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档案解密：谁是印尼1965、66年百万华人大屠杀的共犯

最后一点是,印尼共产党蓄谋推翻苏加诺的可能性很小;该党以联盟关系加入了苏加诺所领导的包括军方和穆斯林首领在内的联合政府。为了恪守斯大林主义原则,与苏加诺及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印尼共产党领导人三番五次地帮助平息了工人农民的反抗斗争。按照“两步走”的理论,他们坚持认为:在印尼只有经过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阶段才能逐步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甚至在将军们的密谋政变的迹象日趋明显的时候,他们仍然敦促他们的追随者要对军队的“亲人民倾向”保持信心。另外在事变过程中,印尼共产党对其成员众多的党员,及其工会、学生、妇女和农民运动组织,都未进行任何动员。在随后的大屠杀中,没有出现由印尼共产党领导的抵抗迹象。苏加诺通过与苏哈托的合作,把名义性的总统头衔保持到了1967年。　　 

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在参与触发1965年至1966年事件并从中渔利的最新证据,对主要资本主义大国所谓的“民主和人道主义关怀”,提供了批评性的教训。西方大国随时准备策划并支持大规模的屠杀和镇压,以追求它们在印尼或其他地方的经济与战略目标。　　 
　 　 
二、华盛顿要求军人政府上台　　 

美国国务:和中央情报局的有关文件表明:苏哈托和他的同僚们在　1965年10月1日　攫取大权后,就在美国领导人的敦促下,使用军队和“穆斯林”行刑队屠杀了数万名工人、学生和农民。　　 

《悉尼晨报》在介绍这些文件时指出,“美国和澳大利亚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一如既往地支持军队的血腥政变”。实际上,这些档案表明,美国当局及其合作小伙伴澳大利亚政府在其中担当了积极的角色。　　 

首先,文件显示美国官员与印尼军方有着长期的密切关系。他们力主苏哈托军人集团斩尽杀绝印尼共产党,并要求建立军人独裁统治。　　 
在1965年10月至1966年2月,美国驻印尼大使马哈尔·格林从雅加达向华盛顿发送了大量电报;收件人是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和他的助手。格林于印尼政变前夕抵达雅加达。民主党政府的约翰逊总统根据格林所具有的这类特定经验,选中他为驻印尼大使。格林早年在南韩任全权代办任内,全斗焕发动了政变,开始了长达30年之久的由美国支撑的军人统治。在此之后,格林被调到澳大利亚任职,直至1975年威特伦劳动党政府的垮台。　　

格林及其他美国高级同僚参与1965年至1966年大屠杀行动,部分已经记录在档。格林和其他美国退休的外交官和中央情报局官员于1990年承认,他们向印尼将军们提供了数千名印尼共产党在全国、地区和地方的领导人的处决名单。 　1990年5月21日　《华盛顿邮报》发表的国家新闻社的一个报告,其中.引格林以下的一段话以证实他扮演的角色:“我知道我们比印尼人拥有更多的有关印尼共产党的情报……美国供给的情报质量高于他们所掌握的一切资料。”　　 

这一黑名单是由原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分局主任、后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威廉姆·科比于1962年之后督促拟订的。科比这一做法并不仅仅局限于印尼。他在1990年所接受的一次采访中,把对印尼共产党的情报收集工作与他在越南所指挥的臭名昭著的“菲尼克斯”计划作了比较。在后一计划中,有两万名越南全国解放阵线的成员和支持者被列入刺杀对象名单。　　 

根据《悉尼晨报》此一报道的作者玛丽安·威尔金森,最新文件包括了美国有关大屠杀前的“绝密级”和“机密级”记录,这些材料是由华盛顿的研究者约翰·凯利为制作一部过时的纪录片而收集的,它们已经被收进最近的解密文件中。还包括由美国律师凯茜·卡登于1990年得到的美国杀人名单记录。　　 

但在这些最新资料中,没有一件是有关苏哈托发动政变前的准备阶段的。但资料显示:这些政变发生仅四天之后,格林就表示希望军方能够利用　

1965年9月30日六名将军被杀的机会,指控印尼共产党阴谋夺权并控制印尼。　　 

尽管格林说印尼共产党对事件的参与的“并不确定”,他于　1965年10月5日　发给华盛顿的电信中,仍强调军队必须行动果敢:”不管是何背景…...军队控制着局势,它拥有诸如报纸、电台、电视等重要的权力工具。它还掌握了六名高级将领被杀的原因;如果军队想利用这一点的话就可以加以利用。它已经开始这样做......除了共产党和他们的随从,穆斯林团体和其他人都站在军队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