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独势力何来？--社会主义与西藏问题探究
进藏的解放军、干部和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并认真执行《十七条协议》的规定，尊重西藏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自由，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不仅不提西藏社会制度的改革，不搞阶级教育，甚至象《白毛女》这样在祖国内地家喻户晓的电影在西藏都是禁止放映的。在从1951年至1959年的8年中，中共西藏工委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在僧俗上层中广泛开展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西藏各阶层人民为执行《十七条协议》而斗争；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开展影响群众的工作，做那些西藏上层同意、人民群众拥护的好事，如筑路、架桥、建机场、办学校、免费治病、发放贷款等。在人民解放军尚未进藏之前，党中央和毛主席就指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一面进军，一面建设”，“一面进军，一面修路。”西藏和平解放后，设法排除原有统治阶级的干扰，救济扶助贫困的农牧民稳定发展生产。1952年5月，进藏部队首次发放无息农贷30亿元（旧币）。到1958年，共发放贷款折合银元270多万块。其中，昌都地区解放委员会决定对1950年以前各宗历年积欠的农业税全部免征。与此同时，还向贫苦农牧民和手工业者无偿发放生产工具、无息贷种和贷款。到50年代初，全西藏尚无一条正规的公路，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心支持下，中央投资2.6亿多元（新币）巨资，动员数万进藏部队进行义务劳动，用四年多时间修筑成康藏、青藏公路。① 1956年，随着内地各省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全面确立，中共西藏工委的一些领导产生了急躁情绪，开始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的准备。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发觉后，并明确规定从1957年起，6年内不进行民主改革。6年之后是否改革，要看那时的情况再定。②在中共中央书记处1957年3月召开的西藏工作会议上决定西藏工作人员、机构、财政大精简，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下属的九个处合并为二个处，驻藏部队从五万人减少到一万八千人，地方工作人员从四万五千人压缩到三千七百人，其中汉族工作人员精简了92%。同时，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各种机构中对上层人士进行了大量安排。当时全区共有上层人物约6000余人（其中四品官以上205人，五品以下2300人，宗教界2500人），已安排2613人，尚有3400人计划在1960年前全部予以安排。“六年不改”本是放慢改革和对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让步，但西藏统治阶级却认为解放军软弱可欺。从统治阶级的角度看，“统战”不过是猫玩老鼠，老鼠迟早要被吃掉。中国政府给修路的西藏人发工资，就是对西藏社会延续了几百年的乌拉徭役制的冲击；让西藏儿童免费上学，破坏了传统的寺庙教育体制；训练农奴出身的西藏干部，则打乱了原有的社会等级秩序……1957年，西藏山南的一个贵族殴打了他的农奴，原因是那个农奴没有提供贵族要求的乌拉差役，而这个被打的农奴恰好已经被发展为“积极分子”，还在基层担任不脱产的干部。1957年12月公布自治区筹委会《关于重判本根却珠毒打学员旺杰平措的决定》、《关于免去西藏各族人民参加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学员人役税的决定》，规定凡是当了国家机关干部的西藏人，从此不再服乌拉徭役，农奴主阶级占有农奴人身的奴役制度被冲破了一个缺口。③这些都已经动摇了原有统治秩序的方方面面，对农奴主提出了尖锐挑战。从1956年开始，四川藏区的民主改革（土改）引发了血腥反叛，西康叛军进入拉萨。叛乱向其他藏区蔓延，范围越来越大，终于在1959年3月发动全面的武装叛乱，成立“西藏独立国”。驻藏部队坚决迅速地平息了叛乱，同时遵照“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进行了民主改革。 ①陈崇凯. 简论中央与全国对西藏社会发展的扶持政策.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99，77（1） ②胡岩. 社会主义在西藏四十年. 西藏党校，1999（4） ③郭冠忠. 西藏民主改革的回顾与研究. 西藏研究，1998（2） 三、社会主义建设 按照中央“充分发动群众，边平边改，先叛先改，后叛后改，未叛地区暂时缓改”的方针，民主改革进展迅速，摧毁了西藏延续千百年的封建农奴制度。短短几年内，改变了生产资料的领主所有制，将280多万克耕地分给了20万户无地的农奴和奴隶，过去曾居无定所、食无定粮的百万农奴得到了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第一步，对叛乱领主及其代理人的土地、牲畜、房屋、财物全部没收，在农区土地“谁种谁收”，在牧区牲畜“谁放牧归谁”；第二步，进行“三反”（反叛乱、反乌拉、反人身奴役）、“双减”（减租、减息）、“两利”（牧工牧主两利）；第三步，划定阶级，分配土地。对未叛乱领主及其代理人，由政府出钱把他们的生产资料（土地、牲畜）赎买下来，平分给所有人，赎金由政府分期分批付给，并请他们中的头面人物到政府、人大、政协去做官拿薪。牧区对未判牧主“不分，不斗，不划阶级”，团结面更宽，打击面更小。根据民主改革时的调查和核实，全区贵族、大头人共634户，参加叛乱的462户，未叛的172户；全区大小寺庙2676座，参加叛乱的1436座，未叛的1190座；共有僧尼112605人，其中未参加叛乱的占40%；全区农奴主及其代理人未参加叛乱的2800户，占农奴主及其代理人总数的70%。未参叛者都是赎买对象。全区赎买土地共90多万克，占全区耕地点数的32%；牲畜824万头，占29%；房屋6.42万间，农具2万套。总计要赎买的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的生产资料约占三分之一左右，价值6000万元。①赎金采取分期付款，五万元以下的八年付清，五万元至十万元的十年付清，十万元以上的13年付清。 寺庙是封建农奴制度的典型代表，许多寺庙的反动上层就是武装叛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首先清查叛乱分子，其次开展“三反”（反叛乱、反人身奴役、反封建特权）、“三算”（算政治迫害账、算等级压迫账、算经济剥削账），然后成立寺庙“民主管理委员会”，由“贫苦喇嘛”当权，对被视为农奴主的“上层喇嘛”进行专政。民改后，按照“政教分离”的原则，寺庙失去了行政、经济事务中的权力，按照宪法规定不能干涉教育、司法，失去了全部庄园、农奴和政府中的显赫地位。寺庙只保留553个，僧尼只保留约7000人，对于保留的寺庙也分给一定土地，政府还给予一定的补贴。收入来源一是靠赎买金维持正常活动，二是老弱病残和念经的僧侣按月从政府领粮油，三是有生产能力的僧侣参加农牧业、副业和林业生产，为寺庙开垦出荒地和牧场，自食其力。② 翻身后的农奴迸发出极大的热情，在自己的土地上辛勤劳动，促进了生产力迅速发展。农奴们说：“达赖的太阳照在贵族身上，毛主席的太阳照在我们身上；现在贵族的太阳下山了，我们的太阳升起来了。”有的还唱：“太阳出来了，青草长苗了，我们新生了！”在翻身农奴当中，共产党通过各种渠道大力培养当地民族干部。毛泽东在建国之初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这种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没有群众条件，没有人民武装，没有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那就不能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改革工作。我们一定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③西藏和平解放初期的1952年，仅有随军进藏的民族干部二百人，占当时干部总数的8%；1959年民主改革时，民族干部发展到2700多人，占全区干部总数的30%；1965年自治区成立时，民族干部发展到17000多人，占当时全区干部总数的33.3%；1973年《西藏日报》公布的西藏五个地区党委委员的统计数字，藏族委员占35.2%，1975年在西藏地区一级的领导干部内，藏族占23%。根据《西藏社会主义改造日记》，如八、侧那、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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