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民：文革——我们并不是被利用的
“四·三派”与“四·四派”交锋 1966年12月夺权后，到1967年5－6月间，几乎每天我们都到人民大会堂开例会，这一段时间，中央文革主要依靠学生座谈会。 1967年1月，谢富治给我们打了一个电话，叫我去。我赶到人民大会堂江西厅时已经是深夜11点了，谢富治还没吃饭，他问我吃没吃，我说我也没有吃，他就叫了一碗面条，我也吃了一碗。然后，他就说：“小李啊，主席有这么一个建议，现在这个情况要成立一个临时的权力机构吧！”我说：“好，应该的”。“主席建议，由你们革命小将、革命群众和解放军，再加上表现好的有经验的干部结合起来，搞个三三制，一起工作。”我说：“可以啊。”就这样成立了北京市革委会。3月25日，我把我们中学生红卫兵召集起来，在人民大会堂开了一个会，当时除了主席、林彪没有来，周恩来、陈伯达、江青都来了，开了一个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我是组长。4月20日，北京市革委会就成立了，我成了常委。 这一时期我作为常委主要就是联络中小学的学生和老师。我主张恢复上课，但封资修的教材要改，在我的推动下搞了一个新教材的编写小组，在东四附近弄了个院子。我来到自己的母校25中，联合附近的北京2中，配合解放军搞军训，在解放军的支持下，把学生先招呼回来学毛选、学报纸，逐渐恢复秩序。 中央文革就在4月3日，召集了一批比较左的学生开了个座谈会，他们反对军训，反对恢复秩序，说解放军支持老红卫兵。他们告了解放军的状，炮轰负责军训的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李钟奇，说他是镇压革命学生。这批学生就成为“四·三派”。会后我私下和江青及戚本禹说：“首长，您今天听到的只是一面之词”。4月4号，中央文革又召集了一次座谈会，我赞扬了解放军，赞扬秩序恢复的好、学校里的教学改革也有成绩，我说，“要讲稳定”，“不能再乱了”。我们成了“四·四派”。当时，江青就火了，拿起话筒训斥我：“你是个新生的小官僚！思想太右！你要注意，不要走到另一个极端去。” 最后，陈伯达和江青表了态，定了调子，解放军有问题要改正，“四·三派”和“四·四派”的学生要团结。陈伯达说自己是“不三不四派”。 劳动节、国庆节，两次天安门上见毛主席 我第一次见毛主席是在1967年五一，白天的游行完了之后，晚上我们这些红卫兵的代表再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准备去观礼花。大约是晚上6点，我们就上了天安门，这时，中央领导还没有上城楼。我比较小、好动，就窜来窜去，正好撞见毛主席从楼梯往上走，我远远地看见毛主席，毛主席也看见我，可能是主席看我小，挺高兴的，微笑着主动伸出手来要和我握手，我也赶紧伸出手去迎，我和毛主席的眼神已经对上了，就在这一刹那，一个工人粗壮的手伸了过来，抢了我的位置，和毛主席握手了。这一举动弄得我和毛主席都有点尴尬。那天晚上，我心情激动，就跑到天安门城楼最上面一层去了，差点错过北京市革委会的代表和毛主席合影。 1967年国庆节，我再一次作为北京市革委会的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上午八九点钟我们就上了天安门城楼，那时候已经是秩序井然，完全不像1966年的时候，那么多红卫兵登上天安门。我和蒯大富、韩爱晶等几个学生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东侧的汉白玉栏杆上面坐着，群众游行之后，大约到10点或11点，周总理就引着毛主席走过来了，到了我们跟前的时候，我正好在最靠西的位置，周总理就拉着毛主席，第一个就介绍我：“这是中学的李东民”，1967年，周总理和我在工作上打过一些交道，在制止武斗、处理北京饭店事件时，都是我报的信儿。毛主席就伸出手说：“噢！你的兵多得很嘛！”这一刻我在上面，毛主席在下面。我没想到毛主席会和我开玩笑，灵机一动：“我们都是您的兵，没有解放军不行，没有毛泽东思想不行！我们都听您的话。”毛主席听了很高兴，我和毛主席说话的时候，好几个人都过来问，我就告诉他们刚才的对话，这时候主席就走远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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