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退休工人谈建国初期在成都的学徒岁月

　 
　　 我在“职工夜校”学习了半年多时间，养成了自觉看书学习的习惯，学习技术能力增强了，很快就掌握了一些能够独立修理发电机、电动机、电钻和家用电器的技术技能；老板喜欢我能够独立地为他挣钱，于是就逐步减免了我为他家做的杂务劳动，让我能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修理电机电器工作上。在1951年底，我的“工资”便由6个“折实单位”涨到12个“折实单位”。
　　 
　　 在那个时候，我每天的吃住仍然由老板提供，我这12个“折实单位”等于当时的人民币79200元（旧币，等同于现在的人民币7元9角2分），在那时，可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成都市青年路和城守东大街“夜市”，是我经常去买东西的地方，什么东西都很便宜，特别是半旧的书，两、三百元（旧币，等同于现在的人民币2、3分）一本，我最爱买。有《四角号码字典》的帮助，看小说成为我最大的乐趣。
　　 
　　 我有星期天，是我加入工会以后，开始只能“休息”半天；直到1951年国庆节前，才开始休息一天。我星期天最常去的地方是“茶馆”，带一本书和一本《四角号码字典》，花100元（旧币，等同于现在的人民币1分）买一碗“玻璃”，就是不放茶叶的“白开水”，坐上半天，看一阵书，再看一会儿别人下棋，可算是花费最少的“消闲”了：看书使我认字越来越多；看下棋能够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下象棋与围棋。就是在“爱坐茶馆”的过程中，我渐渐地开始分辨书的好坏，逐渐能够在看下棋的时候分辨棋手水平的高低。在“爱坐茶馆”的过程中，我学会欣赏好的小说、诗歌、散文，也喜欢看高手下棋。在茶馆看书，我从书中认识并喜欢上鲁迅、郁达夫、闻一多、沈从文、朱自清……；在茶馆里看下棋，认识一个“帮”茶馆老板“提壶续水”的下棋高手叫陈德元，他曾经想教我下象棋，说我“有悟性”，后因“三反”，我放弃了一度想学下象棋的念头。
　　 
　　 那时，看一场电影要1000元（旧币 = 于现在的人民币1角），我很少去看电影；我记忆较深的有两部彩色记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好象是工会发的票，也是我在新中国第一次看电影。
　　 
　　我有时也在星期天上午去逛成都的“皇城坝”，也就是现在的成都市体育场，那时又叫“煤山”，是由一个大垃圾场简单平整出来大坝子，在1950～1951年是很有名廉价二手货“市场”和最低级的民间娱乐场所。星期天特别热闹，到处是卖旧东西的“地摊”，什么都卖，价格非常便宜；还有许多极为简陋的“棚子”，说评书、相声，唱清音、荷叶，打金钱板、扬琴、围鼓……，应有尽有。这里曾经汇集了成都市曲艺界的精华。那时坐着听，每场旧币100元（现在的人民币1分钱），站着听可以不给钱，名为“听战国”；我喜欢“听战国”，听得高兴就给100元，不喜欢随时可以换个“棚子”。我曾经站着听过江丙昆表演“相书”和“口技”，连听三场，连给了三个100元，他无疑是个奇才，我一生中只见过他一次，印象极深，特别是我第三次给他100元的时候，他看了我几秒钟然后给我一个深深的鞠躬；我没有想到他会这样，有些惶恐地赶快离开他的“棚子”；如果他不给我鞠躬，我很可能一直站着听他说下去，直到我把衣袋里的钱花完为止，因为他无疑是一个十分独特又很有才华的民间艺术家！
　　 
　　 1951年，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年，也是我一生中重要的一次大转折：我喜欢看书，养成了爱看书、爱学习、爱思考的习惯，应该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庆幸的“收获”！ 
　　 
　　五、我对成都市1951年情况的一些回忆

 1951年4月，成都市总工会筹委会号召全市工人开展政治学习，积极恢复与发展生产；我的老板的业务数量越来越增大，老板每个月的收入也在逐步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越来越能够独立地修理一些简单的发电机、电动机和家用电器；老板也开始对我这样的学徒，越来越满意表现出重视与宽容：老板只要求我能够按他规定的时间完成他分给我的工作量，就允许我去上夜校，就不反对我参加工会组织的任何活动，甚至同意我吃了晚饭，关了“厂门”，搞完工作场地的清洁以后，就可以去青年路或城守东大街逛夜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