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独势力何来？--社会主义与西藏问题探究

2014-5-28 09:40| 发布者: 风在手| 查看: 7762| 评论: 0|原作者: 中国工人研究网编辑|来自: 中国工人研究网

摘要: 藏独势力复兴根源于错误的宗教政策、民族政策和阶级政策实质并未根本改变。首先，在宗教政策上，寺庙仍在膨胀，僧侣的优越地位没有改变，追随达赖的分裂势力基础仍然存在。联产承包之后，随着收入提高，农牧民把相当 ...

五、西藏问题的未来

1988年6月，乔石在西藏讲话时说：落实政策不能没有边，不能没完没了﹑永远落实下去。落实政策的目的和眼点是要有利于广大藏族人民，落实政策侧重政治上的解决问题。对寺庙落实政策的同时，要加强寺庙的管理，不能管理混乱，失去控制，在落实政策的同时，又不使寺庙成为骚乱的据点。当年8月下旬起自治区党委派出九个工作组共181人进寺庙，对参与骚乱的僧尼进行“政治清理”。在经历1989年3月的骚乱之后，10月19日，新任总书记江泽民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强调“不能把骚乱简单地说成是长期‘左’的结果”。会议认为“落实政策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落实宗教政策是为了照顾和尊重群众的宗教感情和需要，而不是去适应分裂主义分子或他们头子们搞分裂活动的需要。因此，要加强寺庙的管理，一切宗教活动都必须在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范围之内，不允许寺庙干涉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和恢复封建特权。”1994年北京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新时期西藏工作的指导方针：在邓小平同志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在全国人民支持下，依靠藏族人民和其它各族人民，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发展经济和稳定局势两件大事，确保西藏经济的快速发展，确保社会长治久安，确保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从此治藏路线转为强硬，达赖被当作了“打蛇”必须先打的“蛇头”。在1995年达赖抢先认定班禅后，北京更是将其彻底视为敌人，主管民族工作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环这样为达赖定性：“达赖是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头子，是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是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是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1996年，陈奎元主动出击，

以藏官与藏干为主的工作组，以“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的名义进驻以三大寺为首的各寺庙，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求僧尼通过“学习”（西方称之为“洗脑”）逐一签字保证：拥护中国政府﹑承认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承认中国政府确认的班禅灵童﹑谴责达赖喇嘛的分裂活动﹑交出达赖喇嘛的相片﹑保证不再参加藏独活动等。拒不签字者开除出寺庙，不得进入其它寺庙。反抗者以危害国家安全罪逮捕。年龄不足16岁的僧尼一律遣送回家。没有寺庙编制自行出家的僧尼也一律遣送回家。此后一段时期内，小股僧尼的零星示威和爆炸事件暂时绝迹。①

但问题并没有解决，过了几年分裂势力又卷土重来。据统计，达赖不断派遣人员入境、散发宣传品，2002年发生散发反动标语悬挂“雪山狮子旗”、弹唱反动歌曲、呼喊反动口号的案件比上一年上升了21％；鼓动不明真相群众出境，朝拜达赖当僧尼；创办“一免三包”学校争夺青少年阵地；利用讲经、念经争夺僧尼、群众，一些群众崇拜达赖，家里悬挂达赖图像或像章。②2007-2008年，分裂势力更是利用奥运会的时机，再次兴风作浪。

①徐明旭. 阴谋与虔诚：西藏骚乱的来龙去脉. 第十一章不和平的“和平示威”

②毛欣娟. “严打”与西藏社会政治稳定.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3，103（3）

