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解密档案和托洛茨基档案所见的苏联历史

　　2）审讯的证词是伪造的吗？

　　所有反共学者都“回避这个问题”。他们先入为主地认为，审判证词是以他们并未确指的某种方式伪造的。做此预设无异于效尤受缚于意识形态的反共研究者。在研究苏联历史的史学家中，很容易就能找到作出这种预设的人，却找不到谁证明了这一预设，或拿得出任何相关证据。从未有过任何证据证明莫斯科审判中的证词是伪造的，或被告被迫说出由他人编派或口授的供词。

　　不过，虽然没有证据表明这次审判的证词是伪造的，却有很多相反的证据：证词是真实的。下面是1937年1月的证词和其他公认的事实之间相互佐证的几个例子：

　　*拉狄克等人作证说他们反对对个人的暗杀(1937 Trial 71;101-2)。这与雅戈达独立做的证词一致，这一点我有专章讲述。

　　*拉狄克声称，他在1932年春收到了来自托洛茨基的信，这可由盖提在哈佛托洛茨基档案中找到的挂号信收据证实。(92)

　　*拉狄克作证说，布哈林曾告诉他，他(布哈林)已经“走上了恐怖主义的道路”。(99)从1971年儒勒·恩贝尔-德厚(Jules Humbert-Droz)在瑞士出版的回忆录我们可以知道，在此之前很久布哈林就已经决定暗杀斯大林。

　　*索科利尼科夫作证说，“早在1932年秋”，季诺维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的“联合总部”就已决定策划对斯大林和基洛夫的恐怖主义行动。(147)这与瓦连京·阿斯特洛夫(Valentin Astrov)的供词一致，他是布哈林的追随者之一，其供词一种已公开发表。阿斯特洛夫本来有机会在苏联垮台后矢口否认这一说法，但他明确拒绝这样做。阿斯特洛夫还坚持认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调查人员对他很尊重，并没有对他做出逼迫行为。

　　*穆拉洛夫(Muralov)说，伊万·斯米尔诺夫曾告诉过他自己出国会见谢多夫的事。(217)在他的《关于莫斯科审判的红皮书》(Livre rouge)中，谢多夫承认自己曾与斯米尔诺夫会面，虽然他声称这次会面是完全清白的。

　　*穆拉洛夫表示，舍斯托夫(Shestov)在1932年给他带来了谢多夫的一封信，内容是用隐形墨水写的秘密消息。(218)我们知道谢多夫会使用安替比林写秘密信息，因为至少一封这样的信保存在了哈佛托洛茨基档案里。他在信中建议他的父亲托洛茨基也用隐形墨水回信。

　　*拉狄克说，正是他自己向托洛茨基建议，让忠于托洛茨基的军事指挥官维托夫特·普特纳(Vitovt Putna)代表托洛茨基与德国和日本进行谈判。与此对应的是布琼尼元帅(Marshal Budienniy)所记录的普特纳后来的供述。

　　此类的大部分证据可能会被解释为伪造的——假如有任何证据证明口供以及所谓的阴谋，已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写好脚本的话。但没有证据显示在审判中造假的任何有关阴谋，而我们也有证据表明，审判并非提前设计的。

　　这些事实不允许任何称职且客观的研究者未经思考就简单地摒弃审判记录中非常重要的证据。

　　F.“叶若夫时期”，或称“大恐怖”

　　2004至2005年间我分两部分写了名为《斯大林与民主改革的抗争》的文章。自那时以来，大量新的证据被公布出来，涉及反对派，1936年、1937年和1938年的莫斯科审判，军队肃反(或“图哈切夫斯基事件”)，以及随后的“叶若夫时期”，罗伯特·康奎斯特1968年首次出版了一本极不诚实的书后，人们通常以这本书的书名称“叶若夫时期”为“大恐怖”。

　　新近的证据证实了下述结论：

　　*1936年8月、1937年1月和1938年3月莫斯科审判中的被告是有罪的，至少犯有他们供认的那些罪行。“右派和托派分子集团”确实存在。该集团策划发动政变——即他们所谓的“宫廷政变”——暗杀斯大林、卡冈诺维奇(Kaganovich)、莫洛托夫(Molotov)等人，即他们所谓的“宫廷政变”。该集团的确刺杀了基洛夫。

　　*右派分子和托派分子均与德国和日本密谋策划，还有军队同谋者参与。如果“宫廷政变”失败，他们希望通过在入侵事件中向德国或日本效忠来执政。

　　*托洛茨基本人以及他的一些支持者直接与德国和日本合谋。

　　*尼古拉·叶若夫，作为1936年到1938年底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头号人物，同样参与了同德国人的密谋。

　　1）叶若夫

　　与2005年相比，现在我们关于尼古拉·叶若夫的角色的相关资料丰富了很多。叶若夫作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人，有个人的阴谋反对苏维埃政府和政党。同时，他也曾受雇于德国的情报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