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三十年的农业低谷不在大跃进而是“三自一包” 和下马风的1961和1962年

在1962年中，最重要的是千方百计地争取农业生产尽可能多地超过1961年。这对于国计民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首先必须争取粮食、棉花和油料作物的产量有较大的增长，同时还要安排好其他经济作物和林业、牧业、渔业、副业的生产，使它们的产量都比1961年有所增加。

增长了没有，下面就要看到。

这一年正是“三自一包”最猖獗的年份。如果说这年秋粮能够较大幅度回升，决不是“三自一包”的功劳，正是毛主席开始大反击，派遣大批干部下乡抓集体农业的结果，后来又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三自一包”不但没有在1961年带来任何好处，还使得我国农业跌倒了最低谷，农业继续大减产，1962年又造成了严重破坏。

广东的偷渡事件，新疆的伊犁事件都发生在1962年春夏。

有资料统计：从1961年到1963年，共有16万人逃到香港。1962年4、5月间形成一股惊人的大潮。4月27日至5月10日的13天，仅被香港当局递解归来的就有7474人。5月22日至7月8日，省委书记亲自挂帅现场指挥，共堵截遣送51395名外流人员回乡。

如果1962年农业不是最最困难，如果1961年起粮食形势已经好转，哪会发生在这个时候，而不是更早？

尤其新疆，下面马上看到，大跃进三年完全是大丰收的三年。他们跑什么？为什么1958年不跑、1959年不跑、1960年不跑，甚至1961年也不跑，却要在农业和粮食形势“好转”的1962年跑？新疆就是在1961年突然大减产的，1962年在大减产的基础上又减产。

另外1962年各种反革命集团也纷纷出笼。

也正是在1962年帝修反掀起的反华大合唱到了最最猖獗的时候。印度入侵我国，蒋帮企图窜犯大陆，他不在1960年来却要到“形势好转”时来，这不是找死吗？可是反共分子、右派分子对这一切全都视而不见，硬把大跃进说成是最最困难的时期，甚至说1958年就是饿着肚子大跃进，把饥饿时间尽量地往前推。

1962年夏天我国的农业和粮食确实到了最最困难的时候。刘少奇终于沉不住气了，哀叹：“目前的形势是一个困难的形势”“漆黑一团”“类似非常时期”，惊呼：“中国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了。”这就是“力挽狂澜”的“英雄”！可是在毛主席拨正航向渡过难关后，他们竟然一个个地把局势的挽回说成“三自一包”和下马风的功绩。根本忘记了当时自己一筹莫展的狼狈相。还把困难的原因归罪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大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破坏作用只有被否定之后才能体现出来，而“三自一包”和下马风的积极作用也只有被否定以后才能体现出来。

陈云在他的《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里调子也很低沉。说：“目前的处境是困难的”“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一九六一年的产量同一九五七年相比，粮食大约减少八百多亿斤，棉花等经济作物和畜牧产品也减产很多。粮食不够吃，去年进口一百多亿斤，今年还要进口八十亿斤。肚子里缺少油水，身上缺少衣着，这都是农业减产直接带来的后果。”“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物价上涨，实际工资下降很多。这一点，大概没有不同的意见了。”

当时对于农业和粮食的严峻困难确实没有意见，倒是现在的反共右派，不肯承认了。现在我们就来集中看看当时农业的情况。

一般来说，农业要受气候的严重影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起落不定的，解放以前我国也历来如此。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大多数年份创历史最高水平，农业连年稳步增长历来不多见的。下乡劳动时，我听到农民们谈论，他们对“现在”（毛泽东时代）最好的印象就是农业几乎每年一增，这是祖祖辈辈都不能梦见的。也正如此，金辉之流可以用“我国的粮食总产量基本上是逐年递增的趋势”来评论大多数年份的农业情况。在他看来似乎这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实在不知道天高地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