究者勃鲁埃，发现了托洛茨基故意掩盖其与苏联反对派联络的谎言。但是勃鲁埃没有探究其发现的深意。

　　我却一直在研究这些。如果了解到不是斯大林，而是托洛茨基在他1934年之后的著述中肆意歪曲几乎任何关乎苏联和斯大林的事，那么这会震惊，甚至搅扰许多人。是托洛茨基在30年代发明了关于莫斯科审判的虚假故事。

　　托洛茨基的所有传记作者，无论是同情的还是敌对的，都轻易忽视了这一点。作为一种症候，这昭示了当代左翼置身的死胡同：托派无视大白于众人20年以上的真相：托洛茨基在30年代对斯大林和苏联的书写充斥着故意的谎言。

　　我正在写作一本关于30年代的托洛茨基的书。这本书将会在201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