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民国之卖国贼：汪精卫 无论是革命还是改革，都必须对旧制度进行一定程度的否定。对旧制度进行否定，就必然涉及到对领袖、对政党、对国家进行一定程度的否定。“一定程度”是困难的尺度，反对往往会一发而不可收，反对往往会冲破最后的底线。老成的政治家明白，否定是一种危险的工作，这是近乎颠覆性的工作，需要鼓励投机者充当急先锋。鼓励投机者冲锋，就必须辅之以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就这样，在中国，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就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景观：各种修正主义者全面复辟了，骂毛泽东、骂共产党、骂新中国者名利双收。以至于，一些中国教育、学术、传媒机构和个人，为了获得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迅速成为了反毛泽东、反共产党、反新中国的急先锋。这些机构和个人用纳税人的血汗，肆无忌惮地干起了背叛纳税人的勾当。更为可怕的是，一些没有操守的学者，为了迅速地获得个人的名和利，丢弃了起码的道德操守和学术尊严，沦为了政治家门下可耻的打手(当代的一些大师们)。这些打手，不仅仅变得越来越著名，而且一个个都迅速地脱贫致富了。 反对的尺度是很难把握的。反对派一旦得势，就很难划定政治底线。一些政客搞“平反”，连自己革命的对象都给平反了，平反到最后就剩下将自己拉出枪毙了。政治家对越线的政客，采取了用完即弃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对学者就很难使用了，数量庞大的知识分子是没有办法抛弃的，这就纵容了浩浩荡荡的卖国者群体。一些没有节操的学者，为了获得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突破了道德底线、政治底线和学术准则。他们将对毛泽东、共产党、新中国的恶毒诋毁作为自己晋身的投名状。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只有敌对国家和敌对势力如此恶毒诋毁毛泽东、共产党、新中国。所以，这些没有节操的家伙自然而然地与敌对国家和敌对势力合流了。其中，一些人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职业的卖国者。 这些卖国者，得到了敌对国家和敌对势力的鼎力相助，甚至也获得了我国政府的政治鼓励和经济支持，他们可以以此为职业而获得崇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改革开放怎么可能没有政治代价呢?是谁为共和国准备了一大批掘墓人!我们见识了对于革命历史的无情颠覆，我们看到了浩浩荡荡的职业卖国者大军。一些家伙，一卖而光辉荣耀，二卖而登堂入室，三卖而永载史册。久了，习惯了，卖国就成为神圣的职业了，以至于一些年轻的公知们前仆后继地去卖国了。 香港就是中国政治的一面镜子。在英治时期，一大批的左翼爱国者，舍生忘死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拥护共产党、支持新中国。但是，随着历史的变迁，这些爱国者慢慢地被遗忘和被抛弃了。回归之后，那些香港爱国左翼的结局很凄凉，他们即没有政治地位了，也没有经济利益了。相反，那些个骂毛泽东、骂共产党、骂新中国的人忽然被捧为了座上宾。长时间的耳濡目染，使得香港年轻的一代开始走向反叛，他们被反复地被灌输毛泽东、共产党、新中国的邪恶，他们终于成为了香港历史上最坚定的离心离德的叛逆者。香港的老一辈人常常唏嘘，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要否定毛泽东、共产党和新中国，他们不能明白后人怎么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的前辈。在儒家传统深厚的地方，不忠和不孝就是大不敬，大不敬的人们如何获得别人的尊敬呢? 政治是平衡的艺术，很难简单甄别是非，所谓过犹不及。政治投机是非常危险的，否定到最后往往连自己也被否定了。一些政治家的晚年是很痛苦的，背叛的阴影总是挥之不去的，他们不但要面对自己的良知，还要面对子孙成为卖国者的事实。一些权贵为什么会沦落为巨贪，他们的信仰在背叛中已经荡然无存了，他们做任何事情都已经没有底线意识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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