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家村>14年后终于有了中文版：文革十年是黄金十年
中国寻求“真理”的“先知”们，包括共产党人，从五四运动以来总体上是强调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传统;后毛泽东时代的一些“后知”们因为掌握“真理”而否定毛泽东，且进一步批判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这种为中国现代化而作的知识努力当然是有其原因和道理的。但是如果这么一刀切地否定过去，中国人还剩下什么呢? 有国人抱怨说，中国在世界上到处受抨击，天天在挨骂。中国在世界上没有话语权。中国没有个说法。明显的是，在既否定自己的过去传统又否定自己的现代实践、抱着怨天尤人的文化和价值虚无主义态度的土壤里，是很难发展自己的话语的。 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学者，我们的研究目的不应该是媚权媚党，不管是过去的还是当下的权威和党派;但也不必因此就为反对而反对做研究。不管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如何，他或是她很难反驳的是，中国革命是几代人奋斗而选择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过许多错误和悲剧，甚至有过后看来是犯罪的行为。但同时也有宝贵的奉献，积极的建造和由此带来的人类条件的改善。人均寿命大幅度上升，教育和健康水平的全面改善，妇女地位的急剧提高就是例子。这是中国人为现代化而努力的结果。这些努力和成果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一点也不逊色。怎么能就因为一时达不到历史上西方殖民国家在现时的人权和物质生活标准就全盘否定自己几代人的努力呢? 《高家村》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写的：不为反对而反对，也不为辩护而辩护。不为哪家主义做脚注，也不为哪门理论找证据;更不服从谁的政治需要。是问题就写问题，有成绩就说成绩，并尽量找出事件背后的根源。我不否认我写本书时有我的立场。没有立场和观点是不可能的。我争取做到的立场是底层的，观点是草根的。也就是说，我想站在高家村人的立场上，以高家人的观点来讲高家村的故事。我不想也没有资格做他们的代言人，但我想而且希望能做到从高家村的农村人立场和观点来看待和理解身边发生的事。我希望这么做的第一个原因是，我是在高家村出生和长大的。第二个原因是，我认为这立场和观点与城市人，与中国精英文人的观点和立场是不一样的。 《高家村》所写的时间跨度是从1949年到1996年。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农村出现很多新的矛盾和问题。比如，农村的教育和健康条件每况愈下，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沉重地压在农民的肩背上使他们喘不过气来。这些在《高家村》里反映出来了。但是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情况大有好转。其中最有象征意义的是取消了农业税。这可是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上的第一次。这也同时堵塞了地方政府以任何名义征税的路子。更可喜的是，对农业生产开始了有系统的补贴和资助。同时，中国政府对农村的教育、卫生和社保的改善采取了措施，进行了投资。 《高家村》英文版1999年出版，所以中国农村情况后来的改善没反映出来。2007年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再版简便本的时候还是保留了英文版原来的时间跨度。没能反映后来的变化是不理想的。再者，很多《高家村》的读者都想知道高家近期的情况。为此，《高家村续》正在写作之中。 最后让我借中文版出版的机会鸣谢。首先要感谢的是高家村的乡亲们。没有他们就没有这本书。他们一辈子过着沉重悲辛的生活，但是却态度坦然，乐观向上。书中提到的他们虽然大多是文盲，但他们的智力和聪明一点也不比我所认识的中国精英差。他们过去有，甚至现在还有很多我并不以为然的习惯和行为，但他们的“素质”丝毫不比我所知道的“先进”西方国家里所谓文明公民的低。我还要特别感谢我弟弟高常献，因为他实际上做了我研究高家村的助手。我也得感谢将原本英文翻成中文的章少泉教授。读者一看就会同意章教授的译文无懈可击。不但行文流畅，而且保留了原来英文的风格。我也要感谢同时兼职于中国社科院和清华大学的何吉贤博士。何吉贤博士不但在2011年组织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社科院的一些年轻学者和研究生的读书班通读了《高家村》，还帮我做了中文版的译校工作。刚刚在阿德莱得获得博士学位并得到研究生院院长优秀论文奖的谢葆辉也抽出时间为本书的最后定稿做了细致的工作。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谢茂松和林骁的敬业精神为这本书的出版出了大力。当然还有中文大学出版社的其他同仁们，在此我一一衷心感谢。最后，感谢出版社邀请的两位评审学者对本书的肯定和推荐出版。书中有根据他们宝贵意见作出的修改，但是如果书中有错的话，当然是我而不是他/她们的责任。 2013年4月24日 附一：汪晖序 大概是在2000年，我偶然地读到高默波的一篇英文论文，对至今仍然流行的关于“文革”的十种观点一一加以辨析。作者集中于一些根本问题和基本事实的辨析，探索被装扮成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所遮蔽的真相，却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得出了天经地义的结论。他的勇气、坦诚和明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托朋友找到他的电邮地址，冒昧地给他写信，建议他将这篇文章翻译为中文。默波很快回信，并将翻译好的论文寄给我，但当我拿到这篇文章后，才发觉在出版了各种有关“文革”的思痛录的中国，默波的思考是无处发表的。我心有不甘，转请他写一篇关于他的英文著作《高家村》的文字，他爽快地答应了。2001年初，《读书》杂志第一期发表了默波的《书写历史：〈高家村〉》一文。在此前后，《读书》杂志正在展开有关“三农”问题的讨论，默波的文章从历史叙述的脉络讲述了当代中国乡村问题的来龙去脉，引起许多读者的关注。2001年3月29日，《南方周末》以“质疑《高家村》”为题，发表了徐友渔、党国英和焦国标的三篇文章，将高默波从他的切身经验中提炼出的有关历史叙述的反思，提升为“文革究竟好不好?”的问题。这场在南方媒体产生的轩然大波，终于将远居海外的默波卷入了中国知识界和媒体的混战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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