藏独势力复兴根源于错误的宗教政策、民族政策和阶级政策实质并未根本改变。首先，在宗教政策上，寺庙仍在膨胀，僧侣的优越地位没有改变，追随达赖的分裂势力基础仍然存在。联产承包之后，随着收入提高，农牧民把相当人力、物力、财力放在宗教消费上。1988年调查表明，拉萨寺庙喇嘛每人每年平均得到布施1000～1300元。这种行为对生产、生活产生了消极影响，但却为寺庙经济提供坚实基础。以色拉寺为例，1984年总收入27.10万元，均为劳动所得，包括果园收入、泥塑收入、运输收入、牧业收入等；1992年总收入86万元，其中布施收入40万元；1999年总收入454.37万元，其中生产经费收入116.75万元，旅游收入79.47万元，佛事收入242万元。①一些农收民送自己不满18岁的子女入寺院，大量青年成为脱离生产的僧尼，相当大程度上减少了当地农牧业生产的劳动力，对当地经济发展和农牡业生产影响很大。而广大农牡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低下，又增加了他们对宗教精神寄托的盲目性，形成恶性循环。以索县荣布热登寺为例，寺庙所在的荣布、色昌两乡属半农半牧乡，生产极为落后，粮食亩产只有100多斤，每户只有几头牲畜，副业主要靠挖虫草，效益好时虫草收入占两乡每年收入的近一半。1997年荣布乡农牧民人均收入492元，色昌乡人均收入585元。而54户佛事基金户主一次性向寺庙捐献物资青稞、麦子、酥油等实物与现金合计118万元，平均每户2.18万元。佛事基金按照20％利润增值，每年寺庙增值23.6万元。1997年宝瓶祈愿仪式活动，寺庙给老僧每人分5000元，总管室每人分6000元，其他僧人也有相应红包。据调查基层农牧民约有70％信仰宗教，群众宗教消费投入不断增加并进行相互攀比，社会生产萎缩，寺庙已经成为农牧民的沉重负担——贫穷是宗教的根源，然而寺庙香火越旺，佛像越庄严，当地越贫穷——这就是世人视为独特风景的“西藏文化”。照有关人士估计，藏人每年的收入约有三分之一被送进了寺庙或消耗于宗教，解放前就挥霍、耗尽藏人血汗的寺庙②再次成为农牧民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枷锁。

①大笔的“香火钱”都用在了维修佛像和大兴寺庙土木上，“慈悲的佛祖”只将牙缝里的一点点奉献给需要“普渡”的众生——1999年色拉寺为社会扶贫捐款3000元，希望工程捐款500元，占总收入不足0.1%。

②达赖时期的藏政府每年财政收入的92%都消耗于宗教方面的开支。用于形式复杂的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包括建设寺庙、供养僧侣、举行宗教仪式、朝拜或为宗教义务献工等。

其次，在民族政策上“抑汉捧藏”，不断给予藏人提干、生育、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照顾，形成了排斥汉族干部的藏干“特殊利益群体”。根据有关资料，1988年西藏自治区人大选举时，藏族代表在县一级的人大代表中占95%以上，在自治区人大代表中占80％以上。①1998年，西藏的68000余人的干部队伍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达52000余人，占西藏全区干部总数的将近75％。目前，西藏自治区人大、政府、政协的主要领导均由藏族干部出任，全区900多个乡、镇的主要领导亦由藏族和其它少数民族干部担任。②其中高级藏干很多出身贵族家庭，同分裂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根据既定的抑汉优藏政策，又很难触动其根基。根据《阴谋与虔诚》一书记载，西藏文化厅厅长强巴平措在“地专班子调整”时，被揭发有三大问题：一是把文化厅的女演员当成自己的妃子；二是用公款修私房；三是托人通过达赖喇嘛的哥哥动员德国文化机构邀请他访问德国。结果只是将他平级调任实权较小的西藏文联主席兼党组书记。原拉萨市委的藏族书记在中美合资的拉萨假日饭店嫖妓被平调自治区外事办公室主任。可以看出，这样的“处分”几乎起不了作用，陈奎元也只能靠收缴达赖相片、写保证书等充门面。对于自治区一级的高级藏官，无论是里通达赖也好，贪污腐化也好，即便是自治区党委书记也不敢过问。由此可见，胡耀邦﹑赵紫阳的绥靖政策仍阴魂不散。③

①车明怀. 西藏社会从封建农奴制跃入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 西藏研究，1999（3）

②陶长松. 西藏社会的历史性巨变. 西藏研究，1999（3）

③徐明旭. 阴谋与虔诚：西藏骚乱的来龙去脉. 第十一章不和平的“和平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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